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焕庸(1901—1998),字肖堂,江苏宜兴人,中国著名的地理科学家,中国地理学会的发起人、首届理事和理事长,国立中央大学地理学系主任、教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部聘教授。中国人文地理学奠基人,中国自然地理学的创始人,当代中国人口地理学的创始人。胡焕庸于1935年首次提出标识中国东西部差异的人口地理分界线“瑷珲—腾冲线”(即著名的“胡焕庸线”),又首次系统论证南海诸岛属于中国,并命名为“南沙群岛”。

地理科学家的学术人生就是脚踏泥土、周行人生。自1928年8月起,胡焕庸教授在国立中央大学任教21年。1953年起,又在位于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任教36年,89岁退休。胡焕庸一生中,先后三次来到苏北淮河地区考察和工作,对民国导淮颇多尖锐批评,对新中国治淮则有重要贡献。1934年,他在任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期间,带领国立中央大学两淮考察团,到苏北两淮地区考察。1950年起的三年,他任政务院治淮委员会技术委员会技术委员,对淮河全流域的治理特别是淮河下游苏北灌溉总渠这条淮河入海水道建设和水利人才的培养,贡献了自己的学识、经验和智慧。1958年,年近六旬的胡焕庸参加了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组织的长江三角洲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综合调查,深入到淮河流域的里下河地区。

一、淮河对安徽、江苏影响巨大

淮河发源于河南省桐柏山,其流域跨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及湖北五省,干流全长1000公里,横贯黄淮海平原南部,并与南北走向的京杭大运河交汇。淮河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地带,与秦岭山脉构成了中国的南北方物候自然分界线。淮河也是中国的主要江河之一,古代曾与长江、黄河、济水齐名,被称为“四渎”。淮河流域介于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之间,其流域1/3在山区,2/3在平原地区。淮河流域(含山东半岛)的范围33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国土面积的1/30,人口上亿,是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区域之一。12世纪以后,受到黄河泛滥夺淮的影响,淮河水系遭受到巨大破坏,洪泽湖湖床被沙土垫得越来越高成为悬湖。之后黄河改道北去,淮水只能通过苏北平缓的河道入江入海。由于苏北平原落差很小,流速缓慢,泥沙不断淤积,洪水出路受阻,海拔最低的里下河地区便成为江苏主要的自然泄洪区。淮河的终点在洪泽湖,由于没有独立的入海通道,加之流域水利设施落后,淮河几乎每年都发生洪涝灾害,被称为中国最难治理的河流。“苏省位居下流,承集豫皖鲁三省之水,淮河自身既无正常入海之尾闾,而又有沭沂黄运之水,趁袭其后,助纣为虐,两淮人民数百年来历受水君波臣之灾而莫由自拔。”(胡焕庸《两淮水利盐垦实录》)怎样及时排去多余的来水,江苏苏北地区成为关键所在。

民国初期,张謇曾兼任全国水利总长并主持制定过导淮计划,他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起为“导淮”奔走了二十余年。1929年《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中,在国家建设方面提出“积极进行导淮治河的工程案”,要求导淮工程应于民国23年(1934)底完成。1929年7月1日,直属国民政府的导淮委员会在南京成立,其任务是:掌管淮河流域测量,改良水道,发展水利及一切筹款、征地、施工事务,淮河流域所辖的河南、安徽、江苏、山东4省的治淮事业。导淮委员会由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兼任委员长,黄郛为副委员长。1932年7月起,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副院长陈果夫继任副委员长,主持导淮长达11年。

胡焕庸所著《两淮水利盐垦实录》(1934年出版)和《两淮水利》(1947年出版)

导淮委员会成立以后,随即着手编制主要包括排洪工程、灌溉工程、航运工程、农田水利工程等内容的《导淮工程计划》。《导淮工程计划》确定了江海分疏原则,从工费考虑,规划淮水“三分入海,七分入江”。这个计划是中国现代水利史上第一部完整的流域规划,也是民国时期全国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导淮工程计划》提出的淮水入海计划是西起洪泽湖,沿废黄河入海,即在废黄河的高岗之上开出一条小型水道作为淮水入海通道。这个排洪水道的设计排洪流量是每秒1000—1500立方米(设定淮河最大泄洪量为每秒15000立方米。入江水量定为每秒9000立方米,则其他水道需要排洪不低于每秒6000立方米)。随着黄河河床的不断升高,引淮入黄通道越来越小。特别是在废黄河河道上开挖新河,治理效果自然不能如愿,一遇大汛,淮水泛滥成灾几成常态。借导淮工程之名,江苏省政府曾经在江苏全省征收了水利附加税和“导淮公债”,创办了农民银行,但是在全部收入中,实际用到导淮工程投入的比例不是很高。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建国家工作繁重且内战爆发,大规模导淮工作自然陷于停滞。

二、1934年,胡焕庸首次考察苏北淮河水利

1931年夏,江淮流域洪水泛滥,江、淮、沂、沭、泗洪水并发,其中淮河洪水汇入洪泽湖汹涌而下。淮河入江流路宣泄不畅,在主动掘开里运河东堤“归海坝”以后,里运河东堤再决口26处,从淮阴到扬州,纵横三四百里一片汪洋,鱼游城关,船行树梢。整个里下河地区淹没绝收1330万亩,倒塌房屋213万间,灾民350万人,死亡7.7万人。悲惨灾情触目惊心,苏皖各省受灾严重,几年后积水仍未退清。

苏北地区虽非僻远之地,但沿海荒芜,人迹罕至,外界知之甚少。1934年,时任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的胡焕庸教授给学生开设了一门“江苏地志研究”课,对于本省一般情况及重要地理问题,先做系统陈述,并作成各种地图多幅。是年7月7日,胡焕庸率国立中央大学两淮考察团到苏北考察淮河水利以及沿海地区废盐改垦情况。考察团除胡焕庸外,另有学生李旭旦、楼桐茂、詹子政、王慕韩等。考察团途经镇江、扬州、淮阴、润河集、运河站,东向至连云港,然后由陈家港、阜宁、盐城、东台、泰州,最后由南通经上海回到南京。途中遍访各地水利、城镇、海港、盐场以及各滨海垦殖公司,历时1个月,行程20余县,考察的目的是“以水利盐垦为中心,旁及自然人文一切地理现象”。具体而言,即考察淮河运河水利,参观连云港,调查淮北盐务以及淮南盐垦。以胡焕庸为团长的两淮考察团受到多方支持与关注。国民政府实业部、财政部盐务署、江苏省民政厅均出具书面文书至各地,要求各县县长和各盐垦公司“随时协助予以调查之便利并饬属保护”。考察途中受到水利、垦殖、港务和盐业相关公司,以及地方父老和私人亲友的招待,各县政府及区乡镇公所也予以保护。两淮考察团的行程以《中央大学地理系两淮考察记》为名在《中央日报》连载。

胡焕庸师生回到南京后写成《两淮水利盐垦实录》,由南京钟山书局出版1000册。该书内分纪程、水利、连云港、盐务、垦务五篇合计305页,另附图39幅、照片28张。书中详细介绍了两淮流域水、盐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港口建设和农业发展情况。其中最重要的第二篇(水利)对两淮的地形、水文、气候以及河湖堤的水利状况均根据事实论述。他比较了各种导淮计划的优劣,以地势、水量事实为依据,批评了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亲任委员长的导淮委员会:“三河坝工程,近年非常草率,坝用土造,基础不固无论矣,包商为偷工省料计,水小时非至水流全涸,坝基显露,不肯堵塞,春季水势稍涨,未达存水标准,即自行溃决,因此乃成为应堵不堵,不应启而自启之颠倒行为,于上游无利,于下游有害。”“数十年来导淮之呼声虽高,实际之工程全无,国家政局不宁,社会民生凋败,导淮费巨,无法筹集,此实导淮工程不能实施之最大原因也。”“导淮委员会成立于民国十八年,及二十年四月,发表导淮工程计划,内容虽以排洪航运灌溉并重,然治水之道,首在除害,害既能除,其利乃见,未有洪水不能排泄,而可有航运灌溉之利者。导淮会对于排洪之计划,主张就现有入江之局,而加以疏浚整理。”“实行导淮,而仅仅以整理入江水道为毕事,则大大不可……,无论如何,不宜取道淤黄,因其地高工费,而效甚微也;至于一不开入海四千之河,二不办入江整理之道,而斤斤于开凿淤黄,以求取得不可靠之三五百泄量,是乃计之最下乘者!”

胡焕庸在该书中多处提出,在已经被淤泥抬高成为悬河的淤黄河故道开挖新淮河,无助于终止淮河泛滥。他主张导淮以江海分疏为原则,尽快推进入海工程。淮水入海路线只能够由淮南低地另挖出一条水道选择直接入海之道,并同步主修三河坝以整理淮水入江通道。“或取车逻,或取射阳,或合开一河,或分开数河,总以行于低洼之地,求其畅行入海为是;引淮入海,必使行于低洼之地,不特因其工省险少,同时可以减低全淮水位,因而永免上下游之溃决;能如此则淮域居民,可以永免其鱼之祸,而有更生之机矣。”胡焕庸对导淮委员会治淮方案的分析和批评,使当局恼羞成怒。该书出版之后,在书店零售部分很快就被出售一空,而寄往各地方政府和机构的几乎都没有收到。若干年后才获知这些成书大部分被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下令从邮局和书店搜去私下销毁。

1947年2月胡焕庸从美国考察回到南京后,将1934年出版的《两淮水利盐垦实录》其中的“水利”一节作为主要内容,以《两淮水利》的书名改版重印,受到社会各界重视。胡焕庸在该版书的序里写道:“淮域水灾,影响数千万人之生命财产,抗战期间,黄河又复夺淮南行,因而灾况益为严重;胜利以来,经两年之努力,黄河虽已重回利津原道,而淮河本身,病态依然;淮水一日不治,即两淮人民一日不能安枕。”此时距胡焕庸第一次考察淮河已经过去了13年,他依然没有忘记两淮人民的苦难,没有忘记科学家救国安邦的历史责任,呼吁“政府与人民共同努力耳”。也正是这段考察淮河的经历,为胡焕庸在1950年去治淮委员会直接参与治淮工作打下了基础。

三、1950年,胡焕庸加入治淮委员会

1949年夏,淮河中下游大面积降雨,加上当年长江大水,苏北沿海又遭台风袭击,淮河下游受江水倒灌顶托影响,淮河流域的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出现严重洪涝灾害。在苏北,兴化地区两个月内降下全年的一半雨量,境内一片汪洋,水位接近3米,持续半年居高不下。秋粮几乎绝收,出现严重的粮食危机,数以百万计的灾民举家外出逃荒要饭。1950年6月,特大暴雨又连续袭击淮河中上游地区,淮河流域再次发生特大洪涝。由于淮河各支流的普遍淤塞,仅“河南、安徽两省受灾地亩达4350万亩,受灾人口1340万人。此外房屋财产以及田亩作物损失,更是难以计算”(胡焕庸《淮河的改造》)。

淮河洪水的不断泛滥,对淮河流域三省的社会生活影响极大,也给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政府带来极大的压力。1950年8月,根据华东军政委员会的请示,中央政府决定尽快成立新的治淮机构,连续三年每年拿出当年水利经费的50%以上专项用于治淮。中央政府政务院和华东水利部领导都看过胡焕庸在16年前写的两淮水利考察报告,对书中各种导淮方案的评议和提出的治理淮河“宜疏不宜堵”,必须开挖专用入海水道的论述印象深刻。经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汪胡桢、钱正英邀请推荐,政务院批准,将胡焕庸调动到政务院直属机构治淮委员会工作。8月25日至9月12日,胡焕庸参加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的全国治淮工作会议。会议着手制定了治理淮河的总体计划,指导思想从导淮转为治淮。采取了“淮河上游山区修水库蓄洪,中游蓄泄并重,下游开辟入海水道”(简称为“蓄泄兼筹”)的方针治理淮河。8月3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出,政务院要把治淮工程和抗美援朝置于同样高度,批示“需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需以此为中心”。会议还制定了治淮工程的步骤,决定1950年12月以前以勘测工作为重心,上游和下游以查勘蓄洪工程和入海水道为重点,同时进行放宽堤距、疏浚、涵闸等勘测工作。10月14日,政务院发布了最终形成的纲领性文件《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

11月6日,在原淮河水利工程局基础上组建的治淮委员会在安徽省蚌埠市正式成立,直属于政务院,其下分设河南、皖北、苏北三省区治淮指挥部。苏北治淮工程指挥部设在淮安。1951年5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主席的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表明了中国最高层治理淮河的坚定决心。淮委专门为胡焕庸设立了技术委员会,任命他为技术委员。胡焕庸带领治淮委员会工程部的技术人员经过实地考察,报请政务院批准,对在淮河上游山区多建山区水库,疏通旧有河道同时开发新河,在淮水的重要地段洪泽湖建设控制水量的三河闸等调水设施,疏浚河南、安徽和江苏的众多淮河中下游河道,修建堤防和二十多处水利设施将部分淮水引入长江入海,同时在苏北新开挖专用入海水道分引部分淮水直接入海的治淮路线提出诸多工作意见。他以极大的工作热情领导了被命名为“苏北灌溉总渠”的淮河专用入海新水道的勘测定线工作,实现了自己早年提出的开挖新的淮水入海通道,彻底解决淮水泛滥的治淮重要一步。

1951年冬至1952年春,百万人民开挖苏北灌溉总渠(江苏省档案馆 提供)

按照苏北灌溉总渠的设计,该工程具有行洪、排涝、引水、灌溉、航运、发电等多项功能。当地政府先后两次动员苏北行署的盐城、泰州和淮阴3个专区18个县119万人次民工,以工代赈,用原始的铁锹、扁担和手推车为主要工具,于1951年10月开工建设。至1952年5月,宽140米、长168公里的苏北灌溉总渠如巨龙般横亘于苏北平原的大地上。同期在渠首兴建的洪泽湖控制工程—泄洪量为每秒1000立方米的高良涧进水闸、在淮安城南大运河东侧兴建的灌溉总渠第三级控制工程—泄洪量为每秒850立方米的运东分水闸等配套工程也于1952年7月全面竣工。这条仅用7个月时间就挖出的168公里人工河道,西起洪泽湖东岸高良涧,经淮安县、洪泽县、盐城县、阜宁县、射阳县、滨海县,东至扁担港入黄海,沿线建有高良涧进水闸、运东闸、阜宁腰闸及总渠地涵、六垛南闸五级枢纽。

这条以灌溉为主结合排洪的人工河道,既可以灌溉里下河和渠北地区数十万顷农田,又使汛期危害流域三省近千年的淮河终于有了专属的入海通道。苏北灌溉总渠的建设,改变了苏北地区的自然面貌。这一大型工程的成效,主要体现在:苏北灌溉总渠早期可以分泄洪水每秒800立方米,其排涝功能显而易见;由洪泽湖潴蓄水源,充分利用淮河水灌溉苏北地区,其灌溉功能更为名副其实;高良涧船闸、淮安节制闸和淮安船闸,可以调节里运河水量,由此苏北多了一条东西向的航道,其航运功能史无前例。这些治淮成就的取得,不仅终结了苏北常年受灾的历史,保证了洪泽湖大堤的安全,奠定了苏北地区农业丰产的稳固基础,也沟通了安徽北部和江苏北部地区的航运,保证与发展了废黄河以南、运河以东和里下河地区的农田灌溉。淮水入海,大河安澜。从19世纪中叶淮河彻底失去入海通道,到20世纪中叶苏北灌溉总渠、淮沭新河、废黄河相继开通疏浚,淮水入海的障碍被一一扫除。淮河从此结束了数百年来没有入海通道的历史,两岸人民也终于告别了淮河洪涝频发农田绝收的苦难历史。

在治淮委员会工作期间,胡焕庸还负责了治淮委员会治淮工程陈列馆的筹建和设计。他收购淮河流域各县县志约250部,编写《淮河水道志》,用于工作内部参考。此外,他结合自己参与水利工作的经历和历史资料,出版了《祖国的水利》《淮河》等科普读物。但是《祖国的水利》出版后,《地理知识》杂志和《光明日报》刊登读者评论,认为胡焕庸散布“地理环境决定论”等错误观点,对其展开批评。时值“文化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胡焕庸多次登报检讨自己。此时的胡焕庸,再也不是过去那个国立中央大学的知名教授和学科泰斗了。

苏北灌溉总渠、淮河入海水道工程位置示意图(江苏省灌溉总渠管理处 提供)

1952年5月,苏北灌溉总渠工程完成,淮河全流域治理和工程也陆续进入施工和扫尾阶段。为了培养治理淮河需要的各类技术人才,治淮委员会决定筹办“淮河水利专科学校”(地点在安徽省怀远县东南医学院旧址),专门培养水利技术干部。治淮委员会委派胡焕庸担任建校筹备处主任,承担起全部的建校工作。暑期建校完成后,新学年学校正式开学,胡焕庸亲任教务长并且兼任水利工程专修科主任。不久后,国家开展大学院系调整,淮河水利专科学校的水利工程专修科学生合并到新成立的南京华东水利学院(今河海大学),淮河水利专科学校则更名为“淮河水利学校”(后迁合肥,现名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1953年8月,华东军政委员会高等教育部将他调动到位于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工作。

四、1958年,胡焕庸再走里下河

1958年的中国,正处在政治运动的高潮之中。5月,中共中央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以后,中国社会开始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指引下的一段特殊历史时期。毛泽东主席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高等学校也参与到“开放办学”的高潮中,“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成为这一时期耳熟能详的政治口号。

1958年10月18日起,受国务院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委托和上海市河道工程局、江苏省农林局以及浙江省农业部门的委托,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大部分青年教师和二、三年级学生330人,历时两个多月,赴长江三角洲5万平方公里地区,开展了前所未有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综合调查。调查内容除全面收集资料外,对重点地区加以深坑和浅钻用以分析,对三角洲地区的地貌特征进行全面摸底。时年58岁的胡焕庸是地理系最年长的教师,考虑到他的年龄,系里没有要求他参与这次大规模考察。但胡焕庸向系里主动提出,要求参加自然地理调查大队南通扬州队,参加扬州、泰州、兴化等苏北里下河地区的考察。经学校批准,胡焕庸拎着一个装着日常生活用品的小包和一把雨伞,参加了地理系二年级学生班长应定华带队的由十多名学生组成的小队。

当时的苏北淮南地区,受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影响,经济发展相当落后,生活物资也非常匮乏。交通布局更是稀疏,许多地段不通汽车,无论是生活条件还是交通方面都相当艰苦。由于学校一再强调要在各方面展现战天斗地的艰苦奋斗精神,华东师大同学们的考察没有请当地全程陪同,师生主要依靠地图和询问当地农民辨别方向,在农村地区的交通则以步行为主。此行,年近花甲的胡焕庸也和这些二十来岁的大学生一起,以步行为主完成了考察线路。

对于里下河的形势,胡焕庸在1934年考察淮河后发表的《两淮水利盐垦实录》中写道:(里下河)四周皆高,而中央独低,运河以西,地面均高于下河。下河普通地高约在三四米之间,最低不过2米余,高宝湖底平均高约三四米,洪泽湖底平均高10米,故水流东下,有高屋建瓴之势。兴化地区又是里下河地区的“锅底洼”,“故有釜底之称,大水时为众流所集,地面积水最深可达五六米,故每届下河水灾,受灾之重,以兴化为最”。兴化中西部地区地势更低洼,水多地少,湖荡纵横,历来饱受洪涝侵害,部分农田不得不以垛田的方式维持种植。

胡焕庸之所以要求到地势低洼的里下河地区实地考察,就是想亲眼看一看他两次考察淮河,特别是八年前他亲自带队勘测定线建设的苏北灌溉总渠建成以后,苏北里下河地区的变化,再看一看两淮农民生活有没有改善。胡焕庸参加的这个小队,都是华东师大地理系刚进入二年级的学生,胡焕庸还没有给他们上过课,互相不认识。沉默寡言的胡焕庸除了向沿途农民详细询问农作和水利建设等情况外,和学生很少交谈。他不仅没有告诉学生们他早就两次走过淮河以及自己在淮河治理中的重大贡献,更没有联系当地的淮河管理机构要求给予便利。他提出的唯一要求仅仅就是在水网密布的兴化地区垛田,希望能够找一条小船,多走一走看一看兴化地区独有的垛田地貌。

淮河入海水道大运河水上立交示意图(胡复孙 提供)

胡焕庸第三次考察淮河时间不长,前后十余天,看完他希望看到的里下河流域状况,看到历经多方面的有效治理后,淮河流域以往几乎年年泛滥成灾的状况显然已经改变,但是苏北当地农民生活依然艰难困苦。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就离开了这个他曾经两度考察和工作,并且以自己的贡献大大改善了苏北淮河泛滥历史的淮域大地。

胡焕庸的前两次走淮河,无论是考察还是实际加入治理淮河的伟大事业,都给我们留下了诸如《两淮水利盐垦实录》《淮河的改造》《祖国的水利》《淮河水道志》等著述,这些著作至今依然是我们研究淮河、研究中国水利史的重要参考。唯独1958年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走淮河,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表达他的见闻和感受。其中的主要缘由是,在1957年和1958年“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简称反右)”和“大跃进”的高潮中,他许多熟悉的同事、学生已被划为“右派”,不能进行正常的教学、科研和生活,人文地理学也一再受到批判。胡焕庸本人也同样饱受批判冲击,刚刚结束政治审查恢复工作。这时的胡焕庸调到华东师大任教才五年,已经历了好几场政治运动。他知道现在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学者可以“指点江山”的时代了,高级知识分子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谨言慎行。

2021年5月,经江苏省水利厅帮助联系,我参观、考察苏北灌溉总渠和邻近的其他水利设施。走过了自淮河下游西起洪泽湖和高良涧,经洪泽、淮安、阜宁、射阳、东至滨海扁担港的168公里苏北灌溉总渠全程,也走近到2003年新建的与苏北灌溉总渠几乎并列平行的淮河入海水道。在淮安,我登上“淮河入海水道大运河立交”的安澜高塔,亲眼看到在浩瀚的宇宙和大自然面前,人类是多么的渺小。与此同时,我更感受到治淮工程的成功实施,对于苏、皖、豫三省2.5亿人民41.4万平方公里土地无与伦比的历史性贡献,感叹胡焕庸那一代水利建设者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功勋,是顺应自然改造社会的成就。胡焕庸等治水前辈亲自设计指导的苏北灌溉总渠和数十处大型水利设施的建成,彻底改变了数百年以来黄河、淮河并患苏北的局面,从根本上实现了变“水害”为“水利”。迈步在总渠大堤上,扑面而来的都是苏北农间的满满土香。“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明媚的风光”。只有经历过“几百里汪洋遍地、嚎哭其状凄惨至极”的两淮人民,才能深深感受到今天的生活是如何的来之不易。尽管胡焕庸没有看到苏北淮河流域社会面貌今非昔比的天翻地覆,但是他和那一代建设者对淮河治理的贡献、对中国社会进步的贡献,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作者简介:胡复孙,胡焕庸教授之孙,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与水利遗产专委会会员,文史研究学人,长期从事民国人物和文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