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年鉴生存与发展的环境
在1999年于长沙召开的中国年鉴研究会第七届学术年会上,本人曾就年鉴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发表了浅见,认为“质量与效益是年鉴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石。离开质量,年鉴无法生存;不讲效益,年鉴难以发展。因此,我们在年鉴工作中要把质量与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质量与效益,‘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年鉴信息与研究》1999年增刊)经过一年的实践,我对这一问题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质量与效益是年鉴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因素,固然很重要,但如果只强调这一内在因素,而忽略年鉴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环境,那么,年鉴事业还是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笔者拟就此谈点看法,以求教于年鉴界同仁。
一、环境优劣制约着年鉴的生存与发展
“环境”是指围绕着人类的外部世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和物质条件的综合体。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环境,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也离不开外部的条件。“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77页)中国年鉴事业20年发展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年鉴事业经过20年的发展,已成为中国文化大洋中一道特有的风景。无论是年鉴的数量还是质量、品位都给人们一种惊喜与兴奋,年鉴事业的发展从总体上看是健康有序的。但是,由于受到各种内外条件的限制,年鉴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平衡。不仅表现为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年鉴与年鉴之间的不平衡,而且还表现为同一地区、同一省份、同一年鉴社,由于客观条件、外部环境变化,致使其发展大起大落。
年鉴的生存与发展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改革开放20年,年鉴事业创造了第一次辉煌,各地区、各部门依据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创办了一系列富有地方特色、行业特色的年鉴,已出版的1300多种年鉴无论从框架结构的设计、编撰的质量,还是从装帧设计、印刷发行,无不体现着该地区的经济实力、文化底蕴和社会的发展水平。
年鉴的生存与发展还与领导的支持、政策的支撑息息相关。年鉴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官办的刊物。年鉴要走向市场,年鉴要体现官办民需的风格,都是不争的事实,都是年鉴事业的发展方向。但是,过去20年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年鉴还有赖于领导的支持和政策的支撑。特别是在过去的20年中,这一外部条件对年鉴的生存与发展影响很大。有的年鉴就是领导的一句话,改变了其隶属关系,从而导致了其发展的曲曲折折;有的年鉴则因领导的一项英明决策,使其起死回生,发展生机勃勃。
年鉴的生存与发展还受到社会认同程度的制约。年鉴虽然在80年代初已重新崛起,但社会对这一媒体、这一信息载体的认知则有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80年代初,年鉴的数量极少,专业性的年鉴只流行于专业领域,比如《哲学年鉴》、《中国历史学年鉴》,只有哲学、史学工作者知晓,社会大众对年鉴为何物知之甚少。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一大批地方综合年鉴的相继问世,以及年鉴工作者对年鉴功能宣传的扩大,社会大众对年鉴开始有了认识和了解,越来越多的读者开始利用年鉴、使用年鉴。于是年鉴事业随着社会大众对年鉴认知程度的逐步提高而不断发展。比如说,有的省利用各种宣传媒体,向社会宣传年鉴,从而扩大了年鉴的发行量;有的城市则通过编辑实用年鉴,使年鉴这一信息载体进入寻常百姓家。与之相反,有的年鉴虽然编出来了,但束之高阁,不注重宣传与发行,结果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都没有得到发挥,乃至恶性循环,影响了年鉴的生存与发展。
年鉴的管理体制对年鉴的生存与发展影响也很大。早在90年代初,年鉴界的有识之士就大声疾呼: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那种传统的带有浓厚行政色彩的管理体制已经严重地制约着年鉴事业的发展。改变这种管理体制,赋予年鉴编辑出版单位以独立的法人资格和自主经营权是年鉴事业健康发展、兴旺发达的必由之路。近几年的实践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点。有的年鉴社原来具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权、经营权,年鉴办得红红火火,两个效益双丰收。后来由于隶属关系的改变及领导人的独断专行,使年鉴失去了自主权和经营权,挫伤了从事年鉴工作同志的积极性,致使年鉴编纂质量下降,发行下滑,效益锐减,人员思想混乱。而有的年鉴社则由于摆脱了从属某某部门的被动局面,拥有相对的自主权、经营权、财务权,年鉴工作一年一个台阶,受到当地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好评,在全国年鉴界既有为又有位。
当然,年鉴的生存与发展还与从事年鉴工作这一群体的素质与水平有关。年鉴编辑部(杂志社)人员的素质与水平,这一群体的亲和力与凝聚力如何直接影响到年鉴的生存与发展。没有优秀的士兵打不了胜仗,同样,没有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编辑队伍,没有一个团结、稳定、和谐的群体,年鉴工作就不可能得到正常发展。有的年鉴社由于领导主观,用人随便,分配不公,致使部门与部门之间,人与人之间在利益上互相攀比,在工作上互相推诿,劲不能往一处使,年鉴编纂质量下降,出版周期延长。
综上所述,年鉴的生存与发展需要良好的环境。没有良好的环境,光凭自身的努力和追求,往往会“鸡飞蛋打”,事与愿违。
二、提高年鉴生存与发展的环境质量刻不容缓
环境质量即环境素质的优劣程度。一般是指在一个具体环境内,环境总体或环境的某些要素对人群生存和繁衍以及社会经济的适宜程度。将这一概念引入年鉴工作,我们不难看出某些外部条件的优劣已不仅仅是其自身的问题,而是会从总体或整体上影响年鉴的生存与发展。因此,提高年鉴的环境质量,营造适宜年鉴生存与发展的外部条件便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影响年鉴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环境要素有领导的支持、政策的支撑、社会的认同、主管的开明、机制的灵活和群体的和谐等等方面。如何提高这些要素的内在质量,使之更有利于年鉴的生存与发展,这需要年鉴工作者付出艰辛的劳动。如同发展社会经济一样,我们既要发展,又要注意做好环境保护,不能搞掠夺性的开发。年鉴工作要可持续性地发展,既要按照其自身的规律,抓好各个环节,又要注意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首先,要改变过去那种等靠要的思想观念,变被动为主动,以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去求生存、求发展。比如说领导的支持、政策的支撑这两大条件,就需要积极争取。我们通常说年鉴工作“背靠政府,面向市场”,只说对了一半。“背靠大树好乘凉”这是一种消极的观念。“背靠政府”姑且不谈政府让不让你靠,就是让你靠,你无作为,你无“行动”,又怎么靠得上去呢?因此,一定要改变过去那种被动的局面,要积极地去靠,主动地去靠,创造性地去靠。也就是说要利用年鉴这一媒体的优势,为政府、为领导服务,争取政府和领导的关心与支持。“有为才能有位”,只要从围绕服从与服务政府的工作大局着眼,积极宣传本地区、本部门两个文明建设的成就,年鉴工作是会得到政府和领导关心和支持的。
其次,要主动出击,自我推销,拓宽年鉴事业的生存空间。社会群体的认同与需求程度直接影响到年鉴的发行量。而发行量的多寡则是衡量一种刊物或杂志是否有必要继续生存下去的条件之一。年鉴是一新型信息载体,社会及群体对它还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因此,除了年鉴自身要积极改进内容,贴近社会,贴近读者,加大信息量,提高可读性外,还必须做好年鉴的“包装”与“促销”工作。像有的年鉴社通过捐赠、参与公益性的活动,频频亮相于社会,增加社会及群体对年鉴的认知;有的年鉴社则借助其它媒体,向社会及读者作推介;有的年鉴社利用制作光盘、多媒体等形式扩大年鉴的覆盖面。凡此种种,都是拓宽年鉴生存与发展空间的良好举措。
第三,依法维权,合法经营。如上所述,年鉴的管理体制目前还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拥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权、经营权、财务权的年鉴社或编辑部还不太多,大多数还是从属于某某部门;即使有相对自主权、经营权、财务权的年鉴社也时常遭到主管部门的干预。有的领导不懂年鉴,但主观意识强,对年鉴工作横加干涉,或搞“一平二调”大锅饭,使年鉴工作无法正常开展。因此,建立适宜年鉴生存与发展的机制,需要运用法律的武器;避免领导的干涉则需要通过“按章办事”来实现。对于拥有“三权”的年鉴社要充分利用法律或有关政策赋予的权力,积极开展工作。比如说法定代表人的权力、经营服务性的账号、自收自支的政策等等,应依据法律理直气壮地维护,不受行政领导的干预。而未获得“三权”的则应根据年鉴工作的特点,积极主动争取。在经营服务过程中要按章办事,依法纳税,合法经营,以避免某些领导的无端挑剔和指责。可见,依法维权,合法经营,不仅使年鉴工作能够直起腰杆子,而且能够避免许多人为的干扰,使年鉴的环境质量得到优化。
第四,内强素质,外塑形象,营造一支和谐的群体。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在经济社会生活中,人的作用是很关键的。年鉴工作要做好,关键在于人,在于从事年鉴工作的群体。从事年鉴工作的同志素质如何,形象怎样,群体是否团结和谐有凝聚力,将直接影响到年鉴的生存与发展。内强素质就是要提高编纂人员的政治水平、政策水平、业务水平和公关能力;外塑形象就是要加强职业道德教育、责任意识教育,在全社会树立“年鉴人”的良好形象,使社会大众、使广大读者感到“年鉴人”的品位与档次,使他们真正感到“年鉴人”代表的是政府的形象,“年鉴人”从事的工作是高尚的工作,年鉴上的信息、资料是真实的、可靠的、具有权威性的。与此同时,在年鉴内部要努力营造一种积极向上、团结和谐的氛围,使年鉴群体充满凝聚力和战斗力。
总之,制约年鉴生存与发展的外部因素与条件很多。有的条件已经成熟,但未充分发挥作用;有的则还受到“污染”。因此,对于已成熟的要积极利用,充分发挥其功能;对于还未受到重视的,要努力去开发;而对于受到“污染”的,则要运用法律的武器进行治理,保证年鉴事业在优质的环境中健康有序地发展。
(作者为江苏年鉴杂志社副社长、《江苏年鉴》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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