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三轮修志工作的全面展开，这项“存史、育人、资政”的文化工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传统的修志流程通常遵循“先搜集、后整理、再编纂”的线性模式，资料搜集与编辑审稿环节存在明显的割裂。将总纂和编辑团队的专业指导职能从后期的审稿、统稿阶段，战略性地“前移”至前端的资料搜集阶段，是保障志书质量、提升编纂效率、实现修志工作现代化的关键举措。此举不仅是对传统工作模式的优化，更是一次深刻的理念革新与系统性重构。

引言：新时代背景下三轮修志面临的挑战

修志工作本身是一项“工程浩瀚、耗时耗力”的系统工程尤其在资料层面面临诸多挑战。进入三轮修志阶段，社会结构、经济业态、信息环境均发生了深刻变化，新业态、新事物不断涌现这使得资料搜集工作愈发复杂。

传统的修志流程往往将资料搜集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原材料”供应环节，而将编辑指导的重心置于后期的审稿和总纂阶段。这种模式导致了一系列问题：资料搜集方向模糊、质量参差不齐、内容详略失当，甚至存在大量不实、不详、不准的资料。编辑人员在后期面对海量低质或无效资料时，不得不耗费巨大精力进行“删削”和“纠错”，这种“秋后算账”式的工作方式，不仅效率低下，且往往积重难返，严重影响志书的最终质量。因此，对传统修志流程进行反思与重构，将编辑指导的关口前移，已成为三轮修志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传统修志流程的内在困境：资料搜集与编辑环节的割裂

传统修志流程遵循一种阶段性的、线性的工作逻辑，即“组建班子、拟定篇目、搜集资料、撰写初稿、审查验收”。在这种模式下，资料搜集与编辑指导之间存在明显的“时间差”和“职能墙”，其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资料质量的源头失控：资料是志书的基石，其质量直接决定志书的成败。在缺乏前期编辑指导的情况下，资料搜集人员可能因对志书体例、编纂规范和最终呈现要求理解不深，导致搜集工作缺乏明确的目标和标准。这极易造成资料的片面性、零散性，甚至出现“以点代面、空话套话”等二轮修志中曾出现的问题。编辑团队在后期介入时，面对的已是既成事实的“原材料”，纠错和补充的难度极大，成本极高。

工作效率低下与资源浪费：后置的编辑审稿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纠错型”而非“预防型”的质量控制。当编辑发现资料存在重大缺陷（如缺漏、错误、体例不符）时，往往需要退回资料搜集单位重新补充或核实，导致大量的重复劳动和时间延宕。修志工作本就耗时耗力，需要大量专业人才参与，这种流程上的返工无疑是对宝贵人力和时间资源的巨大浪费。

编纂目标与搜集实践的脱节：志书的篇目设计是其顶层架构，体现了编纂者的宏观构思。然而，如果篇目设计与资料搜集脱节，搜集人员可能无法准确把握每个章节所需资料的深度、广度和具体要求。例如，对于一些社会新生事物或突发事件的资料，若无前期明确的指导，搜集人员很难系统、完整地还原其全貌。这导致最终的志稿内容难以支撑起篇目设计的宏大框架，出现“有目无文”或“文不副题”的现象。

“编辑指导前移”的核心内涵与理论基础

将志书最终的质量标准、体例规范和内容要求，通过总纂和核心编辑团队，转化为清晰、可操作的指令和规范，在资料搜集启动之前及进行之中，对资料搜集的方向、范围、深度、体例乃至格式进行全程的、动态的指导与监控。这意味着编辑的角色从被动的“审稿人”转变为主动的“领航员”。“编辑指导前移”并非简单地让编辑人员提前参与工作，而是一种工作理念和管理模式的系统性变革。这一理念的提出，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现代质量管理理论：现代质量管理强调“预防胜于纠正”。将质量控制点从最终产品检验前移至生产流程的源头，是降低成本、提高质量的根本途径。“编辑指导前移”正是这一理论在修志工作中的具体应用。它将质量保障的重心从后期的“审稿把关”前移到“资料入库”之前，通过制定标准、加强培训和过程沟通，从源头上预防资料质量问题的产生。

系统工程理论：修志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个环节和众多参与者（“众手成志是核心”），任何一个子系统的缺陷都可能影响整个系统的最终表现。资料搜集作为修志工程的起步阶段和基础子系统，其质量直接决定了后续所有环节的成效。编辑指导前移，相当于在系统工程的“设计”和“输入”阶段加强了顶层设计和质量控制，确保了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的高效协同和目标一致。

项目管理理论：将修志视为一个大型文化项目，那么“编辑指导前移”就是项目管理中“需求明确化”和“范围管理”的关键实践。在项目启动初期（资料搜集阶段），清晰地定义项目需求（志书内容标准），能够有效避免后期的需求变更和范围蔓延，确保项目在预定的时间、成本和质量目标内完成。四川省志总编室“提前介入”指导省志分卷的做法，就是项目管理中加强前期沟通与指导的成功实践。

编辑指导前移的必要性与核心价值

将编辑指导前移到资料搜集阶段，其必要性和价值是多维度、深层次的，是解决当前修志困境的有效路径。

从源头保障志书的真实性与科学性：志书的生命在于真实。编辑指导前移，首先就是前移了“考证”与“辨伪”的意识和方法。编辑可以预先设定资料的考证标准和取舍原则，指导搜集人员在搜集过程中就进行初步的去伪存真。同时，通过制定统一的资料分类、著录和整理规范，确保入库资料的系统性和规范性，为后续的科学编纂打下坚实基础。

显著提升修志工作的整体效率与效益：通过前期的精准指导，可以大幅减少无效资料的搜集和后期繁重的筛选、整理、返工工作量，从而缩短编纂周期，节约行政与人力成本。这种模式变“亡羊补牢”为“未雨绸缪”，使整个修志流程更加顺畅、高效。有地方在实践中已经意识到，将过去评审环节的“删削”工作“前移”到谋划阶段，是提高效率的有效方法。

推动编纂团队的深度协同与知识共享：当编辑指导贯穿于资料搜集全过程时，资料搜集人员与编辑人员之间不再是简单的上下游关系，而是紧密的合作伙伴。搜集人员能够更深刻地理解编纂意图，带着“编辑思维”去搜集和整理资料；编辑人员也能及早了解资料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篇目设计或提出补充方案。这种深度的互动与协同，有助于形成统一的编纂共识，真正实现“众手成志”。

有效应对新时代修志的复杂性与创新要求：面对不断涌现的新领域、新业态如何科学、准确地进行记述，是三轮修志的一大难点。编辑指导前移，可以让具有宏观视野和专业判断力的编辑团队，提前介入对这些新事物的研究，确立记述的原则、范围和体例，为资料搜集提供清晰的路线图，确保志书能够与时俱进，全面、客观地反映时代风貌。

编辑指导前移的实践路径与技术赋能

要将“编辑指导前移”的理念落到实处，需要构建一套标准化的流程，并借助现代技术手段进行赋能。

（一）构建标准化的操作流程

以精细化篇目设计为蓝图：篇目是修志的“设计图”。在资料搜集前，必须组织专家和核心编辑团队，完成精细化的篇目设计，并在此基础上编制详尽的《资料征集提纲》和《入志资料标准》，明确每个条目所需资料的要素、来源、时间节点和质量要求。

强化前期业务培训与指导：组织针对所有资料搜集人员的专题培训，详细解读篇目设计意图、资料标准和工作规范，确保人人“心中有数，手中有法”。

建立动态反馈与修正机制：在资料搜集过程中，建立定期的沟通审查机制。编辑团队定期抽查、审阅已搜集的资料，及时发现问题，动态调整搜集策略，为搜集人员提供持续的指导和支持。

（二）运用数字化技术赋能

搭建协同编纂数字化平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统一的资料征集与编纂平台。该平台可将资料标准内嵌于提报系统，实现格式的自动化校验；同时，提供在线沟通、任务跟踪和版本管理功能，使编辑指导能够实时、高效地触达每一位搜集人员。

集成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可以极大地拓宽资料搜集的来源，并用于数据核对。人工智能技术则可以在资料预处理阶段发挥巨大作用，例如：利用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对海量文本资料进行自动分类、关键信息提取、初步的文本校对从而将编辑人员从繁琐的初级筛选工作中解放出来，更专注于对资料内容价值的判断和指导。AI驱动的智能搜索和文献筛选工具，也能显著提升资料搜集的精准度和效率。

结论

综上所述，三轮修志工作正处在一个承前启后、创新发展的关键时期。传统修志流程中资料搜集与编辑指导的割裂，已成为制约志书质量和编纂效率的主要瓶颈。将编辑指导战略性地前移至资料搜集阶段，是遵循现代质量管理和系统工程科学规律的必然选择。它通过源头控制、过程管理和全程协同，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资料质量不高、返工浪费严重等问题，是实现修志工作从传统手工作坊式生产向现代化、标准化、高效化工程转变的核心路径。

这一转变不仅是工作流程的再造，更是修志理念的升华。它要求我们将修志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强调顶层设计的前瞻性和基础工作的规范性。在数字化、智能化浪潮的推动下，借助新技术赋能，编辑指导前移将为三轮修志工程注入新的活力，为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留下一部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佳志。

作者：刘勇（中共齐河县委党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