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籍贯研究,一向是“施学”研究者关注的热点。施耐庵到底是哪里人?学术界往往多依托《施耐庵墓志》对其进行研究,笔者在此基础上,从文化生态学和系统论的视角对施耐庵里籍进行深入考证。

一、从胡瑞亭披露的《施耐庵墓志》考证施耐庵里籍

淮安人王道生所写《施耐庵墓志》(以下简称《墓志》),在施耐庵里籍研究中具有奠基石作用。《墓志》最早刊载于1928年11月8日上海《新闻报》的《施耐庵世籍考》一文中,是兴化人胡瑞亭于民国初年调查人口时,从白驹镇施家桥《施氏族谱》中发现的。胡瑞亭记述如下:“今秋间,瑞亭因奉公调查户口,迤逦长途,按户编籍,至兴化白驹镇有施家桥者,见其宗祠中,所供一世祖,讳耐庵,心窃疑之,询其族裔,乃悉即著《水浒传》之施耐庵。更遍观族谱,得《耐庵小史》即残零之墓志,爰录其崖略,供爱慕施耐庵先生者作为考证焉。”胡瑞亭节录的《墓志》记述:“公讳子安,字耐庵。元末赐进士出身,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先生家淮安,与余墙一间。”“去岁,其后述元迁先生移柩南去,与余流连四日。”由此记述,对照《施氏家簿谱》可知,施耐庵名彦端,字子安,耐庵是他的号。“公讳子安,字耐庵”就是兴化县施家桥人施彦端。“其后述元迁先生移柩南去”,即施耐庵长孙文昱(述元)将祖父施耐庵之柩南迁归葬于故里兴化县施家桥,施耐庵墓现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由此可见,施耐庵里籍为兴化施家桥有着确凿的文物史料支撑。施耐庵之所以从兴化转避淮安并终老于此,是因为明政权对兴化人监管甚严,以防范张士诚余众再起。

1944年刊行的〔民国〕《兴化县志》,又称《兴化县续志》,亦载有《墓志》,但相关内容被编修人员刘仲书、赵一褒增饰,一些记述已非原貌,增饰的文字在学术界饱受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墓主的生卒年、中进士年份、著作种类与名称等方面。黄俶成在《施耐庵与〈水浒〉》中记述:“至80年代,仅健在的当年《续志》的编纂者之一王益谦先生多次向我证实,他曾亲见白驹送来的咸丰《施氏族谱》中《施耐庵墓志》的原抄件,并藏有一份。他对刘仲书擅自改动原抄件颇有微词。徐放报告也提到他曾在1952年见过王益谦先生所藏原稿。”顾启等在所撰《从鲁渊、刘亮生平和〈耐庵遗曲〉谈〈施耐庵墓志〉的可信性》一文中指出:“这里需要声明的是《墓志》应以1928年胡瑞亭披露的为准,那个收在《兴化县续志》里面的已经被刘仲书等人妄改的不足为据。”胡瑞亭节录的《墓志》仅395字,而后来收入〔民国〕《兴化县志》并于1952年在《文艺报》公布的《墓志》则有468字,许多被批为“不通”的地方都出自刘仲书等人妄自增饰的语句。

实际上,《墓志》除了上述两个版本,应该还存在一个至今仍在寻找的原拓本。据现代作家朱自清扬州府中学堂同学陈仁山之子陈麟德回忆,〔民国〕《兴化县志》编修者刘仲书曾与家翁说过:有人曾在北京琉璃厂古玩铺见过《墓志》的拓本。黄俶成在《施耐庵与〈水浒〉》中亦曾记述:“《施耐庵墓志》原载体未见,曾有拓本传世,今亦不见。”我们期待施耐庵后裔和淮安周边地域的有识之士及藏友,能够早日发现《墓志》的原本或拓本,以释疑解惑。在没有找到《墓志》的原本或拓本前,应以胡瑞亭节录本为准,对〔民国〕《兴化县志》增饰版要去伪存真,求同存异。有些学者无视系统论原理和真实性原则,将〔民国〕《兴化县志》收录的《墓志》妄改本作为靶心,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以“三重证据法”(地下文物、地上材料、民间口碑)证实的兴化施耐庵的存在,显然是不可取的。

二、从文化生态学视角考证施耐庵里籍

兴化位于里下河地区腹部,四面环水,是闻名遐迩的水乡,有“水浒摇篮”赖以产生的锅底洼、荷叶地、芦苇荡、水浒港等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更有丰富的与施耐庵有关的民间传说。

海峡两岸合作发展基金会顾问、台湾专栏作家协会秘书长、籍贯山东郓城人李在敬在所撰《梁山泊是施耐庵的故乡》(1992年11月20日台湾《“中央日报”》)中就施耐庵的里籍问题阐述得很清楚:

兴化县即是梁山泊。施耐庵的故里兴化县施家桥,据查勘其地理环境,为四面环水,周围阡陌纵横,如不熟悉路径,很容易迷路,而这水乡泽国的风貌,与《水浒传》中对梁山泊的描述非常相似,施氏笔下的梁山泊似是以其故里为蓝图而撰写的。

根据此一发现,《水浒传》七十回本,似应为施耐庵所作无误,同时也可证明,他写《水浒》虽以位在山东西南部的梁山泊为《水浒传》的地理背景,但他未到梁山泊实地勘察地形,而以故乡施家桥的地理环境为设想加以构写的。古时交通不便,文人闭门虚构,写的又非正史,应是常有的事,文采如苏东坡,他所写的赤壁赋,地理环境就不对,可为一大例证。

1952年,文化部施耐庵身世调查团成员、历史学家谢兴尧在所撰《梁山泊的水与施耐庵》一文中记述:

1952年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聂绀弩到江北考察施耐庵历史,住于扬州,往来兴化、高邮、宝应、盐城等处,在兴化白驹镇施家桥各地,得见胡瑞亭文中所提到的施氏族谱、墓志及耐庵小史等文字记录,又见有民国三十二年兴化人民公建、陈同生敬书的《大文学家施耐庵先生之墓》的石碑。周巡各地,只见一片汪洋,满湖芦苇,港汊纵横,无路无涯。从地图上看,各县之间,有宝应湖、界首湖、大纵湖,其南则是太湖。沙家浜的芦荡,正是这一地区的上游。按白驹镇施家桥的住户,施姓最多,均称系施耐庵的后裔,村民父老亦能娓娓讲述耐庵著书的故事。因此,有冯柳塘撰的《从宋史中看水浒》(见1943年9月1日至10日《新闻报》),他认为梁山水泊,即高邮、宝应一带的水村湖沼;所谓蓼儿洼、宛子城,皆张士诚起兵之地。并详加考证,绘图说明。盐城伍佑镇周梦庄所撰《水浒传本事考》,亦谓:“梁山水泊即高邮湖泽。”兴化、盐城诸地父老常把施耐庵与张士诚的关系,衍成许多故事,认定这一流传是事实,且见于记载。据此,则梁山泊水的问题,似可得到一个肯定的答复。……据我们调查所见所闻,可以说关于施耐庵在江南北演说《水浒》,编写《水浒》,与此二地有关,似可论定。

从作品创作背景来看,《水浒传》明面上写的是宋江梁山泊聚义,但是真实的宋江起义与梁山泊并没有关系。元代由于黄河改道南迁之故,梁山泊水枯竭,元末明初梁山泊已不复存在。《水浒传》中梁山泊的地理背景其实主要取自里下河的得胜湖、大纵湖、施家桥芦荡等水泊。

得胜湖位于兴化城东约6千米处,方圆20多平方千米,古名缩头湖。在南宋绍兴元年(1131),水泊英雄张荣在宋江招安被害后,集结梁山旧部,联合贾虎、孟威、郑握等将领,发动渔民加入义军,达1万余众,南下江淮,把梁山火种带到兴化,并联舟建寨于兴化的缩头湖。张荣义军在湖上大摆水上八卦阵,击退金兵主帅挞懒(即完颜昌),取得“缩头湖大捷”,“缩头湖”由此改名“得胜湖”。得胜湖大捷后的次年,刚建立的南宋朝廷遥封张荣为武功大夫、泰州知州,总摄兴化县事。张荣赴任后,就地安置在湖东口附近的义军,并将居住地取名为“水浒港”(今“避风港”)。得胜湖大捷成了义军最光辉的记忆,而这些义军正是水浒故事的传播者,自然会将得胜湖战斗事迹掺和到宋江故事中去,宋江的流动作战遂变成了在梁山泊安营扎寨。

施耐庵在水浒港课耕隐居,为创作《水浒传》悉心搜集素材。可以想见,作品初名《江湖豪客传》,尔后更名为《水浒传》,可能与施耐庵在水浒港的课耕经历有关。作品将张、贾、孟、郑“四义士”作为浪里白条张顺和“阮氏三雄”的原型来塑造,表明了其对“四义士”的缅怀之意。得胜湖大捷后,兴化人民在东城外筑“四义楼”,供奉张、贾、孟、郑四义士,数百年香火不绝。以纪念“四义士”为主题的“溱潼会船节”亦历久不衰。明户部侍郎杨果《得胜湖怀四义士》中“却忆金戈殪虏酋”“悠悠遗恨咽东流”等诗句,表达了对水泊英雄“四义士”的深切怀念。清代“扬州学派”前期代表人物任大椿赋诗《得胜湖怀古》:“湖阔草根白,客泪洒天表。大厦已不支,胜败勿复较。月照将军心,松风挟秋到。平湖不听天,气候皆自造。低星避弱水,查竞寒上草。”诗中对岳飞、张荣、张士诚的英雄壮举发出无限的赞叹。20世纪80年代初,水浒研究专家、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刘操南来兴化考察,赋诗《游得胜湖》:“春日寻芳水上槎,联舟畅叙乐天涯。风吹嫩绿飞汀鹭,日照初黄舞豌花。港汊纵横疑水泊,心潮上下感虫沙。耐庵鼓棹钱塘返,芦叶滩头好住家。”由《水浒传》故事传播及创作的地理背景、人物原型等文学生态要素来考证,施耐庵是兴化人无疑。

三、从系统论和“三重证据法”视角考证施耐庵里籍

用系统研究的方法来分析,《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施让地照》《施奉桥地劵》是“地下之材料”,国家二级文物《施氏家簿谱》和《施氏族谱》《耐庵遗曲〈秋江送别〉》是“纸上之材料”,山东、江苏、浙江绵延千里、流传百年的有关施耐庵的轶闻传说是“口述史料”。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支持,是有机的整体。历次调查所获取的出土文物、家谱和民间传说等三重证据,可以证实元末明初的兴化人施彦端即施耐庵,亦为《水浒传》的作者。

同为1952年文化部施耐庵身世调查团成员,曾任《人民日报》社群工部副主任、高级编辑的徐放在其所撰《再次调查有关施耐庵历史资料的报告》中说:“把在苏北施族关于他们祖先的某些口耳相传下来的‘家史’,都看成是‘民间传说’,或以‘民间文学’视之,不一定是妥当的。除此,笔者只有一个愿望,那便是:我们都能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和文艺观点为指导,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所研究的一切问题,都能够详细地占有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彼及此,由表及里,引出正确的结论,从而还‘水浒’及其作者以本来面目。”

2012年,中国水浒学会、江苏省社科院等单位在兴化市召开“纪念文化部关于施耐庵身世调查60周年暨《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报告》发表30周年学术座谈会”,并形成《学术座谈会述要》,其中指出:

上世纪初以来发现的《施氏家簿谱》《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等文物史料,在那个缺少功利思想的年代,应该说是确凿可信的,可以借以确认兴化施耐庵的存在。……对待有关施耐庵的民间传闻,应该从根本上反省思维方法。历史传闻历来是史书的材料来源之一,没有传闻,也就没有了司马迁的《史记》;相反,书本上的记载,如只言片语的私家书目和笔记资料,也不一定完全可靠。《百川书志》《七修类稿》等资料,说罗贯中是钱塘人、杭人、越人,都是将寄籍误为里籍了。罗贯中在杭州生活过,而实际上是东平或太原人。施耐庵也是如此,兴化、大丰地区存在的许多有关施耐庵的传闻故事,不应视为空穴来风,可与文物史料相结合作为佐证。

诚如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袁世硕在《〈水浒传〉作者施耐庵问题》一文中所言:“原籍兴化、流寓江南的施耐庵与钱塘施耐庵,在里籍上并无矛盾。”笔者要说的是:倘若钱塘是施耐庵里籍,钱塘地区的志书为何无施耐庵记载?为何在杭州“生不见故居,死没有坟茔,至今未见施公后裔族群?”

其实,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弟子周梦庄在所著《〈水浒传〉事物杂考》一书中就认为“施耐庵是兴化人可无疑”。1952年文化部调查团南下调查的四位成员中,徐放、谢兴尧、钱锋都撰文认为《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是兴化一带人。钱锋曾说:“我们在苏北开展的施耐庵身世调查有三四个月的时间,都是围绕着这一大圈大量的传说展开的。施耐庵在兴化一带,有子孙后代,有宗祠,有坟墓,我们认为施耐庵确实是兴化人。”聂绀弩虽未有专文发表,但从给盐城地委和何满子等人的信函中,表露了他晚年对《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异常关注和悄然转变的心态。1982年4月25日,张志岳、朱一玄、范宁、刘操南、何满子、刘冬、张啸虎、袁世硕、李灵年、王俊年、卢兴基、张惠仁、章培恒、王立兴、马蹄疾、欧阳健等16位专家学者于扬州萃园签署《对江苏省新发现的关于〈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报告》,经过40多年的历史检验,证明是实事求是的。朱恒夫所撰《〈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为江苏兴化人》、侯忠义所撰《施耐庵的故里在兴化》以及孙一珍在《明代小说史》中都认为施耐庵是江苏兴化人。

即使撇开王道生《墓志》不谈,而从文化生态学视角和系统论原理来分析,以“三重证据法”来论证,今江苏省文保单位“施耐庵墓”和“施耐庵故居遗址”俱在,可以证实兴化施耐庵的存在。

关于《姑苏晚报〈非常星期天〉周刊》2015年10月25日B01版所编发的《施耐庵由苏州迁到兴化?—莫其康访谈录》,其素材是《姑苏晚报》编辑从《江苏省地域文化研究会第三届年会论文集》中获取的,刊发稿未经我认同,笔者有必要在此说明:据施耐庵之子施让墓志铭(即《处士施公墓志铭》)所述“鼻祖世居扬之兴化”和1978年出土的施耐庵之曾孙《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所述“曾祖彦端(耐庵)会元季兵起,播浙,遂家之。及世平,怀故居兴化。”应该说,施耐庵的故里是兴化,并非苏州。清咸丰四年(1854)陈广德所撰的《施氏族谱序》,仅提到“苏迁”,并未述及“原籍苏州”,且说是“此皆旧所传,今其裔孙振远所述者也。”由此可见,“施耐庵由苏州迁到兴化”之说,并无实证。

可喜的是,由中宣部批准,文化部、中国文联、财政部主办,中国美协承办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于2012年5月25日公布的第131项选题“四大名著”中关于施耐庵的简介为:“施耐庵(1296—1371),名耳,又名肇瑞、彦端,字子安,号耐庵。”由此看出,官方吸纳了学术研究的主流成果,肯定了施耐庵与施彦端是同一个人,其里籍当为兴化,可定论矣!

(作者简介:莫其康,中国水浒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泰州历史文化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