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工作市场化运作”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由南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首先提出来的。它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年鉴工作开展另辟了蹊径。但是，笔者对应用此种运作方式的基层年鉴工作的前景颇感忧虑。如何把握基层年鉴工作的正确方向，使之更加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笔者在这里不妨姑妄言之，望能得到各级领导、史志界专家及业内同仁的关注。

        年鉴是政府官修资料文献，笔者认为，“市场化运作”虽解决了诸如出版经费等问题，但更易引发诸多与年鉴工作宗旨相悖的不良现象。例如：

         入鉴广告图片泛滥，呈喧宾夺主之势。就笔者所在的苏鲁皖豫交界地区来说，市县年鉴最早出现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这时期，年鉴中的图片寥寥，一般是１个印张，两个印张的很少。后来，广告图片逐渐占领年鉴的“图”版，２００５年，一些年鉴的广告图片少则四五个印张，多则１０个印张以上。几乎与年鉴内文平分秋色，大有喧宾夺主之势。而且，这些图片失去年鉴体裁中“图”的属性，大多成了部门领导或企业家的宣传资料。

         年鉴体积和份量逐年增加。近年来，年鉴的版面尺寸和厚度在不断扩大和增加。大多数２００５年版的市、县年鉴的外表比其创刊号大了许多，厚度也几乎翻了一番，文字总量也居高不下。如果按照县（市）级年鉴的一般规定，一部百万人口大县的年鉴，每年一卷３０万字也能够反映其全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有的年鉴鸡毛蒜皮一把抓，７０万字已比比皆是，有的甚至突破百万字。厚厚一大本，找不出特点体现在何处，还津津乐道此举是为了抬高年鉴的社会地位。这种发展趋势是否值得深思？

        内容只是歌功颂德，不记载过失教训。随便翻一部年鉴，记载过失或教训的东西很少或者说根本没有。这有悖于修志编鉴的原则和要求。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十事九不全，这是一个永不过时的真理性结论。更何况，我国现阶段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许多问题和矛盾的解决正在摸索和探讨之中，处理也难以尽善尽美。但目前的年鉴，对政绩的记述，只见过五关斩六将，取得辉煌成果，不见败走麦城的教训，古人云：“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损于劝戒”。

         笔者认为，透过以上种种表象，年鉴界同仁应认识到市场化运作对基层年鉴工作已造成了严重的内伤，具体分析有三：

         其一，市场化运作实质上是经济负担转嫁，加重财政负担。年鉴是官书官修，其经费本应由政府财政支出。一些市、县选择了市场化运作，用收费来筹措编纂、出版经费。如果操作得好，这本是值得提倡的，但实际上目前这种运作方式是变相地把由财政出的经费变成由各单位出。目前的市场化运作中，大部分年鉴的广告都是由外省广告商来操作，与编鉴单位的协约一般是５∶５，并且不作封顶规定。所以广告商为了盈利，既不考虑年鉴是一项严肃的工作，也不考虑一地的资源问题，只要给钱，就给上图片。所以，在“筹足”了编纂年鉴经费后，广告商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两者相加，实际上远比政府拨款数额大得多，甚至几倍地翻。如果一个地区市、县年鉴同时进行，一些单位要出双份广告费，其中除了一些私营的企业自付外，其余最终还要转由财政报销，大大加重了财政的负担。

         其二，市场化运作为年鉴编修中的自由主义提供了滋生土壤。在年鉴商品化的利润驱动下，不少撰稿人和编纂者不是围绕编纂年鉴的宗旨和质量要求来做此项工作，而是唯利是图。只要能凑成一本书，就可换来钞票。上一轮修志，国家、省、市专家提前制定参考纲目，并分级进行试点，培训后再上岗。志书能否达到出版水平，还须经省、市、县三级专家、领导评审认定，而年鉴由于其时效性的限制，缺少这些环节和举措，一些人正是钻了这个空子，如此下去，可想而知，其质量怎能得到保证。

         其三，市场化运作方式缺少制约机制。年鉴工作市场化运作，是新形势下史志部门的新探索，但缺少制约机制。发达地区的领导大多已认识到年鉴工作是一个地方不可或缺的文化工程，是社会发展的必需，所以这些地区年鉴工作的开展比较顺利，经费拨付多，领导较关注；但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如果让财政来全盘支持年鉴工作，有一定难度。而且这些地方的领导主要精力是在抓经济上，对于年鉴编纂，只要史志部门不要政府拨款，其它也就不多过问了。

         综上所述，我认为，年鉴市场化运作给基层年鉴带来的负面影响往往大于正面效应，应重新审视“年鉴工作市场化运作”这种编纂出版模式，慎重对待广告大量进入年鉴的现象，应当探讨更适于年鉴工作长远健康发展的运作模式。一些有关年鉴工作的行为准则和技术规范也应尽快出台。

（责任编辑　徐瑞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