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1785—1850），福建侯官（今福建省福州市）人，清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民族英雄。他本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人生态度，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主持了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并粉碎了英国侵略者的多次武装挑衅，表现了坚贞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

林则徐宦海生涯涉及14个省，而江苏是他一生任官最久的省份。从道光三年（1823）正月至道光四年（1824）八月，在江苏任按察使、署布政使；道光五年（1825）四月至九月在江苏督修南河堤工；道光十一年（1831）七月至十一月再任江宁布政使；道光十二年（1832）二月，任江苏巡抚，直至道光十七年（1837）一月奉召觐见，被任命为湖广总督止。其先后在江苏任官6年，为江苏办了大量实事、好事，同当地开明士绅及广大百姓建立了深厚感情。

一、江苏按察使、署布政使任上

道光三年（1823）正月初七，林则徐升任江苏按察使。江苏按察使主要负责处理江苏全省司法刑狱案件。按照清朝制度，每年秋七月，刑部会审、裁夺各省上报的重犯处分案件。为此，各省督抚、将军要在年初三月内将拟审案件上报刑部。林则徐接旨后，很快赶到苏州上任。他断案如神，执法如山，士绅百姓心悦诚服，林则徐在江苏声名鹊起。

是年夏季，江苏大雨连绵，湖水暴涨，泛滥成灾，临江沿湖（太湖）的30多个州县，房屋被淹，庄稼颗粒无收，成千上万的灾民无家可归，到处漂泊。林则徐深刻地认识到这种情形必然引发社会动荡不安，他深感忧虑。然而，官府地主照旧逼税追租，松江灾民无以为生，走投无路，常常聚集起来向官府请愿，愤怒的情绪一触即发。

时任松江府娄县（今上海市松江区西南）知县李传簪勘灾报赈不力，灾民曾聚集县署请愿，又有地保、乡民不断呼吁，李传簪不得不下乡勘灾。此时上报灾情办赈的期限已过，李传簪害怕激起事端，答应上省求发银米。松江府知府杨树基得知此事,认为不合报赈制度，阻止李传簪上省。消息传开，民情不服。七月十五日，受灾严重的四十三保十七图及附近九图（保、图为明、清时基层单位名称）等处的饥民100余人，各携饭箩，拥到松江府署请愿。

恰巧这天赴府署附近城隍庙烧香还愿的乡民很多，看到饥民请愿，纷纷簇拥围观，府署大堂地窄人多，拥挤间将大堂暖阁外半截栏杆挤倒。站堂皂隶大声呵斥，激怒了请愿和围观的群众，引发骚乱。事发后，提督带兵前来弹压，驱散群众，并拘捕了9人。杨树基于第三天上报江苏巡抚韩文绮。杨树基在处理此次事件的过程中，开始主要从重穷诘究办，后来在林则徐的主持下，将娄县知县李传簪革职，发军台效力赎罪，松江知府杨树基交部查议，对老百姓则尽可能地从宽处理，不加严惩。林则徐此举既对失职的官吏作出处分，又对普通百姓体现了宽容，从而缓和了官府与饥民的紧张关系，防止了矛盾的激化，得到社会的普遍赞赏，林则徐也因此被称为“林青天”。

彼时，作为江苏按察使的林则徐虽非赈灾的主管官员，但仍对江苏的赈务十分关心，尤其关注大灾过后灾民安置、恢复生产等善后工作。他建议韩文绮等实行“禁雍积（严禁粮食囤积居奇等投机倒把活动）、广劝募（广泛发动富绅殷户开仓施赈）、招徕商贾，免关税（鼓励外地米商到灾区售粮，免去关税）、蠲征缓赋（重灾区免本年税赋，轻灾区暂缓征粮）、查贫民，赈饥者（普查灾情，及时施钱米于饥贫者）”等措施,韩文绮觉得意见可行，便立即予以采纳。林则徐在灾区大力举办赈济，掩埋尸体，设立医药局；又推行“当牛”的办法，让农民在冬天以耕牛向官府抵借款粮，次年春天用原价赎回，既使灾民能平稳过冬，又保护了畜力。他还行文各州县人员深入乡间，逐一调查，据实上报灾情，以相应减缓征赋；还要求乡绅同官府合作，携手压低米价，救济灾民。

应该说，林则徐在重灾面前，对灾民更多的是怀有一种怜悯之情。他认为“官不足悯,而民可悯，民即不尽可悯而农民可悯，而农民之勤者尤可悯”。面对百姓在重灾中所承受的重负，他能够发出“民何以堪”的呼声，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在赈灾中，林则徐还采取灵活可行的办法，招徕川、湖米商，免去他们的关税，鼓励他们贩米来苏州。由此，增加粮食来源，以防止奸商乘机操纵米市。又由于米商彼此竞争，“价不禁而自跌”，安定了人心，稳定了灾区秩序。

林则徐在采取大规模赈灾行动的同时鼓励灾民生产自救，“自觅生路”。他认为国家虽然愿意拯救饥民，却力量有限，即便动用全部储备粮，也难保不饿死人。他指出，抗灾救荒是全民全社会一致的行动，“在官不可不尽心，而在民不可不尽力”。只有上下一心，精诚团结，把劳动力迅速投入恢复农业上去，围圩补种，才可渡过难关。林则徐的这种将国家赈灾同灾民自救结合起来的方法，调动了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增强了江苏全省大灾之后恢复生产的能力，博得了有识者的击节叫好。更难能可贵的是办赈本是当时各级官吏中饱私囊的极好机会，而林则徐却为官清廉，一身正气。他在办赈中极力去其流弊，讲求实效。因此，江苏虽然灾情比较严重，但极少有人因此而挨饿。时人作联称赞他：“为政若作真书，绵密无间；爱民如保赤子，体贴入微。”

道光三年（1823）十月初，林则徐赴京述职。十一月初，抵达北京。初八、九日，道光帝两次召见他，特别表示嘉奖勉励，并希望他“勉为良吏”。这次觐见，林则徐在北京停留天数不多，十二月即返苏州。抵达苏州当日，就奉命以江苏按察使署理（代理）江宁布政使，负责综理全省灾赈事务。

这时，长江两岸地区的灾情仍十分严重。地主、奸商乘机囤积居奇，一些大地主带头抗拒捐赈，甚至把官府“劝捐”说成是“勒派”，暗中阻挠，致使饥荒之年，每斗米的价钱涨至六七百文；受灾农民“结队成群，沿门索讨，或名为‘坐饭’，或号曰‘并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林则徐面对这种局势，一面发布告示警告闹事灾民，同时还采取强硬措施，“劝谕”官吏、地主捐赈，并严禁米行、铺户囤米抬价。

传说户部尚书潘世恩此间正好守孝在家。林则徐访知他家囤积有白米万余石，便亲自前往潘府拜会潘尚书，恳请他起个带头作用，幵仓放米。潘世恩却故意叫穷，称仓内空空如也。林则徐将计就计，便说既然如此，那么公家就借空仓储米以赈灾民如何？潘世恩无奈只得硬着头皮答应借仓。林则徐当即令衙役以布政司的名义将潘家所有粮仓查封。第二天，林则徐又带着衙役前来，称要转输赈粮至此。可揭去封条打开粮仓一看，里面堆积满满的都是白花花的上等大米。潘世恩见状只好同意捐赈放粮。各地富户商贾见户部尚书已开了头，大势难挡，便纷纷响应捐赈平粜。

在此基础上，林则徐还通过枫桥、王露庵、游关、望亭等地的米贩，将江苏急需米粮、米粮售价看涨的信息传递给外地米商，同时又宣布对外商减免关税等种种政策。一时，川、湘米船皆争相入苏，彼此争售，粮价自动下落。这种引进外粮的政策，打击了本地囤积居奇的奸商，稳定了江苏的社会局势。

在腐败的清朝官场上，林则徐的做法实属罕见，得到赈灾实惠的灾民十分感激他，都说：“林使君之德，生活我也。”两江总督孙玉庭和南河河道总督黎世序，一致推举他总办两省七府水利。道光帝也很信任他，说：“即朕特派，非伊而谁!”

二、江宁布政使任上

道光十一年（1831）夏季，江苏又发大水，沿江一带水灾严重，人民食不果腹，四处流亡。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程祖洛欲紧急征调河南米麦，时任河南布政使的林则徐立即予以积极配合。

由于林则徐有办理赈灾事务的经验，陶澍便奏请朝廷调林则徐来江苏主持赈灾事务。道光帝准奏，并降旨调林则徐任江宁布政使，命他即刻赶赴新任。林则徐在接到调令的第二天，即动身南下。他没有沿驿道由皖直接入苏，而是取道商丘沿黄河经徐州、清江浦入运河，再经扬州、镇江至江宁。一路边采办赈粮边勘察灾情。他在路经商丘刘家口时，采买了小麦3万石，乘船亲自督运进苏。从清江浦入运河后，他亲自踏勘了桃源、宝应、高邮、甘泉、江都以及长江段的仪征、六合、上元、江宁等重灾区。抵江宁后，他又向两江总督陶澍建议在江苏境内施行他于道光三年（1823）第一次署江宁布政使时所施行过的“倡率劝捐以周贫乏、资送流民以免羁留、收养老病以免流徙、劝收幼孩以免遗弃、劝谕业户以养佃农、验瘗尸棺以免暴露、多设粜厂以平市价、变通煮粥以资熟食、捐给絮袄以御冬寒、劝施籽种以备种植、禁止烧锅以裕谷食、收牧牛只以备春耕”等12条措施。陶澍当即采纳并奏请朝廷同意后紧急颁布施行。

道光十一年（1831）十月，江南灾情刚刚安定，林则徐又受钦差、工部尚书朱士彦推荐，奉命专管灾情最严重的江北赈抚事宜。他“周历淮扬一带，查勘督办”，兢兢业业，没有一丝空闲。同时，他因为历年的“宣力勤劳”，政誉鹊起，很是得道光帝的赏识。

三、江苏巡抚任上

道光十二年（1832）二月十八日，林则徐调任江苏巡抚。江苏多水，河网密布，由于河道年久失修，多淤塞或坍塌，水患频发。江苏又是富庶的米乡，是征粮纳赋的重要地区。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和太仓州这四府一州之地，方圆仅500里，却比浙江省征粮多1倍，比江西多3倍，比湖广多10余倍不止，农民负担极为沉重。

道光十三年（1833）夏秋之交，江淮一带暴发了特大水灾，沿江府县十之七八被江水淹没。上元、江宁等6县更是一片汪洋。九、十月间，苏南的太仓、镇洋、嘉定、宝山4州县又连遭风雨袭击，灾情十分严重。农民流离失所，手工业者大量失业，灾民们露宿街头，奄奄待毙。林则徐见状，心急如焚。

面对这种局势，林则徐火速与陶澍往来函商，准备奏请道光帝缓征江南漕赋，并拨发赈银，以解燃眉之急。按大清律，巡抚本没有办理漕政的职权，而且报告秋灾请求缓征漕赋的时间，按规定不准超过九月底，此时已经远远超出时效。然恰在此时，军机处又递来道光帝的谕旨，其中训斥道：“近年江苏等省几于无岁不缓，无年不赈，国家经费有常，岂容以展缓旷典，年复一年，视为相沿成例？”又说：“该督抚等不肯为国任怨，不以国计为亟，是国家徒有加惠之名，而百姓无受惠之实，无非不堪下吏私充囊橐，大吏只知博取声誉。”缓征漕赋已经没有获准的希望。林则徐忧虑不安，苦苦思索着解决灾情的办法。

道光十三年（1833）十一月十三日，林则徐决定不顾报秋灾限期的成例和朝旨责难，单独密奏《江苏阴雨连绵田稻歉收情形片》，力陈江苏连年灾歉之重、钱漕之累、社会之不稳定，洋洋数千言，为民请命，坚决请求缓征受灾地区的漕赋。

在奏疏中，林则徐说：

窃维尽职之道，原以国计为最先，而囯计与民生实相维系。朝廷之度支积贮无一不出于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所谓民为邦本也……就苏州一府额田六百万亩计之，即已少米三百余万石。合之四府一州，短少之米有不堪设想者。民间积欠已久，盖藏本极空虚，当此秋成之余，粮价日昂，实从来所未见！来岁青黄不接，不知更当何如？小民口食无资而欲强其完纳，即追呼敲扑，法令亦有时而穷……但民间困苦颠连，尚非语言所能尽。本年漕务自须极力督办，而睹此景象，时时恐滋事端……倘通盘筹划，有可暂纾民力之处，总求恩出自上，多宽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气。

力抒己见，以动天心。林则徐不顾成例违逆圣意而行事，其实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道光帝看了奏折后，果然不满意，下旨密令陶澍追查此事。陶澍暗中向林则徐传递了消息，林则徐立即写信给陶澍，历数灾情之重，农民生计艰难、流离失所、朝夕不饱的万难之状。他向陶澍表示，将来如果朝廷怪罪下来，愿意独自承担责任。不过，他还是希望能得到陶澍的支持。陶澍不负所望，上奏道光帝，支持林则徐。道光帝通盘考虑后，最终同意了林、陶的意见。

消息传来，江苏百姓皆交口称颂。林则徐甘冒风险、为民请愿，一时传为佳话。他之所以肯如此行事，主要原因还在于他富有政治远见。他已意识到“民为邦本”“食为民天”，“竭泽而渔”只会危害国家。因此，他认为“固不可废法，尤不可穷治”，必须给人民留一条赖以生存的活路。林则徐从政后，始终对“政事”和“民生”十分在意，此次为民请命正是他民本思想的具体体现。

在紧急救灾后，林则徐即着手办赈，他大力剔除弊端，制定规则。设立义仓，储藏义米，以储粮赈灾。当地生员也被动员起来参加赈灾，动员这些未沾染官场恶习的士子来办赈不仅可以杜绝胥吏的舞弊，还可以使这些读书人在实践中增长阅历和才干。此外，林则徐还动员灾民开展生产自救，极力动员逃荒在外的灾民尽早返回家园，排除积水，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补种蔬菜、庄稼，以求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林则徐在赈灾过程中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灾民可参加兴修水利的劳动，自食其力；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则从工程办事费中拨款赈济。

林则徐采取的一系列赈灾措施，不仅使灾区秩序迅速恢复，而且救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充分显示了他的政治才干，他“清官”“好官”的美名在江苏百姓中广为流传。

苏、松地区是江苏的重赋之地，也是重灾之地。从东北白茆口（与崇明岛平行）往东南吴淞口，依次有白茆河、浏河、吴淞江（苏州河）和黄浦江4条大河并行。它们西与阳澄湖、澄湖、淀山湖、太湖和大运河相连，东入长江通大海，本来河网稠密，港汊遍布，对于蓄洪引调、发展水利都十分有利。但因为年久失修，四江壅塞，每逢大雨洪峰，反倒变利为害，漫溢四野，夺田淹屋，常使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显然，四江通则苏松富，四江阻则苏松苦，挑浚四江是苏松致富的关键。四江之中则又以浏河、白茆河影响最大。道光四年（1824）秋，林则徐奉旨总办江浙七府水利，曾督促查勘吴淞江、黄浦江和浏河三江水道，并拟就一套疏浚方案。不巧因母亲逝世而回乡奔丧，于是由贺长龄接办了吴淞、黄浦两江水利。当年，黄浦江挑浚；1年后，吴淞江水利也完工了。剩下的浏河、白茆河因工程耗费大、无处筹措款项而搁置下来。

道光十三年（1833）底，林则徐在陶澍的支持下，开始筹划挑浚事宜，由布政使陈銮、按察使李彦章以及黄冕等人分工负责。由于历年积存的水利专款有限，请拨官款也很困难。林则徐和陶澍商议，决定另辟蹊径，倡导官民捐款合办。浏河工程共计长约1.05万丈，预估费银16.5万余两，由官府借支；白茆河工程长约0.78万丈，预估费银11万两，林则徐决定由官民捐资兴办。为筹集资金，他多方筹措，还带头捐银1000两。他的行动，使江苏官民甚为感动，纷纷踊跃捐资，很快凑足经费。道光十四年（1834）三月，两条河挑浚工程同时完工。

在疏浚方式上，林则徐颇费一番心思。他和陈銮反复商议，决定利用北高而南低的地势，采取挑成清水长河的方法，并在入海口修筑石坝，设置涵闸，用以调节水量，控制泥沙，并防止海潮倒灌。

两河动工后，林则徐亲赴现场验查、巡视、督工，确保工程质量，严防偷工减料，营私舞弊。他“每坐小舟，数往来河中，察勤惰、测深浅，与役人相劳苦”。在疏浚工程中，他讲究实效，反对浪费，注意节省开支。浏河、白茆河完工后，经费略有结余，他又把节余的经费，投入到以后的水利工程当中去。

疏浚浏河、白茆河在当时都是较大的工程。林则徐等人在治理方法上的创新在江南水利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疏浚后的两河，因地势而导，成效十分显著，在道光十四年（1834）江苏的大水和次年的大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浏河、白茆河不直接通海，既切断与长江的航运联系，又造成本身泥沙的淤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当地经济从传统向现代转变，这则是林则徐、陶澍等人始料未及的。

此后，林则徐又筹划疏浚了丹阳至丹徒段运河和练湖。这段运河是江浙两省漕船必经之地，也是运河南北交往的咽喉要道。然此段运河水深虽可以通漕运，但河水满溢，易淹没农田；水浅，利于农耕，漕船却不能通过。对此，林则徐与他的同乡好友李彦章亲往勘查，并与陶澍劝谕民间捐款，集资在附近的练湖筑坝，待运河水满，引水入坝。同时修复利用一古“涵洞”，筑坝引水“以灌堤外民田”，这样既利漕又利民。他还在练湖附近修筑正闸、越闸各1座，将单孔闸改为双孔闸，并修复了因河道变迁而失去效用的张官渡闸，保证了漕运畅通。

道光十六年（1836）十月，林则徐来到盐城等地私访。盐城的皮大河河床宽大，是当时苏北地区河流东入黄海的一条要道。由于河道年久淤积，河床多为淤泥充塞，为使皮大河遇水患可畅泄，逢干旱可灌溉，他乘小船测量河道的深、宽，并向河两岸的百姓了解河道情况，听取老农的治河经验。

林则徐这种“实事求是、不涉时趋”的务实作风，以及“在官事无巨细必躬亲”的认真态度，在当时的官场是不多见的。在道光十二年至道光十五年（1832—1835）的4年内，林则徐主持疏浚的河道、港汊、塘湖有六七十处之多。他几乎对每一处水利工程，都要亲自过问预算、开支情况以及完工结算，力争不超支、不拖欠，有盈余。他深知治水工程款项不论是官方拨款，还是民间捐助，都是广大人民的血汗钱，所以他总是精打细算、锱铢必较，努力将钱用在实处，花在刀刃上。

林则徐在江苏大兴水利，这是他经世致用、力行改革的重大成绩，也是他为拯救积贫积弱的中国做出的努力。其水利工程造福了江浙百姓，百姓无不欢欣鼓舞，他们对林则徐更是感激不尽，争相传颂他的功绩，甚至称他有“海瑞之严峻，周忱之干略和汤斌之公平”。

〔作者简介：铁艳，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志总编辑室（黄河年鉴社）副主任，编审。〕

栏目编辑：郭家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