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干惊天动地的事,甘做隐姓埋名的人。

杨承宗,新中国放射化学的奠基人,一生致力于科研和教育两大领域,并作出极大的贡献。他师承法国巴黎大学镭研究所伊莱娜·居里夫人从事放射化学研究,获博士学位。在我国原子能科学发展的关键时期,他放弃法国优厚的待遇,毅然决然地回国建设,回国前花光个人积蓄想方设法购置被禁运的核科研器材和教材,不顾个人安危护送回国。回国后,积极培养我国放射化学领域内奇缺的人才,孜孜不倦地投入到放射化学的研究之中,他优化了纯铀等化合物的提炼方法,被称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加“铀”的人。他一生功勋卓著,桃李满天下,却甘于奉献,籍籍无名……

一

杨承宗,1911年9月5日出生在现今苏州市吴江区八坼社区的北港街东头中心街68号,一个月后的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我生来就革命”,杨承宗常爱戏谑地描述他生来的“任务”。

杨承宗家世代务农,到了曾祖父那一代,除了务农还捎带做些农产品的粗加工,赚来的钱,在当地建了个四合院。到了祖父这一辈,因为吸食鸦片,将刚刚富裕起来的小家庭几乎全部毁掉。杨承宗出生时祖父母已经不在人世,父亲杨蔼如虽然只读了3年私塾,但很能干,能写能算,在镇上的米行从学徒开始当到账房先生,家境又逐渐好转起来。

杨承宗共有6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五,家里叫他杨五郎。大他4岁的小姐姐是杨承宗的“保护神”,5岁时跟着小姐姐到学堂读书,4年小学“跟屁虫”似的跟下来,小姐姐毕业了,杨承宗也毕业了。当时八坼镇上没有高小,他又跟着小姐姐到同里读书,一个走进女校,一个走进同川高等小学,那年杨承宗才9岁。3年的学习,给他打下了扎实的国文基础。12岁时,他到上海南洋中学读书,时值军阀混战,南洋中学在炮火中毁坏,他转学到上海大同大学附中,后直接考入大同大学。

1929年,杨承宗结婚,妻子赵随元是吴江横扇镇人。他在大同大学毕业后,先后在爱国女子中学、暨南大学、安徽安庆省立第一高等职业学校当了两年老师。1934年他回大同大学时,向校长曹惠群汇报自己的处境,工资不足,交通不便,曹惠群随口问他愿意不愿意去北平镭学研究所,这本来是留给曹惠群长子的位子,但长子去了美国留学。这样杨承宗就应承下来。

此时杨承宗的父亲为了发展家业,已经将一部分家产转移到苏州。杨承宗就将妻子留在苏州,自己去了北平。

伊莱娜·居里向杨承宗(左一)祝贺博士论文通过(徐宏慧 提供)

那时北平镭学研究所,一共2个半人,一个副所长郑大章,还有一个“兵”杨承宗,另外半个是兼任所长的严济慈,此时严济慈是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

郑大章比杨承宗大7岁,他是放射化学引进中国的第一人。1929年到1933年,郑大章在巴黎居里实验室学习,他是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卡(居里夫人)的嫡传弟子,并深受其赏识。因为那段时间严济慈也在巴黎学习,他虽然不在居里实验室,但在巴黎认识了郑大章后,也经常到居里实验室,所以和居里夫人、小居里夫人伊莱娜·居里都很熟悉。

1933年12月郑大章获得博士学位后,1934年2月就回国,由严济慈介绍进了北平镭学研究所,9月杨承宗就跟着郑大章学习工作了,他向郑大章学习研究放射化学。此时人们对人造放射性现象尚不明白,对铀-镭系元素和铀-锕系元素之间关系并不十分清楚。

1936年,为应对日军在华北挑起的事端,严济慈让南方出生的杨承宗,单枪匹马先赴上海建立实验室,为北京研究所南迁做准备。1938年郑大章和夫人在没有事先联系的情况下赶到上海,原来北平伪政府要郑大章担任伪政府教育部部长,郑大章不愿意,便溜到了上海。此前杨承宗花了一年时间,利用从北平运来的那架极为灵敏的单丝静电计和几公斤硝酸铀酰,发现了镁234的硬贝塔放射线对铝箔厚度的吸收曲线,写了一篇关于β射线的散射的文章,郑大章看了很高兴,1940年亲自将文章译成了英文,1946年发表在美国的《物理评论》杂志上。可惜郑大章还没有看到这篇文章刊登,就于1941年在苏州病逝,年仅37岁。

日军占领上海后,汪伪政权干将、大汉奸褚民谊派人来拉拢杨承宗,1944年7月7日,汪伪政府强行“接收”研究所,并要杨承宗留在研究所为他们工作。杨承宗坚决不为伪政府做事,离开他热爱的研究所,回到了苏州。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底,杨承宗重新回到上海,接手被敌伪抢走的镭学研究所。

二

1946年,严济慈写信向伊莱娜·居里推荐杨承宗前往巴黎居里实验室学习深造。伊莱娜·居里听说杨承宗是郑大章的学生,又了解到他在上海不愿意为汪伪政府做事的爱国事迹,深受感动,表示愿意接收杨承宗前往居里实验室学习。1947年初,杨承宗获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经费,欣然前往法国巴黎,成为伊莱娜·居里的弟子。在法国,他认识了伊莱娜的丈夫约里奥·居里以及他的弟子、同是中国人、从事放射性物理学研究的钱三强。杨承宗算是第四位前往居里实验室学习的中国人。第一位是郑大章,第二位是施士元,第三位是钱三强。杨承宗是唯一在居里实验室进修放射化学的中国人。

杨承宗在居里实验室工作了4年,跟从导师伊莱娜·居里学习自然放射性元素化学,后来又学习了人工放射性核化学。通过与伊莱娜·居里的接触,杨承宗觉得她身上有很强的人格魅力。她性格非常直率,说话从不绕弯子,不喜欢应酬,工作十分投入,物质生活极端的简朴。她的妹妹艾芙·居里这样描述她的姐姐伊莱娜·居里:“我曾看到她的银行积蓄,在我看来那是够多的,但她从来不花钱,只不过是因为她从来不想要任何东西。”

1951年6月15日,在居里实验室的阶梯教室专门为杨承宗举行了一次论文答辩会,杨承宗预先准备了论文,题目为《离子交换分离放射性元素的研究》。答辩会持续了2个多小时,会后包括伊莱娜·居里在内的三位考官,一致给出了“很优秀”的评价,并带头为他鼓掌。第二天,伊莱娜·居里还专门安排了一个小型酒会,为杨承宗祝贺。

杨承宗在回国前,接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聘书,除了说明继续聘任两年外,还特别说明年薪为55万5350法郎,另加补贴。这在当时可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但是对杨承宗来说,再没有什么比建设新中国更有吸引力的了,他仍婉言谢绝了法国研究机构的聘请。

就在杨承宗准备动身前,新中国在巴黎的代表李风白找到他,转交钱三强转来的3000美元,要他买些研究原子能的器材。杨承宗感到很奇怪,待他收到钱三强寄来的信,心中立刻明白钱的用意:新中国在极端困难情况下要发展原子能科学,需要他利用关系购买一些同位素和研究原子能有关的书籍、仪器、药品。杨承宗马上行动起来,但困难重重,如有一种先进的计数进位器,必须得到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主任的特批。恰巧杨承宗在居里实验室遇到了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主任白朗先生,他就跟白朗先生说,想买一台100进位的计数器。白朗先生没有答复,伊莱娜·居里就在旁边说:他们要在医疗方面研究同位素的应用,所以还想买点儿同位素。你看嘛,用在医疗方面,也是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这样,白朗先生才算答应,拿起笔就签了字。这一关算是顺利过了。

临行前,导师伊莱娜·居里找到他,让他去向约里奥·居里辞行。约里奥·居里的一段话令杨承宗刻骨铭心。约里奥·居里说:你回去告诉毛泽东,你们要保卫和平,反对原子弹,就要自己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又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有自己的科学家嘛。钱、你、钱的夫人都是。杨承宗听后,激动不已。

在这次谈话的前3天,杨承宗曾不费吹灰之力要到了居里夫人亲手制作的也是居里实验室独有的碳酸钡镭标准源10克。其实郑大章曾经也向居里实验室购买过2毫克,但由于战乱不知去向。当伊莱娜·居里问杨承宗,你要这么多干吗?杨承守回答,不多,我们国家大,人多。伊莱娜·居里笑了笑,算是默许了。

紧接着,杨承宗又是“疯狂采购”违禁品,居里实验室几乎变成了他运送违禁品的基地,他把自己4年积蓄的私房钱也搭在里面了。但是东西买好了,又犯了难。这些东西都是经不起检查的,出海关很难。更何况因为朝鲜战争,美国以联合国名义,要求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充分“禁运”,许多东西不准卖给中国,其中就包括原子能科研器材。为了能帮杨承宗顺利出关,伊莱娜·居里安排自己的助手布歇士亲自送他上“马赛”号轮船。因为法国人和非法国人是从两个楼梯通道上船的,法国人上船是不经过任何检查的,所以上船前,布歇士问杨承宗,你哪几个箱子比较重要?杨承宗指着其中一个最大的说,你把这个箱子替我拿上去就行了!尽管这样,杨承宗还有12个箱子,上船也是不允许的。布歇士一上船,就与船舱里的法国人拉起了关系,希望他们照顾好杨承宗,这样杨承宗很快也免检登上了船。一上船,船舱里的法国人就称杨承宗为杨博士,这让杨承宗感到很别扭,但也理解布歇士的一番苦心。布歇士临走时塞给杨承宗一个信封,原来里面是一张居里实验室的证明,证明杨承宗所带的行李是他们实验室里自制的仪器、设备,证明人布歇士,旁边还有法国第五区警察局的图章。坐下来后,杨承宗才知道,“马赛”号上有200个派往朝鲜战场的法国士兵。如果他们知道杨承宗包内的秘密,不知道杨承宗还能不能走得了。

虽然已经顺利上船,但接下来的回国之路依然波折不断。法国没有直通中国的航线,杨承宗只能先抵达香港,再转乘中国船回国。当时的香港属英国管辖,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非常敌视。当“马赛”号抵达香港后,杨承宗正准备搬运行李上岸,忽然听到广播,通知他与另外几名中国留学生留在船上“听候关照”。杨承宗很担心自己携带的箱子被扣,一直守着不敢离开。过了不久,来了几个英国警察,拎起他的提包命令道:“跟我们走!”他和另几名中国留学生被带上了一艘飘着“米”字旗的巡逻艇,杨承宗很担心箱子里的东西,心中十分紧张。好在巡逻艇并没有把他们送到警察局,而是把他们直接押上了中国轮船“石门号”,英警只是不想让他们上岸。杨承宗也因为有那张布歇士的证明,一路免检,顺利地把所有设备和物资带回了中国。

三

1951年10月,回到祖国的杨承宗把导师约里奥·居里的话告诉了钱三强。钱三强当即把杨承宗带回的话转告了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丁瓒,请他向中央反映。后来,中央又专门派人找杨承宗核实了约里奥·居里的口信,并且再一次强调了这件事的保密性。杨承宗和钱三强知道这件事非常机密,此后对谁都绝口不提,哪怕是妻子。

杨承宗安排好工作后,就到苏州及八坼看望父亲和兄弟姐妹,另外接妻子和儿女到北京。当妻子拿出一沓欠债单放在他面前时,他愣住了,他没有想到自己在法国时,家中生活竟如此困难。为了偿还债务,他没有向组织索要那笔被他挪用买设备的私房钱,而是变卖了自己心爱的蔡司牌照相机和欧米茄手表。从此之后的近40年里,这位业余摄影爱好者再没有钱买一台像样的照相机。

杨承宗回国后,任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8年改称原子能研究所)放射化学研究室和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研究室两个研究室主任,当时从事放射化学的专业人才只有4位,除了杨承宗外,其他3位都不怎么精通,其中2位还是刚毕业的年轻大学生,技术资料和实验方法都非常欠缺,工作非常困难。杨承宗便亲自编写放射化学方面的教材,开设“放射化学”和“铀化学”等专业课,为那些从来没有接触过放射化学的新的大学毕业生们系统讲授放射化学专业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后来又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授课,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放射化学人才。到1956年下半年,这支原来只有4人的队伍,逐渐发展到两个研究室近30人。原来的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大楼里已经容纳不下这支中国放射化学的新生大军,杨承宗就在大楼旁边筹建了一座新的实验楼,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放射化学实验室,从这里走出了很多我国第一代放射化学工作者。1956年,杨承宗参与制定了中国原子能科学技术发展长远规划。同年秋天,近代物理研究所开办放射性同位素应用讲习班,他任第一期讲习班班长,在全国范围内培养了近千名同位素应用方面的高级科技人员。后来杨承宗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同位素应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抗战以前,北京协和医院为了医疗需要,曾用庚子赔款向美国买了507毫克镭,密封在一个玻璃的容器系统里,封存在保险柜中。可恨的是,这个玻璃系统在抗战时期就被日本人给敲坏了,这种具有强烈放射性的物质就这样直接暴露在空气中,危害极大。刚从国外回来的杨承宗听说这件事后,带着两个学生和一位玻璃工师傅即刻赶往协和医院。当他推开那间放置镭的地下室房门时,凭他的嗅觉,他立刻意识到这里已经被严重污染。当时国内很难弄到那种防辐射的特制防护服,杨承宗便决定自己一人冒险去抢修。他从玻璃工那里学了简单的吹玻璃技术后,留其他人在门外协助,独自一人前去处理。最终干净利落地完成了抢修封存,保证了协和医院的病房安全。1953年,杨承宗带领助手到北京协和医院利用那507毫克镭源及配套提氡装置,提取氡气供医疗用,又制成氡-铍中子源。这是中国最早得到的人工放射源,为我国早日开展中子物理及放射性同位素制备研究创造了条件。

1978年,杨承宗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学生在一起(徐宏慧 提供)

1954年,有犹太商人向我国兜售硝酸铀酰,声称是浓缩铀235。周恩来总理要近代物理研究所限期确定该样品质量。在当时我国尚无同位素质谱计的条件下,杨承宗根据放射系蜕变原理,巧妙地运用仅有的简单测量仪器,指导合作者完全用放射化学方法确定了样品中铀235的含量,其实只相当于天然铀,避免了上当受骗,维护了我国的尊严。

1956年,杨承宗心情极为沉痛,他的导师伊莱娜·居里患恶性贫血症逝世。两年后,约里奥·居里也去世了。他们都是因为长期受到核辐射的缘故。杨承宗也因为在抢修协和医院镭容器时受到超剂量照射,导致后来白内障网膜剥离,几乎双目失明。

1958年起,杨承宗调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主任、教授。1961年3月,杨承宗的人事关系从原子能研究所调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仅一个星期,他又被借调到二机部所属第五研究所兼任副所长,主持全所业务工作。原来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听了钱三强和李四光等人的汇报后说:“这件事(原子弹)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二机部当时正缺少像杨承宗这样的专家。

刚刚到第五研究所时,杨承宗面对的是一个苏联专家撤走、科研秩序混乱、科研人员涣散的烂摊子。垃圾、加工后的废矿渣、未破碎的矿石到处堆放,整个研究所俨然一个破旧的工地。这样的科研环境和状态怎么可能研究并最终提炼出关键的核燃料铀235呢?杨承宗没有气馁,他明白我国是个贫铀国家,铀矿的含量很低,要得到原子弹所用的铀235,要处理上百万吨矿石。经过思考,杨承宗很快提出一个大胆设想——用“堆浸法”。此前这种方法只是个概念,国外还没人用过。他们到野外用酸去淋那些矿石,再收集淋取液提炼。这样一来,不需要把笨重的矿石运到工厂里,在野外就完成了提炼,省时省力又省钱。但矿石数量庞大,又没有现成的设备,他就带领全所科技人员因陋就简自己制造设备,经过两年多的日夜苦战,纯化处理了上百吨各地土法生产的重铀酸铵,生产出了符合原子弹原材料要求的纯铀化合物2.5吨,提前3个月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试爆准备好合格的铀原料,受到国家表扬。有人戏称杨承宗是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加“铀”的人。

1979年,杨承宗(后排左四)将居里夫人亲手制作的碳酸钡镭标准源(木箱内)赠给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徐宏慧 提供)

杨承宗认真整顿第五研究所内的科研秩序,不久,一批世界先进水平的水冶流程、新的分析方法、新的有机材料等重大研究成果从这里产生,第五研究所从一跃而成全国一流的研究所,中国铀工业也从无到有,开创了天然铀工业生产的历史。杨承宗还具体组织领导了从铀矿中综合提取镭226、钍230、镤231、铅210等自然放射性元素,使我国成为极少数能够系列制备这些自然放射性同位素的国家之一。

四

1969年底,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搬迁到安徽省合肥市,杨承宗才真正离开二机部回校随迁。

1973年,杨承宗主持全国火箭推进剂燃烧机理学术会议,并与多家单位建立科研协作关系,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火箭固体推进剂燃烧机理研究成果在国内占有重要的地位。1977年,他首先提出的同步辐射加速器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立项成功。后来又直接领导利用同步辐射装置的200MeV电子直线加速器作中子源和伽玛射线源,进行光核反应研制取得成功,为我国核科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1979年,杨承宗被任命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先后培养博士十余名。

居里实验室在世界科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英、美等发达国家也均以居里实验室制备的碳酸钡镭样品为国际标准。杨承宗曾向居里实验室要来的10克碳酸钡镭标准源,是我国开展原子能放射性计量研究的基础实物,十分珍贵。1979年,杨承宗将此标准源献给国家,现珍藏在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另外从居里实验室带来的标准矿石,在他日后的教学工作中,也派上了大用场。

1980年,已近古稀之年的杨承宗,双目几乎失明。但他还是在省领导的支持下,倡办了全国第一所自费走读大学——合肥联合大学,为那些因几分之差而与高等院校失之交臂的学子开辟了一条新的成才之路,轰动一时,被誉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小岗村”。

1979—1989年,他先后任中国化学会第21、22届理事,核化学和放射化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核学会第1、2届理事、核化学和放射化学学会理事长。

杨承宗是第三至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第六、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安徽省第三届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对于约里奥·居里传达给毛主席的话以及这件事,杨承宗一直守口如瓶,直到离开约里奥·居里夫妇30多年后,才向中国原子能所的领导谈起了这件事。约里奥·居里那几句令人振奋的话对新中国领导人下决心发展自己的核武器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2010年9月16日,科教界专家学者和杨承宗曾工作过的单位代表和他的学生共四百多人齐聚一堂,隆重举行杨承宗先生百岁华诞及从事学术活动八十年纪念座谈会,温家宝总理专门发来贺信。杨承宗因病住院,未能出席大会,他特地在医院通过视频向与会代表致以诚挚的谢意。他委托长子作了书面发言,他说:“回顾走过的岁月,我经历了百年社会的大变迁,目睹军阀混战、外强凌辱、百姓生灵涂炭,为此立志科学救国。我要感谢我的启蒙老师郑大章先生,他不仅教我放射化学,而且身体力行,教我爱国的民族气节。我要感谢严济慈先生,是他把我推荐到居里实验室工作,我因此有机会认识约理奥·居里先生和(小)居里夫人……”

杨承宗所作的贡献,家乡人很少知晓,他的个别学生早已是院士了,而他却始终与院士的荣誉无缘。曾有人问他:“您功勋卓著,桃李满天下,您的很多学生都成了院士,而您却‘籍籍无名’,您不觉得遗憾吗?”他哈哈一笑说:“我只要把事情做好,别的什么都不去想。”

2011年5月27日上午8点45分,杨承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生命最后时刻,他还不忘嘱咐自己的子女,捐献他的遗体,用于医学研究。

(作者简介:徐宏慧,苏州市吴江区委宣传部退休干部,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