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篇

陆文夫喝酒，可以找到许多理由。其中一个理由是：为了友情。在一次“酒与文学”的笔会上，陆文夫说，“世上唯有一样东西能一下子拉近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那就是酒。”（《扬子晚报：本报发表一组江苏作家怀念陆文夫文章》）他这样说，是有依据的。陆文夫经历过20年的政治风雨，人生两落三起，在高压下能够生存，晚年又传奇般荣升“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与老友们之间的相濡以沫、情深义重、一路呵护，有着密切关系。民间喝酒，有句俗语：“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抿一点。”不管朋友们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陆文夫与他们往来，常常以酒代言，举杯传情，联结友谊。在推杯换盏中，老友们精神上得到了满足，也建立了友情。为此，陆文夫一生饮酒无数，广交朋友，不少人还成了铁杆酒友。下面以高晓声、汪曾祺为例，讲一讲他们的饮酒故事――

高晓声

高晓声在陆文夫的社交圈中，情感分量最重。先用何镇邦笔下的一个故事，来说明他俩的关系：“据说‘文革’后70年代，高晓声从常州到苏州来，有一次在陆家与文夫喝酒，从中午一直喝到晚上，结果陆家的管夫人当头棒喝一声：‘再这么喝下去，要喝死人的！’老哥俩这才打住。”（何镇邦《我所认识的陆文夫――送文夫兄》）由此可见，他们不是一般的酒友。两人有缘，情份很深，彼此的人生，原本就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可用“传奇”来形容。

第一，他俩的祖籍，都在常州武进。青年时代，俩人虽在南京工作过。但高晓声来自常州武进，1957年因“探求者”事件被开除公职后，又回到老家武进，在那里娶妻生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后来高晓声成名，走南闯北参加各种活动，总改不掉一口正宗的常州方言，给他社交带来许多麻烦。陆文夫不是武进人，但他的祖籍在武进。义和团时期，祖父在从武进迁居泰兴，陆文夫出生于此，便成了泰兴人。但祖父的常州方言，陆文夫耳熟能详，血脉中的苏南因子，又使他对常州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感情，日后与高晓声交往，能够臭味相投、结缘为友，这是一个重要因素。别人邀请陆文夫参加活动，他会把高晓声带上；别人邀请高晓声做报告，高晓声也会把陆文夫带上。高晓声骨子里清高，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但不能不带陆文夫一块儿玩。他的一口浓郁的常州方言，只有陆文夫在现场翻译，别人才能听得懂。

第二，他们儿时生活的故乡，都有酿酒习俗。陆文夫《壶中日月》说，“泰兴盛产猪和酒，名闻长江下游。”因为“酒糟是上好发酵饲料，可以养猪，养猪可以聚肥，肥多粮多，可望丰收。”所以在陆文夫故乡，只要种旱谷的地方，村里都有一二座酒坊。高晓声的家乡，也有酿酒习俗。他说，“我叔父家年年做酒，那只酒缸很大，就放在我们两家的公厅墙角里。”（《壶边天下》）不管村里酿酒，还是家中酿酒，都会给儿童成长带来影响。日后他们善饮，与这种环境有关。

第三，他们小时候，都有饮酒和醉酒的记录。陆文夫称，自己十二、三岁便能饮酒。在故乡泰兴一年一次的酿酒时节，孩子们在酒坊里玩耍，会“捧着小手到淌酒口偷饮几许。那酒称之为原泡，微温，醇和，孩子醉倒在酒缸边上的事儿常有。我当然也是其中的一个。”陆文夫十三岁时，姨表姐结婚，三朝回门须闹酒。“娘家和婆家都要在亲戚中派几个酒鬼出席，千方百计地要把对方的人灌醉……眼看娘家人纷纷败下阵来时，便按捺不住，跳将出来，与对方的酒鬼连干了三大杯，居然面不改色，熬到终席。”（《壶中日月》）最后的结果是，陆文夫醉倒了，一连酣睡了三个多小时。

高晓声少年时代，也有饮酒的记录。“母亲做菜时，就派我去灶下烧火。灶角上坐着一把锡酒壶，盛的是老黄酒。烧荤腥时，用它做料。每次只用掉一点儿，所以那壶里经常剩得有许多酒。我烧火的时候只要一伸手就能拿到。假使我喝红了脸，完全可以说是被灶火烤红的，我何乐而不品尝这‘禁果’!不久我母亲就怀疑壶漏了。后来才发现是漏进我嘴里去的。她就骂我‘好的不学，专拣坏的学，一点点(北方话叫一丁点儿)的人倒喝酒了!’骂过以后，我就不怕了。因为她没有打我。”（高晓声《壶边天下》）高晓声说，母亲的态度是一种默许，从此他便告别灶台的锡酒壶，转而对叔叔家的酒缸产生了兴趣。酒缸很高，他个头太小，“舀一碗酒也不容易，我脚下得垫一张板凳，用力掀开沉重的缸盖，把上半个身子都伸到缸里去才舀得到。有一次我这样做的时候，被叔叔碰到。他连连喊着‘哎呀、哎呀、哎呀……’一把将我按在缸沿上，掀开缸盖拉我出来。我以为他要打我了。谁知他倒吓白了脸，半晌才回过气来说：‘小爷爷，你要酒叫叔叔舀就是了。你怎么够得到!跌进酒缸去没人看见淹死了怎得了!’”（高晓声《壶边天下》）有过这种经历的人，长大后岂能不喝酒？

第四，他俩都是病秧子，所以晚年都存在健康问题。范培松《陆文夫传》介绍陆文夫：“1944年，他患了伤寒病……迫使他离开故土，来苏州投亲养病，从此和苏州结下良缘。当时，他在苏州有个做生意的姨妈，他拖着病躯，告别长江，乘着一条小木船，闯进了苏州。”20余年的政治灾难，也给陆文夫的健康带来隐患，再加上创作的劳累，烟酒的侵害，晚年陆文夫便患上了严重肺病。最后一次参加江苏省作协的会议，是作家苏童将他背上楼的；平时到《苏州杂志》编辑部上班，陆文夫走几步便会大喘，只能走走歇歇，有时还要坐一会儿，才能一点一点移到办公室。严重的肺病，一直折磨着老作家，一直到他离开人世。

高晓声也有肺病。1957年因《探求者》事件,高晓声受到批判。灾难当头时他突然失踪了，回到老家与大学同学邹主平领取了结婚证。邹主平有肺病，不宜结婚。高晓声与之确定夫妻关系，就是下决心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但新婚不到一年，邹主平去世，高晓声遭受更大的精神打击。人们认为，“邹主平的肺病还传染给了他，妻亡后他自己的肺病也日益严重，幸亏得到当时在苏州文化局工作的一位好友的帮助，进苏州第一人民医院治疗，拿掉了三根肋骨，切除了两叶肺，才得以活了下来。”（石湾《从董墅故居走进高晓声的文学世界》）其实，高晓声得肺病，并非全因邹主平传染，他有家族病史，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张春红《高晓声文学年谱》说，1942年高晓声14岁，“这年暑假，高晓声正准备升入初三，母亲却因病去世( 大概是肺结核病，因为高晓声的两个舅舅都死于肺结核病，成年后的高晓声也饱受此病的折磨)。”可见，在疾病缠身这一点上，陆文夫与高晓声是一对难兄难弟。

第四，他们早年都与新闻结缘，或学习过新闻，或从事过新闻工作。解放初期，陆文夫随军南下回到苏州，最初的职业就是报社记者。范培松《陆文夫传》说，“1948年，陆文夫毅然坐上了一条去苏北的小船。……原来他准备豁出命去打游击，可是游击未打成，却被分配到华中大学干部训练班学习。不久，国民党全面崩溃，他又随军南下，来到苏州，在新华社苏州支社（《苏州日报》前身）当采访员（记者）。想不到，记者一当就是八年。他像只百灵鸟，开始为新中国唱赞歌。他拼命地写新闻、通讯，甚至连社论也写。职业的方便，使他接触到各种层次的人；他携带着照相机，往来不息地穿行在苏州的大街小巷之中。”

高晓声没从事过新闻工作，但他学过新闻，报章很少提及这段经历。张春红《高晓声文学年谱》描述说，1948年高晓声中学毕业，本想报考大学文学系，父亲坚决不许，说文学系毕业出来就是失业，“后来我进大学（上海法学院，1950年8月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即现在的上海财经大学）读了经济系”。（高晓声《曲折的路》）由于上大学费用高，高晓声便勤工俭学，白天读书，晚上到“国民教育班”去教书，每月有28元收入，也难维持个人生计。次年6月，只得退学，再考入无锡惠山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学的是新闻，心却用在了文学上。他抓紧一切时间，夜以继日沉浸在书海中，想弥补自己在文学知识方面的缺陷。学习一年毕业后，被分配至苏南文协筹委会，担任编辑，同时进行文学创作。他开心地说，这“真是一连串心满意足的日子。我参加了革命又被分配去干上了文学这一行。天空是那样明朗，大地是那样平整，空气是那样芬芳，我的心底是一片光明！”（高晓声《曲折的路》）

第五，他们的文学代表作，内容都与吃、住相关。陆文夫的代表作，一是中篇小说《美食家》，二是长篇小说《人之窝》。陆文夫坦言，《美食家》就是探讨吃饭问题的小说。作品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作者通过小说，指出了当代中国发展中的一个荒诞现象：“我们在基本上解决了‘吃人’的问题之后，没有把吃饭的问题提到首位，还是紧紧地围绕着‘吃人’打主意，老是怀疑有人要吃人，甚至把那些并非吃人而是企图救人的人当作是吃人的魔鬼。……结果却是肚皮和人们开了个玩笑，事实证明‘老三篇’可以不读，不吃饭却是不行的。”（《写在〈美食家〉之后》），作者意在批评过去的政治运动，指出历史发展的倒行逆施。他的长篇小说小说《人之窝》，是写一幢民宅大院（许家）的历史变迁。小说“第六回”开篇有两句话：“住的问题解决了，吃就上升到第一位 ”。说明“吃”“住”问题很重要，已在作者脑海里根深蒂固。《美食家》出版后，影响波及海内外，陆文夫因此获得了法兰西骑士勋章；《人之窝》出版后，评论家曾文渊兴奋地说：“小说在《小说界》发表时,我就迫不及待地读了；成书后又读了一遍,仍然兴味不减。……（它）在近几年我读过的为数不多的长篇小说中属于上乘之作,和那些被‘炒’得‘火爆’的作品比较起来毫无愧色,算得上精品。”（《与精品意识》）小说结尾处，作者借高孝梯的口说，“如果真有广厦千万间的话,千万别再由大小爷赏赐,也不能由公家分配,要不然的话,这纷争何时了结。”认为小说体现了作者对现实的忧患意识。

高晓声的代表作，是短篇小说《漏斗户主》（包括它的系列短篇《陈奂生上城》等）与《李顺大造屋》，也是写吃饭和住房问题，只是场景由城市搬到了农村。前者主人公陈奂生，为了吃饱肚皮去奋斗，却总也达不到目的，造成了一个又一个悲喜剧；后者主人公李顺大，本是一个穷苦农民，解放后分了土地想造房子，这看似简单的人生目标，却用了近30年的时光。两篇小说都在揭露“左倾”政治运动的荒谬性，以此告诫读者，它们损害了民众的切身利益，也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高晓声塑造的“陈奂生”形象，被学术界誉为继鲁迅的“阿Q”之后，又一个生动的中国农民形象，成为新时期勤劳善良、希望过好生活，但又愚昧麻木、观念落后的农民典型。两篇小说都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陆文夫与高晓声，相似的人生经历还有一些。比如：他们同为1957年江苏省批准的第一批（11位）专业作家，这些作家是：方之、艾煊、叶至诚、宋词、陆文夫、高晓声、梅汝恺、黄清江、曾华、杨丹萍、顾尔镡；他们一起因“探求者”事件，被驱出文坛，下放到工厂或农村劳动改造；他们一同任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陆文夫任主席，高晓声任副主席；他们都很善良――有一年作家叶文玲到三峡参加笔会，钱被偷了想不开，同行的陆文夫和高晓声，一个用苏州话，一个用常州话，一齐苦苦劝说叶文玲：“别难过了，钱财是身外之物，大度开心最重要！”为了宽慰叶文玲，他们还将自己受骗买的两篓烂桔子，也扔进了江中。其实，那两篓桔子中有不少可食用，但他们全扔了，目的就是给叶文玲做个榜样：钱财是身外之物，不必看得很重，“君子总有被小人欺的时候，破这点财不算什么，随它去随它去！”两位作家大哥的真诚行为，把叶文玲感动了。（叶文玲《迟送一朵雪莲花》）……

种种奇缘，将陆高二人连在了一起，他们情投意合，喝起酒来难舍难分了。当然，二人交往，陆文夫对高晓声关照更多一些。黄恽《高晓声的先见》说：“陆文夫家庭生活稳定和美，高晓声却结（婚）而离离而结（婚），给他带来心理上很多起伏和打击。陆文夫谈高晓声，总为他一团糟的生活而惋惜。文人圈里都知道，当年两人一起出差，高晓声总是床上一躺，衣服都由陆文夫来帮他洗。陆文夫对此无奈且略有不满，但还是认真地洗，自觉有着惺惺相惜的情怀。高晓声虽然这么躺着，内心自也敬重这位能相濡以沫共同患难的朋友。”高晓声自己也说：“1980年7月登黄山，我是空身拄一根竹棍，连洗漱用具都是他（陆文夫）帮我拿的。我两步一喘，三步一歇，慢得如蜗牛；他始终耐心地同我一起不离开，事后还‘称赞’我登黄山是唱着《国际歌》上去的。有时候我换下脏衣服丢在那儿不洗，他洗衣服的时候就帮我洗了，同时则笑着说我懒。”（《与朋友交》）这样“铁”的老友，凑到一块儿饮酒，从中午喝到晚上，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高晓声喝酒，率真豪爽，却过于不拘小节，容易被人诟病。叶兆言说：高晓声过去经常来他家蹭饭，喜欢高谈阔论，“我们家保姆总在背后抱怨，嫌他不干净，嫌他把烟灰弹得到处都是。一来就要喝酒，一喝酒就要添菜。”（《高晓声与汪曾祺》）高晓声自己也告诉林斤澜，有一次他到叶至诚家蹭饭，“喝酒谈天到夜里，叶至诚夫人一脸乌云，竟下逐客令。”（程绍国《天堂水寒》）如此看来，朋友家的女主人大都不欢迎他的到来。高晓声饮酒邋遢粗犷，早已名声在外。

尽管如此，并不影响陆文夫与高晓声在一起，快乐而尽兴地喝酒。胡殷红《吃遍天下 还是回家》写道：“陆文夫先生和汪曾祺、高晓声、林斤澜是老酒友,遇到了,整天在一起喝酒,喝得连会都忘了开。”这话不假。但忘记开会的人，不是陆文夫，而是其他几位嗜酒如命的老友。陆文夫讲过一件事：“汪曾祺和高晓声喝起酒来可以说真的是陶然忘机，把什么都忘了。那一年在上海召开世界汉学家会议，他们二人和林斤澜在常州喝酒，喝得把开会的事情忘了，或者说并不是忘了，而是有人约他们到江阴或是什么地方去吃鱼、喝酒，他们就去了，会也不开了。说起来这个会议还是很重要的，世界上著名的汉学家都来了，因为名额的限制，中国作家参加的不多。大会秘书处到处打电话找他们，找不到便来问我，我一听是他们三人在一起，就知道不妙，叫秘书处不必费心了，听之由之吧。果然，到了会议的第二天，高晓声打电报来，说是乘某某次列车到上海，要人接站。秘书处派人去，那人到车站一看，坏了，电报上的车次是开往南京去的，不是到上海的。大家无可奈何，也只能随他去。想不到隔了几个小时，他们弄了一辆破旧的上海牌汽车，摇摇摆摆地开上小山坡来了，问他们是怎么回事，只是说把火车的车次记错了，喝酒的事只字不提。”（《酒仙汪曾祺》）

高晓声喝酒，虽会误事，心态却好，有时还自我表扬。他说，“我忘了自己是什么时候养成喝慢酒的习惯的，大概总在感到生活太无聊，有太多的时间无可排遣吧。到了这地步我当然被磨平了棱角，使酒也不会任气了。因此心平气和在酒桌一角看过不少好戏。”（《壶边天下》）“心平气和”，是高晓声对自己的评价。而在朋友们眼里，高晓声只要喝了酒，断不会“心平气和”。当年，高晓声写出小说《李顺大造屋》，在全国一炮打响，获得了全国短篇小说奖。发表之前，在酒桌上征求老友意见，他并不谦虚。叶兆言说，“我记得陆文夫看手稿，说小说很好，不过有些罗嗦。话是在饭桌上说的，大家手里还揣着酒杯。高晓声追着问什么地方罗嗦了，陆文夫也不客气，让我拿笔拿稿子来，就在手稿中间删了一段，高当时脸上有些挂不住。我印象中，文章发表时，那一段确实是删了。”（《高晓声与汪曾祺》）

高晓声性急暴躁，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林斤澜回忆：“有一次我和阿叶（谷叶，林斤澜夫人）、曾祺到南京，然后去了常州高晓声那里。叶至诚一家三人，还有一个章品镇一起去。常州一个酒店的老板是高晓声的堂弟，那天是他请的客。高晓声带妻子儿子来，那天吃了很多很好的江蟹。曾祺喝了点酒，兴致很高，要画蟹，画了几只蟹。因为宣纸上留得空白大，又都是老朋友，曾祺说大家都把名字写上去，也是雅事。轮到下辈，叶兆言写了就轮到高晓声的儿子。高晓声对儿子说，字要写得大，好像是说要比别人的都大。可是儿子写得还是小，想不到高晓声发火厉害，拿起一只斗笔，把整张画给涂了！你看你看，这样的脾气……”（程绍国《天堂水寒》）

想当年，面对高晓声的暴躁脾气，陆文夫司空见惯，权当一种享受。他为高晓声的小说提意见，高晓声脸上挂不住，在外人看来很难堪，其实他们老友之间，常有思想博弈，这是增强友情和信任的粘合剂。作家许少飞说，有一次在扬州，召开江苏省作协理事扩大会，最后的午宴放在富春茶社。陆文夫和高晓声同桌赴宴,一边开怀畅饮，一边针锋相对，“好像每上一菜，他们都‘斗嘴’”。（徐颖宏《“天下名馔集于富春！”》）这说明，他们既是挚友，又是诤友，彼此真诚到了毫无芥蒂的地步。当然，两位老友有话则长，争得面红耳赤也无所谓；无话则短，有时可以不说话坐着发呆。高晓声说，他与陆文夫，平时相处不多，偶尔开会出差，同住一个房间，才有了一些交流的机会。交谈时，“有时有很多话谈，有时则很少。有就谈，没有就不谈。很自然，谁也不用敷衍谁。往往默默坐着，各想各的。半晌才说一句话，发现时间迟了，说一声睡吧，就睡了。”（《与朋友交》）

正因为感情深厚，高晓声逝世后，陆文夫十分悲痛。李凌俊《“天堂”痛失“陆苏州”》说，“陆文夫的骨子里有着中国传统文人的名士气，气节和情义是他最看重的东西。许多人还记得，内向的他在老友高晓声的追悼会上，读悼词时热泪纵横、泣不成声。之后的几年，他还为出版‘高晓声文集’四处奔波。”对这件事，评论家黄毓璜《怀念高晓声》一文，写的更详细：“老高去世以后，老陆婉拒了组织上为他出文集的打算，说自己留了二十万元让女儿去张罗了，却带着病弱之身，为给高晓声文集的编辑出版尽心费力。”这种事情，一般酒友做不到。

汪曾祺

作家们说起陆文夫，会习惯想到汪曾祺。叶文玲就说，“记得我们不约而同在各种各样的‘笔会’相逢，老陆总是启开他那一口到古稀之年还是雪白整齐的牙齿，相视一笑再说一声‘真是有缘’，接下来，便是我听他慢条斯理的说道江苏朋友间的文事和家长里短，如果在他事先已经喝过三两老酒或者得知晚间将有老友可对酌时，这时的老陆，从表情到话语，就越发的可爱可亲。所以我常常将北京的汪曾祺和苏州的陆文夫，看成南北两地天造地设的一对最嗜酒又最可爱的作家老头。”（叶文玲《迟送一朵雪莲花》）有趣的是，陆文夫一谈到喝酒，也会想到汪曾祺。范小青就写过这样一段文字：“在公路边喝酒的时候，他（陆文夫）常常跟我说起他的一些酒友，高晓声、叶至诚、汪曾祺、林斤澜等等，他虽然称汪曾祺为酒仙，心里却颇不服汪老的酒量，喝得高兴起来就说，汪曾祺，其实他喝不过我的。”（《在路上――追忆陆文夫老师》）一位酒友，能让陆文夫“耿耿于怀”，说明此人在他心目中，份量很重。

汪曾祺同陆文夫，同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二人成就不分伯仲，喝酒也不分高低。陆文夫说汪曾祺喝酒喝不过他，人们无法考证。倒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二人因酒生情，二人喝起酒来都很尽兴。《人民日报》称，“陆文夫和汪曾祺、高晓声、林斤澜是老酒友，遇到了，整天在一起喝酒，喝得连会都忘了开。”（胡殷红《作家陆文夫谈吃》）陆文夫喝酒，有没有忘记开会，尚无文字记载。但汪曾祺确有“前科”，陆文夫《酒仙汪曾祺》一文有记录――前面所说的汪高二人因喝酒，误了参加上海的“世界汉学家会议”，就是明证。

从这件事看出，陆文夫饮酒，要比汪曾祺理性，没有醉酒的“绯闻”。而汪曾祺的“醉名”，却远远超过陆文夫，所以他喝酒应酬之事，也比陆文夫更多。有一次，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一个代表团，到香港访问，当地一位风水先生请汪曾祺吃饭，陆文夫作陪。陆文夫说，“我因为晚上要开会，不能去。到了晚上十一、二点钟，我的房门突然被人猛力推开，一个人踉跄着跌进来，一看，是汪曾祺，手里还擎着大半瓶XO，说是留给我的。大概是神仙与酒仙谈得十分投机，喝得也有十分酒意。汪曾祺乘兴和我大谈推背图和麻衣相……”（《酒仙汪曾祺》）

喝酒喝成汪曾祺这样，也就成了酒仙。仙人对民间小事，也就不上心，比如忘记开会、朋友之间爽约等等，便成了家常便饭。好在朋友们了解汪曾祺，有些事情过后，也就一笑了之。陆文夫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汪曾祺不仅嗜酒，而且懂菜，他是一个真正的美食家，因为他除了会吃之外还会做，据说很能做几样拿手的菜。我没有吃过，邓友梅几次想吃也没有吃到。……终于有一天，约好了时间没有变，邓友梅早早地赶到。汪曾祺不在家，说是到菜场买菜去了。可是等到快吃饭时却不见他回来，家里的人也急了，便到菜市场去找。一看，他老人家正在一个小酒店里喝得起劲，说是该买的菜还是没有买到，不如先喝点吧，一喝倒又把请客的事儿忘了。”（《酒仙汪曾祺》）――这可能是邓友梅此生遭遇的最尴尬的事情了。但面对汪曾祺先生，也只好笑笑便罢。

其实，这也是陆文夫的态度。他可以写出酒友们的许多囧态。但要他接受别人的教训，从此远离饮酒，却不可能。对于自己和朋友的饮酒，他这样诠释：“没有什么目的，只求一种境界：云里雾里，陶然忘机。陶然忘机乃是一种舒畅、快乐，怡然自得，忘却尘俗的境界，在生活里扑腾的人能有此种片刻的享受，那是多么的美妙而又难能可贵！”（《做鬼也陶然》）如果汪曾祺先生在世，也会说这种话。

在陆文夫饮酒生涯中，能够陪其痛饮的朋友，除了上面两位，还有许多。比如，苏州的凡一、范小青，南京的宋词、叶至诚，北京的林斤澜、王蒙、吴泰昌、何镇邦，安徽的陈登科等。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陆文夫饮酒，如同他享受美食，不是为了取悦舌尖，而是为了留住情谊，他把酒当成了物化的精神通衢，也看成情感象征。在中国古代，酒是“中和”之物，它对社会礼仪，能起到某种规范作用。邹阳《酒赋》说，“庶民以为欢，君子以为礼，”说的就是中国人的饮酒之道。而饮酒者，也会因此分为三六九等。与陆文夫先生同饮的人，层次自然不会低。但区分等级的依据是什么？陆文夫自有说法。下篇我们再详细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