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忠(1892—1964),原籍浙江省永嘉县。从小受其父传教影响,读书后历经教会学校熏陶,1920年进入南京金陵神学院,毕业后在南京长老会母堂传道。1927年,中华基督教会宁镇区会委派前南京堂会牧师孙喜圣和上海清心堂牧师李恒春,于南京四根杆子路(今莫愁路北段)老礼拜堂内举行主礼,授封鲍忠为南京中华基督教会汉中堂(即今基督教莫愁路堂)牧师。1929年6月1日,鲍忠牧师代表南京基督教会参加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

大屠杀中积极保护难民

抗战全面爆发前,南京城内的基督教堂主要有位于莫愁路390号的汉中堂和位于太平南路396号的圣保罗堂,此外还有李满(美籍)牧师创办的沛恩堂(原户部街49号),由马林(加拿大籍)牧师创办的中华路教堂(原中华路344号),由马吉(美籍)牧师创办的道胜堂(原中山北路409号),以及地处城西升州路111号的由沙德纳(美籍)于1891年创办的卫斯理堂等40余处规模较小的教堂。

汉中堂系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的二弟陈裕华设计,陈明记营造厂承建,孙喜圣牧师主持建造。该教堂带有典型的英国16世纪都铎王朝风格,并由冯玉祥将军为教堂题写正方形花岗岩楷体竖书石碑“因为那立好了根基的就是耶稣基督”,张之江将军题写了“汉中堂”匾额。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入南京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鲍忠牧师对日军侵略中国、残杀平民的暴行义愤填膺。他将年幼的儿女送往农村避难后,又回到汉中堂。当时,莫愁路人行道上有多具尸体无人认领,他与几位爱心教友,不顾生命安危,先找来石灰撒在尸体身上,又千方百计找来一挂大板车运送尸首。为躲避日军,他们趁着天黑,专找背街背巷,行走数十里才将尸体运到城外偏僻处掩埋。

南京沦陷前后,留驻南京的外国人为给来不及撤退的中国难民提供避难所,决定仿照法国神父饶家驹(Robert Charles Emile Jacquinot de Besange)在上海建立“南市安全区”的模式建立“南京安全区”。由金陵大学董事会董事长、中英文教基金会总干事杭立武博士发起,邀集一批侨居南京的外国商人、教授、牧师、医生组成“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划定的南京安全区以美国驻华大使馆所在地和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金陵中学、鼓楼医院等教会机构为中心,占地约3.86平方公里,四面以马路为界:东面以中山路为界,从新街口至山西路(南京)交叉路口;北面从山西路交叉路口向西划线至西康路;西面从上面提到的北界线向南至汉口路中段(呈拱形)再往东南划直线,直至上海路与汉中路交叉路口;南面以汉中路为界,从莫愁路口向东到新街口。安全区内分设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大学等25处难民收容所。作为牧师,鲍忠也参加了安全区难民营保护工作。为了消除难民的恐惧,解决生活困难,他经常到安全区为难民祷告和做心理疏导,鼓励难民树立“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信心。他还用金陵女大的救济款在汉中堂布道所办起难民收容所。当时鲍忠牧师亲自负责难民工作,与数位爱心教友一起为无家可归的难民日夜操劳,帮助一些难民虎口脱险。

唇枪舌战保护汉中堂

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驻宁日军陆续以没收所有美国财产为由,强占了南京差会所属礼拜堂和学校。汉中堂对面的明德女中(现为南京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沦为日本高等女子学校;汉中堂后面的进德圣经女校(现划归南京市第五中学),成了日本人的和尚庙;汉中堂北面的长老差会会址(原为传教士毕来恩及其子毕范宇住宅),被日本人占据;坐落在上海路与汉中路交叉口的金陵神学院也被日军占为军营。日军多次以同样借口,要鲍忠牧师交出汉中堂。当时鲍忠义正词严地强调:汉中堂是由中国教友捐款建造的,是中国教友的共同财产。并向日军代表说明基督教会与美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一再申明我们是中国人教会,礼拜堂是中国教会的,与美国教会没有关系,不是差会的产业,也不受差会的津贴,是完全自立自养的中国教会。日军代表经汇报上司后又来查找证据,鲍忠出具了地产所有权证明和建堂募捐经费的原始材料,有力证明了教会是中国人的教会,日军代表才悻悻离开。

日军一计未成,又生一计,再次找鲍忠说:“汉中堂的钟楼在附近所有建筑中属于最高的,用于防空是最好的地方,请借给部队使用。”鲍忠斩钉截铁地回答:“礼拜堂是我们敬拜神明的地方,绝不能用作军事用途,《圣经》上说,‘耶稣进入圣殿,看见殿内有兑换银钱和做买卖的,耶稣都将他们全赶出神的殿。’所以礼拜堂是无论如何不能借的。”日军这才作罢。

此后,日军又编造理由提出要求:“礼拜堂白色大理石在天空中的飞机看来太明显,容易成为目标。”鲍忠则据理力争:“我们礼拜堂就是要用白色大理石来象征教会圣洁无瑕,不能涂上颜色。相反,若我们在石头上涂上颜色,上头的飞机就会疑心怎么礼拜堂的颜色改变了,是不是被日军占领了?相信飞机是不会来炸礼拜堂的,因为开飞机的人中也有信耶稣的,他们也会爱护礼拜堂的。”日军这一企图又告失败。

由于鲍忠坚定的爱国爱教立场,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坚持正义,毫不胆怯,与日军进行不懈的斗争,才使汉中堂成为南京沦陷后唯一未被日军占据的礼拜堂。南京沦陷期间,汉中堂每星期日会有好几次礼拜,其中下午是贵格会(原址大中桥)的教友聚会,就是因为他们的礼拜堂已被日军占据;灵粮堂(原址云南路26号)的礼拜也借汉中堂举行。周围地区的信徒都到汉中堂聚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京英、美差会各教堂均被日军强占没收,只有汉中堂因是中国教友捐款、中国牧师主持建造而被保留下来,并且曾为各教派共同使用。

鲍施两家人的情缘

我的父亲施恒敬,系基督教会的长老,母亲李永生系教会的执事,故与鲍忠牧师家的关系甚好。父亲主持湖熟福音堂时,经常邀请鲍牧师去布道。每每有人遭险遇难,鲍牧师总会以“爱”相助。

1938年6月,陈毅率领新四军开辟茅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当时江宁县湖熟、淳化与茅山根据地相隔不远,所以该地区新四军十分活跃。当年我大姐施儒珍在淳化小学任校长,地下党组织在大姐的支持掩护下,把小学作为联系点,秘密开展抗日活动。不料行动被日军发觉,地下党组织迅速通知我大姐立即离开淳化前往南京。日军在淳化抓捕大姐扑空后,三个日军带一名毕姓翻译又赶往我湖熟家中搜查抓捕大姐。父亲理直气壮地告诉日军女儿未回来,领头的日军恼羞成怒地指着父亲问翻译:“他是什么人?”翻译答:“他是湖熟施万顺五洋店老板,福音堂长老!”日军走到堂屋墙前看了一下耶稣基督的挂像后,一招手带着三人离开了我家。大姐逃到南京汉中堂,把日军要抓捕她的实情告诉了鲍忠牧师。为躲避抓捕,鲍牧师将她安排在汉中堂义务小学任教。

1945年抗战胜利,南京人民扬眉吐气。记得日本投降后,日军被安排修筑莫愁路,鲍牧师的二儿子鲍庆星(年龄与我相仿)约我一道向修路的日本兵扔石子解恨,砸得日本兵抱头鼠窜,围观路人一片叫好。后来我俩又成为明德小学的同班同学。小孩子自顾着出气解恨,然而长辈们此时考虑的不是如何解恨,而是努力救助更多的穷苦大众,鲍牧师与我父亲密切配合积极筹款,为湖熟贫苦家庭的孩子创办了湖熟益智小学,让近百名穷苦儿童免费上学,成为当地的一段佳话。

日本投降后,“胜利”成为南京人的流行时髦词,许多家庭把在抗战胜利时出生的婴儿起名为“胜利”。一些时尚的青年人用举办婚礼的方式庆祝抗战胜利,美其名曰“胜利婚礼”。1945年9月,一对年轻人在莫愁路的汉中堂举办了一场“胜利婚礼”,婚礼采用的是西式婚礼形式,我(8岁)与鲍牧师的小女儿鲍佩勤(6岁)担任了的男女小花童。婚礼那天,没有传统的放鞭炮、吹喇叭、坐花轿、拜天地、闹洞房等仪式,在钢琴伴奏下,在唱诗班悠扬的歌曲中,新人从正门步入教堂。我和女花童并肩牵着婚纱裙边,紧跟其后。等到一对新人漫步到圣殿前,在牧师为新人祈祷祝福后,又在汉中堂院内草坪上,以教堂为背景,由“大美摄影社”拍摄庆祝抗战胜利的结婚纪念照,同时又特地为我们这对小花童拍摄了一张合影。

1949年南京解放后,鲍忠牧师仍担任汉中堂主任牧师。1952年退休后定居上海,仍兼中华基督教会华东区会主席职务。1964年病逝。

(作者简介:施顺才,江苏南京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