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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县综合年鉴的生存与发展

2013-02-04    

一、目前的生存状态及前景预测

        首届修志任务完成后,市、县地方志部门大多转入地方综合年鉴的编纂。这一方面是为当地的两个文明建设提供信息服务,另一方面也是为下届续修志书积累资料。有些市、县的地方志部门亦籍此保留机构,稳定人员。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年鉴编纂工作普遍存在三难:一是出版经费筹措难,财政状况稍好些的,政府尚能拨点,差的分文没有,《淮阴年鉴》作为省辖市年鉴,财政每年只拨给5万元,《盱眙年鉴》巳连续出刊7期,县财政未给过一分钱;二是广告征集难,收费标准低。一般市级年鉴每期多则50~60面,少则20~30面,每面平均收费2000~3000元,县级年鉴最多20~30面,每版平均收费1000~2000元,最少的仅500元;三是印数少,发行难,收款更难。《淮阴年鉴》创刊时心中无数,印了5000册,结果大量积压,尔后逐年减少,近两年只印1000多册,县级年鉴每年的印数大部分在1000册左右。年鉴的发行虽然靠政府红头文件摊派下去,但书款却难以回笼,常常拖欠一年半载,最后还是收不齐。收费的捉襟见肘,直接影响到办公硬件的更新添置,有的县志办连电话都装不起,电子化、多媒体只能望洋兴叹。

         然而,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各地的年鉴照样连年出刊。这固然与编纂者们热爱地方志年鉴事业,甘愿“艰苦、辛苦、清苦”有关,但也不能排除“有位置、有活干、有饭吃”这一最低要求的满足。地方志机构属行政性事业编制,人员工资由财政全额拨款,编纂地方综合年鉴属于政府行为,资料来源由党委政府部门及各行各业提供,出版经费虽难但打着政府主办这块招牌,想方设法总还能应付过去,福利待遇是低得很,合法的编辑费多少还能拿点。跳槽走人时有发生,想进来的却也大有人在。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作为计划经济产物的地方综合年鉴不可能永远躺在政府的怀抱里安享太平,越是经济落后地区,改革的力度将越大,年鉴事业的危机感就越强,根据各地的情况分析,市、县综合年鉴的前景大体有四种可能:

        1.机构撤销,年鉴停刊。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一是年鉴本身质量不高,框架设计陈旧,内容空泛,官话套话连篇,交叉重复严重,信息量小,错漏率高,印制粗糙;二是出版周期过长,年鉴本是当地上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总汇,直延至本年度末方才出版,所载信息的时效性已是大打折扣,再拖到下年度出版便只有保存资料的功能了;三是发行量过少,社会上普通读者基本不买,摊派到机关企事业单位或赠送到领导干部手中基本不看,这样长期下来年鉴的影响力微乎其微,甚至让人产生浪费人力财力的印象。从省级行政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的情况看,全国并无统一模式,市、县级行政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即将展开,史志鉴单位的去向当由本地党委政府决定,在他们觉得可有可无的情况下,撤销机构、停办年鉴便在预料之中。

        2.保留机构,压缩编制,年鉴“背靠政府,面向市场”。虽然多年来惨淡经营,境况窘迫,但编纂者们勤勉敬业,年鉴质量逐年提高,出版周期一再提前,半年未到即已摆上领导者们案头,上年工作得失跃然纸上,高浓缩、大容量的信息使他们得益良多,颇为满意。加之地方志部门不断推出地情研究新产品,引起广泛注意,社会影响日益扩大。比如淮阴市志办,1996年以来,在逐年编纂出版《淮阴年鉴》的同时,陆续推出《淮阴市民手册》、《淮阴改革开放二十年》、《淮阴五十年史》等力作,先后获得市政府优秀项目奖、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淮阴年鉴》主编荀德麟被市主要领导誉为政府的“好顾问”、淮阴地情的“活字典”。在这样的情况下,机构改革中地方志部门保留的可能性极大,最多只是压缩人员编制,工资仍由政府发放,年鉴出版经费靠自身经营筹措,按照“背靠政府、面向市场”的路子求取年鉴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3.机构合并,年鉴照编。政府领导对地方志、年鉴事业重要性的认识较为明确,重视程度较高,虽然不单独保留机构,但亦不剥夺年鉴的生存权,将地方志机构与其他部门合并后,仍安排专门人员从事这项工作。

       4.机构独立,年鉴走向市场。端掉年鉴编纂人员的“铁饭碗”,与财政彻底脱钩,象一些地方报纸那样,实行自收自支,将年鉴经营全部推向市场。

二、树立读者意识,发挥自身优势

       市、县年鉴的四种前景,实际上可归并为两大类,第一类为二、三种,虽然有机构保留与合并的区别,但生存模式是一致的,即背靠政府、面向市场;第二类为一、四种,第一种虽然面临机构撤销,年鉴停刊,但往往置之死地而后生,假如年鉴编纂者们提出不要政府一分钱(包括工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话,政府不会不答应,这就与第四种情形相仿。反过来,如果第四种经营不善亏损严重,连饭都吃不上,还办什么年鉴,也只好关门大吉,散伙停刊,又与第一种同样命运。

       “中国年鉴界不可避免地要进入一个又生又灭,或生生灭灭、灭灭生生的时代”,对于经济落后地区的市、县综合年鉴来说,这一循环必然来得更快一些,无论是面向市场,还是走向市场,年鉴作为一种信息载体,以特殊商品跻身市场竞争势在必行。在这机遇与挑战同在、发展与危机共存的转折关头,任何悲观失望的情绪,消极等待的思想都是有害的,守摊子、保位子、无所作为、因循守旧的观念也是不可取的。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改革创新,开拓市场,谋取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在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的大潮中求生存,图发展,才是市、县年鉴唯一正确的选择。

        年鉴进入市场,发行量大小决定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发行量越大,社会效益越显著,经济效益也越大,反之则步履维艰,目前的生存状态便是证明。普遍发行千余册,还有何效益可言,假如扩大10倍,变成万余册,情况便会彻底改观。当然扩大发行量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千余册尚且靠行政手段摊派,万余册谈何容易。问题的关键正在于此,这就是年鉴编纂者必须转变思想观念,树立读者意识,拓展年鉴自身的空间位置,从而增加市场份额。

        地方综合年鉴的空间位置极其广阔,它提供的是信息总汇,其信息量和信息质量(包括综合性、宏观性、全面性、系统性、真实性、权威性和可比性)以及受众面的广泛性,是其它任何刊物、报纸、图书所不可比拟的,也是不可替代的,这是年鉴的最大优势。未能走俏市场的根本原因是读者意识淡薄,没有发挥好自身优势。地区经济落后,并不是人们连几十块钱一本的书都买不起,而是读者对买年鉴有无兴趣,这钱花的值不值。许多企事业单位及机关乡镇对铺天盖地的多以行政手段推销的书刊杂志十分反感,能抵制的就抵制,抗不住的多少买点敷衍过去了事。如果能让读者争相购买或甘愿接受推销,这个市场份额便相当可观了。《淮阴市民手册》深受市民欢迎,曾在仅30万人口的市区发行2万余册,便是明显的例子。年鉴要打开市场,应把读者的需要摆在第一位。中国年鉴研究会会长尚丁说:“年鉴编纂者必须认真考虑受体的要求。年鉴信息的受体,就是它的读者和使用者。编纂年鉴,必须有明确的信息意识,就是要尽可能地满足受体的需要,并以此来检验它的实用价值。”如果我们把读者意识牢固地树立起来,把年鉴的优势充分地发挥出来,使年鉴具有较高的实用性、知识性和可读性,年鉴就有可能变成畅销书,不仅会普遍摆上领导者的案头,还会大量进入寻常百姓家。

三、淡化政府行为,搞好市场营销

         年鉴发行量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营销策略的运用。多年来,这个问题未能引起足够重视,主要是发行工作中政府行为的因素太大,年鉴编纂者靠“尚方宝剑”强力推销,结果是越推市场越小,越推逆反心理越重,甚至出现“宁愿招待一顿饭,就是不买一本书”的奇怪现象。现代市场营销学的观点认为,商品生产者应当在做好市场调查的基础上,较为准确地估量出买方需求及大致需求量,从而确定自己的目标市场,并拟定市场营销策略。这就提示我们,只顾埋头编纂、不问市场需求的状况必须改变,只有放下“官书”架子,淡化政府行为,把目光瞄向市场,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年鉴的营销问题。

        1.开展市场调查。年鉴政府公报的内容如何去冗存精,年鉴的知识性、实用性、可读性如何提高,都必须靠大量的市场信息来指导,坐在办公室里是想不出来的。年鉴编纂者必须走出去,到机关学校、社会团体、厂矿企事业单位和城乡居民家庭中进行调查走访,一方面了解各个读者层面对知识、信息和年鉴所能提供服务范围的需求,一方面调查他们每年购买图书、订阅报刊的消费构成,这是制定年鉴产品策略的前提。通过市场调查,改进编纂方针,细化目标市场,精确成本核算,实现编纂者和购买使用者供求双方各自利益的最大化。

        2.建立营销网络。营销网点的分布要尽量合理,选聘的营销人员应既是发行推销员,也是年鉴的信息资料员,报酬可以从售书款中提取,提供的信息资料,按采用量支付稿酬。营销人员的选聘工作要慎重,必须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文化业务素质,有较强的交际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虽然是兼职,亦应实行竞聘上岗的方法,并进行必要的短期培训。

        3.加大宣传力度。这是目前最为普遍的促销手段。十分畅销的美国《世界年鉴》出版时也都在媒体上连续刊登广告,而我们的市、县地方综合年鉴虽然连年出版发行,但社会上的知名度并不高,许多人甚至不知道当地有年鉴,有的仅知其名,而不知其内容。必须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大力宣传年鉴,也可搞一些书评或有奖知识竞赛等活动,扩大年鉴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在各种宣传活动中,“政府主办”这块招牌仍然要打,淡化政府行为不是不要政府主办,综合年鉴的“官书”性质不能以走向市场而改变。

      经济落后地区的市、县综合年鉴有自己特殊的境况,也有激发生存的动力和潜力。只要能认清形势,抓时机遇,想方设法,搞好营销,就一定能开创出生存与发展的新天地。

(作者为《淮阴年鉴》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