“圩”，《康熙字典》称：“江淮间水高于田，筑堤而捍水曰圩”；《汉语大字典》称：“中国江淮低洼地区周围防水的堤，两淮盐滩筑堤为界也叫圩，如十二圩”。

       “圩村”，系指长江中下游冲积平原上圩堤内的村庄。长江两岸及洞庭湖周边、环太湖流域均有若干圩村，而以地处江淮腹地的扬州圩村颇具代表性，故《康熙字典》和《汉语大字典》均援引为例。

       “圩村文化”乃圩村民众在千百年生产生活中所形成的独特的文化现象。扬州有两条母亲河，一条是运河，一条是长江，但在以往对扬州文化的研究中，重视了运河文化的研究，而忽视了以圩村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文化的研究；扬州是一座水城，重视了城市历史变迁的研究，而忽略了作为城市发展重要依托之一的“天下粮仓”圩村的研究。

       （一）

       扬州圩村的构建，有其独特的成因。数千年前，汹涌澎湃的广陵潮渐次东退，留下大片沙洲，大自然馈赠了扬州汉唐城池以南这片广袤的沿江漫滩冲积平原。扬州东起江都嘶马、大桥，西至仪征青山、十二圩，北至邗江杭集镇南的沿江圩村地区的民众在沿江修筑高大圩堤，以阻挡潮水的侵扰。堤内有计划地开挖纵横交错的沟渠，农民村落排居圩中。村庄名称多与水有关，多以“圩”、“港”、“坝”命名。至今沿江不少乡镇还保留有头圩、二圩、六圩……十二圩、新坝、邱家港等地名。扬州圩村有以序号、姓氏编名的，也有以其位置、功能编名的，还有些圩名至今不解其意，如“公一圩”、“公四圩”等。

       圩堤是圩村民众的生命线，因此圩堤设计周密，堤内培植大片桑树，堤外密植耐水淹的杨柳以防台风潮水的冲击。宋人杨万里《圩田》诗曰：“古今圩岸护堤防，岸岸行行种绿杨”、“万杵一鸣千畚土，不是修圩是筑城”，就是描写杨柳护岸、民众修筑圩堤的壮观景象。经千百年数代人的修筑，逐步形成一个规划完整、系统庞大、科学合理的圩堤农水系统，将抗洪、灌溉、运输、居住等民众的生产生活需求融为一体，形成壮观的圩堤文化。北宋范仲淹对圩堤曾有精确描述：“江南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涝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

       圩村民众变水害为水利，与特定自然条件和谐共存，勤劳耕作，创造了灿烂的圩村文化。

       （二）

       圩村文化缘于水，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因水而盛，与圩村民众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联，且带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

       圩村建房必先组织人工挑筑庄台，四周环水，南低北高，切面成梯形，位于村庄两端的民居位置稍微前移，村庄中段民居则稍向后挪，整个村庄平视与俯瞰均形成一道弧线形。许多村庄布局还打造成船形或箱形。有的村庄构筑直接分为前舱、中舱、后舱，有锚墩、锚链、桅杆等象征物。村民进出村庄或用若干磨盘拼连成磨桥，此桥远观若一串棋子，俯瞰如粗硕锚链；或用跳板链接，日暮时分撤去跳板，村庄便与外界分隔，一座座水乡村落犹如一艘艘半封闭状态下的不沉之舟。

       村民虽临水而居，却不忘依山之势。他们在屋后高地植有连片竹林和高大乔木，以遮蔽冬天的寒冷空气，使村庄常年保持冬暖夏凉的生态环境。将连片高大树木作居屋背景，远观极似山峦屏障，巧妙地变无山为有“山”，营造出村落的山阳之气。

       圩村民居与城市民居在风格上存在明显差异，平常人家一般以三间两厢带小门厅为组合，形成一个农家小四合院，房屋体量规模普遍不大，屋架偏小，也很少雕饰，显得质朴无华。也有许多民居不惜重金将屋顶打造成船轩式结构，人在屋内如在船上，以祈永避水患。也有较大的村庄，或有大户人家几纵几横的建筑布局，雕饰精美的砖雕石刻等，但均未布置花园构筑，他们十分珍惜与江水争来的土地。

       在邗江的沙头、李典、杭集等乡镇的民居中，还有一种独特的“包厢”建筑。即在传统民居三间两厢连续数进的主屋之外，又增加两边的廊房，对主屋形成包围之势，故称“包厢”。这种以主屋外加包厢的组合建筑，不同于城里大户人家的几纵几横的住宅气势，却使整个民居形成一个布局上有分有合，功能上有主有次的水乡微型建筑群。它把中国传统文化和含蓄内敛的东方美发挥到了极致。明嘉靖仪征名儒张榘曾有诗曰：“地僻心偏静，村幽客到疏。不比扬雄宅，还同诸葛庐。”

       杭集有座古东岳庙，始建于明嘉靖元年（1522），寺庙就坐落在三面环水的半岛上，状似一片荷叶漂浮水面，传说那里供奉的菩萨也是“洪水淌来的”。他们在寺庙四周规划了“太极水系、二龙戏珠、日月同辉”三大水景观，将道教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与水乡特色相融合。这在扬州其它寺庙园林中绝无仅有，堪称一绝。

       这些村落状态的形成，往往伴以“水载舟行”的传说故事，为村落增添了神秘的色彩。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虽经历过大规模的农田方整改造，但我们至今仍可从卫星地图上依稀可见圩村地区许多弧线形、船型的庄台。这种蕴含避水祈福的理念，表达了先民的一种朴实的人文祈求。

       圩村的民俗往往与水关系密切。在杭集夹江边，朝廷因漕运需要，修筑了漕粮接运圩堤，地名就叫“接漕圩”。当年漕兵夜晚在桅杆上挂上灯笼作航标灯，便于江上行船。漕运使命结束后，“车圩灯”相沿成习。每年正月灯节傍晚，全村家家点亮灯笼聚集圩头，由青年将灯笼集中升至桅杆顶端，红光闪烁十数里外，十分壮观。此时圩长祝祷一年风调雨顺，青年逗乐、儿童戏耍、老人叙旧，欢声笑语，乡风圩情，其乐融融。

       扬州许多圩村神秘、幽静、美丽，堪称人间仙境。明末清初诗人纪映钟移居仪征圩村时曾写下《游新城桃花坞》诗：“谢公城不见，仿佛见桃源。十里飞霞绮，一溪通水村。日迟行酒促，风静落红翻。薄暮登前阜，清江露远痕。”恰似陶渊明笔下的“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源。又有仪征“东门桃坞”为清代画家诸乃方笔下的真州八景之一，地名依旧称“桃坞村”。

       圩村是四周围水的半封闭村落，一个村庄就是一个世界，村民聚族而居，同舟共济，保留了许多家族制度的痕迹。比如，定期修订宗谱、族长定期巡抚族人、春节族人互相拜年等等，就连祭祀祖先的活动都有特定的仪规和形式。邗江北洲地区、杭集圩田地区、仪征十二圩等地民众，在清明时节还专门制作一种十分精致的以青蒿、糯米面为主原料的“印子”食品祭祀祖先，以寄托“生生不息”的愿望。

       由于雕版印刷在圩村传承，杭集东岳庙每年端午节由道士刻印“咒符”送到各家，一般人家送红符，有孝的人家送黄符；每年腊月二十四之前往各家送灶神像，寺庙与民众经常沟通，寺庙香火常年旺盛。

       水是圩村文化之魂。圩村地区因临长江，水运发达而孕育了许多重要的集镇，曾对扬州历史发展做出很大贡献。如赫赫有名的千年古渡瓜洲、盐运之都十二圩，还有临江的嘶马、大桥等商业重镇。

       由于圩堤上大量栽种桑树，蚕桑生产也很发达。民国时，扬州蚕茧产量居苏北之首。水源充裕，有利花木生长，花木市场随之繁荣。历史上扬州是有名的花城，扬州盆景盛于明清，为全国五大流派之一，圩村花木是其重要依托。

       圩村临江而渔。江内洄游性鱼类有刀鱼、鲥鱼、河豚、江蟹、江虾，还有被列为珍贵鱼类加以保护的中华鲟、白鳍豚等中国特有的珍贵淡水哺乳动物。

       水域面宽，芦苇丛生是这里的特色。明代已有编织记载，至上世纪中叶仅邗江的沿江一带农村，约有2300多农户从事芦编。其中以瓜洲为最，有“瓜洲无二业，家家打窝折”之说。民国时，国民政府专设“江边公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县还成立了“芦柴办事处”，后改为江滩办事处，成为县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

       在民众安居乐业的状态中，圩村与水密切相关的手工业也十分发达。雕版印刷、毛笔制作、牙刷生产、玉器雕琢、竹篾编织、芦席编制等手工作坊因势而生，世代传承。

       扬州织席历史悠久，而席草从育苗到成熟生长水中长达八九个月，是典型的水生植物。民国时期仪征朴席十分畅销，当时有织席机户近2000户，织席半劳力3000余人，有席商170余家，仪征朴席与苏州、宁波草席并列全国三大名席。

       圩村正是凭借水的优势才有了丰富物产，孕育了今天源于圩村地区的一批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传统技艺、生产方式深深打上水的烙印，是先民留给我们的宝贵物质与精神财富。

       （三）

       扬州自汉唐以来江海岸线的变迁史，就是圩村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史。沿江民众的生存环境与江海岸线的变迁密切相关。圩村民众变水害为水利创造的圩堤系统，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典范。由于临江而居，物产丰富，交通便捷，自古以来就得到政府的重视。历届政府的沿江政策大大推动了沿江开发，促进了圩村文化的发展。

       圩村文化是典型的民众文化。民众多与农事打交道，与生活息息相关，乡土气息浓郁，朴实而不张扬。尽管如此，它内在的经济价值与深厚的人文底蕴不减，处处闪烁着文化的光辉。如村庄设计的避水理念、因水相传的鲜活民俗、因水而生的手工技艺等，对比城市文化更具亲和力，更接近生活，具有鲜明的民众性特征。

       圩村文化来源于水乡民众，远离城市，但这种文化的发展走向，必定要受到城市发展的左右，对城市的从属地位亦十分明显。圩村多数地处临江，圩堤常受江潮侵害，人文遗迹零散，仅凭民众口头传承，缺少文字记载，传承关系十分脆弱；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逐渐淡忘，致使圩村文化难以留存，成为扬州城市变迁中文化传承的一大难点。

       圩村文化是扬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淀深厚，形态独特，而又深藏不露，鲜为人知，完全揭开其神秘面纱尚有待时日。然而从我们初步了解的情况可以预见，圩村文化的探求和研究，对于扬州乃至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进程和未来发展走向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