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县志主编，最根本的任务是在他的主持下，编纂出一部符合质量要求的志书。而志书的质量，又是由主编的素质决定的。什么是主编的素质?我以为他必须做到三个“提高”和四个“敢于”。三个“提高”是提高组织能力，提高凝聚能力，提高总纂能力；四个“敢于”是敢于坚持原则，敢于执行标准，敢于修正错误，敢于承认不足。

　　首先是提高组织能力。组织能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行政工作的组织，二是对业务工作的组织。有的同志认为，主编是负责业务的，可以少做或不做行政工作。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实践证明，行政工作是业务工作的基础，只有把行政工作做好了，业务工作才能顺利进行。譬如说，修志工作第一步是组织班子，班子的质量如何，对志书的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工作。靖江的修志队伍分两个层次：一是县志编纂办公室的专职修志人员；二是七十多个局级单位的修志小组。不管哪个层次的人员，都要求具有较高的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如不合格，则进行调整。在靖江二百多人的修志队伍中，先后被调整的即达三分之一。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好组织工作。我们的做法是请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同志出面，打通各单位负责人的思想，使他们重视修志工作，乐意把优秀的“笔杆子”用到修志工作中去。其次，为调动修志人员的积极性，我们还根据需要，召开了修志工作汇报会、交流会、协调会、现场会、表彰会及修志成果展览等。这些工作看来费时费力，实际上却是重要的基础工程，为提高志书的质量所不可缺少。

　　另一方面是业务工作的组织。我们的方法是把修志工作分成若干环节，做好环环相扣，节节相通。第一环是主编制订纲目，交办公室讨论修改，成稿后，广泛听取修志单位的意见。达成共识以后，再将纲目按行业内容分解到各基层单位。第二环是要求各单位依照纲目搜集资料，技术性问题则通过举办培训班、搞试点和举行业务交流会等方法解决。第三环是志稿编纂。从初稿到送审稿分为几个步骤，先由各单位主笔按纲目的内容写成有关章节，再由编辑人员通过加工组合成篇，而后由主编进行总纂。即使如此，志稿也仍是粗坯。这时，主编还要发挥集体智慧，对志稿来一番精雕细刻。其方法是，先把志稿分发给有关人员，让他们充分准备意见，而后集中讨论。讨论的内容，大到谋篇审局，小到语法修辞，最后根据统一的意见进行修改。我们将这项工作称之为“磨稿”，时间花了整整一年。第四环是志书交付出版后的校对工作。为尽量减少差错，我们采取的校对方法是“滚动式”和“交叉式”。“滚动式”，就是办公室专职修志人员循环校，内容单纯的篇采取小循环，内容复杂的篇采取大循环；“交叉式”，就是办公室人员和基层修志人员结合校，这种校对各有侧重，基层修志人员因为精通其行业，重于校对与其行业相关的内容，以弥补我们行业知识的不足。总之，组织能力是县志主编不可缺少的基本功。组织工作做好了，就可以少走弯路，提高效率，收事半功倍之效。当然，其前提是主编要首先到位，如果迟迟不到位，组织工作也无从谈起。

　　其次是提高凝聚能力。一个地区的地方志工作进展不快，乃至工作到中途因人与人之间意见分歧、关系紧张而难以继续，原因可能很多，但其中一个不能排除的原因，是主编不善于做“一班人”的工作，也就是说，在他身上缺少凝聚能力。我以为，一个主编要使工作顺手，除本身具有一定的威信外，还要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是知人善任。修志是一项浩大而持久的文化工程，它需要有两支队伍，一支是职能部门的修志队伍，一支是各单位的修志队伍。如何把这两支队伍凝聚在主编的周围，以发挥各自的作用，这就需要主编知人善任。我们采取的是层层负责制：单位修志人员对分纂的编辑负责；分纂的编辑对分管的副主编负责，副主编对主编负责。除有矛盾、有争议的问题须由主编决定外，一般业务性和技术性的问题副主编和分纂的编辑有权决定和处理。这样就充分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主编的工作也做得比较轻松。

　　第二是作风民主。志书是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主编没有丰富的阅历和渊博的知识，是难以担此重任的。而一个人受诸多条件的限制，又不可能做到万事皆通，这就需要在工作中发扬民主，以博采众长，集思广益。我们修志六年，遇到过不少难题，有些问题自己没有能力解决；有些问题自己可以解决，但别人持有不同意见。作为主编，这时就不能轻率决断。一是相信那些比自己有长处的人，放手让他们去解决；二是让人家把意见说够，而后进行分析，择善而从。例如我们在一年的“磨稿”过程中，经常产生不同意见，有时为某个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这时主编就要做到胸襟开阔，从善如流，谁的意见正确就按谁的办。所以一年来，每次讨论的结局都很圆满，人与人之间从未伤过和气。

　　第三是勇于负责。志书在编纂过程中，常常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有史实上的错误、数据上的错误、语言文字上的错误，甚至还有个别政治观点上的错误；有些错误是别人的，也有些错误是自己的。但不管是谁的错误，主编都应该有勇气承担责任，绝不能一味批评或责怪他人，更不可把自己应负的责任让人家来负。这样大家才能放开手脚去工作，并做到心情舒畅。

　　再次是提高总纂能力。志书进入总纂，主编就成了这座“舞台”上的绝对主角。他的一招一式，一板一眼，往往对志书质量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以为，一个称职的主编，在业务上要做到四个字，即通、熟、懂、能。

　　“通”是通晓方志知识。如何通晓?一是认真地学，既要学习传统的，更要学习现在的，这就必须广泛阅读方志理论书刊。对于已问世的志书，不但要有选择的研读，还要进行比较，以便取彼之长，为我所用。二是积极地写。每进入一个新的工作阶段，要把以前做过的工作来一番总结，并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用理性认识指导下一步工作。要舍得花费时间和精力，把取得的经验写成文章，与同行交流，以促进自己的认识向深层次拓展。几年来，我们共在省、市地方志刊物上发表文章二十多篇，其中三分之二是由主编执笔的。这些文章比较系统地反映了《靖江县志》的编纂过程以及做法和体会，对提高自己的修志水平很有稗益。

　　“熟”是熟悉地情，熟悉资料。志书是地情书，不熟悉地情，总篡时就只能是“瞎子摸象”。熟悉地情一是要了解历史，二是要了解现状，对本地各个历史阶段的大事、要事、奇事、新事要能够如数家珍。在熟悉地情的同时，还要熟悉资料，要经常把所掌握的资料和熟悉的地情对号，看看二者是否符合，该有的资料是否缺少。我以为，主编应是整部志书活的资料柜，不管何时，谁提到何种资料，要能够不假思索地说出这一资料出自何处，用于何方。这样，总篡时就能驾轻就熟，得心应手。

　　“懂”是懂得专业知识。一部志书涉及到各方面的行业，要求主编精通一切行业是不现实的。但对行业要懂，如果不懂，那又如何使人昭昭?一般说，志书主编比较长于社会科学知识，而对自然科学和经济方面的知识则知之较少。怎么办?这就要向懂得这些知识的人学习，使自己不致成为完完全全的外行。譬如说，降水、降雨；百分比、百分点；工农业总产值、社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等名词术语，对不懂行的人来说很容易混淆，不弄懂它们，工作中就要出差错、闹笑话。

　　“能”是总篡的技能。作为主编，对志书要能够在宏观上策划，微观上操作。宏观策划，包括政治观点的体现、体例的掌握、资料的取舍、结构的安排，以及在总篡之前，先要构想出整部志书的框架和风格。微观操作，是指对语言文字的运用，也就是说，通过主编的一枝笔，把所要表现的一切完整、准确、精炼地表现出来。这一点，不少主编已有经验在先，这里不加赘述。

　　下面谈谈“四敢”问题：

　　第一，敢于坚持原则。几乎每部志书的《凡例》都开宗明义地写道：“本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两个“观点”，确实是编纂志书的指导思想和重要原则，也是志书的价值所在。这两个“观点”的核心是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用于编纂志书，就是有成绩记成绩，有失误记失误，做到秉笔直书。编纂工作之始，我们就下了决心，一定要克服困难，排除干扰，把这条原则坚持到底。于是，我们在向各单位布置提供资料的任务时，就提出不但要提供正面资料，而且要提供负面资料。有些单位有顾虑，甚至有反感，我们就反复同他们讲明道理，资料不达要求不予接受。经过几个回合，问题终于得到圆满解决。这里需要提起的是：对失误和存在问题的记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还好办，因为有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作为准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就比较困难，因为此时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成绩斐然，记述失误和存在问题，弄不好就有否定改革开放之嫌。但失误和问题又是客观存在，志书连起码的客观性都不去反映，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因此，在《靖江县志》所记述的三百多处失误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失误就有近百处。例如经济方面，记述了前几年经济过热、投资过猛、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农业方面，记述了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出现的粗放经营，土地切割零散，先进的农业技术难以推广；自然环境方面，记述了因环境污染，捕捞失控，导致水产资源减少，生态失去平衡；城乡建设方面，记述了因基建盲目发展，而使耕地面积减少，影响了农业生产；人事方面，记述了近几年来行政机构不断膨胀，人员一再超编，造成人浮于事；社会治安方面，记述了嫖娼、卖淫、赌博和封建迷信活动死灰复燃，刑事犯罪率和经济犯罪率有较大上升……我们认为，这样的记述并不是给改革开放抹黑，而是给今人和后人提供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使志书真正起到“资政’’作用。

　　第二，敢于执行标准。任何一部志书，都有自己的记述标准。记述标准根据各地情况而定，但一当成为“标准”，就要坚决执行，来不得半点含糊。譬如说，对于“以事系人”，为体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我们所系人物的标准是：县内有一定影响的作家、艺术家；有相当成就的医务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科技工作者；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某项事业的开创者和重要机构的首任领导人；省以上的劳模和先进工作者。至于解放后县、局级党政部门的负责人，因为他们是接受党和人民的重托，从事自己职权范围内的工作，取得一定的成绩是应该的，在一般情况下，志书不系他们的名字。这一标准制定后，有人对最后一条不以为然；甚至有人找我们“说项”，要我们在志书中系上他认为要系的人名。对此，我们只能向他们说明的原委，而在执行标准上绝不通融。

　　第三敢于修正错误。一部志书从编纂到出版，要经过基层、县、市、省和出版社五道审稿关。每审一次稿，都要被提出一大堆意见。《靖江县志》稿是专家们认为基础较好的，也被提出意见千余条。对所提的意见，我们采取的态度一是虚心听取，二是对正确意见认真改正。切不可为图志书早日问世而取敷衍态度，把本来可以消灭的错误留在志书中，造成永久的遗憾。有个例子对我们教育很深：《农业篇》的志稿编成后，我们请一位农艺师审阅，这位同志对其中几个年份的农业产量提出不同意见。他的根据是他自己保存的一份资料。按道理说，我们的资料是统计局提供的，他的意见只能作为参考。但为了弄清事实，我们还是将他的意见向统计局作了反映，并会同统计局，对两份资料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证明，那位农艺师的资料是准确的。由于我们的慎重，使我们和统计局两家的错误同时得到了纠正。

　　第四，敢于承认不足。地方志是一门古老而又新兴的学科，对这门专业，我们过去没有学过，是在思想准备和业务准备都很不足的情况下仓促上阵的。而编修地方志又是一项规矩很严、要求很高的工作，这就带来了主观愿望和客观实际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要先从主编做起，要求主编要学在人前，做在人前。学，要学得比人深，比人透；做，要做得比人实，比人好。我是搞文艺出身的，原来对修志工作是门外汉，自从接受当主编的任务后，我就不能不想一切办法来充实自己。为提高方志理论水平，我除了阅读书刊，还积极赴外地参加培训；为弄懂我所不懂的行业，我向一切懂行的人求教，为掌握志书的体例风格，我下决心改掉了写文艺作品韵行文习惯，使文风符合志体的要求。总之，要承认自己的不足，学和做才有目标、有劲头，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