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康乾时期活跃于京口诗坛的余京、鲍皋和张曾三位诗人,被当时的诗坛领袖沈德潜称为“京口三诗人”,他们兼取唐人诸家之长,自创新意,独树一帜。

余京(1664—1739年),字文圻,清丹徒人。长于诗。康熙五十七年(1718)寓焦山,沈德潜与会,遂订交。晚年境益老,学益醇,从游者日众。有《江干诗集》4卷。

鲍皋(1708—1765年),字步江,号海门,清丹徒人。善画花卉禽虫,皆极冷淡幽古。乾隆元年(1736年)荐举博学鸿词,托疾不就。一生耽溺于诗,不事科举,故画名被诗名所掩。妻陈蕊珠,女之兰、之蔥、之芬,子之钟皆能诗,一门风雅,堪称佳话。尤善诗,著有《海门诗集》,有《海门诗抄》8卷附《外集》4卷。

张曾(生卒年记载不一),字祖武,自号石帆山人,清丹徒人。布衣,性不偕俗,诗工而家益贫,放浪京口、淮扬间,又客京师数年。落拓不偶,晚年益颓放,多吟咏于茶寮酒肆,甚或讴歌于道上。有《石帆诗集》8卷。

京口三诗人均出身寒门,他们的诗作以描绘清幽宁静的自然风光为主,内容上大都取材于京口的山水景观,对景物的描写细致生动,具有清新自然的共性特点,但又各具个性。余京清幽冷峻、鲍皋清雅旷达、张曾张扬绚烂,沈德潜先后结交他们,颇为推崇。

余京“苦心孤诣,不与众同,独探古人宗旨。”他的诗歌具有“清幽冷峻”的风格,例如《十四夜焦山水晶庵看月》:“薄暝疏钟隔树闻,海风收尽岭头云。住山梦好经三宿,看月光圆到九分。天淡银河涵水气,江平冰毂织波纹。僧窗不用呼灯火,老眼能书白练裙。”以清新的意象塑造了整首诗清新自然的意境。

鲍皋的诗歌主要表现在对清旷意境的营造上,例如《秋夜焦山》:“石壁秋逾峭,江潮夜转平。衣裳星月气,枕箪寂寥声。坐恐灵鼍逼,行逢老鹳惊。海门楼隐地,信宿浣尘缨。”石壁、江潮、星、月等意象的排列与组合,营造出了一个清幽绝尘的世外桃源。焦山人杰地灵,灵禽走兽众多,颈联采用以动衬静的手法衬托出秋夜里焦山的寂静无声。

镇江博物馆藏鲍皋梅竹菊立轴

张曾是“京口三诗人”中最具个性的一位,他性格超群脱俗,不善治家业,一心吟咏,诗愈精而家愈贫。他的《北固山醉歌》:“海鱼吐霞半空紫,霞飞散入秋江里。薄晚风涛卷地来,片片石帆吹不起。隔江苍莽寒烟萝,海门一峰跳白波。坐久风收江面阔,明镜皎洁何人磨……”诗人不羁洒脱的个性一览无遗。张曾又是一位以号行走诗坛的诗人,知道“张曾”的人,远不如知道“石帆诗人”的多。

清代诗歌,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总结和转型期。明清之际,钱谦益为纠李梦阳、何景明等七子“诗必盛唐”之弊提倡宋诗,而后学宋者渐多,加之康熙年间《宋诗钞》的编订与王士禛、汪琬等人参与倡导宋诗,最终促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宋诗热”,镇江诗坛也同样沉浸在“宋诗热”之中。随着“宋诗热”的高涨,其弊端逐渐显现,于是镇江的一些有识之士力图纠正“宋诗热”的偏颇,京口三诗人就是其中的主要人物。

据《丹徒县志》记载,当时的京口诗坛主将章性良常与余京谈论镇江诗坛:“吾乡自韦秋山邬龙门而后,诗学颇少传人,二三十年之前有捉笔为诗者,辄从而讥讪之。近时,诸君以布衣之士先后鼓吹其间,而吾党之英如何皇士、夏用修辈翕然振起,风俗为之一变。”

镇江诗坛在他们的影响下,发生了改观。《嘉庆丹徒县志》编纂者对此评价道:“性良诗主祧唐、祖宋之说,大抵吾润之诗康熙前多宗性良,雍正后重开于余、鲍也。”由此可见余京、鲍皋等人在镇江诗坛上的重要地位。鲍皋、张曾又与同乡的十余位诗人共举浣花诗社,公开标举宗唐旗帜,举行诗歌唱和活动。因此,京口诗坛宗唐之风一时盛行,逐渐扭转了偏重说理的不良诗风,开启了镇江诗坛的新风尚。

作者单位:镇江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