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泉山区的“名人文化”，主要是指在泉山留有“文化遗产”的名人。这些名人遗产或者名人的历史性成就，既反映了泉山在历史上的地域特色、地域创造、地域经验和地域贡献，更反映了泉山的现代化建设和未来发展离不开“名人文化”的支持和参与，这正是名人不朽的原因所在。

徐州云龙山苏轼雕塑(视觉中国 提供)

一、彭祖与彭祖文化

徐州泉山的历史名人首先得从彭祖说起，彭祖也是徐州第一历史名人。今天泉山彭祖园是彭祖文化的展示地、传承地。

彭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传奇圣贤人物，他是“大彭国”的开创者，大约生活在尧舜时期，被尧帝封为大彭国君。彭祖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中国烹饪之祖、养生之宗、长寿之星、气功大师，还是著名的道家、仙家人物。

彭祖的历史故事散见于先秦文献，包括《竹书纪年》《论语》《天问》《世本》《国语》《庄子》《荀子》《吕氏春秋》，也见于秦汉以后的文献，如《史记》《大戴礼》《列子》《淮南子》《抱朴子》《神仙传》《水经注》《本草纲目》等，有着坚实的历史文献基础。

史书上说彭祖活了700或800岁，这当然不可能。有学者认为“大彭国”从立国到灭国共有800年左右，可能古人把大彭国的立国时长当成彭祖的年龄，这一现象在古史传说中不是孤例。

目前，中国考古界开展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经证明大约在4500年前的尧舜时期，国家文明已经诞生。徐州地区早在8000年前就有农业文明，位于泉山4500年前的下园墩新石器时代遗址，也从某个侧面证明古大彭国的存在是极有可能的。可惜历史上徐州一带在黄河夺泗之后屡遭黄河泥沙灌淤，许多古代遗址被埋于地下深处。

在历史演进中，彭祖催生了彭祖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形态（彭祖井、彭祖庙等）和精神文化形态（膳食文化、养生文化、中医药文化、节庆文化以及其他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等）。此外，徐州作为全国彭氏和钱氏族群的发源地，彭祖文化还包括彭氏、钱氏寻根文化，有学者统计，彭祖文化至少涉及12省27个地市，是一个宏大的宗亲文化体系。

彭祖文化所包含的深远的道家文化，也让人们联想到与徐州相关的宋国文化、楚国文化以及楚汉文化系统中道家的代表性人物老子、庄子、黄石公、张良、张道陵、张天骥等。

二、楚汉英雄人物

从战国中期到西汉建立，徐州成为楚文化或楚文明复兴的中心城市之一，在公元前208年至公元前202年，中国历史从秦王朝过渡到汉王朝，徐州（彭城）是真正的亡秦建汉的决策地、政治中心地。其间在泉山留下历史印记的著名人物有楚王熊心、西楚霸王项羽以及虞姬、汉高祖刘邦、项氏谋士范增和刘氏谋士张良等。

秦朝对统一中国作出重大贡献，但施政严苛，导致民怨沸腾，被称“暴秦”，立朝十五年而亡。推翻秦朝的导火索是公元前209年发生的离徐州不远的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这次反秦起义本来与彭城并没有关系，但是秦二世二年（前208）六月，在年已70多岁的居巢人范增的提议下，起义军的军事领袖项梁决定拥立原战国楚怀王的孙子熊心为“楚怀王”并被大家接受，楚怀王初定都盱眙。

公元前208年九月，项梁因轻敌被秦将章邯打败而战死，楚怀王立即把都城从盱眙迁到彭城，“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协调统筹了群龙无首的各支反秦力量。由此，彭城在大彭国之后再次迎来它的最重要时代，开启灭秦建汉的辉煌历史篇章。

首先楚王熊心部署两条战线，一是派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兵北上救赵并抗击秦军主力；二是派刘邦率军西上进击关中。同时和诸将约定“先入关中者王之”，为后来刘邦在政治上崛起奠定了基础和创造了条件。

后项羽杀宋义，自任“上将军”，并通告楚怀王熊心，取得巨鹿之战重大胜利后也进军关中，又在鸿门宴后凭借强大军事力量自立为“西楚霸王”，重新分封天下十九王，并虚尊楚怀王熊心为“义帝”，实际架空楚怀王。项羽后决定取代楚怀王定都彭城，将义帝熊心迁往郴县，更在途中安排英布的下属谋害了义帝。

项羽杀楚怀王，改变了范增确立的政治格局，直接导致此后项、刘之间的生死决战，刘邦后来以谋杀义帝之举问罪项羽，刘也在政治上占据了正义性。

这一时期的彭城，从楚怀王到西楚霸王，以及作为刘、项决战地，真正成为灭秦兴汉的历史转折“大本营”。

泉山与项羽、刘邦等相关的历史遗迹，主要有公元前205年刘、项“彭城大战”的主战场——云龙山、泰山、奎山一带。据《史记·项羽本纪》，公元前205年四月，刘邦趁项羽离开彭城北上攻击齐国田荣之时，以项羽杀害义帝为理由发兵56万攻楚，“汉（兵）皆已入彭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项王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皆走，相随入谷、泗水，杀汉卒十余万人。汉卒皆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璧东睢水上”。泉山正在彭城之南，为此，明代万历年间的《徐州志》载今泉山区境泰山脚下有古迹“迷刘城”：“其境有迷刘城。相传汉高祖与项羽战，汉兵大溃，一时不知帝之所在，因迷其处。”

值得注意的是，在今泉山还有虞姬生活过的古迹，原叫“美人巷”，今称“美仁巷”，传当年项羽的夫人虞姬曾在这一带居住。

公元前204年，刘邦、陈平以反间计离间了项羽和范增的君臣关系，项羽中计，范增患病去世。公元前203年十二月，刘邦军队于垓下包围项羽军，项羽大败，于乌江自刎，楚汉之争终于以刘邦的胜利而结束。公元前202年二月，刘邦称帝，定国号为汉。彭城，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性使命。

在今泉山境内还曾有“高祖庙”。民国《铜山县志》载：“汉高祖庙在城南五里，《太平寰宇记》云在县东南六里，临泗水，道光旧志云在城南五里广运仓东。”而明代永乐年间在徐州建立的广运仓正在今泉山区境内。明代诗人程敏政有《彭城郡南谒汉高祖庙》诗可为证。

三、季札与季札挂剑台

泉山有古迹季札挂剑台，此台与历史上徐国国君和吴国著名人物季札有关。季札是春秋时期的吴国政治家，吴王寿梦少子，贤明博学，封于延陵（今丹阳境内），后又封州来（今安徽凤台），称“延州来季子”。其父寿梦及兄诸樊多次欲立他为王，均辞让。他屡次代表吴国出使中原诸国，以才学获得列国美评。

一次季札出使途中路过徐国，徐国国君见季子的佩剑而十分羡慕，季子因为要出使上国，不便把佩剑赠送给徐君，但心里却暗暗默许。等到季子出使晋国返回，再次路过徐国时，徐君惜已去世，于是，季子为兑现心许，解下宝剑挂在徐君的墓前树上。徐国人为此赞美季子“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

季札挂剑的故事体现了季子信守承诺、心存仁义、雍容高尚的贵族精神，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赞美季子是一位“见微而知清浊”的仁德之人。

季札挂剑在司马迁的《史记》和刘向的《新序》中都有记载，而刘向正是西汉彭城人，著名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他在自己的书中收录这一故事，说明当时这一故事在彭城一带是有流传的。《苏东坡全集》卷74中还载刘向墓就在徐州城外，可能位于王陵母墓附近。

四、楚汉优秀女性代表——王陵母与解忧公主

王陵是秦朝沛县人，原为县中豪强，项羽布局楚兵灭秦战事时，他也聚集千余人在南阳一带活动。后刘邦从巴蜀、汉中起兵还击项羽时，王陵带领队伍投奔汉王。当时楚霸王项羽在彭城为招降王陵，抓来了王陵母亲，想让其母与王陵派来的使者说降王陵，王陵母亲在送别王陵来使时私下告知，要求王陵“善事汉王，汉王长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说完竟“伏剑而死，项王怒，烹陵母，陵卒从汉王定天下”。后来王陵听从母训，随刘邦平定天下，被高祖封为安国侯，任右丞相。

今泉山区云龙湖畔有“王陵母”的文化遗迹。《苏东坡全集》卷74：“徐州城外有王陵母、刘子政二坟，向欲为作祠堂，竟不暇，此为遗恨。”傅泽洪《行水金鉴》卷161：“（徐州）南门外有云龙山……又西行十八里至霸王墓，户部山下有季札挂剑台，南门外有王陵母墓。”元代人陈孚有《陵母墓》诗：“太傅勋名半纸残，百年人子痛如山。缘何方寸非徐庶，忍死慈亲一剑间。”对王陵母亲爱子心切、舍身明志的义举给予崇高评价。

解忧公主，是西汉汉武帝时期执行“和亲”国策最为成功的一位“和亲公主”。她本是在彭城的楚王刘戊的孙女，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继细君公主之后，和亲乌孙。解忧公主在乌孙先后嫁给军须靡、翁归靡和泥靡三代乌孙王。为了完成和亲使命，她在乌孙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强化了乌孙的亲汉倾向，扶植了西域的亲汉势力。昭帝、宣帝时，她多次向汉朝上书，及时推动汉朝准确出兵反击匈奴，使武帝联姻乌孙以“断匈奴右臂”的战略计划得以实现。解忧公主于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回归汉朝。汉朝赐给她田宅奴婢，“奉养甚厚”，准她朝见时仍用公主礼仪。

五、中国道教的创立者——张道陵

在徐州名人文化中，道家文化是一大特色。如彭祖、张良、张道陵、张鲁、华佗、张天骥、苏东坡等，他们身上都有浓厚的道家文化气息。其中，又以从道家文化中开辟出中国本土唯一的宗教文化——“道教”文化的张道陵最为显著。张道陵，东汉丰邑（今徐州丰县）人，因此徐州成为中国道教文化的起源地。如今，在徐州泉山的彭祖园中，还有张道陵先生的雕像。

张道陵（34—156），字辅汉，原名张陵。其最初创立“天师道”，又称“张天师”。传张道陵为西汉开国功臣张良的第八代孙，自幼熟读老子《道德经》，早年在洛阳都城“太学”学习，公元59年任巴郡江州（今重庆）令，后弃官修习道学。先后在洛阳北邙山、江西龙虎山、四川阳平山、鹤鸣山、青城山等地活动，精思炼志，开宗立派。

永和六年（141），张道陵自称“太清玄元”，正式收徒设教。汉安元年（142），在鹤鸣山（今四川大邑县）正式建立教团组织，后世称“天师道”。张道陵尊老子为道祖，奉《老子五千文》为最高经典，并自编《老子想尔注》作为道教早期教派“正一盟威道”的经典著作，阐发老子的道家思想，以“道”为最高信仰，将“道”和老子相统一，称“道”是“一”，“道”即专一、真诚、清静自然、好生乐善、清净寡欲、无为无名、不贪荣求宠、不争强好胜、不做恶事、希望天下太平等。

张道陵去世后，儿子张衡接任，张衡又传子张鲁，到第四代张盛时，从鹤鸣山一带回迁江西鹰潭龙虎山，子孙世传其业，统称“张天师”。今天，在徐州及泉山区还流传着不少张道陵的故事。

六、北魏“彭城王”元勰与云龙山石窟大佛

江苏现存唯一的北朝佛教石窟造像遗存是位于今徐州泉山区兴化禅寺内的云龙山石窟大石佛，现场考察可知，这尊大石佛实际上是未能完全雕成的巨型石窟造像。

一般认为这尊大佛雕造于北魏第三位皇帝太武帝拓跋焘（408—452）时期，其省级文物保护标志碑上也这样说明。其实这一认为可能性不大，拓跋焘于446年灭佛，450年攻刘宋，当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彭城，十二月一日即离开南下，一个多月后北魏军队北撤时彭城已被刘宋重新占领。拓跋焘不可能主持开凿这尊大佛。这尊大佛最大可能应该与北魏“彭城王”元勰（476—508）有关。

北魏“彭城王”元勰与北魏历史上著名帝王孝文帝是同父异母兄弟，是北魏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其一生勤奋学习、知识渊博、品行端正、清正廉洁、仁义忠孝，是孝文帝改革的忠实支持者和实践者，史称北魏“宗室诸王之秀”，其“功勋卓绝”，为“中枢之臣”，“有大功于国”。

元勰于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96）正月被封“彭城王”，一直到508年去世为止，“彭城”是他的封地。在元勰被封彭城王期间，彭城人为他雕造祈福巨像完全有可能。徐州云龙山北魏大佛的雕凿原因应该与北魏彭城王元勰直接有关，最早可能开始于496年，最晚到531年。

七、唐代名媛关盼盼与燕子楼

徐州泉山云龙湖不仅风光优美，而且名人文化丰厚。其中有一座名叫“燕子楼”的建筑，它与唐代徐州名媛关盼盼有关，而以关盼盼为中心，又形成了包括唐代白居易、张仲素，宋代苏东坡、陈师道、贺铸、陈荐、秦少游、黄裳、文天祥，元代萨都剌，明代薛瑄、何乔新、阎尔梅、钱谦益等历代著名诗人吟咏“燕子楼”及关盼盼事迹的文学传统，形成了独特的泉山女性名人文化。

关盼盼是唐中期徐州名妓，才艺双全，能歌善舞，工诗能画，《唐才子传》中说她“能华藻，才色双美”。武宁军节度使张愔仰慕关盼盼，重金买下并纳为小妾，还在府第中为关盼盼建了一座小楼，这就是“燕子楼”的起源。

唐贞元二十年（804），时任“校书郎”的著名诗人白居易来游徐州，张愔在府中设宴接待，席间，张愔安排关盼盼以歌舞助兴，白居易后来把此事记录于《燕子楼三首并序》中：“徐州故张尚书有爱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风态。余为校书郎时，游徐、泗间。张尚书宴予，酒酣，出盼盼以佐欢，欢甚。余因赠诗云：‘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尽欢而去，尔后绝不相闻，迨兹仅一纪矣。”

张愔有一堂兄弟叫张仲素，曾任武宁军司勋员外郎，经常出入张愔府邸，对张愔和关盼盼都有了解。元和十年（815），张仲素从洛阳到长安时见到了白居易，谈话间说起关盼盼，“盼盼念旧爱而不嫁，居是楼十余年，幽独块然，于今尚在”。张仲素还“因吟新诗，有《燕子楼》三首，词甚婉丽”。白居易很喜欢张仲素为关盼盼所写的新诗，“感彭城旧游，因同其题，作三绝句”。 

明代《尧山堂外纪》说关盼盼见白居易诗后“反复读之”，泣曰：“自我公薨背，妾非不能死，恐百载之后，以我公重色，有从死之妾，是玷我公清范也。”关还写诗给白居易以明志：“自守空房敛恨眉，形同春后牡丹枝。舍人不会人深意，讶道泉台不去随。”此后，“旬日不食而死”。

关盼盼为张愔守节以报知遇之恩的爱情故事，经白居易、张仲素的诗文传播使得徐州名胜“燕子楼”也分外有名，特别是北宋大诗人苏东坡于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重阳节后写出《永遇乐·彭城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其中“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句，对关盼盼的命运表示了无限的同情。

苏公之后，吟咏浩叹关盼盼和燕子楼的诗篇不绝，值得称道的有文天祥诗：“蛾眉代不乏，埋没安足论？因何张家妾，名与山川存？自古皆有死，忠义常不没。但传美人心，不说美人色。”文天祥对关盼盼的忠义之心给予敬佩。还有明代薛瑄《燕子楼》诗：“孀妾当时一女流，犹知守节度春秋。往来忘义忘仁者，莫上彭城燕子楼。” 

八、宋代徐州名人文化——以苏东坡为中心

东坡先生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学者、文学家、书法家、思想家之一。苏东坡于宋熙宁十年（1077）四月到元丰二年（1079）三月任徐州知州，他在徐州主政近两年时间，主要业绩有六个方面：一是治理水患，包括涉及泉山一带所筑造的长948丈的东南护城长堤，阻止洪水对徐州城的侵袭；二是兴建黄楼，成为徐州的重要地标；三是发展经济，包括开发白土镇煤矿，促进冶铁业发展；四是亲民勤政，与百姓同甘共苦；五是文学创作，其中涉及今泉山的两篇成为千古名篇，如《放鹤亭记》《百步洪二首》，放鹤亭、百步洪遗迹今天都保存于泉山境内；六是团结士人，他在徐州广邀天下名士，增强士人群体情感联系，推进文化发展。

六个方面业绩中，至少有三个方面直接与今天的泉山相关。如“亲民勤政”。东坡在徐州时，与隐士“云龙山人”张天骥结为至交，说“惯与先生为酒伴，不嫌刺史亦颜开”。东坡先生多次邀约张山人同游云龙山、百步洪、参加黄楼落成典礼等，在徐州留下多处重要遗迹，特别是他为张山人所写《放鹤亭记》，状物抒情，成为传世名篇。苏、张的友谊一直保持，东坡离开徐州后，张山人先后去黄州、杭州看望。张山人母亲去世，东坡先生前去吊唁；张山人父亲去世，东坡先生为山人父亲书写墓志。

东坡先生在泉山形成的“名人文化”俯拾皆是，如云龙山上的“放鹤亭”“东坡石床”“黄茅冈”；泗水故道（故黄河）上“百步洪”“萃墨亭”“苏堤路”；云龙湖上的“苏公塔”等，就是著名的云龙湖之形成也包含着当年东坡先生的宏愿。苏东坡为徐州付出了诸多心力，赢得了徐州人民的敬重。他离开徐州赴湖州任时，徐州万人空巷，十里相送，苏公在《江城子·别徐州》中感叹曰：“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

宋代徐州与今天泉山相关的名人还有号称“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1052—1102）。泉山区彭祖园有陈师道的雕像。陈为北宋彭城县人，他诗文成就卓著，人品高尚，《宋史·文苑传》说他“高介有节，安贫乐道”，他创立了诗体“后山体”，为“江西诗派”三位诗宗之一，南宋时被列入“苏门六君子”（黄庭坚、陈师道、秦观、晁补之、张耒、李廌）。他曾任徐州州学教授等职，明代时与韩愈、苏轼、杨时一起被供奉于徐州四贤祠（现云龙书院内）中。

九、明代赈灾治河名人——王竑和潘季驯

徐州城市的产生离不开泗水，“泗水”是徐州的母亲河。泗水在徐州城北接入古蒗荡渠、汳水、获水，这一河流即后来的“汴水”。从远古时代到北宋，泗水和古汴水都是一条自然运输河流，地位十分重要，徐州的战略地位离不开它们的支撑。南宋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冬天起，黄河进入泗水，成为黄河全面夺泗夺淮之先声，引起多次水灾。元代开通京杭大运河，泗水成为运河的一段，黄河和泗水也合为一道。

“黄河夺泗夺淮”给苏北、苏中人民带来了极大损失。明代嘉靖二十五年（1546）开始，黄河多股分流入淮的局面大体结束，“南流故道尽塞”，“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作为汴、泗（黄河、运河）交汇的徐州，成为水灾频发城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徐州在明代出现两位与赈灾、治黄有关的重要名人——王竑和潘季驯。

王竑（1413—1488），明景泰二年（1451）十一月，被任命为漕运总督，负责“治通州至徐州运河”。在他任职期间，徐州一带灾害严重。王竑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和民众苦难，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利用位于今徐州泉山区境内的国家粮仓“广运仓”迅速救灾。据学者胡凡、刘华明、陶柯等研究，王竑在赈灾中救活185万余人，安置救济从其他地方流入的饥民10600多家，依明代的《国朝典汇》记载，全活人口实际达229万多人，间接救活的民众有500多万人。救灾中，他还给74000多家发放耕牛和种子，使5500家复业。他本人因救灾忧劳过度，“头发尽白”。王竑的赈灾业绩体现的是中国古代“民为邦本”、力行“仁政”的优良文化，这种优良传统文化也是徐州泉山名人文化的宝贵内涵。王竑在徐州时还写有不少诗篇，其中有《徐州孟春久雨有感二首》分外感人。

和王竑这位赈灾“京官”可以媲美的是明代有“治河能吏第一人”之誉的潘季驯（1521—1595）。1565年到1592年间，潘曾4次担任总理河道的职务，有12年时间专门治理黄河。潘季驯不仅精通治河业务，建树极重，而且勤政廉政，彪炳史册，被清胡渭誉为“百余年来治河之善，卒未有如潘公者”。

明万历十八年（1590），徐州大水难排，潘季驯奉命莅临徐州治水。当时，徐州城西南石狗湖（今云龙湖前身）汇集南山诸水，容易倒灌城内，加重水患。石狗湖西南有一“玉带河”，潘季驯决定疏浚玉带河入石狗湖，并在湖北岸造坝拦水，建闸控水，让洪水从徐州外城河一“排水沟”流入濉河再进洪泽湖。为使排洪顺畅，潘季驯将 “排水沟”拓宽加深，他在《河防一览》中说，“创凿魁山（即奎山）支河一道”，“河经魁山，故名魁河”，并绘有地图。今天，泉山区的“奎河”由此诞生。潘季驯主持开凿奎河时，已70岁。当时，魁山支河（奎河）开通后，徐州城积水得以排泄，给城市带来福祉。清代、民国期间，奎河成为运输孔道，使奎山地区作为“徐州门户”的地位更加突出，同时也促进了徐州南关丰储街一带作为商埠区的形成和发展。

十、万崇德先生和“奎山塔”

徐州泉山的“奎山”，山不高，地处城南，东邻古泗水，即明清时代的黄河，是水、陆交通要道所在，〔同治〕《徐州府志》将它和夹黄河而立的骆驼山之间称为“徐州门户”。奎山的“奎”有星宿之意，奎星为二十八宿中的吉祥之星，又主文章、文运、功名，所以古代有“奎（魁）星点状元”之说。

奎星、娄星正在上古“徐州”分野，元代傅汝砺说：“纳纳提封，徐当其中，奎娄之方，白羊之宫，河山襟带，唯徐最雄。”奎山由此成为徐州分野“天人合一”的重要文化象征。

明代万历三十年（1602），徐州人万崇德决定在奎山上建一“奎山塔”，此前万历二十八年（1600），他参加科举考试中了举人，可能还希望在举业上有更大作为，于是发愿营造奎山塔，使“奎主文章”的佛塔能够助他夺得“五经之魁”。此塔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落成，巧合的是，这一年万崇德也金榜题名中了进士。此后不久，万崇德到京城做监察御史。

晚明著名书画家张瑞图写有《奎山塔碑记》，认为“兹塔建于奎山，奎，文星也”，还认为徐州“叱咤之俗犹存”，而“人文独寥寥”，建塔于奎山，使“地形、人文参以相得”，以“启文明，兴材士”，“万公为州人计深且远”，“苏公之堤以御灾，万公之塔以开人文。堤于东北，塔于东南，宦绩乡誉，两峙交映”，对万崇德造塔之功与苏东坡造堤御灾相提并论，评价甚高。

奎山塔建成后，一直是徐州的文化地标，在许多诗文和图绘中均有显著地位及很高美誉。1922年前后，奎山塔冠坠落，1966年八九月间，奎山塔被拆。不过，迄今塔址仍存，是泉山区重要的名人文化遗产。

近代以来，也有不少名人在泉山活动，如晚清湖广总督张亮基、著名书画家李可染等均留下重要文化遗迹。

纵览徐州泉山历代名人和名人文化，他们或者开创历史，为中华文明发展建功立业；或者著书作文，为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宝库添光加彩；或者造福乡梓，为区域和城市建设及民众福祉作出不朽贡献；或者以高风亮节屹立历史沧海，他们的人格魅力辉耀千古。

*本文为作者于2025年3月29日在徐州泉山“江苏方志大讲堂”上的讲课内容，刊用时有删节。

（作者简介：贺云翱，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

栏目编辑：张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