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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铁鹏:浅议《方志发展史(修订本)》的特色

2025-03-11    

地方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几千年来代代相续,从未中断,在延续中华文明、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都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为了更好地传承方志文化,宁波大学沈松平教授继《方志发展史》教材出版十年后,重新修订出版了《方志发展史(修订本)》(以下简称《修订本》)。《修订本》系浙江省普通本科高校“十四五”重点立项建设教材,较原教材不仅进一步丰富了内容,将近十年方志发展的情况作了补充,而且在很多方面都有所突破、创新,既可以作为大学教材,又可以为方志工作者深入了解方志发展历史提供参考。当前全国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正在科学谋划三轮修志,部分省市已经开始进行试点,《修订本》的出版恰逢其时。纵览《修订本》,以下三个方面的特色较为突出。


一、全面系统概述了方志发展的历史


谈到方志发展史,就回避不了方志的起源。而方志的起源,又有多种说法,“迄今未有一致的结论”。作为教材,《修订本》的作者不是简单地从个人观点出发给出一个结论,而是首先采取多说并存的方式,把各种观点全面、客观地展示给读者。据《修订本》记载,有方志起源于《周官》说、方志起源于《禹贡》说、方志起源于《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说、方志起源于汉代图经说、方志起源于两汉地记说、方志多源说等等。《修订本》通过对每种观点细细分析之后,认为“事物的起源与开端是不一样的”;“起源的多源性和源远性,是我国方志起源的两个显著和基本的特征”。因此,作者得出结论,“方志之名,始见于《周官》,显然是没有疑义的”,“最初的方志是由地理书演变而来的,至宋代方志才定型,体例大变,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分地综合性记载的地方志体例”,而“《华阳国志》《越绝书》《吴越春秋》,那已经是雏形的方志了”。同时,《修订本》还认为,“方志多源说,也有一定的市场”,“理应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体现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


《修订本》在概述方志发展史中,非常重视方志的变革。尤其是对民国时期方志的发展,记述得尤为细致。这个时期结束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一些史学家呼吁要用新的体例、新的方法对志书进行改变。据《修订本》记载,1918年,史学家邓之诚发表《省志今例发凡》一文,提出国体改变,省志体例也必须改变,新编省志体例应该由图、表、纪、志、传组成。民国时期,志书中的大事记编写已非常普遍,且别具一格。如“《川沙县志》首创一地大事年表,必取国内外大事并列的做法”。在篇目分类上,开始尝试按现代知识体系划分,以傅振伦主编的《北碚志》为例,地理考包括疆域、政区、聚落、气象、地质、地磁、地形、土壤、矿物、生物、人口等项内容,与当代志书何其相似。对我们现代修志仍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在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修志时,《修订本》用了很大篇幅,记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方志编修的序幕。这里面既有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郭沫若、马寅初等著名学者提出“早早动手编辑地方志”的议案,也有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来自学者和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对地方志事业的关注,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方志事业的起步。《修订本》还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将下限延长至全国“两全”目标完成之时的2020年,重点突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推动依法治志和地方志由一项工作向一项事业转型升级,志、鉴、库、馆、网、用、会、刊、研、史十业并举,实现历史上首次省市县(市、区)三级地方志书和综合年鉴全覆盖,创造出世界文化史上的盛举。


二、对存世志书进行了精彩的述评


对历史上存世的志书进行述评,是《修订本》的又一个特色。通过对这些志书的点评,分析其优劣、得失,可以将旧志的体例体裁古为今用,为今天的修志工作提供借鉴。


第一个点评的是《华阳国志》,作者是东晋人常璩,该志12卷,约11万字,从远古叙至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所载范围为今四川、重庆、陕西汉中及云南部分地区,即当时蜀汉政权、成汉国统治的疆域。其中一至四卷以地域为纲,叙述上述地区的建置沿革;五至九卷以编年体形式记载西汉末年至东晋初年先后割据于此的政权的史事;十至十二卷记人物。有的学者认为是地方史,但大多数学者则认定它是一部地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修订本》认为,从内容和体裁来看,该书确实有特殊之处。《华阳国志》与当时流行的一般地记相比,多出了一个记述地方割据政权的编年史内容。而事实上宋代以后定型方志,亦往往有编年纪或大事记之类,记载一府一县之大事,所不同者不过是详略与性质有别而已。“总之,《华阳国志》总体而言应是一部地记,也是完整留传至今的唯一一部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地记,也是留传至今的最早的雏形方志”。


《修订本》在选择历代名志进行点评时,注重从方志体例的变化出发选择旧志,覆盖了旧志全部七种体例。


《吴郡志》,即苏州志,作者范成大(1126—1198),苏州人。该志设50卷,分39门:沿革、分野、户口税租、土贡、风俗等,属平列体志书。《修订本》认为,“该志最大的特点是材料丰富,记事简明”,“其内容文字较吴地前志及图经明显增加,门类扩大,堪称吴地志书由图经向定型方志过渡的典型代表作”。〔雍正〕《宁波府志》也是一部平列体志书,该志设36卷:舆图、建置、星野、疆域、形胜、风俗、山川等。该志作者万经(1659—1741),宁波人。《修订本》认为,“该志体现了浙东学派的学术风格,是我们今天研究浙东学派修志思想的重要窗口”,“该志的首要特色是厚今薄古,重视当地文献和实地采访。但遗憾的是,该志对天一阁文化的记载却有所缺失”。


《新安志》,即徽州志,作者罗愿(1136—1184),歙县人。该志采用分纲列目体,共10卷,其中卷一州郡,下分沿革、分野、风俗、封建、境土、治所等;卷二物产、贡赋;卷三歙县;卷四休宁、祁门;卷五婺源、绩溪、黟县;卷六、卷七先达;卷八进士题名、义民、仙释;卷九牧守;卷十杂录。《修订本》认为,该志的编纂特色在体例上属于府、州志和属县的联合体,或称州后附县体,州郡和所属各县分别自为门目,互不相混,这就为后来编修府州志树立了范例,深得后世学者的好评。〔万历〕《绍兴府志》同为纲目体志书,肇修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共50卷,分别为疆域志、城池志、署廨志、山川志、古迹志、物产志等。因纂修人张元忭、孙鑛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皆为“中朝之望,良史之才”,故该志历来被视为古代名志。该志体例上对方志发展有特殊贡献,一是大量使用舆图,图文并茂;二是在志书中首度设立专篇记述一地前人修志思想,评点旧志得失。


〔康熙〕《平乡县志》为编年体志书,也是《修订本》较原教材新增加的内容。该志不分门类,不设篇目,仅以时间为序,把一地的史实和资料编入书中,打破了志书惯用的横排竖写的结构。《修订本》认为,“编年体志书循时间顺序逐年纪事的写法可将各类事件一并纳入,局限很少,且语无重出……,对编纂者别出心裁的创造要求不高也无须考虑篇目设置的问题,避免出现诸如纲目体可能存在的各门类篇幅不均的弊病,但是编年体志书也存在缺点……如记事往往是一个个孤立的记载,叙人则分散于各处”。“也正是因为该志是编年体志书,不如传统纲目体或平列体那样横排门类、事项全面,造成了某些内容的缺载”。


《景定建康志》即南京志,作者马光祖(1200—1273),曾三次担任建康知府。该志共50卷,为典型的纪传体志书,卷首有序、修志本末等,正文分录、图、表、志、传、拾遗6个大类,每类下又分细目,是目前存世最早的一部南京地方志。〔嘉庆〕《广西通志》全志279卷,首1卷,分典、表、略、录、传5体,22门。《修订本》认为,该志的编纂特色,首先在体例上基本仿正史纪传体,稍加变通,一定程度上承袭了章学诚《湖北通志》的基本思想。


〔万历〕《湖州府志》,作者唐枢(1497—1574),湖州人。该志分土地、人民、政事三门,每门各缀子目,如土地类,下分郡建、疆域、山川、乡镇、物产、古迹、陵庙等;人民类,下分户口、功贵、风俗、甲科、流寓、方艺等;政事类,下分守令、县令、赋役、学校等。《修订本》认为,该志最大的特点就是体例别具一格,属于明代才出现的“三宝体”结构志书。这种编纂体例较之以往常见的纲目体、平列体,像是开辟了一条新思路,即如何把当地庞杂事物的分类再提高一级予以高度概括,以体现志书收录内容和体例的严谨性。但这种体例上的创新,因难以表述一地自然和社会的复杂内容,正确反映各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而遭到广泛的批评。


〔乾隆〕《永清县志》的作者是一代方志学大师章学诚。该志凡6体,共25篇,另有文征5卷。《修订本》认为,该志体现了章学诚“方志分立三书”的编纂思想,属于典型的“三书体”志书,仿纪传体正史体例,以纪、表、图、书、政略、列传6体编纂“主体志”,另外还设有文征,汇集当地人所作和外地人为当地所作的奏议、文章、诗词歌赋、碑文等。

《遵义新志》的作者是张其昀(1901—1985),该志是他在抗战时期随浙江大学流亡遵义期间所修,采用的是清代末期从西方引入我国的章节体,共11章,17万多字,绘制地图22幅。作者认为,该志是专家修志的典范,主编和参与撰写各分志的人员都是当时相关专业的一流专家学者。张其昀针对“众手成志”的趋势,适时提出“专家修志”的想法,主张“众手成志”与“专家修志”相结合,既保证了志书资料搜集的完整性和权威性,也提升了志书的质量,是一个很好的修志办法,不仅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对于今人编修新方志也是一个很好的启发。


三、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拓展了内容空间


《方志发展史(修订本)》与2013年版的原教材相比,落实了教育部“四新”建设的要求,把传统历史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相融合,并运用到该修订教材的编写中,进一步丰富了教材内容,融合了课程思政,还发挥作者的教学优势,结合教学特点,在第一章至第九章内容前设计了学习目标,包括教学重点、关键词释、思政融合点,在每章内容后设置了思考与讨论、拓展阅读,以帮助学生课前预习,掌握本章要旨和重要知识点,课后复习教学内容、拓展阅读等。打开二维码,呈现的是作者授课的短视频,如同身临课堂一般,一下拉近了学员与老师的距离,使课程内容更加鲜活,更加引人入胜。


学习目标。每章前都设置二维码学习目标,用于提示本章的教学重点。如第一章序论中,学习目标的提示语要求掌握方志的性质,理解地方志与地方综合年鉴的关系,认识方志的功能和类别,了解几种常见的方志目录提要书以及旧志整理出版情况。在关键词释中,给出了方志、专志、重大事件志、总志、《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等关键词,要求学员掌握。其余八章,也都如此。


历代方志。在第二章至第九章,每章前面均设置视频二维码,都是作者亲自授课,介绍历代方志编修情况,并对部分代表性方志进行述评,点评其特点、优劣。相对于该教材而言,这些二维码视频更加直观,内容更加简捷、易懂,特别适用于初学的学员。


思政融合点。该书通过二维码,多处设置思政融合点,将思政元素有效地融入教学全过程。如该教材在绪论中设置思政融合点:介绍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特有遗产——地方志;第八章民国方志设置思政融合点:民国时期地方志纂修在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构建中的作用;第九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方志编修概况设置思政融合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代领导人对地方志工作的批示和关怀、党的十八大以来地方志由一项工作向一项事业转型升级的历史性变化等等,寓思想政治教育于历史回顾与叙述之中,使学员在学到知识的同时,也深刻地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


课后思考与拓展阅读。为了帮助学员回顾学过的课程内容,巩固学习的知识,作者在每章末精心设置了课后思考与拓展阅读二维码,出了若干道思考题;在拓展阅读方面,作者还精选了一批论著,为学员进一步深造提供了路径。


时至今日,方志学的学科建设、专业建设仍任重道远。方志学仅是专门史下的一个三级学科,尚未形成完整、系统的方志学理论体系,距离正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尚有一段距离,需要建立、完善包括各分支学科在内的较为成熟的方志学理论体系,这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应集全国方志学师资之力,持之以恒地、系统地、有步骤地加以推进和完善。沈松平教授在方志学学科建设、专业建设方面潜心努力多年,宁波大学也拥有目前国内高校中唯一的一个方志学本科专业方向,这次借浙江省普通本科高校“十四五”重点立项教材建设的东风,重新修订出版《方志发展史》教材,笔者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朵报春花,预示方志学学科建设、专业建设真正满园春色的到来。


(作者简介:王铁鹏,中国地方志学会学术委员,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原主任。)


栏目编辑:计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