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文学社团和文化组织，发起人陈去病、高旭、柳亚子，1909年11月13日成立于苏州虎丘，成员总数最多时达1180人，分布于当时的中国19个省，253个县^①。社员中不乏地方文化的精英，他们在教育、新闻、出版、科技、文学艺术及多个领域做出过重要贡献，既承前启后，接纳新潮，推陈出新，又努力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成一代大观。

        地方志作为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对其不断修编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一。南社人作为地方文化的精英，对地方志编修更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已故江苏省南社研究会副会长金建陵先生，曾撰写《南社与民国方志建设》一文，对南社人在民国时期方志建设上的贡献、开拓创新予以梳理。如南社后期主任、金山人姚石子提出：采风问俗，必有资于乡土志乘。他进而指出，编辑县邑不仅可以“备国史之采”，还可以“供教民之用也”。我们从中也不难总结出地方志“存史、育人、资政”的作用。陈去病、柳亚子、黄节等人都非常关心地方文化建设，不仅收集大量的乡邦文献，在民国中还曾担任江苏革命博物馆馆长、江苏、上海、广东等地通志馆馆员、馆长等，对推动地方志书乃至年鉴的修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张相文、李根源、姚石子、高燮、刘谦、丘复、王大觉、陶惟坻、侯鸿鉴等一批南社人更是积极投身修志实践，其所主纂、编修的县志、镇志、乡土志很多都是所在省乃至全国的佳志。笔者仅就泗阳籍南社社员张相文主纂的民国《泗阳县志》为例，探讨南社人在修志事业上的创新和实践。

        张相文（1866～1933），字蔚西，号沌谷，江苏泗阳人。1901年出版中国最早的地理教科书《初等地理教科书》《中等本国地理学教科书》。1908年，张相文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编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第一本自然地理著作《地文学》。1909年在天津发起成立中国地学会，当选为会长，翌年创办中国最早的地理刊物《地学杂志》，至1937年停刊。1916年张相文经高旭介绍加入南社，入社号759，曾在社刊《南社丛刻》上发表诗文。张氏著有《泗阳县志》《佛学地理学》《南园丛稿》等。对于他主持编修的《泗阳县志》，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浙江方志学会副会长仓修良先生认为在民国时期所修的1100多部志书中堪称是“上乘之作”^②。

        方志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方志之书，经两汉魏晋南北朝地记、隋唐图经等阶段的发展，“至赵宋而体例始备”^③。宋元以后，方志成为省、府、州、县等志书的泛称，明清两代、尤其是清朝我国古代方志发展达到鼎盛时期。下面我们参照明永乐十六年颁布的《纂修志书凡例》^④，清光绪三十一年颁行的《部颁乡土志例目》^⑤，和《泗阳县志·叙例》作一个比较。

 永乐十六年（1418） 光绪三十年一年（1905） 民国15年（1926）

1 建置沿革 历 史 疆域沿革

2 疆 域 政绩录 大 事

3 城 池 兵事录 职 官

4 山 川 耆旧录 科 第

5 坊郭镇市 人 类 人 物

6 土产、贡赋、田地、税粮、课程、税钞 户 口 地 理

7 风俗 形势 民 族 古 迹

8 户 口 宗 教 河 渠

9 学 校 实 业 乡 镇

10 军 卫 地 理  建 置

11 郡县廨社 山 经 政

12 寺 观 水 田 赋

13 祠 庙 道 路 教 育

14 桥 梁 物 产 实 业

15 古 迹 商 务 交 通

16 宦 绩 氏 族

17 人 物 名 宦

18 仙 释 乡 贤

19 杂 志 流 寓

20 诗 文 烈 女

        从上表不难看出，除疆域、建置沿革、风俗、户口、人物、古迹要目之外，每个时期的凡例都各有特点（引用光绪末年的乡土志例目，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方志纲目），张相文制定的纲目确有独到之处。南社社友、时任江苏省省长的陈陶遗在序言中指出“新志体例出自总纂蔚西手订，似因实创，前所未有”。这不是朋友之间的寒暄之语，对比永乐、光绪年间的凡例来看，张相文首先亲手制定的“叙例”“别为图、表、志、传四纲，列目二十”， 是有很多创新之处的。其中大事、河渠、乡镇、经政、教育、实业、交通、氏族等目，有的是创新，有的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丰赡，如“经政”一目，因政体不同，结合民国宪法的颁布专门列出；“惟乡镇，事无先例”，“氏族一门，为各志所无”等等。尽管张相文居住北京，但是王慰亭、陶卓如等人能够很好地贯彻其修编意图，“分门担任”“仍无异于前定之义例”。王慰亭作为继任的总纂，也坦言“至编纂大纲，张君蔚西所拟，已尽美善，萧规曹随，无事更张”。在省地方志办公室委托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举办的几次“中国名镇志”稿评审会中，类似名镇志中“名门望族”条目的设立，似可看作是对“氏族”一目的借鉴与发展。《泗阳县志》载入“大事”，如今作为“大事记”已经广泛运用在各类志书当中了。张相文设置“乡镇”条目，有他独到的考虑：“事无先例，然近代重视工商，地方物产，增、耗、集、散，皆于乡镇觇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创设乡镇条目，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有些人对此见仁见智，但是从创新的角度出发，从当前乡镇（街道）、甚至是社区（村）志的编纂实践来说，参阅张相文的县志，自然可以给后世修志者留下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为什么现在志书的修纂过程中，我们一直强调众手成志，专家修志？众手成志强调的是“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机构组织实施”的方式。志书的官书性质，集合了很多人的智慧，是民主的力量，但是一部志书如果要在琳琅满目的志书之林里脱颖而出，那么它的特色之处、创新举措、学术价值，就需要专家站在个人的学养、天赋上进行“集中”了。众手成志，改变了旧时代依靠少数人闭门修志的传统做法，使修志从封闭向开放，由少数人从事向社会性大协作的转变，是方志事业发展史上的巨大转折和进步 。众手集成的资料，需要一个“总其成者”的精心剪辑。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好比厨师做菜，原材料相似的情况下，要作出色香味俱佳的菜肴，就只能依靠厨师的技艺了。一部志书也如此，在抓好资料工作的基础上，如何筛选、求真、考证的功夫就要体现在编纂者的水平上了。可以说编纂者的思想理论高度直接决定一部志书的特色和水平，他们的学养识见不仅会在凡例、纲目中得到体现，体现在志书修纂的整个过程，甚至如前文中所提及的，有可能会给该部志书打上浓重的个人色彩。仓修良教授对《泗阳县志》的《河渠志》就推崇备至，认为学术价值是“全志之冠”^⑥。无独有偶，该部志书的首个序言人，陈陶遗也对《泗阳县志》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的考证工作大加点赞，认为“引据确凿，卓然不磨”“上下古今，灿然大备”。

        考虑到搜集资料不易，张相文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仿近世书报社先例，广告征文，每千字酬银若干”。张相文众手成志的举措，极大丰富了《泗阳县志》的内容。“其先辈著作，或存稿、或刊本，则以原书为上。若夫学术、事功、义烈、贞孝，传诵入口，信而有征者，则以确考年时，详叙事实为先”。这样的征集“需之又久，材料颇集”。“庚申（1920）倡修志，三载未成。得老友王慰亭、陶卓如两君，归里主政，又二稔，乃克蕆事”。在厘定体例上，张相文也是自信满满，“别为图、表、志、传四纲，使文以义起，事以类从”，这样编目条分缕析，资料详实。仓修良教授说该志“内容丰富，资料详实，体例完备，门类齐全”^⑦。一部志书能做到这一点，确实很不容易。广告征集文献的方法，确实可以给今天修志的工作提供借鉴。家谱、笔记、学术文献的征引，不仅可以弥补修志的材料不足，还能够取材多样，进一步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在“科举”目下，不光收集历代贡生、举人、进士，还附有学校毕业、议员选举人员名录。县志做到如此之细致，令人叹为观止。

        张相文是中国地学会创始人。他到南洋公学任教的第二年，将地理学讲稿加以整理，编著了两种地理课本：《初等地理教科书》和《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这两本书的畅销出乎张本人的意料，印刷达两百万之多，海内外关心地理学习的人士几乎人手一册。由于在地理学上的专长，《泗阳县志》毫无疑问地打上张氏色彩，即对地理、河道、测绘等知识的运用。除旧志通常配图之外，还配了清初、清末地形图，增强历史的纵深感，今昔有个对比。该志还增加了泗阳县辖区的水系、乡镇、学区、小学、洪泽湖等20多张平面图。在志书的《图叙》中，编者开宗明义指明“读图”的用意：“图”直可按形，无智愚而皆见。该志甚至把“图”与“史”相提并论，“同列而不可废也”，一改重文轻图的传统，把图在志书的运用提高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旧志的配图一般不过三数幅，无外乎县境、衙署、学宫等有限的几张，而且只具有指示会意的功能，不过初具轮廓，比较粗糙；但是运用现代测绘技术绘制的比较精准的地图、平面图则“能令光景常新”，且涉及“一代典制所关，百年规划所在，政教所自出、富强所自兴，使都人披览所及，争自濯磨，人杰地灵”。至于读图能否达到这样的高度，我们另当别论，但是大量图表的使用，确实让人耳目一新，陈陶遗认为“表尤详豁，不为苟作矣”。我们在名镇志的编纂过程中，怎样精选图片，适应今天“读图时代”的需要，要仔细斟酌。

        《泗阳县志》当然也有不足，比如在叙例中就忽略了“艺文志”，这对考求地方文献是有缺失的，南社姚石子在地方志的实践上就是亲自修订《金山艺文志》。姚石子认为艺文不仅“保存国学之基”，也能知人论世，存文存人。刘谦纂修的《醴陵县志》被誉为“民国湖南县志的佼佼者”^⑧，该志很好地继承了《泗阳县志》舆图丰富的长处，但增加了艺文一目。李根源寓居苏州期间，不仅出任民国《吴县志》的副主纂，他还特别注重实地考察、收集考证资料，经常亲赴实地考察，撰写出《吴郡西山访古录》《吴县冢墓志》等一批著作。这些著作不过是南社人修志的冰山一角，但是他们学有专长，认真负责，对乡邦文献、地方文化有着高度的文化自觉，并且能够躬身实践，因此所修订的志书都比较有特色，是不为苟作的学人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