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是信息的载体，是全面、系统、详细载录上一年度本专业、本行业或本地区的信息和资料的工具书。作为一部地方综合年鉴，理所当然就是一个城市或地区的百科全书。本文所说的“内容缺失”，是指作为地方综合年鉴应当载录的重要信息和资料，由于各种原因而未能纳入，因而给年鉴质量造成重大影响。尤其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生活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出现了不少带有前瞻性和历史发展方向的新生事物。而这些内容不能在逐年编辑出版的年鉴中得到正确、清晰、突出和全面的反映，那么，对于一部地方综合年鉴来说，不是一般的遗漏和缺失，而是质量上的致命伤。

        翻阅近年来出版的一些地方综合年鉴，我感到年鉴内容上的缺失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从全书的角度看，多数年鉴存在一种总体的内容缺失。具体说，即写成绩多，反映失误少；总结经验多，谈教训少；歌功颂德多，批评和揭露矛盾少。总之，是正面的内容多，负面的内容少，甚至回避不写。曲宗生在《年鉴的历史智慧》一文中很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现象：“几乎所有年鉴都将一组重要的照片置于卷首，成为一部年鉴的‘窗口’，然而我们从这个窗口中所能见到的均是光可鉴人的正面形象，很少有年鉴敢于在这个窗口中将‘引以为戒’的‘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照片‘立此存照’；几乎所有年鉴都设‘概况’，但很少有‘概况’能一分为二，大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见成就，不见缺点与不足；几乎所有年鉴都有‘大事记’，‘大事，本是中性词，无论好事坏事，大了就成为‘大事’，但你在‘大事记’中很少见到那些不光彩、不好听、出了漏子的‘大事’。只‘鉴’一面，不‘鉴’另一面，无疑是片面，它直接损害了年鉴追求历史真实、反映事物本质的‘大智’。对此，北京大学肖东发教授就曾感言：年鉴应该“如实反映历史，报喜还要报忧，然而在目前参评年鉴中，总结失误教训的内容太少了，几乎很难找到。……从整个事业来看，成绩是主要的，所以年鉴也应以正面反映为主，但有矛盾不敢揭露、有问题不敢触及也难以发挥鉴的作用。”年鉴内容上的这一通病，不仅使其内在价值大打折扣，质量严重受损，而且长此一往，将会影响年鉴事业的正常发展。

        工作对象信息和资料的缺失。这一现象，突出地表现在党政工作部门和社会经济管理部门等内容的记述中。在上述相关类目中，往往只写各部门日常的工作内容，成了工作总结一类的东西，而应当着力反映的工作对象的信息和资料反而涉及甚少，或干脆不写。如“民族、宗教”这样的类目中，往往只写行政管理部门所做的民族、宗教事务工作，而该地区各民族的相关资料，如人口的变动及生产、生活情况等，反而极少或没有载录。宗教方面也是如此，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开展了哪些活动，各教与当地社会生活的联系和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影响，很难能找到相应的信息和资料。景奉润在其《年鉴可读性的可行性及其隐患》一文中，曾建议在“社会”部类中，“把老百姓衣食住行、娱乐、婚丧嫁娶、收入投资等日常生活中最常见、最大量、最生动、最富变化、最具人情、最具群众性的社会现象的资料载入年鉴，”将之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反映，从日常生活中的琐事细节去探索人们的时代心理及其变化。由此可见，上述没有载入的工作对象的内容才是更重要的。这方面缺失的内容还可举出一些，如“金融证券”中证券发行、交易的情况，股民的情况；“城乡建设”中各种公用事业服务对象的详细资料；“教育”中社会办学、民间办学的情况；“出版发行”中本地区各类出版物的出版发行情况，各种图书的发行和读者的反映，等等。

        无主管部门的行业的内容缺失，这中间也包括管理上交叉或只从某一角度管理(多头管理)的对象内容的缺失。这一方面的内容要么完全不记，要么记载得非常简单，要么支离破碎地散落在好几个类目中。在大多数地方综合年鉴中，很难找到“个体、私营经济”的完整、系统、厚实的信息和资料，尽管近年来各地区都将个体、私营经济作为新的重要的经济增长点，而个体、私营经济在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已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和不可忽视的作用。信息产业和广告、咨询、各类中介等行业和部门，它们的详细资料和信息，在大部分地方综合年鉴中几乎也找不到。餐饮服务业、个体运输业、寻呼业、三资企业、股份制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风俗、民情和时尚等等，也都是如此，要么在年鉴中根本没有相应的位置，要么记述文字达不到与这些业类相称的分量。

        年鉴框架设计上的缺漏导致的内容缺失。我国地方综合年鉴多由各地地方志机构编纂，编辑人员也绝大部分是方志的编撰人员。在年鉴的性质和功能定位上，十分靠近志书的定位，与方志一样也把年鉴定为“官书”。因此，地方综合年鉴的框架设计基本上脱胎于地方志书。这样，从总体上说，年鉴为各级党政机构和综合管理部门服务的信息多，而为企业和百姓大众服务的信息少。由于有意无意之中把志书“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生搬硬套在年鉴上，相应减弱或者干脆抹去了年鉴的“信息载体”的性质和功能，因而从框架上也就无形中减弱和抹去了年鉴的便览性、指南性、知识性等内容，使得我国绝大多数年鉴实用性大大降低。近年来，不少文章比较了我国年鉴与国外一些著名年鉴的异同，论述了这些异同产生的根源，也都指出我国年鉴的框架和体例更像是方志的框架和体例。尚丁先生指出：“……我们很大一部分年鉴，有强烈的地方志情结，那是向后看，对年鉴在创新、裂变中前进是很不利的。”由于年鉴框架设计上难以脱出地方志窠臼，从而造成实用性内容的弱化和缺失。

        造成大部分年鉴在框架设计上的缺漏，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年鉴编纂者没能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深刻把握改革开放20年来发生的许多根本性变化，及时在年鉴框架和体例上表现出来。尚丁指出：我们经过学习，“认识到以往10多年中兴起的我国年鉴事业，基本上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也面临着一个转轨变型的历史任务。就是年鉴事业要更好地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为市场经济服务。”由于没能很好地转轨变型，导致框架设计上的缺漏，因而诸如经济改革方面的许多内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许多新的事物和现象，在年鉴中未能载录。这样，又怎能适应市场经济需要，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好呢?像上面指出的“个体私营经济”、“信息网络业”、“中介服务业”、“证券市场和交易”等等内容的缺失，无疑会对一本地方综合年鉴的质量提高产生负面的影响。这一点《湖北年鉴》编辑部的王生炳有深刻的体会，他在《〈湖北年鉴〉篇目调整及其得失分析》一文中指出：“篇目对于内容的制约力是相当大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篇目，就有什么样的内容。《湖北年鉴》以前之所以缺漏一些内容，如证券、残疾人事业、汽车工业等，并非湖北现实生活中没有这些内容，而是《湖北年鉴》没有在篇目中给它们安排相应的内容。”“……篇目又只是形式，是服务于内容的，当内容变化了的时候，它也要相应地变化，不然就会出现不协调，甚至会扭曲、损害内容。”

        通过分析，不难看出，上述几方面年鉴内容的缺失，对年鉴的编纂和年鉴事业的发展来说，是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肖东发、邵荣霞对10多年来我国年鉴发展的总体水平作了一个评价：“从总体上看，年鉴事业在服务于两个文明建设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功不可没，但良莠不齐，精品不多，质量不高，效益较低。”如果寻找根源的话，可以说年鉴诸多方面内容的缺失是造成“良莠不齐，精品不多，质量不高，效益较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解决年鉴内容的缺失这一问题是一个正在探索中的问题，没有现成的方案和灵丹妙药，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从思想上说，年鉴编纂者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到不溢美、不隐恶。当然，这在实际中难度很大，地方综合年鉴一般为一级政府主办，由各有关主管部门提供稿件，当涉及到重大失误、矛盾和问题的时候，往往会触及握有权柄的当事人。要么作者有意回避不写，要么写了也难以通过。但是，无论实践中有多大阻力和困难，作为一个年鉴编纂者必须要有尊重历史真实、坚持客观公正的勇气和意识，因为这是最起码的。同时，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不断学习新知识，深刻把握现实，打下坚实的基础，以便能做到年鉴常编常新。从实践上说，要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和年鉴的内在要求，大胆借鉴国外成熟的经验，突破现有框架和体例，使地方综合年鉴篇目设置科学、合理，内容完备，信息资料丰厚翔实。这其中还要解决扩展稿源的问题。针对上述内容缺失而又无相关部门提供稿件，要么编辑部内部安排人员具体负责，通过采访等渠道获取资料，进行撰写；要么借鉴国外年鉴的做法，多方联络，约请有关专家和学者撰写。这一方面许家康从年鉴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出了设想：“……有必要建立复式的组稿机制，即以专职编辑为中心实行直接采编(包括从传媒选编)与组织专稿相结合，通过政府系统编写队伍撰稿与向社会各界人士约稿相结合，大力拓展稿源和拓宽来稿渠道。”《耒阳年鉴》则在这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一是参与新闻采访活动，二是建立年鉴通信员队伍并举办了首期培训班。

(作者为《徐州年鉴》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