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年鉴事业获得了空前的繁荣。纵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类年鉴，我们在惊叹这一可喜成就的同时，有些东西似乎更值得深思.那就是如何更好地达到年鉴的外观美和内在美的和谐统一。做好这一点，除了一些客观因素外，就年鉴本身来说还有很多潜力可挖。如何挖掘年鉴的内在潜力，达到年鉴外观和内在质量的一致性，增强年鉴吸引力，我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框架设置的规范化与时代感的有机统一。年鉴的框架是全书内容和结构的总体设计，是年鉴的基本结构。年鉴框架设计得好，可保证内容的完整性和均衡性，避免重大的遗漏和重复，有利于分门别类地确定资料的归属和层次，明确选题的方向和范围，所以一定要讲究框架设置的规范化。一部较好的年鉴，要能从其框架上反映出年度性、系统性、结构合理性以及兼顾到共性与个性的特点。不同类型的年鉴在编纂之前，都要设计不同类型的框架模型，对连续出版的年鉴，特别是县(市)年鉴来说，框架与上年相比，应相对稳定，没有特殊情况，不宜每年大变。这样有利于保持年鉴自身的特色、风格和连续性，使其功能在稳定中得到很好的发挥，这也是提高年鉴质量的基本保证。但是框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事物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提高，特别是新的历史时期，年鉴要跟上时代脉搏，成为时代特色鲜明的精品，就必须对以往沿用多年的模式作一个深入研究，在大体框架不变的情况下，作适当的调整。我很赞同许多年鉴同仁的观点，对于那些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体制改革、市场建设、个体私营经济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内容，在我们地方年鉴的框架设计中应该摆上重要的、突出的位置。换句话说，就是对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兴事业和新生事物，可以在不随意变动框架的前提下，及时增添新的类目，增强年鉴的现实性和时代感。框架设计的规范化与时代感是可以相互协调的。年鉴的经济部类在这方面最能说明问题。各地年鉴的经济部类框架都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改革的不断深入而有序调整，增添新类目、新内容。以《江阴年鉴》为例，刚开始的《江阴年鉴》在记述传统经济基础上，只反映房地产业、经济技术开发区、跨国集团与跨国经营、证券交易等新兴事业，随着新事物、新行业的不断涌现，《江阴年鉴》经济部类不仅增加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信息、咨询服务业、旅游等新内容，而且在’97版以后增加对蓬勃兴起的个体和私营经济的记述。当然，《江阴年鉴》中对新兴的广告业没有涉及，股份制经济、个体私营经济、市场建设等涉及较少，按照经济的发展趋势，今后不仅要予以反映，而且要加重记述分量。即将新编的《江阴年鉴》2001版，将把个体私营经济、市场等由原来的条目上升为类目，充实记述内容。这说明框架设置上存在一个继承与发展的问题，一部年鉴框架能在继承前鉴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形成规范化和时代感的有机统一，这样的年鉴就能常葆“青春”。另外，年鉴的框架设置要体现强烈的时代感，还需要及时捕捉那些时效感特强的信息。例如，1998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视察江阴，《江阴年鉴》’97版及时用特载来反映视察情况和图片，虽然这种做法不宜过多采用，但特事特编却能收到良好效果，能改变读者认为年鉴滞后于实际的观念，拉近年鉴与读者的距离。又如《江阴年鉴》在’99版中突出江阴长江大桥建成和路桥优势开发，采用条目升格的方式，在“交通”类下特设分目专写“长江大桥建设”；把园林和旅游业合并，增设“园林旅游”类目；突出反映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成果，在“江阴概况”类目下增设“创建国家文明城市”分目等。根据环境保护在21世纪的重要性，我们正在着手新编的2001版年鉴中把环境保护单独设类目，并增加江阴市创建成国家环保模范市成果的记述。我认为，这样既不影响到框架的规范化，又抓住了时代的脉搏。

         二、增加信息内含量与挤掉信息水分的有机统一。年鉴是信息库，地方性综合年鉴它所包含的内容覆盖社会的方方面面，是无所不在的资料总汇。目前，我们正处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时期，各行各业的信息量在不断增加，信息技术缩短了各行业间的距离，信息技术也缩短了地域间的距离，人们对信息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对年鉴来说，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越来越多的信息资料要在年鉴中得到反映，年鉴编辑者深怕有所遗漏而有愧于后人，全部加以记述，于是年鉴的篇幅在不断增加，门类越分越多，所含内容涉及面更加广泛。年鉴篇幅在不断增加的同时，所产生的弊端也日显严重，面对日益繁重的编辑工作量、原本紧张的出版经费以及由于读者负担加重而导致的发行困难等问题，年鉴界有识之士都大声呼吁要压缩年鉴篇幅。然而，压缩篇幅话容易说，做起来却有难度。就拿县(市)年鉴来说，通过多年编辑实践，年鉴总体结构比例、编排顺序等比较合理，年鉴的框架设置、条目选题等比较规范，最重要的是年鉴分类比较科学。所以压缩篇幅，要从框架和篇目上入手是比较困难的，硬加压缩，势必要走年鉴起步时分类不科学的老路。例如，有的年鉴把“卫生、体育、旅游”设成一个类目，有的年鉴把“经济管理、社会服务”设成一个类目等，这种压缩篇幅的方法不可取，控制篇幅的最佳途径是挤掉类目、分目和条目中的信息水分。例如，类目中水分最多的特载或概况，有些工作报告、领导讲话、工作总结等一次文献有很大的压缩空间，有人认为是领导讲话，加以改动不合适，全文照搬，其实里边有好多是空话套话。我们可以采用精选、节选等形式加以简约，也可以采用整理、浓缩、提炼等方法，变一次文献为二次文献，压缩文字。再如分目中，水分最大的综述部分，求全而不求新，重资料而轻信息，说起来好象什么都有，读起来具体信息又什么也没有，有了宏观概括，却少了点睛之笔；统辖了全局，却分不出轻重。我认为综述也应精雕细刻，写成文约事丰的精彩文章。又如条目中，水分最大的概述，面面俱到，行行不缺，但社会需要的信息量很少，有的年鉴把概述变成一个筐，把弃之可惜但又不能形成条目的内容都往里装.其实好多只具史料价值却无信息价值；有的年鉴概述空话连篇或拼凑组合、数字堆砌、缺乏生气。而在各地年鉴中概述部分所占比重都很高，笔者对《江阴年鉴》’97版作了统计，所有概述总字数约为473500字，约占年鉴总字数的51.3％；’98版对这一问题有所注意，但压缩的幅度还不是很大；’99版中压缩的7万多字，主要就在特载和概述中。事实上这部分的压缩空间确实很大。除以上水分较多部分外，其它信息资料中也有相当水分，特别是一些跨年度的综合性条目，应删除空话套话。有些条目的标题还应简洁；有的条目标题单一而内容涉及诸多方面的，应舍轻就重，取得一致。年鉴的信息水分还包括涉及多个部门的重复内容，我很赞成有些同仁提出的“参见写法”，即主要部门列条目，次要部门搞“参见”，既避免了重复，又两全其美。增加信息含量与压缩篇幅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它们之间可以相互协调，就看我们如何去做。如果从年鉴作为资料性工具书这一属性来看，信息含量越高，其价值就越大；如果从年鉴是信息载体这一基本属性来看，其单位宇数的信息量越大，其价值也就越大。增加信息量永远是年鉴工作者的主题，在有限篇幅内提高单位字数的信息量永远是年鉴事业努力的方向。要是我们能善于挤掉年鉴各部分的信息水分，让出有效空间，使信息不断充实、不断更新，年鉴就能成为取之不尽的再生性信息资源，就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多层次读者需求，而年鉴的积累、传播和交流信息的基本功能也能得到更好发挥，也就达到我们年鉴编纂的目的。

        三、背靠政府与开拓市场的有机统一。现代意义上的年鉴一经西方传入中国，就与中国的方志学紧密相联，发展至今，形成一种中国独特的“官办”年鉴。也就是说，各种年鉴都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它是在党的领导下，由各地各级政府主持编修的具有政府公报性的资料性工具书，凡是年鉴事业取得良好发展的地方，那里的年鉴工作往往是得到政府大力支持的结果。依靠政府的力量，在年鉴编纂的宣传发动、组稿编辑、出版发行等各个环节都能比较顺利地完成，而最关键的是依靠政府拨款，保证年鉴出版经费。有的地方，年鉴很受政府重视，或作为政府对外宣传的窗口，或作为政府对外交往的代言“使者”。对于县(市)级的年鉴来说，依靠政府是年鉴事业发展的必备条件，以《江阴年鉴》的出版发行而言，不依靠政府是行不通的。所以在我们以往8部年鉴编纂中，始终坚持做好依靠政府这一条，充分取得领导的信任和关心，由市委、市政府出面，编纂发行中的许多困难和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例如2000年8月22日召开的《江阴年鉴》宣传发行座谈会，就是由市政府的分管领导组织召开，其产生的效果远远超过由我们史志办公室组织的活动。苏南发达地区的许多年鉴，这方面做得比较好，这是许多经济困难地区的县(市)羡慕的地方。然而，这种组稿靠行政、出版靠财政、发行压指标的做法，多少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一，许多年鉴编辑者缺乏忧患意识，安于现状，得过且过；其二，年鉴的社会效益远远得不到发挥，年鉴发行靠政府红头文件，发行对象是机关及部门的头头脑脑，他们工作忙，很少有时间系统地看，有些喜欢实用资料的，因年鉴内容与他们关系不是太大而不愿自己掏钱，有个别的乡镇或部门，按文件用财政经费买书，对下就不做发行工作，大量的年鉴年复一年地积压在部门的办公室，形成一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局面；其三，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按照“抓大转中放小”的改革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很多企业转制，或私有，或组建为股份制企业，使政府职能范围缩小，原有年鉴发行网络改变，这对年鉴事业的发展延续增加了新的难度，就年鉴发行来说，即使依靠政府发行得最好的地方，其年鉴亦并非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介于上述情况，再远离或逃避市场，就势必造成年鉴事业一朝“脱钩”或“断奶”而难以为继。最明智的做法是实行背靠政府和开拓市场的优势互补，形成内外合力。一方面利用年鉴是“官书”的优势，把官场作为重要的用武之地，即主要点放在集团购买上，形成牢固的发行阵地。甚至可以利用现代高新技术，将年鉴制成光盘，在政府因特网上发布。另一方面，利用年鉴功能多样性，增强其可读性和实用性，贴近现实生活。比如社会热点难点、民情民意、重点问题调查；正反人物的典型材料分析；人民参政议政；百姓的衣、食、住、行、医、学、玩等实用指南；社会保障和服务承诺信息；国有、集体企业经营管理成功与失败的深度剖析；市场经济下的私有企业发展情况等。这样的年鉴既没有削弱它“官书”的地位，又面向社会各个阶层。综观当前年鉴界，开拓年鉴市场有两种方法值得尝试：一是变人们对年鉴的需求为自觉行动。地方年鉴，特别是县(市)级年鉴要在市场站住脚，满足读者需求是前提，因为进入市场的年鉴由信息产品变成了信息商品，年鉴上的许多信息必须满足社会很多人的需求。这样年鉴就毫无疑问地要打破陈规，进行改革，增加可读性和实用性，增加阅读对象，做好了这一点，也就实现了年鉴作为商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质的飞跃。许多读者会因为年鉴很多地方贴近现实生活而自愿掏钱来买他们认为物有所值的东西。当然这种自觉行动还受读者购买力的制约，年鉴价位过高，使得许多热心的读者只能望“书”兴叹，而当今年鉴界普遍因出版费用的增加导致年鉴的价格一升再升，其实这是对年鉴面向市场的自我压制，是年鉴编纂者必须予以重视并加以克服的弊端。近年来，各地年鉴在这方面都作了大胆的尝试，只是力度还远远不够。二是使购买年鉴成为读者的不自觉行动。年鉴要面向社会，为很多人特别是普通人所了解，必须勇于宣传，善于宣传，光靠红头文件或会议宣传是不能实现的，而各地普遍紧凑的年鉴编辑人员也抽不出时间做更深入细致的宣传工作，面对这种情况，可以巧妙地借助社会的力量扩大年鉴的社会影响，或组织年鉴知识竞赛、年鉴优秀条目评奖活动；或通过新闻媒体向全社会发起年鉴征文评比活动；或分期分批召开年鉴评论座谈会，使更多人在活动中认识、了解、重视年鉴，不自觉地成为年鉴读者。如果持之以恒，形成系列的年鉴就会在读者心中扎根，从而自然实现从应该读到应该买的转变。长此以往，年鉴便形成一块稳定的发行阵地。这方面我认为做得较出色的是《张家港年鉴》，除报纸宣传和定期召开座谈会外，敢于向全社会悬赏捉年鉴错别字，虽然此举对年鉴编辑者的压力很大，在当前年鉴界也是绝乎仅有的，但在社会上却引起强烈震动，人们争相购买阅读。当然我们不可能都效而仿之，可人们在惊叹之余会感受到其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在读者头脑中产生对年鉴的购买意向，在读者不自觉的行动中形成年鉴市场。

        四、彩页广告增量与增质的有机统一。年鉴与方志有密切联系，但又有明显区别，仅从表面上看，方志不能有彩页广告，而年鉴有。这对完善年鉴整体功能，弥补文字记述缺陷，增加可读性，起到重要的作用，无论从年鉴事业发展需要改进信息传递手段角度，还是从补充政府拨款不足、改善现代办公条件、提高编辑者福利待遇等角度，都有好处。这种文字图照有机结合、相得益彰的形式，已成为当今年鉴界的发展趋势，是年鉴工作者努力的方向。面对如今年鉴彩页广告日趋增多的大势，如何使广告彩页的内在质量也同步提高呢?我认为要解决几个问题，首先是彩页广告的选择问题。目前，年鉴毕竟代表政府，体现的是政府形象，彩页广告并不是越多越好，来者不拒，有钱就登，特别对一些企事业单位，我认为必须要过得硬，优秀或比较优秀的才能登。不能说来刊登广告的都为名为利，但确有一些人除宣传他们的企业外，还有追逐名利或达到某种目的的情况存在，这会有损政府形象。当然这种情况不会很多，但却说明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在选择广告时要慎重。现在有些地方年鉴的彩页广告一味贪多，忽略企业素质，结果会因太滥而失信于民，造成年鉴价值的自我贬低。其次，广告彩页的整体性问题。各地年鉴编辑部，不论采取哪种方式征集广告，但毕竟不是广告公司，不能纯利益驱动。年鉴还肩负着存史、资治、教化的重任，所以彩页广告中也存在部分与整体、深度与广度的问题。在广告征集时应注意争取某行业或某系统的整体广告，反映某行业或某系统的整体面貌，能收到文字无法表达的效果，读者群体都愿意去了解。《江阴年鉴》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尝试，如金融系统、化工行业等，我们称之为“板块广告”。第三，彩页广告的信息意识。年鉴作为一种信息载体，其彩页广告也带有信息资料性，而且用图片反映信息，效果远比文字好。就目前年鉴彩页广告而言，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即注意了广告的“新”和“美”，没有很好注意其“特”和“精”。具体表现在，有的年鉴在图片选择中，反映出了各行业当年的新面貌、新成就，而各行业的特色信息资料反映偏少；有的年鉴彩页在制作过程中，过分强调其美观，缺乏年鉴的个性特色，前后对比性的图片资料很少；有很多地方年鉴广告在版面设计上，拥挤不堪，呆板的资料多，而活跃的信息少，没有给人想象的空间；有的地方年鉴或文字过多，或门面人头像过多，且不规范，给人构思粗糙之感，缺少图片的新闻性；还有的地方年鉴色彩单调，色板信号运用不足。我个人认为，年鉴彩页广告要真正做到精美，就要具有广告特色，不失年鉴本性，色彩和外观不是影响其精美程度的主要因素，加进具有生命力的信息才至关重要。

        (作者单位：江阴市史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