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医学事业不懈奋斗了一生。

首保送金陵大学，读书不忘忧国，参加学潮不屈被开除。

再保送齐鲁大学，声援五四运动，医学院毕业留校工作。

支持长城抗战，亲赴喜峰口战场，组织战地救护医疗队。

留学美德学医，终成医学翘楚，中国病理学学科巨擘。

为国成才立业，抗战迁校后方，非常时期与齐学同在。

学问博古通今，广交中外朋友，应邀美英讲学交流。

总理缜密安排，晚年辗转归国，创建分子病理学实验室。

他就是中国病理学先驱、著名医学教育家、知名爱国民主人士侯宝璋先生。

侯宝璋先生（1893年—1967年）

01

寒门苦读：从民康医院到金陵大学

1893年，侯宝璋出生于安徽利辛县一个中医世家，幼年丧父后随叔父生活。尽管家境贫寒，但侯宝璋自幼便对医学怀揣着炽热的热爱与执着的追求。11岁时，因家贫被送到怀远县民康医院当杂役，负责打扫病房、搬运器械。这段经历却成为他医学启蒙的起点：他在工作中认真负责，对待病人充满耐心与关怀，展现远超常人的品性。在知识的汲取上，他更是如饥似渴，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他的这种精神打动了医院的负责人，负责人不仅决定留用他，还保送他进入含美学校学习。这一契机，如同为侯宝璋打开了一扇通往知识殿堂的大门，为他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03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牧师柯德义在怀远衙后街北侧创办了含美学校。

在含美学校，侯宝璋努力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1912年，他又进入金陵大学预科班学习生物学。

侯宝璋读书不忘忧国。在金大学习的第二年，爆发了“二次革命”。南京是二次革命的主要战场，战火给南京市民带来巨大灾难。侯宝璋在金陵大学校刊《金陵光》第4卷第6期（1913年11月），撰写了《二次革命声中之金陵大学》文章，比较完整地记述了金陵大学在南京陷落后救助难民的情况。目睹民国初期战乱的侯宝璋，在学习医学的同时，开始关注和思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侯宝璋教授家族成员，前排正中为侯宝璋教授

在金陵大学学习期间，侯宝璋因参加学潮与若干同学一起被校方列入开除名单，但校方宣布：若认罪悔过，便可复学。侯宝璋是有不屈不挠、敢作敢当骨气的；他坚持认为伸张正义，维护公理，清白无辜，没有罪过；宁肯失学也不违心伏“罪”。因此被校方开除。当时金大校长包文曾替他争取而不得，特意写信劝慰这位背负“恶名”的普通学生，“不要因为一时的挫败而气馁，一个青年人的前途是无限的，总要振作起精神，努力向上。”这段经历不仅塑造了他“以科学救国”的信念，更让他意识到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他在日记中写道：“科学当为民族存续而存，若不能济世，何异于匠人之技？”

02
医学报国：从齐鲁大学到战场救护

被金陵大学开除后，侯宝璋毅然回到民康医院化验室。他白天勤恳工作，深夜发愤自学，朝乾夕惕，夙夜匪懈。1916年由民康医院借给侯宝璋少量资金，再一次保送他入学至北平协和医学校，之后入齐鲁大学医学院学习。协和医学院作为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医学学府之一，拥有着雄厚的师资力量和先进的医疗设备。在那里，侯宝璋接受到了更为系统、严格的医学教育。

齐鲁大学医学院

1919年5月巴黎和会丧权辱国的消息传来，侯宝璋如切肤之痛，义愤填膺，5月4日，北京学生集会抗议并游行示威。济南学生迅速声援，侯宝璋积极参加了齐鲁大学“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学生游行示威请愿活动，激情投身“五四”爱国运动。

1920年，侯宝璋毕业于齐鲁大学医学院（今山东大学医学院）并留校任教。毕业后，侯宝璋选择留在协和医学院病理科工作，开始了他的医学事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组织医学院师生募捐物资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因发表《医者当以血肉筑长城》的演讲，再次遭到校方警告。

1933年喜峰口长城抗战中组织战地救护队的侯宝璋

1933年长城抗战期间，侯宝璋亲赴喜峰口战场。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枪林弹雨，为战士们包扎伤口、进行手术。面对日军飞机轰炸下中国士兵的惨状，他带领医疗队创新采用“分级救治”模式：在前沿阵地设立急救站，使用担架将重伤员转运至后方医院，同时引入战地输血技术。他首次系统记录战地创伤的病理变化，发现“休克早期微循环障碍”的现象，比西方学界早10年。据《北平卫生局战时工作报告》记载，其团队在45天内救治伤员2300余名，死亡率从70%降至22%。

03
跨洋求学：病理学的国际对话

1926年，侯宝璋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细菌学，后转至德国柏林大学师从病理学权威Ludwig Pick。在德国期间，他系统学习了组织病理学与免疫学前沿技术，并首次将“肿瘤病理分期”理论引入中国。

1934年，侯宝璋著由中华医学会编译部出版的《实用病理组织学》，是中国病理学的肇端之作，开创了近现代科学意义上中国病理学的先河。

1934年，他发表了我国第一部《病理组织学图谱》，以绘图的方式，将病理学的基本病理改变简洁明了地呈现出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1935年回国后即任齐鲁大学医学院病理系教授主任。

1935年编译馆齐大同仁欢送施尔德博士回国休假（第二排左二为侯宝璋）

1936年，侯宝璋受英国皇家学会邀请赴伦敦大学热带病研究所工作一年，进一步拓展自己的学术视野。其研究团队首次发现“血吸虫虫卵在肝脏的钙化规律”，为寄生虫病诊断提供了新依据。他与英国病理学家悉尼·弗莱彻合作研究钩虫病，成果被纳入《热带医学手册》。这段经历不仅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更让他意识到“中国医学必须立足本土实践”。他曾在日记中写道：“西方实验室的精密仪器令人叹服，但中国的泥土里藏着更珍贵的医学密码。”

04
抗战烽火：华西坝上的病理学堡垒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侯玉璋却毅然决然地在抗日战争那极端艰难困苦的非常时期与齐鲁大学同在。他负责组织齐大医学院师生和重要设备仪器标本的转移工作，与大家患难与共、同甘共苦。

1937年，侯宝璋任华西齐鲁联合大学病理系教授及主任，并代理齐鲁医学院院长。1938年教育部任命其为部聘教授，兼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病理系教授。同年，侯宝璋随校西迁至成都华西坝，于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齐鲁大学医学院任教，开启了一段意义非凡的教学生涯。

华西协合大学

在华西协合大学，侯宝璋将全部的热情与精力投入到病理学教学中。他以深厚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教学经验，结合当地的疾病特点，开展了针对地方病的病理学研究。他对四川地区常见的寄生虫病、结核病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揭示了这些疾病的病理变化规律。他通过对大量病例的解剖和分析，发现了一些新的病理现象，为地方病的防治提供了科学依据。

侯宝璋还积极将病理学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研究。他将病理学与临床医学、微生物学、免疫学等学科相结合，从多角度探讨疾病的发病机制。他通过对疾病的综合研究，发现了一些疾病的新的发病机制，为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他的交叉研究不仅推动了病理学自身的发展，也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

贵阳医学院

1938年，侯宝璋奉调贵阳，参与了贵阳医学院（现贵州医科大学）的筹建工作，为抗战大后方的医学人才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日军轰炸的威胁下，他带领师生将防空洞改造成实验室，用竹筒制作显微镜载玻片，用石灰水消毒器械。1940年，他主持建立中国首个病理标本馆，保存了肝癌、结核病等1200余例珍贵标本。据其助手回忆：“在空袭警报响起时，侯先生会抱着标本箱冲进防空洞，像护送婴儿般小心。”

1941年，侯宝璋率队深入川西高原调查黑热病，发现当地居民因饮用溪水导致包虫病高发。他设计出低成本的“竹制滤水器”，使当地发病率下降60%。这段经历催生了《中国西南部寄生虫病流行病学研究》一书，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经典教材。

05
国际舞台：从哈佛讲坛到伦敦大学热带病研究所

1946年，侯宝璋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哈佛大学讲学，成为首位在该校病理系授课的中国学者。他将中国的医学成就和医学教育经验带到了美国，向美国医学界展示了中国医学的独特魅力和发展潜力。他介绍中国古代医学技术发展，如“中国古代解剖史考”“中国古代结核史考”“中国古代杨梅疮（梅毒）考”等，获得国外学术界一致认可。他在演讲《东方医学的现代启示》中，以《黄帝内经》的“五脏理论”对比西方解剖学，引发学界震动。

1947年，他又应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赴英讲学。在英国期间，他与英国医学界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分享了中国的医学研究成果和临床经验。他还参观了英国的医疗机构和科研机构，学习了英国先进的医学技术和科研方法，为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借鉴了宝贵的经验。

侯宝璋教授担任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时工作照

在伦敦大学热带病研究所工作期间，侯宝璋积极参与热带病的研究。他利用先进的科研设备和丰富的病例资源，对热带病的发病机制、病理变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发现了热带病的一些新的病理特征，为热带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新的依据。他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也对我国热带病防治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1947年，英国皇家病理学会授予他“荣誉会员”称号，表彰其在热带病研究中的贡献。

06
迁居香港：为香港医学事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1948年，他受聘于英国教育部，任香港大学医学病理系主任教授，并曾代理院长职务。他也成了港大复校后第一位中国籍病理学教授。

在香港大学任职期间，侯宝璋以其卓越的才能和不懈的努力，取得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职期间，他自主筹款，为港大医学院设计重建了被日本占领军破坏的病理学馆，建立了一所完整体制的为教学科研临床服务的病理学科大楼，多次与东南亚、日本及英美科学家进行学术及业务交流，大幅提高了港大病理学科研究水平。

作为医学病理系主任教授，侯宝璋在教学方面投入了大量心血。他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将病理学知识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他精心设计课程体系，为学生提供了系统且前沿的病理学知识。他还经常邀请国际知名医学专家来校讲学，为学生拓宽学术视野，创造与国际学术前沿接轨的机会。在他的培养下，一大批优秀的医学人才脱颖而出，这些人才后来成为香港及内地医学事业的中坚力量。

侯宝璋(中)在香港德达医学院接待美国女作家韩素音等人来访

在科研领域，侯宝璋同样成果丰硕。他利用香港大学丰富的科研资源和国际化的学术平台，积极开展病理学研究。他深入研究各种疾病的发病机制和病理变化，特别是在热带病和地方病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发表了多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在国际医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他的研究成果不仅为医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疾病的临床诊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侯宝璋还积极参与香港大学的医学教育改革。他结合香港的实际情况和医学发展的趋势，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改革建议。他主张医学教育应更加注重实践教学和跨学科融合，加强与临床医院的合作，提升学生的临床技能和综合素养。在他的推动下，香港大学的医学教育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为香港医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6年7月27日，周恩来总理（右一）在中南海怀仁堂，与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以及港澳来宾座谈，侯宝璋教授（右二）被安排坐在周总理身旁

07
归国创业：分子病理学的拓荒者

1962年，他拒绝香港大学的高薪续约，坚持“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侯宝璋应周恩来总理之邀回国，任中国医科大学（现北京协和医学院）副校长，开启了他晚年新的征程。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了侯宝璋伉俪和其子侯建存，并在中南海西花厅设家宴为他们洗尘。

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出席中华医学会等五个学会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代表。侯宝璋教授（第一排左五）坐在周总理身旁

回国后，他担任了北京医学院一级教授、病理教研室主任等职务，继续在医学教育和研究领域发光发热。他怀揣着对祖国医学事业的满腔热忱，将自己丰富的医学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和年轻学者，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医学人才。

在学术研究方面，侯宝璋依然保持着高度的热情和严谨的态度。他积极参与各种学术活动，与同行们交流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他还致力于将自己在国外学到的先进医学理念和技术，与国内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推动中国医学事业的现代化发展。

1963年国家红十字会文化部颁发给侯宝璋的奖状

值得一提的是，侯宝璋从香港大学回到北京任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之际，正值中国内地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侯宝璋归来时携带一批先进科研仪器设备由香港回到北京，并带回多年收集的珍贵实验标本及数百份图片资料，1965年，由他一手建立起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分子病理学实验室。面对西方技术封锁，他带领团队在苏联专家撤离后，自主研发出中国首台病理切片机。首次提出“病毒致癌的基因突变机制”假说，比国际学界早10年。 

在肿瘤研究中，他发现“肝癌与华支睾吸虫感染的剂量—效应关系”，为肝癌预防提供依据。

在学科交叉领域，他推动病理学与微生物学、遗传学的联合研究，培养出周廷冲等分子生物学先驱。

侯宝璋在晚年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他作为知名爱国民主人士，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建言献策。他关心国家大事，关注人民健康，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医者的仁心和大爱。

08
精神遗产：跨越世纪的病理学家

1967年春侯宝璋因心肌梗死悄然离世。

    侯宝璋先生（1893年—1967年）

他的学术成就和爱国精神，得到了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认可。他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参与国家事务，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他的名字，也将永远铭记在中国医学史的丰碑上，激励着后来的人们不断追求医学真理，为人类的健康福祉而努力奋斗。

他一生培养出黄家驷、吴阶平、周廷冲等38位院士，其“临床—病理—实验室”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至今沿用。他主编的《病理学》教材被翻译为英文、俄文，在亚非拉国家广泛使用。

2016年，国际病理学会将“侯宝璋奖”设立为亚洲地区最高荣誉，表彰在热带病研究领域有突出贡献的学者。

正如其墓碑铭文所言：“以病理为镜，照见民族之魂；以仁心为尺，丈量生命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