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生:长江之书:从空间维度看《世说新语》的行旅书写
《世说新语》所载名流行事,举凡南渡、北伐、东进、西征,以及访客、宴集、清谈、行散等,至为广泛,其间可以称之为“行旅”的出行活动,占有相当多的篇幅。以空间流动为特征的行旅活动内含人、事、景、物等许多自然与人文元素,从空间维度来考察《世说新语》的行旅书写,发现其间所涉城市都会、景观场馆、行旅路线,大多与长江有关,可见长江在《世说新语》时代日渐重要。与此同时,《世说新语》因为对长江地域,有着集中而又形象的呈现,也可以称之为“长江之书”。
一、经纬长江——南渡北伐与中表格局
《世说新语》所载行旅活动,类型多、篇幅大。分布其间的,是高频的“江”族语汇与“长江”故事。有直接用“长江”一词的,如“吾若万里长江,何能不千里一曲”。有简称为“江”的,如“桓公在荆州,全欲以德被江、汉,耻以威刑肃物”。更多统称事发地为“江南”“江表”“江东”“江左”的:“吾欲立功于河北,使卿延誉于江南,子其行乎?” “昔每闻元公道公协赞中宗,保全江表。” “卿江东何以敌此?”“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复何忧!”这些名词指涉的地域,大体对应于长江下游的东南地区,主要为东晋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域。
《世说新语》所载“长江”故事众多。有末世的丧乱与委曲的求存,如郗鉴“含饭吐哺”、顾荣“施炙得报”,突显了乱世的困窘与过江的艰险。有山河的更迭与亲人的离弃,如“过江诸人”,感叹“风景不殊”,竟于新亭对泣。如晋元帝,忍不住说:“寄人国土,心常怀惭。”有江左的营建与人事的经纬。南渡伊始,上自国都的营建、体制的创设,下至个人生计与声名的维护,都要耗费许多财力与心力。有清言的延续与命题的革新,如愍度道人担心用旧教义活不下去,过江前创立“心无义”说。有自我的标榜与名流的称举。世人说温峤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温峤因此惶恐不安。还有今昔的对比与无尽的怀想,想来南渡的经历给士族们带来了许多压抑与不快。
与南渡对应的是北伐。东晋百余年间,有多次规模较大的北伐行动,《世说新语》中也有不少记载。如庾翼大举征胡,桓温命袁彦伯作《北征赋》,或文或武,富有生活气息。倡言北伐者多为东晋权臣,他们北伐的理由与形式多样,“但都有以北伐影响江左政治形势,增益个人威望和门户权势的目的”[1]124。东晋的门户之争,又体现为长江上下游之争。按田余庆的说法,长江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东晋士族门户之间的冲突往往沿着长江一线展开,门阀政治中权力结构的变化也往往发生在长江一线”,更准确地说,“长江上游地理上的顺流优势,可以转化为军事上、政治上的优势”。[1]124《世说新语》中东征西讨之类的故事即其体现。
在这些“长江”故事里,往往以“江左”“江东”“江南”与“中原”“西朝”“河北”相对,可见随着晋室南渡,南北、东西、上下、左右、内外之类的区域划分也逐渐以长江为基准了,东西对峙正向南北分立转移。从“不徒东南之美,实为海内之秀”的递进式表述中,也可以看出“东南”地区在东晋的核心地位。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当时长江逐渐成为中国区划的新标尺。
二、洛水东山——清谈隐居与时空变迁
行旅既然是空间的变迁,有关行旅的叙事自然会涉及具体的场景、路线。《世说新语》所载行旅故事,关乎山水的,不光有自然之美,是行旅的重要目标,也是宦游逃难、访贤会友、清谈行散、优游隐居的背景与场所。
《世说》所载山水行旅,或逃走山泽,或游散名山,或隐于幽穴,或恸哭茅山。有行走山阴、追迎贺山者,讲论庐山、望叹鸡笼山者;有同游白石山、共至覆舟山、相遇汲郡山、啸对苏门山者。时而感叹山河之异,时而品评山川之美,偶尔惨悴于江水茫茫,偶尔望海而生凌云之意。既有上山入水杀虎斩蛟的自新者,也有酌酒乘舟随兴往返的率性者。
其中洛水与东山,堪称清谈与隐居的代名词。洛水是魏晋名士流觞赋诗、谈玄论道、祓禊娱游、相聚别离的重要场所。《言语》第23就记载乐广、王衍、裴頠、张华、王戎等名士在洛水之滨清谈宴饮的盛况。《企羡》第2、《轻诋》第6亦说王导曾与裴頠、阮瞻、王承等“共谈”“共游”洛水边。身为东晋第一权臣的王导,屡屡谈及昔日洛水游宴的情景,是与有荣焉的骄傲,更多时空变迁、中原渐远的感喟。
《世说新语》有13处提到“东山”,且多数与谢安有关。如《雅量》第28写谢安隐居东山时,与孙绰、王羲之等人泛舟海上遭遇风浪之事。从“风起浪涌”到“风急浪猛”,以“(神)色并遽”对比“貌闲意说”,突出了谢氏“足以镇安朝野”的气量,客观上再现与行旅有关的人员、场景(空间)、事务等信息。孙绰、王羲之等都是当世名士,常与谢安游玩;会稽近海,出海游览,于中原人而言,殊为难得,南渡后却成为常事。
另有5条,分别与许询(及刘惔)、道壹道人、王胡之、阮裕、戴逵有关。这些语段里提及的“东山”,具体在哪,原文无详细交代,但基本指向隐逸的生活或境况。
剩下6条,则共同造就“东山再起”的新意:《赏誉》第77说王羲之与刘惔商议,如果谢安“东山志立”,“当与天下共推之”;《识鉴》第21说简文帝据谢安东山畜妓,判断“安石必出”;《排调》第27讲谢安隐居东山时,兄弟相继富贵,妻子刘夫人戏问“大丈夫不当如此乎”;《排调》第26讲谢安出任桓温司马,将发新亭时,高灵调侃他“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排调》第25也讲到谢安出山后,有人送桓温药物,郝隆以“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揶揄谢安;《赏誉》第102记载赵悦全数任用谢安所托门生。按这样的顺序串联起来,就是一个谢安在大家的推举下东山再起的过程。
据研究,谢安东山再起的“东山”,史载有上虞、临安和南京三处,与谢安大约同时的名士,也多有归隐东山的记载,说明“东山在东晋南朝指的是高蹈者避世的林泉,并不指向某一座具体的山丘,更不专属于谢安”[2]。因为有王羲之,孙绰、许询、支道林、刘惔、道壹、王濛、殷浩、戴逵、阮裕、司马昱等诸多名流的参与,东山之乐堪比“金谷之会”与“兰亭雅集”。经《世说新语》记载,尤其是被唐人推崇后,“东山”一词的隐逸含义更加浓郁,“东山再起”日渐成为诗文中常见的人文掌故。[2]谢安一生家国并重,出处自由,成为理想人生的样本,因此,“东山再起”也不仅是对个人经历的描述,更是对人生选择与价值追求的深刻反思。
三、城市都会——宴游行旅的聚合地
更普遍的行旅空间是以洛阳、建康、会稽、荆州(治所以江陵为主)等为代表的城市都会及其景观场馆。
洛阳是勾连四方的交通枢纽,也是西晋名士宴游聚会的重要舞台。《世说新语》所载,明言“洛阳”“在洛”“洛中”“洛下”的有不少条,如:潘安挟弹洛阳道、洛中雅雅有三嘏、王戎洛下好筹算、张翰在洛思吴中等,或品鉴人物,或娱游都市,或筹算家资,堪称丰富。还有不少“入洛”“赴洛”“还洛”的行旅叙事,如:向秀应举入洛、吴郡蔡洪赴洛、陆士衡入洛访刘宝、羊公还洛郭奕送之弥日、桓公入洛慨叹神州陆沉,形色种种,莫不体现西晋时洛阳的中心地位。
但《世说新语》记载东晋故事最多,建康自然也成为最重要的叙事空间。有直言“建康”的,如《言语》第102,讲王导营建建康时,将其规划得“纡余委曲,若不可测”。也有用“都下”“京都”“下都”等来指代建康的,更多简称为“都”。围绕建康这一都城,生发出了大量的“出都”“还都”“至都”“下都”“在都”“停都”“自都来”等带有方向性的行旅故事。如:于法开遣弟子出都攻难支道林,王子猷出都巧遇桓子野,袁悦丁忧还都唯携《战国策》,张天锡至都为孝武帝所器重,殷中军下都王丞相为之集会、桓玄下都羊孚来拜访,王敦欲下都先遣参军告朝廷,许玄度停都一月刘尹无日不往,王大(忱)自都来拜墓王恭往看,等等。有出有进,有来有回。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建康处于长江下游,从上游沿江而下到建康的就称为“下都”,另外,“出都”也有离开原居地赶赴都城的意思。
会稽非军政中心,但经济发达,山水丰美,出处方便,北方侨迁士族多寓居于此,逐渐成为新兴的学术文化中心。谢安隐居东山近二十年,常会同好友,悠游山水,组织聚会,讲论文艺。孙绰寓居东山,游弋山水,谈玄赋诗,成为玄言诗的代表人物。曾居建康的支道林也来到了会稽,支道林以清谈著名于时。连会稽王司马昱也是清谈活动的热心组织者。《世说新语》中“会稽”一词出现过20多次,多与谈玄论道、访客会友相关,足见会稽的文化地位。
荆州是军事重镇。“荆州”一词在《世说新语》中出现过40多次,大多与荆州刺史有关。两晋时期,杜预、山简、王澄、周顗、王敦、王廙、王含、王舒、陶侃、庾亮、庾翼、桓温、桓豁、桓冲、桓石民、王忱、殷仲堪、桓谦、桓伟、桓石康等人都曾担任荆州刺史。《世说新语》所载荆州故事也多与军政有关,如杜预赴荆州任前同僚于七里桥送行,王澄外调为荆州刺史时王衍与时贤相送,荆州刺史桓冲征刘驎之为长史,罗友赴荆州刺史桓豁门下书佐之约。与殷仲堪有关的故事数量既多,内容也更丰富,光“殷荆州”一词在《世说新语》中就出现10多次,所涉篇目超过10类:除了殷仲堪将任荆州与王珣论刑法与仁德等与职事有关条目外,更多与清谈、文艺及日常生活有关的记录,如桓玄到访殷在妾房昼眠、殷荆州问惠远《易》以何为体、桓南郡与殷荆州共谈攻难、顾长康欲绘殷荆州、桓南郡与殷荆州共作了语,等等。
四、景观场馆——“会心处”当需落脚
更具体的行旅空间是景观场馆,《世说新语》所载,以园林街巷、码头驿亭、书斋寺庙之类最为常见。
园林是人造景观,可以满足名士们亲近自然、宴饮雅集的需要,魏晋以来成为重要的行旅场所。《企羡》第16载:“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西晋元康六年(296),石崇与潘岳、欧阳建等名士游宴于金谷园中,饮酒赋诗,石崇作序以志盛况,即《金谷诗序》,序文对这次金谷宴集的环境与场面有具体描写。兰亭集会发生于东晋永和九年(353),参加集会的有40多位名士,王羲之为诗集作序,无论是聚会方式还是序文风格,都不乏对金谷园宴集与《金谷诗序》的借鉴,也可以理解为文人游览模式的开创与传承。此外如简文入华林园,“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王献之游历顾辟疆家名园,“指麾好恶,傍若无人”,也是著名场景。《雅量》第40还载有孝武帝夜饮华林园的故事,他举杯对彗星说:“长星!劝尔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这是帝王无奈的达观。《政事》第4则记有贺邵到各大庄园查检役使官兵、窝藏逃亡之事,显示了能吏的威严。当然,主流的方向还是园林与游宴的结合,是诗意生活与审美创造的提升。
亭台楼阁、大街小巷也是宴游行旅之地。《言语》第70载王羲之与谢安共登冶城。比冶城更有名的是乌衣巷。《雅量》第13载有王导“角巾径还乌衣”之语,可知王导之宅,即在乌衣巷。《任诞》第33还提到王濛和刘惔“共在杭南,酣宴于桓子野家”,这“杭南”,即朱雀桥南,指乌衣巷。《世说新语》直言乌衣巷者不多,但很多故事实际发生在乌衣巷,后来文献径称这些名族子弟为“乌衣诸郎”(《景定建康志》卷十六引《旧志》),而家族内部的文酒诗会,也被称为“乌衣之游”(《宋书·谢弘微传》)。
码头、船舱、桥梁、驿亭、客栈是行旅过程中至为重要的节点。《世说新语》所载,有发生在码头、船舱的,如《赏誉》第152所载张天锡初进京师在码头上会见司马著作与王僧弥事,堪称殊方异域豪雄名士之会。《政事》第23所载与这条相映成趣,说谢安在南塘船只间搜索逃亡时有意漏查,并称“若不容置此辈,何以为京都!”两事合在一起,颇能说明文化的交互与包容。桥梁既是沟通之物,也是别离之所。据《方正》篇载,杜预赴荆州之任,便是在洛阳城东的七里桥,与朝中官员一一告别。客栈与驿亭是长距离行走的补给站,也是行旅故事频发地。郑玄将所著《春秋注》赠送服虔的学术佳话,便产生在行旅途中的客栈里。古代通讯不发达,知名而不知人的情况常有发生,这类情况在客舍或驿站中最为常见。褚裒在钱唐亭的遭遇便是典型。名声已显、官阶不高的褚裒,上任途中投宿钱唐亭,县令沈充恰好也在,亭中小吏将褚裒赶往牛棚,还称其为“伧父”,沈充无意间问起,才知道是“河南褚季野”,不免大惊失色。还是这个褚太傅,曾到吴郡金昌亭,碰上“吴中豪右”在亭中聚会,因为刚到江南,匆忙之间没人认识,他不得不举手向众人作揖,说自己是“褚季野”,结果又是“四坐惊散,无不狼狈”。与之相反的是庾统,庾统与弟弟们入吴,想在驿亭住宿,“诸客望其神姿,一时退匿”。一个人的神采与气场也可以震慑到他人,怪不得刘义庆要将这个故事编到《容止》篇里。发生在金阊亭(即金昌亭)的还有张翰因弦识贺循的故事,两人一见倾心,张翰还“因路寄载”,跟着人家去洛阳,连家人都来不及告知,真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亭馆之会未必都是欢娱的,应詹出任荆州刺史时,王耆之和司马无忌都去新亭给他送行,结果因为父辈的过节而刀兵相见。同样是新亭,还发生过江诸人“相视流泪”的故事。在《尤悔》篇所载“华亭鹤唳”的故事里,华亭成了过往美好生活的载体。而孙绰、许询共同“商略先往名达”的白楼亭,则成为清谈的场所。可见亭的功能正由旅宿、邮驿、警戒转为游览与观赏。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西晋进一步传播,东晋更为兴盛,僧人与名士交往频繁,他们一起渔弋山水,讲论寺庙,成为那个时代行旅活动的特别景观。《世说新语》提及的寺庙,有白马寺、东安寺、瓦官寺、会稽西寺等,发生在这些地方的故事以谈玄论道为主。如支道林在白马寺与冯太常讲《庄子·逍遥篇》;王濛去东安寺与支道林谈玄论理。瓦官寺的故事最多:如僧意在瓦官寺与王脩论及圣人有情无情问题;支道林与北来道人在瓦官寺辩论《小品》佛经;刘惔、王濛、桓伊在瓦官寺谈论“西朝与江左人物”;何充“往瓦官寺礼拜甚勤”;戴逵十来岁就在瓦官寺作画。这些故事中,支道林出现的频率最高,刘惔、殷浩、许询、孙绰、何充、郄超、谢安、王羲之、王濛等许多名流都与他交往密切。佛经融入玄理,僧人成了名士,反映的是玄佛合流的学术动向,在寺庙里谈玄论道、品评人物、吟诗作画、礼拜佛像,也开拓了寺庙的行旅价值。
五、行旅路线——交通地图的直观呈现
《世说新语》故事的行旅特性其实也体现在众多的方位词与位移动词上,它们与各个节点共绘出了《世说新语》时代的行旅路线与交通网络。方位词关乎行旅方向,《世说新语》中较为多见的是“下”“东”“西”“出”“入”。如:桓大司马“下都”;王大将军始欲“下都”;谢鲲为豫章太守,从大将军“下至石头”。郗超“受假还东”(从建康回会稽);支道林“从东出”(从会稽到建康);谢安未冠“始出西”(从会稽到西边的建康);王平子“出为荆州”(出京去荆州);桓公“入峡”,慨叹忠孝不能两全。这些“下”,多指沿长江从上游到下游的京师(建业、建康、石头)。“东”“西”“出”“入”也是相对的,从备注中还可以看出,会稽有时也会成为行旅原点或叙事中心,说明会稽作为叙事空间本身的重要性与叙述者所在空间可能就在会稽。行旅的要义在于空间的异动,位移动词也是考察行旅活动的方便法门。据侯剑敏《〈世说新语〉行为动词语义研究》统计,位移动词是《世说新语》中使用次数和频率最高的行为动词,多达184个,出现频率共计1524次。[3]位移动词是有方向性的,位移动词的这种特性有助于理解行旅活动的去向与叙述者所在位置。
就自然条件与交通工具而言,行旅路线有水路、陆路之分;就行旅主体与行旅目的而言,有驿路、商路、游学路、流亡路、征伐路、旅游路。水路沿江上下,相对确定,陆路较有弹性,但也有包括城市与邮驿在内的大致节点。李德辉从驿路与文学关系的维度考察,认为:“永嘉南渡后,该驿路应时势的变化,变成乱世士人的奔亡之路,文官从征奉使之路”[4]。以建康为中心,向北可通中原,途经牛渚、历阳,或京口、广陵、彭城;向西可连江州、郢州、雍州、荆州;向东南则接曲阿、吴郡、会稽、永嘉。东晋时会稽地位特殊,与建康之间,尤需便捷的交通,据田余庆考证,“由会稽至建康,通常是西行过钱塘,北上吴郡,西北经晋陵(今常州)、曲阿(今丹阳)至京口,然后溯长江西上而达。京口是这条交通线的枢纽”[1]78。行旅空间与路线组成了立体的行旅地图,路可观政,从上文的分析以及田余庆等人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包括交通网络在内的行旅叙事可以展现时代的军政状态与生活样貌。
综上所述,从空间维度来看《世说新语》中的行旅书写,可知长江在《世说新语》与《世说新语》时代的重要性。难怪有人说:“无论在文人笔下,抑或史家眼中,长江从来都是六朝最为醒目的地理意象”[5]“从《世说新语》开始,长江不仅具有地理的、空间的意义,而且具有了历史的、文化的意义”[6]。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世说新语》是长江之书。
(作者简介:刘伟生,江苏理工学院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中国赋学会理事,中国屈原学会理事。)
栏目编辑:张 丽
参考文献
[1]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俞志慧.“东山”何处[J].浙江学刊,2022(1):202-209.
[3]侯剑敏.《世说新语》行为动词语义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14.
[4]李德辉.六朝洛阳至建康驿路的文学担当[J].中原文化研究,2024(1):101-108.
[5]陆帅.六朝时代的长江气韵[J].唯实,2024(1):93-96.
[6]程章灿.《世说新语》与中国文化的长江时代[J].江苏地方志,202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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