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南京市秦淮区的甘熙宅第，是南京现存规模最大、保存较完整的一座晚清私人住宅。其旧主甘熙是晚清著名藏书家。纵观甘熙一生，除藏书外，其事功还体现在两个方面：著述和堪舆。

一、甘熙的生平与家学

甘熙（1797—1852），字实庵，一作石安，江宁（今江苏南京）人，晚清著名藏书家、方志学家，嗜好金石收藏与品鉴，擅长堪舆。于道光十七年（1837）中举，十八年（1838）中进士，以知县用，签分广西，因丁忧而未成行。道光二十二年（1842），因所参与的海防保卫事平定，经考核，改官郎中；道光二十三年（1843），签分礼部仪制司；道光二十七年（1847），被选任户部广东司兼云南司主稿。咸丰元年（1851），奉命参与东、西陵相度吉地；咸丰二年（1852）八月，因昌西陵择地定向之功加恩以道员用，同年十月，因病去世。

甘熙故居东南角的花园内有一藏书楼名为“津逮楼”，修建者为甘熙之父甘福。甘福耗时三十余年购藏经史子集各类书籍10万余卷，其中包括丰富的金陵掌故类书籍，从唐至清著名方志即达36种凡296卷，所藏宋代赵明诚《金石录》是该书最早版本（南宋淳熙年间龙舒郡斋刻本），系30卷足本、孤本。这些藏书为甘熙写作金陵地方文化类作品打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甘熙赓续优良家风，进一步丰富了津逮楼的藏书。咸丰三年（1853），在太平军与清军的大战中，津逮楼毁于兵火，大量古籍珍本被毁。

重建的津逮楼（汪维华 提供）

甘熙还承继了堪舆家学。所谓堪，就是天道；所谓舆，就是地道。堪舆术，即相地术，俗称风水术，在古代是观察宅舍、坟墓的地形、环境以测断吉凶休咎的一门实用技术。甘福苦学堪舆40余年，并将此技术倾囊传授给甘熙与其兄甘煦。甘煦《哭弟诗》其三：“先人耽地学，四十余年久。尝以大事训，送死此其首。非为利达谋，非为子孙厚。殁者得所安，生者庶无负。不然弃尸同，砂飞而水走。于心能安乎，君子慎所取。昔与尔随侍，登临问某某。口讲而指画，不惮大小扣……”[1]这首诗记录了甘福对于习得堪舆意义的观点。甘福钻研地学并不是为了谋取现世以及后世子孙的利益，而是为了死者入土为安，生者理得心安。

重建的津逮楼记碑（汪维华 提供）

咸丰元年，甘熙奉咸丰皇帝之命相度吉地，又改卜昌西陵。古人云：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皇家帝陵相度人员的遴选标准，业务水平只是基本要求。例如道光十年（1830）四月初三日的一份奏折“为访觅通晓地理风水之人并列衔名事”中，对被遴选参与相度道光万年吉地的余正焕评价道：“出身品行厚重，老成稳当，平日讲求风水……亦无推诿俗见，似为可用。”奏折内容对遴选标准的陈述，出身和品行排在技术前面，可见忠赤之心才是相度皇陵人员选拔的首要原则。甘福至孝，事亲、送终无不极尽人子之力，又乐善好施、敦亲睦邻，乡里人称“孝义先生”。甘福在母亲龚氏、原配阮氏墓侧所建墓庐，名曰“朱门丙舍”。咸丰元年，甘煦扩建墓庐，翰林院编修徐玉丰为之作《甘氏朱门丙舍记》。文中记载了甘熙因才学优秀、操守高洁、通晓堪舆而获咸丰帝召见一事。[1]甘煦《哭弟诗》七首其二中亦有相关记载：“天子闻声名，召见渥恩永。垂问家世殷，天语日星炳。”[1]从咸丰帝垂问甘熙家世可以推知，甘熙擅长地学之名能够达于帝听，除了个人技术水平和操守之外，他身负孝义之家学传承也是重要因素。甘福崇文重教，甘熙敏学笃行，父子二人共同努力成就了津逮楼鼎盛时期的一段佳话。

二、甘熙的著述

甘熙一生勤事纂述，作品包括《寿石轩诗文集》4卷、《桐荫随笔》10卷，皆未刻，今已佚；《金陵忠义孝悌祠传赞》4卷，现存道光二十年津逮楼刻本2卷1册，《金石题咏汇编》48卷，现存抄本1卷1册，皆藏于南京图书馆；笔记《日下杂录》15卷，现存7至14卷；现存全本著作包括《白下琐言》8卷和《灵谷寺志》15卷。光绪十六年（1890），筑野堂刊刻《白下琐言》，甘熙堂侄甘增沂从《日下杂录》中择出关于金陵掌故的条目，厘为2卷，每卷13则，附于《白下琐言》8卷之后，合为10卷本刊刻出版。《白下琐言》10卷本和后人以《灵谷寺志》为基础增补的《灵谷禅林志》，均已被纳入“南京稀见文献丛刊”出版。

（一）代表作《白下琐言》

《白下琐言》是一部史料笔记，共8卷482则，9万余字。施康强先生将其与明代周晖《金陵琐事》、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并称为关于南京掌故的三部最重要著作。书中关于金陵历史掌故的记录，时间上远追六朝、近讫嘉道；关于嘉道年间江宁山川水文和社会生活的记录，涵盖了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教育、艺术、民俗乃至术数、水利、纺织等众多领域。书中有大量条目关涉当时的城邑布局，记载的建筑和人文景观包括明故宫、城门、衙署、街巷、井泉、桥棚、宅第、楼堂、碑铭、石刻、寺观、坊祠、学宫、书院、会馆、教坊、商铺、园林、古墓等；书中也记载了丰富的市民生活，如饮食、养生、抚琴、对弈、书法、印章、医药、杂占、曲艺、工艺、科考、教化、水利、商业、杂技、游憩、楹联、收藏、灯市、宴游等，这些资料对于研究清代中晚期南京城市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为收藏爱好者、金石研究者和方志学家，甘熙在《白下琐言》中对书画文玩收藏、金石彝器考证多有记载，还有诸多条目是对前代文献典籍中关于金陵某些古迹、史实错误记载的勘正，这些资料都具有珍贵的学术价值。甘熙在《白下琐言》中说：“志乘为一方掌故，攸关一切。”这一观点反映了他对于记录掌故、纂修方志的持重态度，而这部书也成为甘熙的代表作品。

甘熙宅第内的花园（汪维华 提供）

《白下琐言》的成书时间在道光末年。甘熙姻弟方俊为《白下琐言》作《序》，文中落款时间为道光二十七年孟夏；甘熙同乡、清代文学家梅曾亮所写《题甘实庵<白下琐言>》，题注时间为“丙午”，即道光二十六年（1846）。据此可知，《白下琐言》的成书时间最迟在道光二十六年，定稿时间亦在道光二十六、二十七年之间。

甘氏在江宁已绵延一千七百余年，悠久厚重的家族历史与恭敬桑梓的乡土情怀，使得甘熙对南京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市井生活的记述，既秉持着“攸关一切”的严谨态度，又充满着与个体命运紧密相连的深切关注。甘熙写作《白下琐言》时，中国正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南京城也经历着其封建社会阶段最后的太平与繁华。之后不久的太平天国运动，使南京的城市建筑、街衢布局、风景名胜、文献典籍、生活方式、社会风尚等都遭遇到了极大破坏，津逮楼也毁于此时。去世于咸丰二年的甘熙在有意无意中的珍贵记录，保存了道光年间南京城生动的社会生态系统。

（二）寺观志《灵谷寺志》

灵谷寺初名“开善寺”，是南朝梁时为神僧宝志所建塔寺，原址在独龙阜（今明孝陵一带）。唐僖宗乾符年间，开善寺改名为“宝公院”；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南唐后主李煜改寺名为“开善道场”；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改赐榜额为“太平兴国禅寺”；明初，改称“蒋山寺”；洪武十四年（1381），迁寺于钟山东麓，次年寺成，明太祖赐额“灵谷禅寺”；明成祖迁都以后，灵谷寺为南京八大寺之一，是明朝国家寺院，至此，灵谷寺繁盛达于顶峰；清初因兵燹圮废后重建，康熙帝、乾隆帝南巡，皆亲临该寺，并赐御制匾额；咸丰年间，太平军占领南京，灵谷寺再次焚毁殆尽；民国年间，寺院原址改建为“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寺院佛像迁入原址东侧龙神庙，后不断增建、改建。[2]

《灵谷寺志》先后编修过六部。甘熙编修的《灵谷寺志》是第四部，包括卷首1卷、正文14卷。卷首内容分别是宸翰、钦颁法物、朱批奏折、寺图。正文14卷分别是沿革、山水、建置（塔院附）、旧迹、寺产、灵感、高僧、杂著等。据甘熙《灵谷寺志序》载，甘熙第一次游灵谷寺是嘉庆十七年（1812）春天，此行，他随父亲甘福礼拜圣师塔，得睹林泉胜景。后数次往来，借宿山堂，与寺僧多有叙谈。道光二十年（1840），应圆照上人屡次约请，甘熙修《灵谷寺志》。当时，甘熙所知道的尚存灵谷寺志书有两种，它们是历史上的第二部、第三部，分别是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灵谷寺住持释可浩所撰，2卷，文辞简略，属于草创；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吴云所辑，16卷，中多舛漏，非属善本。甘熙在前人基础之上，搜采群书，重为厘定，与监院悟开往返旬月，咨询参校，历时半年而书成，并雕版印刷。与甘熙同乡亦是文友的朱绪曾（1805—1860）为此书作序，他在文中评价此书：“体例分明，辩证博洽，其大指在抉择醇雅，而不语怪也”，“不冗不滥，刊俗语之丹青，归于雅正”。书中还收录了7篇甘熙所作游灵谷寺诗文，以及与其一同参与唱和的其他文士的若干诗文，这些作品既反映了甘福、甘熙父子的交游情况，也展现出封建时代末期金陵士子文事活动的一方面。以甘熙所修《灵谷寺志》为基础，光绪年间谢元福增辑第五部、民国年间佚名增补第六部《灵谷寺志》，也就有了现在的15卷本《灵谷禅林志》。《灵谷禅林志》既是千年灵谷寺史，也是研究南京史、明清南京文学史和中国佛教史的重要史料。

甘熙宅第内的友恭堂（汪维华 提供）

三、甘熙的堪舆实践

现代虽常把堪舆和封建迷信等同起来，但实际上堪舆综合了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建筑学等多种学科，与现代建筑学中的环境适应性原则有一定契合，有其历史渊源与文化价值。甘熙的堪舆实践，展现了他的忠赤之心与爱乡情怀。

（一）卜地皇陵

咸丰元年，甘熙随同定郡王载铨、内务府大臣基溥、工部侍郎彭蕴章，奉命赴东、西陵相度咸丰帝万年吉地。甘熙视得成子峪、府君山，并进献相关绘图与说明。又奉命为崩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的清仁宗（嘉庆帝）孝和睿皇后卜地昌陵西面的望仙山。[3]咸丰元年十二月，柏葰在《为履行勘察昌西陵地势据实奏闻仰祈》中言：“臣柏葰，臣魏元烺，臣吉伦泰，前往带领素谙堪舆司员甘熙，查勘昌陵妃园寝。迆南实有砂水情形，而附近均无堪用地基，仅查有望仙山地势土脉高厚，主山端正，对岸得势。宜立癸山丁向甚属合局，实堪建立昌西陵。”昌西陵工程从大臣奉谕恭办，到相地，再到竣工、奉安，历时四年。工程竣工，甘熙因择地定向之功，加恩以道员用。

咸丰皇帝定陵从谕令相度吉地，到相度人员选地、复勘、点穴、复勘，到动土兴工，前后历时九年，甘熙参与了前期的选地、点穴事务。咸丰元年九月初四，“谕军机大臣等，昨面谕定郡王载铨、工部右侍郎彭蕴章、内务府大臣基溥相度万年吉地”[4]。据此可知，甘熙等相度吉地的时间，不早于咸丰元年九月。咸丰所选平安峪，在考察真龙真穴时，诸位相度人员所点穴位不尽相同，陆应谷一处，奕湘在陆所点以南十五丈处，而甘熙等六人则认为真穴在陆、奕二人所点两处之间，咸丰帝遂令各抒所见、各呈说帖，以备审阅。此事发生在九月，此时穴位尚未确定，次月，甘熙即卒于邸舍，未能参与之后的复勘诸事。

（二）建言金陵城建

南京城山川灵秀，气象宏伟，千百年来，一直是江南名镇。尤其在永嘉之后，衣冠南渡，一时间，“艺文儒术，斯之为盛”，城市迎来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拉开了“虎踞龙盘”“帝王之宅”的建都史。南京城的非凡地势早在秦始皇时就已被方士辨识，而遭故意破坏。据《太平御览》所引《秦纪》《金陵地记》《吴录》《晋阳秋》《金陵图》《晋书》等书记载，秦始皇破坏金陵地理所用方法，总括起来共有四种：一是改地名，即《宋书》所载，改金陵为秣陵；二是凿断金陵北边的山脉，破其地势；第三，埋宝镇于地下以挡王气；第四，开挖秦淮河。

因金陵“虎踞龙盘，帝王之宅”的传说，其地脉被破坏的历史为历代所关注。甘熙在《白下琐言》中提到两起，一是六朝时神策门外大龙正脉入城之处被凿断用以引后湖水通江，二是道光间开山凿石造窑烧灰以致江宁城来脉伤残。世代繁衍于金陵又通晓堪舆术的甘福、甘熙父子，心中十分忧惧，为金陵城建奔走献计，和诸位君子立碑示禁。

道光二十一年（1841）夏，金陵城中遭遇水患，有人建议开山凿脉，引后湖水入江。[1]从堪舆角度来说，这是不利于金陵城风水的做法。津逮楼所刊蒋绣岑《金陵诸山形势考》中分析道：“青溪之水发源钟山。后湖之水通秦淮，出西关，归大江，乃钟山随龙养荫真正胎水，断不可旁泻。”又谓“此处当六朝时曾经凿断，引后湖通江，故百余年间屡遭杀戮，至明初建都，始复其旧”。蒋绣岑所谓“此处”指的是当时的康家湾，位于幕府山和神策门之间，是金陵城北干龙脉之一支。蒋绣岑举此六朝故实，从堪舆角度说明胎水断不可旁泄，正脉切不可凿断，否则金陵城就会像六朝时一样再次遭遇杀戮。深谙地学的甘熙十分认同蒋绣岑的观点，认为蒋绣岑所言是“深切著明、万世不刊之定论”[1]，所以在听闻开山凿脉、引湖入江的提议后，亟将甘福于道光十二年（1832）所刊《金陵诸山形势考》和自己所辑《后湖水道略》，由方俊转呈江宁布政使成世瑄，意在指陈厉害，阻止实施开山凿脉、引湖入江的做法。最终，此提议未被采纳。

道光二十八年（1848）、二十九年（1849），江宁府连遭水灾，又有人提议“开山凿脉、引湖入江”，更有甚者，建议将河道拓宽、挖深各至五丈，打算自神策门外湖边起，沿城西行十余里直至下关，毁掘沿途所有田庐、坟墓，使后湖水倾泻入江。[1]据《日下杂录》载，当时，江苏巡抚陆建瀛外出未归，刚刚上任的江宁布政使杨文定遽然应允了该提议，并委派人员丈量尺寸、插桩定点，准备一开春就动工。百姓对此举惶恐不安，一百多位生员赴布政使司意图阻止，但事情并没有因此获得转机。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二月间，上元、江宁两县入京参加会试的学子在京城播扬此事，同乡京官俱感震骇，御史范承典甚至准备撰写奏章弹劾此事。“开山凿脉、引湖入江”事终止于陆建瀛。陆建瀛路过扬州时，时任兴化县令魏源前往求见，极力陈述开山泻湖之不可妄为。回到省城后，陆建瀛听杨文定入陈此事，勃然变色，于次日清晨亲率僚属及董事等出城实地勘测，认为“此乃正脉入城之处，关系全城大局，万万不可挖动，利不可知，害必先见。我等忝居民上，纵不能为地方兴利，岂敢贻害将来？”至此，此次提议正式作罢。甘熙对此评价：“不啻死者复生，危者复安。”并评价魏源阻止此事为“造福抑无穷矣”[1]。

作为南京人，甘熙运用自己所掌握的堪舆知识保护家乡风土地理，着眼点完全在于捍卫故土安宁，反映了其热爱家乡的赤子之心。

*本文为浙江省社科信息学会2023年研究课题（2023Y001）的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汪维华，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古籍整理与研究。）

栏目编辑：计欣然

参考文献

[1]甘熙.白下琐言[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7.

[2]甘熙.灵谷禅林志[M].谢元福增辑,佚名增补.南京:南京出版社,2019.

[3]蒋启勋,等.光绪续纂江宁府志:第二册[M]//《金陵全书》编委会.金陵全书:甲编 方志类 府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11.

[4]文宗显皇帝实录(一)[M]//清实录:第四〇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