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市志》于1997年3月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正式出版，1999年底荣获江苏省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鉴于此，《江苏地方志》编辑部小咏同志约我撰文谈谈修志的得失体会。本人已于1997年上半年调离方志系统，现在人大机关供职，对方志界的最新动态已不甚了解，但出于对修志同仁的恭敬，只得从命而为之。

　　古人云：“史之所难，无出于志”。手捧这部上中下三册、重7.4公斤、厚19.5厘米(正文3451页、560万字)的鸿篇巨制，笔者作为自始至终的总其成者，感到莫大的欣慰。谈个人心得体会也许微不足道，但认真地总结反思志书的成功与缺失，对今后的续修则不无裨益。

　　1986年3月，扬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挂牌成立。同年8月，我在对地方志工作茫然无知而又无可奈何的状态下被匆匆调进志办主持工作。此前，我在市政府办公室任副主任。尽管自己60年代到扬州读大学文科，毕业后又在报社当过记者、编辑，并长期在地、市机关干文字工作，但毕竟不是土生土长的扬州人，对扬州的历史渊源和风情底蕴知之甚少。因此，对组织上要我来挑这副担子深感意外。当时，方志界正处于举步维艰阶段，普遍流行着“修志不得志，得志不修志”的行话，想想方志工作不足以引起领导的重视，工作单位从“热门”转到“冷门”，真觉得就是那么一回事。但随着方志工作的逐步展开，特别是许多兄弟市县方志同行在困难条件下甘当修志的“垦荒牛”，开创了工作的新局面，他们的精神感人至深，催人奋进，使我领悟到：修志也必须有创业的志气。立言先立志，方可成大事。中国的古话：“有志者事竟成”。法国科学家巴斯德也说过：“立志、工作、成功，是人类活动的三大要素。”立志是事业的大门，而工作则是登堂入室的旅程。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抱定一个宗旨：既干上了修志这一行，就一定要竭尽全力把它干好。在实际工作中，我着力解决好这样4个问题：

一、提倡学术民主，协调各方异议，牢牢把握修志工作大局

　　市志办成立之初，9名成员平均年龄不足40岁，属于“少壮派”的修志班子，思维比较活跃，勇于发表不同意见。加之1983年扬州在行政领导体制改革方面情况比较特殊，地改市的特点十分鲜明，而扬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城区的特点也比较突出。因此，在志书篇目和凡例未定稿之前，围绕是先编简志、部门专业志，还是一步到位编全志；是编城市志，还是编类似地区志的辐射型市志，展开过多次大会、小会的争论。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意见，我作为方志办主任和主持实际工作的常务副总纂，始终抱着的态度是：提倡争鸣，择善而从，集思广益。我和其他同志合作撰文阐述如何记述市管县市志的记述范围，发表在《中国地方志》1987年第2期上。在记述范围的表述上意见不能统一时，及时请市委、市政府领导研究定夺。经过多方协调，多数人形成共识，少数要服从多数，不能因少数人不同意见而影响修志大局。俗话说：不怕慢，就怕站。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出书是硬道理。扬州修志成书虽然不算快，但总体上进展比较顺利，稳打稳扎，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折腾。这一条算是我们的基本经验。

二、坚持因地制宜，及时把握战机，集中力量打好总纂工作的攻坚仗

　　如果说，完成分志稿是成功的一半，那么及时进入总纂则是成功的另一半。而何时开始总纂，采用何种方式进行总纂，既要借鉴外地经验，又要从本地实际出发。从总纂的时间来说，既不能过早，也不宜过迟，掌握在分志稿完成70％左右为宜。《扬州市志》总纂始于1993年初。总纂开始之前，市志办曾兵分3路，赴浙江、山东、河南、湖北等地参观学习，带来了外地许多经验与信息。其时，扬州修志已经搞了6年多，尚未见到成果，要成书出版，还得花三四年时间。在此情况下，有些同志产生了急于求成的情绪，主张借鉴外地的做法，把《扬州市志》拆成七八个分卷先后出版，以尽快见到成果。在即将打响总纂攻坚仗的前夕，是分线作战、各自为政，还是齐心协力、全线猛攻，市志办展开了热烈的大讨论，足足争论了一星期。最后将两种办法的利弊全盘呈报给市领导决择，我本人也表明自己的态度。市领导权衡利弊，最后裁定：《扬州市志》宜统不宜分，宜攻不宜松。如果拆零出版，看起来可能早见成果，但打乱了整体部署，不利于全书内在质量的统一控制，势必出现七零八落、参差不齐、欲速则不达的被动局面。同时，划小分卷规模，不仅会延长整套书的出版周期，增加出版经费，而且将加大经济分卷和政治分卷的发行难度，弊多而利少。问题的要害被点破以后，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很快出现齐心协力忙总纂的氛围。为了保证总纂质量，我们先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成立大类分纂班子，制订总纂工作方案和《总纂工作要领》，从修改程序到项目要求都作出明确统一的规定，并把一些通用数据印发给总纂人员对照，保证常用基本数据的统一性。经过一年半的努力，市志总纂任务才算完成。实践证明，大部头的志书是一次性出版，还是分册先后出版，一定要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不可照搬硬套外地的做法。《扬州市志》坚持整体出版的决策是正确的。

三、坚持身体力行，克尽主编职守，努力在总纂“三通”上下功夫

　　作为一部志书的主编，既要把握宏观大势，又要处理微观细节。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总纂工作的发言权和指挥权。我在总纂过程中坚持一支笔统稿，放弃所有节假日，挤出一节时间对全部志稿进行通审、通纂和通校。主要把握4个环节：一是核史料。对历史资料从严把关，不轻易肯定，也不轻易否定。如唐肃宗乾元元年以前的扬州之名并非专指今扬州，资料尤需加以鉴别。对历史学家各执一说、否定不了的则取两说并存。如清代“扬州十日”，扬州城到底被杀了多少人，史无定论，我们在大事记中记为死伤数十万人，同时括注“一说30万人”，留待后人考证。二是统交叉。志书“横排门类、竖写历史”的特点，决定了同一事物交叉重复不可避免，分纂时难以处理，总纂时就必须解决。从某种意义上讲，志书中交叉重复乃至相互矛盾的痕迹有多少，就反映主编总纂的功夫有多深。因此，在通纂时尤其要注意同一事物、同一事件、同一人物、同一数据在志稿中的重复出现，努力做到错开角度，避免雷同，消除矛盾。三是挑疑点。志稿出自众人之手，从手工摘抄，到机械打印直至电脑排版，每个环节都可能留下差错隐患。主编的责任，就是要用“第三只眼睛”看问题，善于捕捉那些他人不易发现的疑点，消除字里行间的隐患。如大事记原稿1982年2月20日条为：旅日华侨陈伸先生及夫人和子女捐款24万元，在瘦西湖内复建‘白塔晴云’景观”。前好几稿都未发现问题。笔者在复校时感到有些累赘。为了核对这一条，我起了个大早特意赶到瘦西湖公园去看这个景点的文字介绍，终于发现了问题。原来陈伸先生的夫人是个日本人，名叫和子。所以，这一条大事记错在“陈伸先生及夫人和子女”后面少了个“士”字，就多出个“子女”。一个实在意想不到的差错被逮了出来。四是捉错字。中国文字的千差万别，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使差错变得千奇百怪，令出版者防不胜防。如“毫升”错成“亳升”、“刺槐”错为“剌槐”、“松弛”错为“松驰”、“麇集”错为“麋集”、“收获”错为“收荻”等等。《扬州市志》为争取成为良志，校对这一环节下了很深的功夫，除组织所有参校人员进行地毯式的“扫雷”以外，我本人也承担了把最后一道关口的任务。发现了一个个伪装得很巧妙的“雠敌”。每当捉住一个意想不到的错字时，那感觉尤如孩提时代捉到老床板里的臭虫一样开心，这也许是读书人一种特有的乐趣吧。

四、既抢初稿进度，更重磨稿功夫，在进度与质量的有机结合上花气力

　　在修志过程中，前期的主要矛盾是进度问题，修志单位的进度参差不齐，不平衡性很大。因此，主任(主编)的主要职责是“催耕催种”。为此，我们曾于1987年初借鉴高邮和淮阴的经验，把承包激励机制引入修志工作，由修志办与各部门鉴定修志合同书，按照完成志稿的时间先后、任务与质量分别给予适当奖励，并和机关年度目标管理紧密结合起来，作为年终考核的内容之一。此举有力地加快了修志进度。到1990年已完成部门分志稿的50％以上。从1992年开始，抓志稿质量成为主要矛盾。而总纂则是进度与质量的碰撞。没有进度为前提，总纂则无从谈起；没有质量作保证，总纂的结果便毫无意义。1994年9月，召开市志评审会以后，“质量第一”的意识进一步确立，又花了一年多时间对志稿进行深度加工和拾遗补缺。从1995年10月经省志办批准交付出版到1997年3月校对完毕签字付印，历时一年半，重点仍然是志稿质量。因此，我们坚持校对与磨稿相结合，专人校对与部门审核相结合，先后4次召开大事记、人物、政党政务、文化等重点篇章的专题审读座谈会，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1996年6月，进入4校阶段，为了对历史和后人负责，我们又下决心将所有校对稿全部退交各承编单位作最后一次审核把关，并要求各单位组织专人审核志稿，上报时主要领导要签字盖章，以示负责。这些举措，对提高志稿内在质量起了很大作用。在校对阶段，我们与出版社双管齐下，对出版社依靠而不依赖，要求地方修志人员，变就老稿校新稿为边校边磨，努力把志稿中存在的明伤暗疾降低到最低限度。校对方法采取轮流校、交叉校、分条校、专项校、对比校等多种形式。付印前的最后一轮校对，还采用了“有奖竞校”的办法，既每捉出一个“硬伤性”的错误，奖励5元，并且保证兑现。这一招也确实有效，一些前几校都逃脱掉的错误，这一次又被捉住了。《扬州市志》所有志稿都出样6～8次，最多的出样10次，校对达到20多个校次。由于我们在磨稿与校对方面下的功夫较深，所以《扬州市志》出版以后发现的差错很少，差错率大大低于国家规定的标准。《扬州市志》从召开评审会到交付出版印刷前后花了2年半，现在看来，时间虽然长了点，但确保了志书质量，还是值得的。此外，为了争取成为良志，我们在志书的照片选用、环衬构思、护封设计等方面也动了一番脑筋。照片注意信息量大小，环衬体现志书的古为今用，封面突出地方特色，尤其是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核心的手迹巧妙地组合在一起，可能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同时，对承印厂家在印刷装帧方面也提出了高质量的要求，包括用纸、制版、印刷、装订等各道工序都要求创一流、出精品，从而使志书内在的高质量与外在的装帧精美融为一体。

　　《扬州市志》出版问世已2年有余。发行之初，听到的是一片赞赏之声。我作为这部志书的最后签字付印者，并没有陶醉其中，而是耐心地等待读者对它的检验，静静地反思它的不足和失误。现在看来，这部志书并非完美无缺，同样也存在在某些不足之处：一是内容详略尚存偏颇。如经济部类所占篇幅达34％，稍嫌偏重；文化部类占15％，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之志书略嫌不足，尤其是旅游业未能单独设篇记述；大事记尚有“大事不大”、“要事不精”的条目，仍有压缩的余地。二是史实考辨尚欠功夫。现已发现个别完全可以避免的差错。三是图文收编美中不足。相对而言，老照片偏少，老地图空缺；文中插图分布不均，人物传记未能做到一人一像(画)；卷末虽有音序索引，但卷首似缺英文目录，等等，皆不尽如人意。四是文字校勘尚有疏误。尽管我们校对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但还是避免不了若干意想不到的差错，其中属于硬伤性的错别字发现了十几处。所有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十分遗憾和懊恼的。

　　岁月流长，人生苦短。人的一生也做不了几件值得回味、具有人生价值的大事。我的黄金年龄段是在方志办度过的，自然对此难以忘怀。如果说，当好一个志办主任(或主编)有何体会的话，我的浅陋之见可以概括为“三从”、“四得”，即：工作部署要从长计议，对待不同意见要从善如流，主编的职责要从一而终；“四得”是：业务要拿得起，身子要坐得住，批评要听得进，名利要看得破。这正是：

蓦然回首看平生，修志十年属大任。

亦苦亦乐成往事，有得有失鉴后人。

(责任编辑 缪小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