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是政府部门编撰的具有权威性的工具书。改革开放以来，就国内编写年鉴的工作来说，可以用“雨后春笋”一词来概括。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编纂年鉴过程中日益暴露出来的问题。它们是：(1)供稿形式单一。由于各部门撰稿者往往平时工作繁忙，应接不暇，无奈只能把为年鉴写稿当作一项附带工作，无法深入调查研究，供稿的视野较狭窄，写出的稿子质量一般。(2)来稿观念落后于客观实际。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新旧交替的过程中，对撰稿者来说，思想观念要跟上并适应客观实际不是一件易事。(3)条目偏重“九个指头”的记载，缺少“一个指头”的分析。(4)满足于对问题浅层次的记录，缺乏对事物发展趋势的研究和科学预测。(5)出版时效性差。相当数量的年鉴到读者手里，基本上只能发挥“存史”的功能。(6)在年鉴编纂框架结构、篇目设计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严重脱节。

       上述问题。直接影响到年鉴的生存与发展，生存空间愈显狭小。近几年来，年鉴界对年鉴资政作用有了许多分析和讨论。有些文章认为年鉴是提供信息的工具书，年鉴事业是信息产业等等，这正是反映了人们认识上的深化。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作为年鉴自身的特点来说，它仍然肩负着存史的功能，因此，笔者认为，较为客观的说法，年鉴应当具有两重性的本质特征，它既具有存史功能，同时又必须在当代信息事业发展的情形下，提供大量信息资源，更好地为受众面发挥资政作用。如果在不偏废前者功能的前提下，强化发挥信息功能作用，做好对信息资源的科学处理，那么，年鉴就会得到人们的欢迎，拓展年鉴的生存空间也就不成问题。

       如何强化信息功能的作用、科学处置信息资源?我们认为需要在操作上环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作以下4个方面的改变：

       1.在指导思想上改变年鉴“官办官用”为“官办众用”的多方位使用信息资源的价值定位。应当看到，作为提供信息资源载体的年鉴来说，应当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性，他向人们提供多方位的信息。作为地方决策机构的领导机关，他需要从年鉴中获得以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成功的做法和失败的教训，由此作出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新的决策。年鉴应当成为官方借鉴以往经验教训的工具。作为经济发展中最为活跃的细胞，企事业单位对年鉴的要求是，他不光需要从年鉴中获得宏观方面的信息，更多的是需要直接指导企事业经济发展的比较实际的中观乃至微观的信息资源，年鉴应当在这方面去满足他们的需要。作为基层的人民群众来说，他们需要对社会主义市场瞬息万变的信息作及时的了解，尤其是对与人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信息最为关注，年鉴理应为他们提供这一方面的信息资源。因此，以往年鉴比较单一地为政府机关提供信息的做法就显得不很适应了，比较实际的做法是在编纂过程中，应当有所侧重，并且注意层面，最大限度地去满足日益增长的多层次读者对象对信息资源的需求。

       2、在框架设计、条目编排上改变以计划经济的模式为以市场经济模式安排。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年鉴工作的传统思维方面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如何客观、充分、准确地反映和记载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的轨迹，已经成为当今年鉴框架设计的新课题。以往年鉴编辑中的框架设计的方法和形式，已日益暴露出难以反映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和市场经济庞大丰富的内涵，这方面的问题。尽管年鉴工作者已经意识到并作了一些改进，但这种改进的力度仅停留在修修补补、添添减减上面，很不适应客观实际的需要。就《南京年鉴》来说，以往篇目设计主要根据我国于1985年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目录》，大致设置为：政治、法律、军事、经济、卫生、体育、教育、文化、财政、税务、金融、保险、社会生活、民族、宗教等，这种分类方法的好处是比较直观，但就目前年鉴的用途及所处的社会大环境而言，缺点是各项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也较难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部类之间的关系。提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转化的新课题后，国务院在1992年正式通过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对国民经济分类标准采用三次产业分类法，即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第三产业是产业结构中提供各种劳务的服务行业，按照目前我国统计局明确规定的三个产业分类，除了流通部门、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属于第三产业外，作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的服务部门如教育、文化、广播电视事业、科研事业以及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如国家机关、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军队、警察等部门，都是属于第三产业的类目，这就需要对传统的年鉴框架设计作一个全新的改革，这样才能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年鉴分类编纂方面的规范化。

       3、在服务功能上改变注重存史价值为增强资政力度。以往编纂年鉴，比较注重存史的作用，而对资政方面的功能缺乏细致的研究，因而在篇目安排上，属于存史价值的条目上得多，而直接指导现实工作的资政条目上得少，显得很不适应广大读者的需求。这一情况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矛盾还不算突出。近几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这种“不适应”的矛盾就开始突出出来了。由于年鉴收录的条目大多属于“过去式”，对实际工作的指导性较差，加之市场经济发展有一个探索过程，同时变化也比较快，有些经验往往在当时看来是成功的、可行的，但过一段时间后就不一定是成功的、可行的了，因此，即使这些条目收录后作为历史资料留存下来，也已失去原有的价值。由于这个原因，年鉴的权威性、史料性价值就大大打了折扣，这也给年鉴的发行销售工作带来了困难，有些基层单位即使买了年鉴，也是束之高阁，很少问津和翻阅。针对这些年鉴编纂上的偏颇，我们不能不考虑年鉴编纂工作中如何注重发挥资政方面作用的问题了。

       要增强资政作用的力度，首先要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主线，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发提供经济发展的信息资源，特别是实现“两个转变”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以及具体做法上的经验教训，要不断开拓信息资源的“矿源”，以便向各个层次发布。其次，有选择地借鉴周边地区、同类型地区甚至国外的某些地域的发展经济的资源，与本地区作多方位的比较，以开拓授受者的视野。第三，在信息收集、选择角度、内容综合提炼上下功夫，以增强信息自身的精密度。第四，在信息表达上，加强编纂工作者自身参与度。改过去编纂者“笔记者”叙述方式为编纂者“记述式”表达方式。第五，在组稿上强调广采精收的原则。来稿可以请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实践者参加撰稿，改过去所有稿件都由专门秘书“加工”后再向编辑部提供的做法。第六，精选一次文献，精编二次文献，做好三次文献的文章。改变以往大量录用党政部门有关文件的做法，强调提供某些值得“小题大做”的信息和言论。第七，在内容编排上变“组合型”为“融合型”，力争避免“来什么登什么”的用稿方法，努力做到带有导向性的自采稿占有较重的比例，使每个类目中的条目具有一定的直接指导性。

       4、在文风上改变单一记叙文体为“记、述、评、论”多元性文体。近几年来，我们《南京年鉴》开始注意编辑文风上的转轨问题，在一些类目中，增加了概述，比较突出了具有指导意义条目，同时请相关的领导专家撰写论述文章，以论坛的形式记载在某个类目之后，这些做法在实践中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但是，由于这种做法具有探索性质，加之组稿中某些论述性稿件的质量不堪理想，因而在组织这方面的稿件的时候多少还带有一点“望天收”的殊道，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改变年鉴的文风，看来是一件小小的变动，但意义是深远的。使授受者在撷取某些信息上增加一些分析、判断的力度，做到对信息“消化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