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当前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方针。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指出，我们要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努力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为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年鉴作为信息产业，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渊源。因此，年鉴工作者要认真学习党的十五大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旧的思维定势，把认识统一到两个根本性转变上来。

一、要变年鉴是“官书”为既是“官书”又是特殊商品的观念

      年鉴，尤其是地方综合性年鉴，都是由政府部门主持编纂的，其内容一般都记载了有关党政工作报告、重要文件、法规和年度统计资料。其稿件的组织，图片文字资料的提供，广告的刊登，都具有政府公报性。它的主要功能是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为地方领导和有关部门决策服务。因而它具有“官书”的政治性和权威性。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下，我们不应该把年鉴仅仅看成是官书，还要认识到年鉴是信息商品。而且，年鉴还具有一般商品所不具有的文化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因而它又是一种特殊商品。树立年鉴是信息商品的观念，就要求年鉴必须适应市场的需求，按商品来组织生产、销售，讲求经济效益；树立年鉴是特殊商品的观念，就要求年鉴工作者时刻牢记自己承担的政治责任、社会责任、文化责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最大限度地运用市场经济的有效机制，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二、要变依靠行政命令为行政干预与市场竞争相结合的观念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作为年鉴主办单位的政府或行业的主要领导，一般都很重视年鉴工作。年鉴的组稿、出版、发行都是靠政府发“红头文件”，年鉴经费由财政拨款解决。实现市场经济后，政府职能转变，企业自主权增加，年鉴作为商品，需求由市场决定。读者觉得有用就买，觉得无用就不买，依靠行政手段发行就不如以前那么顺畅。在这种情况下，过去那种依靠行政命令，依靠“红头文件"办年鉴的观念就应转变。但是，强调市场经济，又不能把年鉴等同于一般物质产品，把年鉴推向市场，完全听任市场的支配。这是因为：①年鉴在一地或一个行业只有一种，不可能有两种及两种以上代表同一政府或行业的年鉴同时出现，因而年鉴不存在竞争对手。②若一味强调年鉴参与市场竞争，就会形成以市场销售的好坏作为唯一标准来评价年鉴的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这很容易挫伤年鉴工作者的积极性，也不利于民族文化整体水平的提高。③年鉴是信息产品，与文化产品一样，同属精神产品范畴，它们都“具有双重属性和双重效益，即既有商品属性又有意识形态属性，既要讲经济效益，又要讲社会效益，应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使经济效益服从社会效益。因此，不能让文化产品同一般物质产品一样按市场竞争法则去竞争。(王树林主编《二十一世纪的主导产业——第四产业》)。”年鉴作为官书，要保持权威性、政治性，确保年鉴的社会效益，还要强调“官办”。“政府办年鉴也要像党委办党报一样，通过政府行政渠道，理直气壮做好发行工作”，同时，“充分利用年鉴作为刊物出版物的性质，依法登载不妨害‘官书权威性’的广告，收取广告费。也可依靠社会力量办年鉴。”(汪文超、张尚金著《加强年鉴的科学管理》)也就是说，在目前企业领导素质和经营管理水平不高，认识不到年鉴对决策、经营的重要作用，因而不愿花钱在年鉴上发布信息，购买年鉴不积极的情况下，政府对年鉴必须加强宏观调控，既运用行政干预手段，解决年鉴组稿、彩页征集、发行等工作难于开展的问题，又实行有限度、有引导的竞争。

三、要变依靠财政拨款为财政补贴与以鉴养鉴相结合的观念

      编辑、出版一册年鉴，直接成本一般需20万元左右。如果完全由政府财政拨款，那当然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前，有不少年鉴是这样做的。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职能的转换，各地都程度不同地减少了对年鉴的财政拨款，甚至有的年鉴编辑单位也由事业性质转变为企业性质，经费由供给制度为自收自支、自负盈亏。这种现象，有人形象地称之为“断奶”。应该说，有条件这样做是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从实践情况看，有些年鉴如《海南年鉴》、《成都年鉴》、《广西年鉴》等一批不靠财政拨款的年鉴，走以鉴养鉴、多业助鉴之路，不仅在市场经济中站稳了脚跟，而且出现了良性循环的局面。但由于各地情况不同，各个年鉴的基础、主客观条件的差异，在寻找年鉴与市场经济接轨的最佳结合点上，发展不可能一致。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年鉴不仅仅是信息产业中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尽管年鉴最终要围绕社会经济发展而运作，但它本身却不能也不应以取得直接的经济效益为主。正如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不等于所有的行业都去搞经济一样，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也不等于把所有的部门都推进市场。实际上，现在全国大多数年鉴都数量不等地得到政府财政拨款。即使不要财政一分钱的年鉴也都采取向政府要政策，如以政府名义征集广告、彩页，给予减免税收、优惠提供设备、住房等。这实质上是政府在经济上扶持年鉴，也可以说是政府拨款的另外一种形式。“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摘自1979年邓小平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负责人的谈话)。编辑出版年鉴应视作一个地方或一个行业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是一种公益性事业。这种事业，首先得依靠政府统筹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安排投资。中共中央十四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宣传文化事业的投入，要随着经济的发展逐年增加，增加幅度不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年鉴编辑单位在争取政府财政拨款、补贴的同时，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为了减轻国家负担，增加积累，促进年鉴事业的发展，应精心策划，努力开拓经营渠道，逐步实现以鉴养鉴，以收抵支。

四、要变单纯编辑为编辑与经营相结合的观念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年鉴作为信息产业，必须以最大限度地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主要目的。年鉴如同其他商品一样，只有通过市场交换，它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才能够实现，从而周而复始地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年鉴要进入市场交换，就必须了解市场的需求，加强经营管理。要充分认识年鉴经营管理是整个年鉴工作中的重要环节，是与组稿、编纂并列的三大部分之一，是相辅相成的，贯穿于年鉴工作的全过程。1991年11月召开的全国年鉴学术研讨会和全国地方年鉴工作会议上，曾提出编纂和经营管理是年鉴事业腾飞之两翼的指导思想。编纂的信息化、规范化、高质量，是取得社会效益的前提和基础；扩大经营，改进管理是取得经济效益的途径和手段。两者的有机结合，将促进年鉴事业的飞速发展。有不少年鉴在这方面已取得了较好的效益。《常州年鉴》从1991年创刊始就把编纂与创收相结合，第一年利用年鉴自身优势，征集彩页、刊载企事业单位简介，收取广告费、宣传费和赞助费；第二年用年鉴积累资金购买一套照排设备，除解决年鉴自身文字照排，做到“肥水不外流”外，每年还面向社会创收。尽管财政每年拨款只有5万元，但编辑部用经营的收入补贴年鉴出版经费的不足，保证年鉴按时出版和年鉴工作的正常开展，做到收支平衡、略有盈余，年鉴质量也不断提高，在首届全国地方年鉴评比中获得二等奖及框架设计、美术装帧、条目编写3个单项二等奖。

      综上所述，年鉴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作为年鉴工作者必须向旧的思维方式挑战，以市场为取向，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在思想认识上先实现“根本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