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大力认为，近代以前中国历史上的国家认同存在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体现于“对在位专制君主的忠诚”，第二个层面“被聚焦于维持着属于某一姓的君主统系的王朝”，第三个层面则表现为对“超越这个或那个具体王朝而始终存在的一个政治上共同体”即“中国”的认同，而国家认同的核心则是王朝认同。[1]本文即以清初王朝认同的形成为中心展开论述。

清初，清王朝面临着明清易代与少数民族统治的双重障碍，如何建立其在中原百姓中的王朝认同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清初统治者所采取的政策及黄宗羲等著名士人的忠义观念或其转变的探究，而很少从地方社会组织的角度反观清朝王朝认同观念的形成。

《京江张氏家乘》（源自1995年巴蜀书社出版的《中华族谱集成·张氏谱卷》）

家族是清代重要的地方社会组织。家族尤其是代表性家族在地方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使得其成为理解地方社会观念转变的风向标。京江张氏家族是清代镇江府丹徒县的代表性家族，在清初很快地完成了对清朝的认同。如十世孙张九徵，于顺治二年（1645）参加乡试，并获第一名。[2]在江南一带激烈的忠义之辨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频繁且壮烈反清背景下，京江张氏家族毫无窒碍地完成了从明到清的转变，其观念转变的原因值得深入探讨。

一、京江张氏家族在明代的遭遇

京江张氏家族世代居住镇江丹徒。镇江，古称“京口”，流经镇江府北部的长江一段河道被称为“京江”。镇江丹徒位于长江南岸，“丹徒张氏”因而自称“京江张氏”。《京江张氏家乘》载，京江张氏家族原居于河南，元至正年间，因避战乱，四一公举家迁至丹徒，不过又归葬河南，真正在丹徒占籍并安葬于此的是其子善甫公，但仍以四一公为始迁祖。[3]

张德，字仲敬，父善甫公，以诗名。明建文元年（1399），因大臣荐举，召试礼部，随授右军都督府断事官。明初，朱元璋实行诸子分封制，藩王广布于边疆、内陆，有的且握有重兵，势焰强盛。建文时，君臣上下力主削藩，张德抗疏直言：“古者封建所以藩王室，即地踰古制，宜裁之以礼，不可以细人告变，辄动摇宗室，人人自危，非社稷之福。”并未得到回应。后又向兵部尚书齐泰建言： “燕王雄略，颇类太祖，其地辽金元常用之”，实是朝廷最大威胁，请“以一军屯永平，一军屯保定，征燕之护卫，戍守辽阳，顺命则已，不则移师蹙之”。不久，燕王起兵，张德移书方孝孺，强烈建议“练兵京师以卫”。后以户科源士犒师，至东昌被执，怒责燕王：“殿下以诸侯王称兵犯阙，为遵祖训乎？天子应安宗藩，宗藩反欲危天子。纵令事成，异日何以见高皇帝于宗庙？”燕王怒断其背，“左右刃交下，公至死不仆”“为排墙覆其尸而去”。时年四十一岁。张德无子，其侄张孟岳将其安葬。燕王即位后，“榜齐、黄、方、练等宗族于朝堂，名逆党，次第行诛。公以阵死，不入逆籍，族得全。家人避祸，隐其事不传。越二百七十年，公族孙湘晓公悉公死事”，请王于一为之作传。[4]

靖难之役自明成祖后一直是政治禁区。张德官职卑微，朝廷可能并未考虑为其平反，京江张氏家族更不敢冒险申请。靖难之役及随后而来的政治迫害使张德事迹在整个明代湮没无闻。作为京江张氏家族迁居丹徒后的第三代祖先，对其记忆的缺失是京江张氏家族莫大的损失。张九徵康熙年间哀叹，“今欲问其遗事，而宗老皆无在者”，其言行、事迹“恒难言之矣”。他认为，如果再不记载的话，“将使后世子孙有并先人名讳而忘之者”，“不能承先，何以启后？”[5]

张德事件严重影响了京江张氏的家族发展。在十二世孙张路所撰《迁建宗祠始末记》中讲道：“我族自元至正间，占籍丹徒。再传至仲敬公，仕明，官户科源士。靖难兵起，抗言殉节。成祖法严，凡忠于建文者，斥为逆党，蔓连诛殛，族鲜保全。故吾族子姓，胥散处韬晦，终明季，不敢溯其先世。”[6]京江张氏家族在整个明代不敢设立宗祠，“散处”而不聚居，不敢编修族谱，更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查清代族谱，京江张氏家族在明代无一人中举人或进士，始终未被纳入明朝权力体系。

明朝灭亡与清朝建立使京江张氏家族摆脱了政治禁锢。张九徵在族谱序言中曾言：“我朝定鼎沛然，与海内更始，族中列衣冠者济济，不即此时亟起而纪之，将使后世子孙有并先人名讳而忘之者。”[5]从此，京江张氏开始了编修族谱之路。张路在《迁建宗祠始末记》有言：“恭逢国朝定鼎，明经修羽公始倡议建祠，捐城南旧居三楹，奉列祖木主，春秋享祀。”[6]他们以家族建设为出发点，将清朝视为家族发展的契机，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此外，在《大清一统志》《江南通志》《重修江南通志》《河南通志》《镇江府志》等清朝所修官方史书、志书中，对张德在明初的忠义事迹都作了介绍，有的甚至将其列入“名宦”类中。[7]相对于明代的隐晦无闻，张德的事迹在清代得到广泛地记载和传扬。

《张文贞公年谱》（源自1999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清朝给了京江张氏宗族传承与建设的机会，其对清朝产生认同便自然而然，且更加坚定。

二、科举考试与身份的转变

科举考试是隋唐以来朝廷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也是普通士人或武人的主要进身之阶。在顺治二年即乙酉年，刚刚消灭南明福王政权后，清王朝即在江南地区举行乡试，录取者达一百四十五人。顺治三年即丙戌年（1646）又加增一榜，考选举人同样为一百四十五人。[8]这说明清朝在江南一带的科举取士秩序得以迅速建立。

清初顺治、康熙年间，京江张氏家族许多族人经由科举进入政权，有的且位列显要。以下仅列举部分族人。

十世孙张九徵，顺治乙酉科第一名举人，丁亥（1647）科进士。历官行人司行人、吏部文选司主事、考功验封司员外郎、文选司郎中、河南提学佥事等，乙未（1655）科会试同考官，敕授文林郎，诰授奉政大夫。

十一世孙张玉裁，拔贡生，康熙丙午（1666）科举人，丁未（1667）科进士，殿试一甲第二名及第，授内国史院编修，敕授儒林郎。

十一世孙张玉书，顺治丁酉科（1657）举人，辛丑（1661）科进士，历官内秘书院编修、国子监司业、左右庶子、侍讲学士、詹事府正詹事、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吏礼兵刑四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

十一世孙张恕可，康熙戊午（1678）科顺天举人，戊辰（1688）科进士，历官内阁中书，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浙江杭州府知府，诰授奉政大夫，诰授中宪大夫。

十二世孙张逸少，康熙丁卯（1687）科举人，甲戌（1694）科进士，授庶吉士，后改授山西潞州府壶关县知县，升陕西秦州知州，特旨召授翰林院编修，赐五品服俸，升侍读学士，提督顺天学政，诰授奉政大夫。

十三世孙张迪，国子监生，康熙癸巳（1713）恩科举人，历任直隶沙河、陕西榆林府、山东武定府同知，河东盐运使司运同，署青州府知府，诰授朝议大夫。[2]

族人经由科举进入清朝政权的同时，又通过封赠、恩荫制度，使其父母妻子等享受到相应的荣耀。

在京江张氏家族中，封赠父母、妻子者，如康熙二十年（1681），张九徵因子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张玉书官封通议大夫，其妻何氏封淑人。康熙三十六年（1697），又因张玉书升为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获赠光禄大夫，何氏封一品太夫人。康熙六年（1667），十一世孙张玉裁妻萧氏因其官内国史院编修加一级赠安人，继妻申氏封安人。[9]恩荫者，如十四世孙张成德，因父张宗良官授县丞，保举兵部试用，历官陕西泾阳、渭南、固、蒲城、咸宁等县知县，直隶邠州知州，山西直隶绛州知州，诰授奉直大夫；十五世孙张其昌又因父张成德官授四川綦江县知县。[2]

通过科举中式，京江张氏部分族人完成了身份的转变，由普通百姓转变为政府官员，对于清朝的认同顺理成章。他们与家族族人的亲缘关系及为其带来的荣耀，直接带动并加深了整个家族对清朝的认同。

三、联姻与地方社会内在机制的运作

在中国古代，婚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政治利益或家族利益的直接体现。地方家族的婚姻是家族扩大生存空间、建立利益共同体、保证其繁衍昌盛的主要手段。清初，与京江张氏家族联姻者很多具有仕宦背景。婚姻形式主要有两种，一为男性成员娶妇，二为女性成员嫁婿。

男性成员娶妇者，如十二世孙张介配左都督陈匡侯女，继配国子监助教韩谷女；十二世孙张徙配云南提学道欧阳旭女；十三世孙张培配绩溪县教谕钱友仲女；十三世孙张澄配江西吉水县知县华彦标女。[10]

女性成员嫁婿者，如十世孙张九徵三女嫁湖广布政使徐惺子徐贻，四女嫁监察御史郑为旭子郑世延；十一世孙张玉裁女嫁贵州镇远府知府李震为；十一世孙张誉星次女嫁翰林院编修储在文子徽州府教授储兆丰，三女嫁大宗伯韩文懿公曾孙举人襄樊州同知韩袭祥；十三世张怀祥长女嫁翰林院编修狄濂子举人狄珩，次女嫁云南思南府知府史瑗子候补县丞史濂。[2]

这些具有仕宦背景的联姻对象，有的属于中央官员，如国子监助教等；有的属于地方官员，如布政使等；有的是文官，如知府；有的是武官，如左都督。且品级高低不一，地域也较为广泛。他们是清朝政府的管理者，也是清朝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姻对象的选择不是国家政策推行的结果，而是家族联姻这种地方社会内在机制自行运作的必然。通过联姻，京江张氏家族与这些官僚家族之间创造了一种拟血缘的亲缘关系。这种亲缘关系将京江张氏家族与清朝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同生共荣的并生关系。

四、康熙帝的恩遇

如上所述，京江张氏家族许多族人在朝为官，清初皇帝尤其是康熙帝对他们恩赉有加，君臣关系紧密、融洽。

张九徵，顺治间进士，历仕顺治、康熙两朝。曾任河南提刑按察使司佥事，提督学校，康熙皇帝因其政绩卓著，拔为卓异天下学政第一，赐蟒衣一袭。康熙二十三年（1684）七月卒于家。八月，康熙皇帝命内阁学士王鸿绪颁赐内廷茶酒至其子张玉书寓邸奠酹。康熙二十四年（1685）二月，又遣分守江常镇道布政使司参议刘梅至其家赐祭一坛，并亲制祭文。其妻何氏，康熙三十五年（1696）十二月蒙赐御书《金刚经》五部、天厨麈尾一函。康熙三十七年（1698）又蒙赐御书“松荫堂”三大字匾额、《心经》一幅。是年六月卒于京邸。七月，康熙皇帝命内阁学士布泰、徐嘉琼颁赐内廷茶酒奠酹柩前。十二月，又遣分守江常镇道施朝辅至其家赐祭一坛。[11]

张玉书为顺治末年进士，仕宦生涯主要在康熙年间，位至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为太平宰相二十余年，官职煊赫。其任职期间，多蒙康熙皇帝赏赐。蒙赐碑文、石刻，如琼览寺碑文一幅、平定朔漠碑文一幅、金山江天寺碑一册、《金刚经》石刻一册、训饬士子文石刻二册等。书法，如御书《庄子·说剑》一卷、《千字文》一卷、《黄州竹楼记》一卷等。匾额，如御书“恭俭为德”四字、“光辅”二字、“敬思堂”三字等。长幅，如“澄心如止水”句、“霜松贞晚节”句、“时逢天保”句等。扇柄，如“侍卫勤勤”句、“花尽春残”句、“不厌东溪”句等。诗文，如“自喜轩宪无俗韵，亦知草木有真情。间寻绮思千花满，静想高吟六义清”等。衣物，如担任侍读时，得赐貂裘一领、貂镶朝服一袭；扈从康熙皇帝北征噶尔丹时，得赐御用貂皮大裘、狐皮小套、黑狐皮领、御用暖靴一双；南巡时，蒙赐御用缀东珠凉帽一顶、缀枪银鼠皮褂各一领、靴一双；每岁元夕都赏赐狐貂皮。食物，如每岁元夕都得赐御筵及水陆远方珍味花果、珍贵药物等不可胜计。[11]282-283康熙皇帝巡幸五台山、热河及多次南巡、北征，张玉书都得以扈从。[12]康熙二十八年（1689）南巡，曾经过其家，并召见其子张思默，慰问其母何太夫人，“里人以为荣”。康熙三十一年（1692）四月，赐游玉泉山、畅春园。康熙四十七年（1708）五月，扈跸塞外，赐游化育沟后苑、哈喇和屯后苑。六月，至热河，赐游热河后苑。康熙四十九年（1710）五月，以疾请休，康熙皇帝温旨慰留，并遣御医诊视，赏赐珍药。康熙五十年（1711）五月，扈游热河期间去世，康熙皇帝“赐帑金千两治丧，御赐挽章碑文，遣皇三子诚亲王奠茶，赠太子太保，谥文贞”。[13]

张恕可，康熙间进士，其任官时也多得康熙皇帝赏赐。担任会试同考官时，蒙赐缎匹。康熙四十二年（1703），蒙赐缎匹、御书唐杜甫早朝应制诗一幅。康熙四十四年，蒙赐御临董其昌手执黄金印、唐句一幅、哈密瓜等珍味。康熙四十八年，蒙赐御书“佳要亭”三字匾额、“几回萝磴盘青蔼，一径风篁上翠微”对联。[11]

康熙皇帝雄才大略，深谙用人之道，善于笼络人心。康熙帝对京江张氏家族族人的这种知遇、重视和眷顾，必然会换得他们的认同和忠诚。康熙皇帝的恩遇，进一步强化了京江张氏家族对清朝的认同。

五、小 结

京江张氏家族对清王朝认同的形成，得益于清朝在江南地区实行的政策，尤其是科举考试。清朝在江南地区战乱之后迅速开展科举考试，恢复科举秩序，满足了类似京江张氏家族在内的处于权力边缘的江南家族的政治需求，得到了其政治上的认可。顺治二年与三年的两榜乡试连续录取近三百名举人，每名举人背后其实都代表着一个家族，几乎遍及镇江府在内的江南各府。众多家族被纳入清朝权力体系中，成为其建立在江南地区统治的重要根基。在此过程中，京江张氏家族的张九徵获得顺治二年江南乡试解元，起到了重要表率作用。《京江张氏家乘》有言：“（张九徵）顺治乙酉，举江南乡试第一，闱墨出，学者宗之如泰山北斗。”[4]足见其对江南等地士人的影响之大。而为了进一步巩固利益，这些家族之间相互联姻，形成更密切的共同体，对清朝的认可成为共同的纽带。

而清朝皇帝对京江张氏家族族人的恩遇和重视，是其对江南地区人才重视和礼遇的重要体现，让这些认可清王朝统治的士人与家族获得了尊严方面的满足，可以促使其在观念和心理上坚定对清王朝的认可。其所接受的儒家忠义观念在此获得新的内涵，为清朝尽忠守节成为主旨。京江张氏表现尤为明显。顺治己亥（1659）七月，“海寇犯镇江，居民避逃城外者踵相接”，沐卿公为照顾缠绵病榻的从伯始终留侍榻前，致为“海寇”所执，他并未投降，反而瞋目大呼：“我朝天威震叠，海隅折服。尔小丑辄敢跳梁，不日王师至，歼灭无遗类矣。”最终遇难。后张九徵将其与殉节于明建文时的张德并称，作为家族“为臣死忠”的代表，要求后世族人为其立传，广传其事迹。[4]

可见，其在内心中已彻底认可清朝，利益与信仰在此交织融合于一。

总而言之，在国家有效政策与地方社会组织的主动选择下，清王朝逐渐在江南民众间建立起威望，得到其认同。相对于黄宗羲等忠于明朝之士及扬州、嘉定等地民众对清朝的反抗，以京江张氏家族为代表的江南家族的经历反映了清朝建立国家认同的另外一个层面，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及明清易代的有序过渡。

〔作者简介：张纪伟，新疆大学历史学院（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明史。〕

栏目编辑: 张 丽

参考文献

[1]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J].中国学术,2002(4).

[2]张学林,等.京江张氏家乘:卷7[M]//中华族谱集成·张氏谱卷:第11册.成都:巴蜀书社,1995.

[3]张学林,等.京江张氏家乘:卷4[M]//中华族谱集成·张氏谱卷:第11册.成都:巴蜀书社,1995:339.

[4]张学林,等.京江张氏家乘:卷10[M]//中华族谱集成·张氏谱卷:第11册.成都:巴蜀书社,1995.

[5]张学林,等.京江张氏家乘:佥事公原序[M]//中华族谱集成·张氏谱卷:第11册.成都:巴蜀书社,1995:260.

[6]张学林,等.京江张氏家乘:卷16[M]//中华族谱集成·张氏谱卷:第11册.成都:巴蜀书社,1995:903.

[7]张学林,等.京江张氏家乘:卷13[M]//中华族谱集成·张氏谱卷:第11册.成都:巴蜀书社,1995:826-837.

[8]赵宏恩,等.江南通志:卷131[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1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834-844.

[9]张学林,等.京江张氏家乘:卷3[M]//中华族谱集成·张氏谱卷:第11册.成都:巴蜀书社,1995:301-305.

[10]张学林,等.京江张氏家乘:卷6[M]//中华族谱集成·张氏谱卷:第11册.成都:巴蜀书社,1995:392-396.

[11]张学林,等.京江张氏家乘:卷2[M]//中华族谱集成·张氏谱卷:第11册.成都:巴蜀书社,1995.

[12]张学林,等.京江张氏家乘:卷11[M]//中华族谱集成·张氏谱卷:第11册.成都:巴蜀书社,1995:765-775.

[13]丁传靖.张文贞公年谱[M]//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85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105-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