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功能，是方志这一客观事物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体现，是方志这项独特的传统文化事业经久不衰的生命力之所在。研讨方志功能的历史演变，科学地赋予方志功能新的内涵，是新方志编纂实践的自身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方志事业的迫切需要。方志的功能，取决于志书的价值取向。只有客观地界定方志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作用，全面、系统、深入地把握新方志的功能，才能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的方志文化，科学地展示方志事业的发展前景，才能高质量高品位地编纂出经世致用的佳作良志，使新编地方志书发挥出功在当代、有益后世、资政育人的历史作用，以促进方志事业持续、健康、科学地向前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本文试图从方志功能的历史演变入手，进一步探讨方志功能新的内涵。 

方志功能的历史演变 
　　方志功能与方志本身一样，也有一个自身发展演变的渐进过程。它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方志本身的发展演变而不断发展变化的。秦汉隋唐时期的方志处于形成阶段，体例与地理书十分近接，记述内容多为疆域、山川、土壤、物产、户口、贡赋及人物、风俗等，对统治者的“资治”作用十分明显。东晋时期，常璩在《华阳国志》序中明确提出志书具有“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的“五善”功能。这当是见诸文字记载的对方志功能的最早概括。此后，唐代的刘知几、李吉甫等又分别在《史通》、《元和郡县图志》中就方志的“资治”功能作进一步论述。刘知几甚至对秦汉以来的方志功能讲行了一个总的评价，认为“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与本国，颇得流行”。当然，这时期的志书客观上也起到了“存史”作用。 
　　宋元时期，方志体例定型并渐趋完备，记述内容不仅增加姓氏、人物、风俗、地产数门，而且因人详及官爵、诗词、艺术等，这使方志在实现“资治”和“存史”功能的同时，“教化”作用也不断提高。南宋时期，马光祖在阐述方志可“垂劝鉴”的“资治”功能的同时，就强调了“有补于世”的“教化”作用。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方志“资治”、“存史”和“教化”三大功能的当数宋代的郑心裔。在他看来，志书“上报天下、下顺民情”的价值，当为方志的“资治”功能；广博的内容和系统的记述令人“身虽不下堂阶”，然一地大概皆可“恍然在目”，是志如史书的“存史”功能；而志载“嵩岳降灵，勋名成于仕宦，山川毓秀，贤声著于乡邦，千秋之俎豆增光焉。若夫遇名山而歌咏，掷地有声，历馆阁而抒辞，光天藻彩，邹、枚、鲍、庾之徒，赫赫在人耳目也。他如椒股砥纯孝之行，断指凛冰霜之节，可以主懦廉顽，风慈百世，旌庐表墓”，则是方志的“教化”功能。此外，宋代刘文富和元代黄晋、欧阳玄、杨敬德等人的“上可以明教化之得失”，“下可以俟采录而垂之无穷”，“风化可以日美，人财可以日盛”，“教化可明”等方志功能观，见解都很精到。 
　　明清时期，方志进入全盛时期。志中人物活动内容增加，职官之外的忠烈、孝义、隐逸、烈女、贞女、义侠记载十分普遍。明代康海的简体志书《武功县志》，还开拓性地采取了有褒有贬、善恶并著的记述法。由此，方志的“教化”作用进一步凸显，方志功能观也基本集中到“资治”、“存史”和“教化”上来。清代中期，以戴震为代表的“地理学派”和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历史学派”的争论尤为引人注目。争论的主要观点，集中体现在章学诚的方志功能观上。首先，章学诚从提高方志地位和实用价值出发，与戴震等“地理学派”进行论争，提出了经世致用的“资治”观点，认为“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也”；其次，章学诚从“方志乃一方之全史”的观点出发，提出志书要为“史部要删”，“为国史取裁”，“为国史羽翼”，强调方志不仅与国史关系密切，而且可以为编修史书提供翔实史料；再次，在章学诚看来，方志不仅有着经世致用的“资治”功能和“为国史取裁”的“存史”功能，而且还具“有裨风教”的“教化”作用。 
民国时期，方志体系又有新的突破，志书在继承中有创新和发展，体现了推翻清王朝以后的时代精神。该时期的志书注重国计民生，加大经济内容比重；同时也注意反映辛亥革命以来的社会变革，并为一些实业家和革命党人进行记述宣传。与此同时，众多知名学者不仅参与修志实践，而且注重方志理论研究，成就了一批对后世有着很大影响的论文论著，使民国时期方志理论的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梁启超首开中国方志史研究先河，有《说方志》、《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等多种文论问世，并曾为《龙游县志》写过一篇深受后人推崇的序文。梁氏许多独到的观点和主张，对近代方志学理论的发展影响很大；“方志学”就是由他提出，进而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在学术研究领域的。梁启超认为，方志的“资治”是“开物成务”的凭籍，事关国计民生。他在推崇方志“存史”功能的同时，更看重方志对发展地方文化、鼓舞乡土后人进取的“教化”作用。李泰棻的《方志学》还把欧美学者关于“史”的含义运用进来，他是较早运用进化论观点阐述中国方志的一位近代方志学家。寿鹏飞《方志通议》中关于志书“理必归真”、“事必求是”的深刻论述，至今仍不失它的现实意义。另外，黎锦熙的《方志今议》、傅振伦的《中国方志学通论》、王葆心的《方志学发微》、瞿宣颖的《方志考稿》等，对方志功能亦都有个性化并具时代特色的论述。 
首轮新方志全面展开后，方志界围绕“为什么修志”，再次以方志功能为热门话题展开讨论和争鸣。有几个主要提法值得研究：第一个提法，方志的功能在于“探索规律，总结经验”，称“这是个高层次的限定，是新方志所独有”；第二个提法，“方志必须为现实服务”，并强调“是地方志的主要功能”；第三个提法，“方志是国情的载体”，即所谓地情书之说。 

方志功能新的内涵 
　　新方志的“资治”、“存史”和“教化”是全面统一的，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它们是一个既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的统一体。“资治”和“教化”是目的，“存史”是手段；“资治”离不开“教化”，“存史”、“教化”是为了“资治”；“教化”必须“存史”，“存史”是为“资治”、“教化”服务的。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发展阶段，新方志的三大功能主要应集中体现在为继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体现在为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新方志为上述诸方面提供全面的、科学的、可靠的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是时代所赋予新方志的历史使命。 
　　1.功在当代的“资治”功能 
　　首先，可以为各级领导的科学决策与管理提供依据。对于一个地方领导，最高层的决策莫过于确定这个地方的总体发展战略。新方志能够从历史的高度，不仅可以为各地各部门提供真实可信的资料，以作为制订规划、科学决策的依据，而且还可以作为各地各部门加强各项管理的有益借鉴。通过新方志，各级领导者可以全面深刻地了解当地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有助于掌握本地优势与不足，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克服决策过程中的随意性和盲目性，积极探索服务于现实、服务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新路子。 
　　其次，可以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提供借鉴。党的十七大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升到显要位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当代人记述当代事，其政治部类的翔实资料，有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传统的旧方志相比，新方志的“资治”功能，范围更广、领域更宽。其一，中共地方各级组织的核心领导与各民主党派和各群众团体的广泛监督，在新方志中有着全面记载。新方志对中共地方组织的活动情况，对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对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根本目的的伟大实践的全面系统记载，有助于坚持和发扬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同时，新方志对各民主党派的多党合作制，以及对各人民群众团体的组织和活动情况的详尽记载，也有助于继承和发扬党的统一战线的优良传统，有助于引领广大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各界群众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积极参与到管理社会事务的各项活动中来。其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民主程序，在新方志中有着客观的反映。社会主义民主，归根到底是人民当家作主。因此，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关键。新方志对上述内容的客观全面记载，不仅为政策的制定者提供重要参考依据，而且也给广大人民群众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提供参照，以激励他们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进程。其三，地方国家行政机关的民主建设与管理情况，在新方志中有着系统的记述。政治建设的关键是政府机构建设。政府机构建设，归根到底是人的建设，干部队伍建设。新方志对各级政府机构各个时期干部编制情况和分布情况，干部的年龄结构、文化程度、性别构成、调动分配以及退(职)休、离休等情况的系统记载，不仅为总结干部队伍建设的经验教训提供借鉴，而且也有利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促进政府机构的自身建设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其四，司法、执法机关的民主化程度，在新方志中有着详尽的体现。司法、执法机关的民主化程度，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方面。新方志所记载的各类刑事案件、各类经济案件的审理和检察，各类民事纠纷的调解和处理等，有助于人们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司法、执法的公开、公正和民主化程度。 
　　2.有益后世的“存史”功能 
　　资料性是方志的本质属性。新方志“存史”功能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多方面的。 
　　第一，有利于加快资源开发，发展地方特色经济。由于古今历史的不同，我们虽不能简单地模仿或机械地照搬旧的做法，但了解并研究本地的历史与现状是必须的；只有清晰地掌握历史全貌，才能更好地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更好地借鉴和汲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减少挫折，减少失误。新方志因为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当地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当地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昭示了当地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这就为发挥资源优势，加快具有地方传统特色的新产品、新产业的资源开发，因地制宜地发展地方经济，提供可靠的背景资料。 
　　第二，有利于加快城市建设，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城乡一体化，是指城市和农村要实现有机结合，以城带乡、以乡促城，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为服务，形成城乡之间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方面和谐协调、科学有序发展的城乡关系，在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同时，达到推进社会结构由城乡对立、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城乡一体的历史性跨越。新方志关于城乡历史与现状的系统而全面的记载，为各地党政领导全面把握地情、研究城乡协调发展规律，加快城市建设步伐，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提供翔实资料。 
　　第三，有利于加快旅游开发，改善地方人文环境。古今方志所汇集的大量名胜古迹、遗址遗貌、出土文物和丰富的民间传说、逸事名人，以及秀山丽水、奇山异石、古树奇花、珍禽异兽等各类地情信息资料，对当地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和人文环境的不断改善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将会对当地旅游事业的持续科学发展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第四，有利于加快科研步伐，繁荣地方文化事业。古今方志，尤其是社会主义新方志中的大量资料，是地方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财富，是有关部门或科研人员进行专项试验或学科研究的参考依据和宝贵资料。科研人员通过对这些相关资料的分门别类、分析总结和抽象概括，既可以为专项的试验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也可以丰富和发展有关具体学科的研究领域。这方面的实例很多。另外，方志关于民风、民俗、民歌、民谣和姓氏、种族、家谱以及方言等的详尽记载，也为民俗学、谱牒学、方志学、方言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珍贵鲜活的第一手资料。
　　3.资政育人的“教化”功能 
　　其一，继承传统，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发展阶段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所在。胡锦涛同志强调，领导干部学习历史知识，必须把深入理解国情、切实解决中国问题作为立足点。古今方志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作为“现实的、生动的、亲切的、富有说服力的教材”的作用。事实上，古今方志特别是社会主义新方志，除了以翔实的资料记载了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历史传统以外，还记载了大量英雄模范的先进事迹，凝聚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这对于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历史传统，弘扬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引导人们提高思想道德素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都将发挥出巨大的“教化”作用。 
　　其二，传承文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的方志文化有着许多关于社会发展、治国安邦、民族团结、风土人情、乡风民俗等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各类记述。诸如“以和为贵”、“和衷共济”、“家和万事兴”的中华传统美德，诸如“明礼诚信”、“以德服人”、“仁者无敌”的宽容处世哲学，诸如“海纳百川”、“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兼容进取精神，诸如“天人合一”、“物阜民丰”、“国泰民安”的和谐理想追求等，这些以“文明”、“诚信”、“礼仪”、“和谐”为显著特征的传统美德，无不凝聚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其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哲理，铸就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方志文化所保存的这些宝贵遗产，对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参考价值；而传承文明，继承中国传统优秀方志文化遗产中有关社会和谐发展的内容，更会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出资政育人的“教化”作用。 
　　其三，以人为本，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国方志以其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资料和完备的体例，系统展示了中国自古以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治国安邦等各个方面的和谐状况，彰显了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规范和传统美德。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古今方志强调的是天、地、人的协调和谐，即人类应当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提倡的是厚德载物、宽和处世、追求和谐的大同社会；在国家关系上，古今方志主张的是和睦共处、万邦团结、反对霸道。今天，我们强调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与古今方志在记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所体现出的协调和谐发展的思想绝不是偶然巧合；两者之间是一脉相承的承继关系。所以，方志文化不仅可以为今天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理论支撑，而且还可以给现代生态学、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等多种学科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料，并且还将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提供更广阔的视野。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新方志“资治”、“存史”、“教化”这三大功能的内涵十分丰富，与社会主义四个文明建设尤为密切。大体说来，三大功能所发挥的作用，可分别对应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同时，在树立科学发展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将会发挥出更为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继承民族传统，传承方志文化，无论是对社会主义四个文明建设还是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将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当然，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方志功能的内涵也还会随之发生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但是只要我们注意加强方志的应用理论研究，尽快形成方志应用理论的学科体系，就会不断丰富和发展新方志理论，促进现代方志学不断向前发展，从而使社会主义新方志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四个文明建设和和谐社会的构建。 

　　点评：方志功能问题是方志学基本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全面地、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方志功能，不仅有裨加深对地方志的认识，促进高质量、高品位志书的编修，而且有裨充分发挥地方志的社会价值效用。该理论的研究，无论是对科学的方志学独立学科理论的构建，还是对正在展开的新一轮修志实践，都是非常需要的，不但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而且有较强的实际意义。 

　　本文运用比较丰富的史料和文献资料，对方志功能在长期历史演变中的状况进行研究，对一些新现之说予以否定，最终将其归结为“资治”、“存史”、“教化”三个方面。立论有据，言之成理。尤其是作者用新的视野识读传统方志的六字功能，力图赋予它们新的内涵，以此内容并且阐释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特别是新编方志所呈现的新的价值功用，不失为对此方面理论问题研究的一种新思路、新探索，并且给该问题研究的思维模式和思想方法上带来新的启发。 

　　文中对“方志功能的历史演变”，比较流于历代学者对方志功能论述的罗列上，尚可对其演变规律作一定的探索总结。文中论定方志唯有“资治”、“存史”、“教化”三大功能。应当认识到，这些功能是在中国王朝兴替的古代社会历史条件下传统志书编修中产生的，它们确立于“官志”的基础之上，而在民国以来的近、现代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日新，“民志”倡行，并且成为主流，在志书发生质变以后，在读志用志的主体发生变化以后，是否应该从一个新的更加广阔的视域，对其功能作一番新的审视与认识？如果对此只是谋助于拓展方志传统功能之说的内涵，来包容方志新现的功能，是否能够包容得了？这样的包容又是否合乎逻辑呢？对此，有必要作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