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方志是研究地方历史的重要资料。借助徽州方志文献翔实的史料，笔者对徽州市镇进行数量与分布的考证、类型与功能的分析，理清徽州市镇发展的脉络。徽州市镇兴起与发展始于宋代延续至清代，与江南市镇的发展脉络十分相似，但是徽州市镇与同一时期兴盛的江南市镇相比，无论是在规模、密度还是在人口上都明显呈现出一定的滞后性。研究徽州方志文献，对于探析清代徽州市镇发展的历史原因和现实状况均有重要的启发性。

关键词：清代  徽州  市镇  地方志

近年来，市镇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其中区域性的个案研究尤为显著，且多聚焦于江南平原区域，形成以江南市镇为中心的研究热点。广义的江南地区包括苏南、浙北与皖南。徽州古城位于今安徽省黄山市歙县，应隶属此范围内，但学界却鲜有对于徽州地区市镇的深入探讨，其原因大概是一些学者认定的狭义“江南”并不包括徽州。如李伯重提出，“明清‘江南’，应指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及太仓州等八府一州”，这一说法在学界有很高的认可度。

目前学界直接以徽州市镇作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成果中，多数是运用徽州方志的相关资料进行直接引证或补充说明，并未将其充分利用起来。事实上，徽州市镇与这些江南市镇一样，自宋代始出现于徽州县志、府志当中。本文基于徽州方志文献中有关市镇的记载，对宋代以来不同时期相关成果的整理，借助于地图等工具，对明清时期徽州市镇的数量、分布与类型展开研究，力图还原明清时期徽州市镇实况，进而探究徽州市镇整体发展状况及其深层原因。本文讨论的“市镇”是介于县城与村落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商业实体，即在徽州地方志中被称为“市”“镇”或“街”“村”的地方，府治、县治所在地不在此列。

一  清代徽州市镇规模与分布

方志是研究地方历史发展的重要资料，对徽州方志中有关徽州市镇记载进行梳理，可以厘清其发展脉络。囿于方志编纂者的个人倾向、态度以及史料来源的不同，明清时期的徽州府志、婺源县志、黟县志、祁门县志与歙县志等部分徽州方志并未列出市镇一项，故只能尽可能地复原徽州市镇的发展脉络。

（一）徽州市镇数量考证

历史上徽州共有一府六县。通过爬梳徽州方志可发现，对徽州市镇的最早记载出现在宋代罗愿的淳熙《新安志》中，歙县“镇旧有三：岩寺镇，在县西二十五里；新馆镇，在东三十里；街口镇，在南百里”；祁门县“大共镇，在县北”；婺源县“弦高、五福二镇，皆咸通六年置……清化镇，在县西北六十里”；黟县“西武镇，在县西二十里；厢口镇，在西北二十里”；休宁县无；绩溪无。该志为我国传世的33种宋代志书之一,也是安徽现存最早且唯一存传的宋代志书。当代学者傅宗文整理的“草市镇名录”中也涉及宋代徽州市镇，其中大部分与淳熙《新安志》所载相同，但古城墟、泉水塘、三里店3处在淳熙《新安志》中并未有相关记载。本文统计数据均不涉及古城墟、泉水塘、三里店3处市镇。综合来看，宋代徽州市镇不会低于9处，即歙县3处、祁门县1处、婺源县3处、黟县2处。同一时期江宁府有市镇62处、临安府（杭州）41处、平江府（苏州）67处、镇江府35处、秀州（嘉兴府）47处、湖州36处、常州23处。其中松江府在宋时为华亭县属嘉兴府，太仓州设于明弘治十年（1497），在宋时属平江府（苏州），明时仍属苏州府，雍正二年（1724）升直隶州，与苏州府并立。可以看出，与同一时期其他江南市镇相较而言，徽州还是有些差距。这也说明江南市镇自宋代发轫时就十分强劲，徽州市镇则比较孱弱。

元代时期，徽州可考的府县志书有很多，如《新安后续志》《祁阊志》《星源续志》《婺源县志》等，但随着弘治《徽州府志》的纂修，诸志皆佚。这也与弘治志是集前人大成之作有关，“徽州府为古新安郡……有淳熙乙未罗鄂州愿之《志》……有端平乙未李教授以申之《续志》……有元延祐乙未洪县尹焱祖之《后续志》，及国朝洪武丁巳则又几六十年矣，自《新图经》以上不复可见。于是朱礼侍同乃隐括三志，合而续之以为一书”。总之元代徽州府志诸志尽佚，故本文对元代徽州市镇忽略不计。

明代徽州方志对于市镇记载较多。如弘治《徽州府志》记载有7处市镇：歙县的岩寺镇、新馆镇，婺源的五福镇、三吴镇、清华镇，黟县有庙口镇、西武镇。嘉靖《徽州府志》中也有零星记载，歙县有岩镇街、渔梁坝街与大溪桥街，休宁县有凤湖街、万安街与屯溪街，婺源县有五福镇、三吴镇、清华镇，黟县、绩溪皆为旧无所考。再加上弘治《休宁志》、宋国华修《休宁县志》、李乔岱纂修《休宁县志》分别有市镇4处、7处、9处的记载。查阅其余5个县的县志，发现皆旧无考。综合来看，明代徽州市镇的总体数量应为18处，与宋代相比有所增加，但涨幅不大。同时说明明代徽州社会对于商品交换的需求有所增加，但需求增长缓慢，本土商品经济发展不足。反观江南市镇，应天府36处、苏州81处、松江62处、常州81处、镇江14处、杭州40处、嘉兴42处、湖州22处，与宋代相比变动幅度较大。这也符合江南地区市镇易受到战争、经济、地理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特点，导致江南市镇位置、名称以及数量容易发生变动。

在清代歙县、婺源、祁门、黟县的县志中，均未见到关于市镇的记载，绩溪县与休宁县的县志中有部分记载。乾隆《绩溪县志》记载：“河东市、华阳镇、龙塘镇、临溪市、镇头”，清代休宁县志与李乔岱纂修《休宁县志》并无出入，市镇的数量都为9处。笔者在府志中以道光《徽州府志》的记载为主，统计清代方志中有关徽州市镇的记载，共有18处。除了徽州方志外，还有《安徽舆图表说》，此书是对徽州一府六县市镇情况记载最为细致的。书中所记清代徽州市镇的数量分别是：歙县11处、休宁13处、婺源16处、祁门20处、黟县7处、绩溪7处，共计74处。综合上述资料可知，清代徽州市镇的总数是在74处的基础上，加上歙县的新馆镇、渔梁镇，休宁的旧市街、临溪街、凤凰街、蓝渡街、当坑街，婺源的三吴镇、高砂镇，绩溪的华阴镇，黟县的庙口镇，最终数据为85处，这才是清代徽州市镇的真实数据。

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历史上徽州市镇数量变化情况，现将不同时代徽州方志与清代《安徽舆图表说》（即表中“其他”）中的市镇记载整理如下（见表1、表2）：

总体来看，徽州市镇最大的特点就是稳定。徽州市镇依托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展现出强大的稳定性，从宋代开始出现的市镇大多数延续到清代。与之相对的江南市镇，在宋、明、清三代时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数量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并且只有少数市镇能从宋代一直延续至清代。但当徽州市镇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其独特的封闭式地理环境却成了限制其发展的劣势。徽州的市镇数量，由宋代至明代时涨幅并不明显，但是从明代至清代，出现爆发式增长，由18处增至85处。这是因为明清是中国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徽州人口也在不断增加，为解决人口持续增长带来的生存压力，部分人选择外出经商，部分人选择向山里要田，开发山林，出于现实的需要，市镇市场的规模与数量不断扩大。明清市镇数量变化最大的不是徽州的政治中心歙县，而是政区大部分位于山区的祁门和婺源，便是最好的证明。

（二）徽州市镇分布状况考证

为更好地确定徽州市镇的分布状况，现将徽州方志与《安徽舆图表说》中市镇的方位整理成如下表格：

笔者通过对表3的分析，结合清代以及近代绘制的老地图，并参考当今坐标系，确定了85个市镇的位置。同时为表明上表统计信息的可靠性，我们以几个市镇的考证为例，来展现确定市镇位置的过程。如婺源县的武口，据《安徽舆图表说》所述：“武口，县东十里”，此方位有误。按《婺源县志》所载“三都……武口，离城十里”，查看清代所有婺源县志绘制的地图，发现三都在婺源县城北侧，东侧为四都，因此其不可能位于“县东”。将其方位进一步精确，应在县城的北偏东方向。同时《大清一统志》载：“大鳙水，源出大鳙山。山有二水：东水东流，迳开化过兰溪县入浙江；西水西北流，二十里与石耳芙蓉山水会于中平，又西过江湾与武溪水会于汪口，又西南与浙源西水会，曰武口。”从民国《婺源县志》绘制的《图考》，可以看到“武口”在婺源县治的东北方位，同时其水路的走向也符合前面提到的《大清一统志》的记载，故武口所在地应为图1所示。

市镇存在地名变动的情况。如绩溪的濠寨、祁门的闪上镇出现变动，今分别为浩寨与闪里镇。濠寨，《绩溪县志》中载：“五都一图，经理……其村：冯村、杨滩、濠寨……”，但在现今地图中并未找到相关记载，这是因为“1958年以前写作濠寨，因元代迄清代置巡检司，掘有战濠而得名”，“从宋开始在此挖濠扎寨，屯兵驻守，因名濠寨，后以谐音演变为今名”。闪上镇亦是如此，据《祁门县志》载：“本境宋属仙桂下乡安定里，元明属仙桂乡二十一都，清始称闪上，属二十一都。民国36年（1947）属新安乡。1951年属五区，设闪里镇。”此外还存在市镇名称记载错误的情况，如“勘头”，在乾隆《绩溪县志》中查询就会发现有这样的记载：“十五都，一图，经理……其村，勘头、竹里、下水村……”，依据县志中的都图，十五都在绩溪县东北部，在此进行查询发现有一个“磡头村”，二者十分相似，通过现代地理软件进行计算，发现其到绩溪县城位置约41.4公里，与《安徽舆图表说》所载：“勘头镇，县东北七十五里”基本一致，并且勘头村早在明代就有涧州许氏始祖许泰迁居而来，因此这两个地名应为同一个地方。

如图1所示，清代徽州市镇的分布多是线状分布。江南地区大多处于平原地带，数量众多的市镇构成了密集的市镇网络。其中湖州府地理环境与徽州较为相似，地形地貌以山地与丘陵为主，俗称“五山一水四分田”。为了进一步凸显徽州市镇与江南市镇之间的差异，有学者将湖州府与徽州府的市镇进行单独对比。

通过对图1的分析发现，徽州市镇集中于河流两岸，这是因为在徽州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下，村落集中于河流与山谷地区。但是这些河流并不都具有航运价值，如潜口镇处于丰乐河上游、芳村与富堨处于丰溪上游、山斗镇处于颜公溪的上游，这些河流运载能力都十分有限。湖州府市镇则不同，依靠着当地优良的水利条件，沿河呈现网格化分布。并且其市镇之间的间隔的上限在30里左右，如乌青镇东15里至炉头镇，东18里至皂林镇，西至双林36里，东36里至陡门镇，自陡门折南46里至濮院镇。又如南浔镇东至震泽镇9里，南至丁家桥5里，自丁家桥至乌镇25里，西南至双林镇36里，构成了密集的市镇网络。在密集的市镇网络之下，湖州府市镇与相邻的四方村落有着密切的联系，将附近村落全都纳入市镇的商品经济网络当中。如菱湖镇周围乡村所产的蚕丝，都集中于菱湖。据《吴兴备志》载：“归安菱湖市廛家主四方鬻丝者，多廛临溪，四五月间，溪上人货丝船排比而泊。”反观徽州市镇之间的距离，如图1所示，市镇各自相距甚远且市镇服务范围覆盖有限，尤其是山口型市镇，主要面对的是山区中的徽民，对于农村的影响力远小于湖州市镇。此外，湖州府的市镇还具有自己的特色。以南浔镇与乌青镇为例，二者是典型的十字港型市镇，所谓的十字港型市镇是两条河流相交于镇中心，呈十字状，大型市镇或特大型市镇大多是这种类型。南浔镇是“运河横贯市中心，南北支流屈曲通”；乌青镇被车溪一水贯穿，分割成所谓“镇如十字形，四正皆实，而四隅皆虚”。并且因为湖州府市镇多在于河道的汇集之处，在此基础上还衍生出了水市。“水市”即买卖在船上交易，菱湖镇较为典型：“菱湖为百货所集，每于舟中列诸货市之，谓之水市”，构成了菱湖镇独特的色彩。南浔镇的水市也十分发达，鲍珍在《南浔小泊》中说：“水市千家聚，商渔自结邻。”为了补充日市的不足，还衍生出了夜市，孙宗承《菱湖纪事诗》中有“蚌赢鱼鳖水中多，夜市灯光匹练拖”的记载，《菱湖创建祇园禅寺碑记》中也有“水市朝开，渔歌夜发”的描述。总之，湖州府的市镇是利用其便利的水利来发展市镇经济，但徽州并不是如此。以徽州较为发达的市镇之一的岩寺镇为例，该镇坐落于盆地，虽然其附近有河流，可是这条河流为渐江上游，并没有很强的运输功能，实际上岩寺镇是依靠盆地的地理优势发展起来的。

二  清代徽州市镇的类型与功能

市镇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本文旨在通过考察市镇的历史沿革、地理环境、人口规模、经济功能等方面，将市镇划归不同类型，进而对市镇的功能与本土社会的发展状态进行研究。

（一）市镇类型

通过对图1的分析可以发现，清代徽州市镇主要分布于山区，其次是分布在流域沿岸与盆地。就地理环境而言，徽州市镇可以分为3种类型。

第一，缘江——码头型市镇。这类市镇拥有畅通的水运条件，保留着市镇初级市场商品交换的对象、内容、方式、范围及其基本功能，同时为批发商人、牙人组织与小商贩的商品交易提供场所。其最重要的功能是作为连接本地市场与外界市场的桥梁与枢纽，为整个徽州服务。因为码头型市镇的存在，徽州才能更加方便地与外界社会进行经济贸易往来，将本土的农副产品转换为钱财，进而购买自己的生活必需品。较为具有代表性的市镇是深渡、渔梁、渔亭、龙湾及屯溪，这几个市镇在各自县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深渡：“全县商业以深渡居首位，城梁（城区渔梁）次之，岩寺、三阳坑又次之。”渔亭是新安江水运最西的码头，也是徽州新安江连接阊江的重要节点，向下汇入新安江，直达钱塘江，自古为湖广与江浙货运的中转站之一。据《黟县志》载：“渔亭地势渐趋平衍，溪水稍稍渟蓄，商旅自浙江溯新安江而上者至此舍舟登陆。河道宽广数十丈，有小洲砥中流，分一河之水如燕尾。”山区的茶叶和木材，江西的瓷器、苏杭的丝绸、上海的棉布均通过渔亭的水路传输到各地，有“七省通衢”之美誉。

第二，盆地——集会型市镇。这类市镇主要倚重陆路交通，徽州的盆地集会型市镇近似于施坚雅所构建的“正六边形”理论模型。“在理论上，每个市场的服务区域也应该接近于一个正六边形”，这个理论模型在徽州的集会型市镇中具体表现为：在面积较大的盆地中，如岩寺镇作为中间集镇与潜口镇和富堨镇这两个基层市镇共同构成了本区域的市镇网络；在面积较小的盆地当中，如宏村构成了这片小区域的市镇网络。在功能与形式上，也与江南的市镇相类。如岩寺镇在明代时期就已经成为一个商业重镇，“鳞次万家，规方十里，阀阅蝉联，百货辐辏”，乡村农副产品交换十分频繁，特别是原为正月初九祭拜张巡、许远的“上九”庙会，在明代演变成一年一度的物资交流会。庙会有休闲娱乐、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与形成专门市场的作用，岩寺镇的“上九”庙会虽说也是“人山人海，摊贩商贾云集，日用百货、家具、农具应有尽有，但其中尤以农具为大宗，变为备耕物资贸易交流会”，与传统庙会产生的作用并不完全相同。

第三，山区——山口型市镇。这类市镇被群山环绕，坐落于山脚下。山口型市镇的核心功能是承接，向上承接码头型市镇，向下连接附近山区居民的生产与生活。正如任放所说：“在交通不便的山区，市镇的存在价值主要在于它具有社区服务功能。”明清时期，徽州数量最多的市镇为山口型市镇。首先，山口型市镇的产生正是基于徽州独特的地理环境，在水路辐射不到的地方，也是码头型市镇所不能及的地方，需要有这种市镇的存在，为山区的乡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场地。如上溪口是“小蓬船可至上溪口，上溪口以上可通木排竹筏”，“渔亭以下始能通行木船”；婺源东边的汪口镇在光绪九年（1883）《婺源县志》婺源县疆域山川乡都总图中标记为“通舟止此”；休宁的五城镇“上街头（横街）是山货集中地。附近乡村的土特产品，如箬叶、笋干、药材和表芯纸、木炭等多运集此处销售”；绩溪东北部的勘头西部山区出产的杉木、茶叶多汇至于此等。其次，也与徽州社会的生存压力有关。明代，徽州的人均耕地面积由洪武年间的4.15亩下降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的2.2亩。数据由《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仆制》书中“州地区人及人平均地面变化表”改编而来，其中明万历二十八年徽州人口数据是作者根据推算而得。徽州人口的急剧膨胀带来严重后果，便是人地矛盾愈加尖锐。面对困境，徽民一般有两种选择：经商与开垦山林。实际自唐宋以来，林业生产就是徽人生产与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土人稀作田，多以种杉为业”，即利用徽州独特的自然地理资源进行开发。但徽州山路崎岖、运输不便，如何将自己山地开发的产品销售出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茶叶、药材等经济作物也需要有合适的场所来进行初加工。鉴于徽州山区的农村居住较为分散，在一个山区区域内散布着许多村庄，彼此之间相对孤立，各乡村之间需要基层市场进行产品交换，将自己的产品送到集市上进行流通，换取所缺物资，于是山口型市镇应运而生。最后，正是徽州独特的山区社会成就了徽州独特的市镇发展，山口型市镇构成徽州市镇网络的基础，它既是农民生活必需品销售的终点，又是输出市场的起点。正因为山口型市镇的存在，徽州本土才能容纳下如此之多的人口。无数的村民在大山中深耕，山口型市镇为他们的生存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为他们走出大山提供了桥梁。

（二）市镇的功能

关于徽州市镇3种类型的功能，虽各有其特点，但综合来看多为复合型。徽州市镇在历史上的实际情况是码头型市镇与山口型、集会型市镇共同构筑了一个徽州城镇与山区市场之间的商品网络，既解决了徽民的生计问题，又促进了徽州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客观上促进了徽州社会尤其是山区社会的进步。如深渡、渔亭、渔梁、屯溪等码头型市镇，不仅有河流两岸的人来此进行经济活动，附近山区里的居民也都会来此进行交易；上溪口、汪口、五城等山口型市镇，从地图上看都是有河流经过，但运输能力十分有限，不能像码头型市镇一样，在运输商品的同时沟通不同区域之间的交往，就如王笛所言：“它依赖高一级市场销售其聚集的土产，又将高一级市场运来的商品出售给农民，从而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成为商品流通网络中的一个最基本的环节。”如果将3种类型的市镇分别按其类型连接起来，会发现码头型市镇沿河流呈线性状，山口是分散式，而集会型是密集网状，进一步将这3种不同类型市镇服务对象与范围绘制成地图，码头型市镇涵盖整个徽州；山口是扇形，其扇形的中心就是山口市镇所在地；集会型就和江南市镇十分相似，但服务范围较为狭小，限制在盆地的地理范围之内。

徽州市镇的绝大多数还处于乡村小市场的阶段，即该市场是适应本地农副产品的出售与购买外来生活、生产资料的需求所发展起来的，作为基层商业市场的市镇，在商品集散功能方面是共同的。而江南市镇则是更高一级的专业市镇市场，即以自己的特色行业作为经济支柱，形成专业化的市镇。如湖州府市镇已形成专业化生产为特色的市镇，其专业职能划分可以三类，一是手工业专业市镇，如丝绸业的双林镇、菱湖镇、乌青镇等；棉织业的琏市镇、马要镇、新市等；制笔业的善琏镇；制纸业的孝奉等。二是商业专业市镇，如乌青镇的（桑、丝市）、菱湖镇（丝、米、菱、鱼、珠市）、合镇溪（炭）、水口镇（茶、石灰）、双林（丝、米市）等；三是交通枢纽型市镇，如塘栖、新市等。市镇的专业化程度，不仅体现了各市镇的特色，同时对于整个地区来说是多样化与整体化的统一体，各种市镇相互联系与补充。反观徽州，虽然徽州市镇可以分为缘江——码头型、盆地——集会型与山区——山口型市镇，但是核心功能都是临近区域乡民出售农副产品以及购买日常用品的集散中心，概而言之为满足商品集散所需而建立。如码头型市镇——深渡“古区域所辖的昌源、华源、大洲源、小洲源、街源、白洋源及南源口以下范围几乎整个歙县南乡的出产和民用货物，大都从这里销售和购买。他们逢年过节、婚丧喜庆，便派专人去深渡采购货物，被称为办‘深渡担’”；盆地型市镇——岩寺镇，岩寺镇在明代时期就已经成为一个商业重镇，但是实际上还是以乡村农副产品交换为主，尤其在岩寺镇的“上九”庙会表现更为明显，主要以农具交易为主。山口型市镇——五城镇，五城镇是山口型市镇最典型的代表之一，其历史可以上溯至宋，并且明、清的县志中均有记载，这在徽州市镇是十分罕见的，但即使是发展如此之久的市镇，到了民国时期，“沿街有南北杂货、山货、茶号、布庄、国药号唐坊、烟酒、饮食等行业的大店铺数十家。上街头（横街）是山货集中地，附近乡村的土特产，如箬叶、笋干、药材和表芯纸、木炭等多运集此处销售”，依旧还是以农副产品交换为主。

三  清代徽州市镇发展状况

为了对清代徽州市镇的发展状况进行更深入的分析，现从市镇密度、市镇人口、市镇贸易范围、市镇贸易半径、市镇平均间距等方面展开论述。任放提出“市镇密度、市镇人口、市镇贸易范围、市镇贸易半径”为市镇发展情况的评价指标，同时依据当前资料将徽州地区与江南地区的市镇进行初步的比较，以便更加清晰地展示徽州市镇的发展水平。

（一）市镇的密度与贸易半径

有关清代徽州地区与江南地区市镇密度、市镇贸易范围、市镇贸易半径以及市镇人口的详细内容见表4：

市镇密度是指单位面积内的市镇数，可用区域内的市镇数除以区域单位面积求得，市镇密度可以显示一个区域内市镇的大致情况，对市镇密度的统计标准以每1000平方公里范围内平均分布多少个市镇。通过对表的分析，发现即使是市镇数量最少的湖州，每1000平方公里拥有接近11个市镇，而最为发达的松江每1000平方公里拥有72个市镇，反观徽州每1000平方公里只存在8个市镇，正如王笛所说：“市场的密集，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反映了人们赶场的频繁和市场商品流通规模的扩大，亦说明了农民日常生活对市场的依赖程度。”江南地区与徽州相比，市场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商品经济更为发达。

市镇密度与市镇贸易范围、市镇贸易半径成反比关系，市镇密度越大的地区，其市镇贸易范围越小。江南内部市镇发展差别也是非常明显的，松江府平均每个市镇的贸易范围为13.86平方公里，最小的为湖州府94.74平方公里，差值达到80.88平方公里，此外参照表2会发现只有松江府与苏州府的平均市镇贸易范围达到30平方公里之内的等级，为此可以初步确定，江南市镇贸易范围在30平方公里已是最高的层次，一般府州县地区很难达到。但是徽州府的贸易范围仅有112.94平方公里，与湖州府市镇贸易范围的差值达到16.89平方公里，这个差值远大于松江府市镇贸易范围13.86平方公里。依据任放所指定的标准“市镇贸易面积在70—100平方公里左右的地区市场发育良好”，那徽州地区则是属于商品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市镇贸易半径则是在市镇贸易范围基础上推算出的，这里指的是以市场为中心人们（农民）平均活动半径，或称为人们（农民）出发去市镇的平均路程。活动半径的变化，就意味着去往市镇路程与人们（农民）活动范围的变化，这个数值越小，人们（农民）去往市镇或者集市的频率与次数越高。一般来说“贸易半径在5公里左右的地区为商品经济发达地区”，江南地区的市镇全都满足了这个标准，相比较而言徽州市镇基本上达到了6公里，固然有徽州本土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原因，但这也与徽州“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地理现实分不开，这也符合陈忠平所得结论。此外市镇间距也可以作为市镇发展情况的指标，依据任放的标准“市镇间距为9—11公里的地区属于发达地区”，那整个江南地区的市镇达到了发达地区的标准，甚至高于这个标准。

（二）市镇的规模与人口

市镇规模是评价市镇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市镇规模的大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其经济与社会发展形态的反应。在江南市镇中，湖州府地理环境与徽州较为相似，比较具有代表性，因此选择湖州府作为个案对比。湖州市镇经济发达，其规模一般都较大。如7000户以上的巨镇：新市镇、乌青镇、南浔镇、菱湖镇、双林镇；1000户至6000户之间大镇的有埭溪、练市、善琏、荻港、四安、梅溪。此外还有大量的一般市镇，即人口在千户以下的数量众多，如施渚、上陌、四安等。反观清代徽州市镇以中小型规模为主，如休宁县市镇的规模与其他县相比，记载较为详细“万安街，长三里；旧市街，旧治长二里；屯溪街，长四里；凤凰街，旧治，长一里；蓝渡街，长一里；当坑街，长一里；上溪口街，长二里；临溪街，长一里余”，市镇规模以一里为主，其中“小休宁城，大万安街”之称的万安镇规模也仅有3里。当然在徽州内部也存在规模较大的市镇，如岩寺镇“巨室云集，百堵皆兴，比屋鳞次，无尺土之隙”，但这只是少数，不能全面地反映这一时期徽州市镇的整体面貌。

笔者将湖州府与徽州府的市镇人口密度方面整理成如下表格：

表5中的市镇人口与施坚雅提出市场体系的平均人口“基层市场体系的大小与人口密度反方向变化。在人口稀疏分布的地区，市场区域必须大一点儿，以便有足够的需求来维持这一市场，在人口密集的地区它们则较小”相对应，即市镇人口密度越大，市镇的贸易范围与贸易半径越小。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口是经济发展的最基本保障也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源，人口密度决定了需求圈和销售域的大小，人口的多与少直接影响着市场的需求。湖州府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超过徽州府市镇接近两倍，这表明湖州府市镇的市场需求超过徽州府市镇近两倍，侧面说明了湖州府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超过徽州。

虽然从广义上来说徽州与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及太仓州等八府一州同属于江南地区，可无论是从市镇的密度、贸易范围、贸易半径、间距、人口密度、布局、功能等方面，徽州市镇都与江南平原的市镇有着不小的差距，但是为何这个差距从宋代开始一直到清代，乃至延续到近现代。同时江南市镇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促使社会各方面发生着缓慢的改变。可是随着徽州市镇的发展与壮大，徽州市镇却不能像江南市镇一样推动本土社会的转型与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四  徽州市镇发展整体滞后性的深层剖析

纵观徽州市镇的发展与变迁，徽州市镇与江南市镇的萌芽可以一同追溯到宋，如岩寺、鱼亭、万安、屯溪、震泽、练塘、南浔、琏市等。这是因为宋代特别是南宋以后，中国经济与文化出现了3个方面大的变化，首先是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给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其次是大运河由单一的政治功能转变为政治与经济功能并重，最后是长江成为中国经济的大动脉。在这一系列的变动之下，江南地区在宋以后，商品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徽州市镇与江南市镇也随之发展起来。但为何到了明清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大时代背景之下，徽州市镇发展程度与江南市镇相比存在一定的滞后，同时又不能像江南市镇一样推动当地社会转型。

关于徽州市镇发展整体呈现出滞后性的原因，相关学术成果有限。学界目前认为主要是3个因素。一是地理因素，徽州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东有大鄣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扼”，在徽州外围形成了天然的屏障，导致徽州社会与外界沟通不畅，并且土地贫瘠“新都故为瘠土，岩谷数倍土田”粮食产量低下，同时徽州内部又因江水划分三大块，新安江流域、阊江流域、青弋江流域，使得徽州内部无法连成一个整体；二是经济因素，徽州商品经济发展受制于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三是文化因素，徽州市镇宗族文化浓厚，影响到市镇的社会功能与徽商资金的流向。以上因素的存在，确实会影响与限制到徽州市镇的发展，但江南地区以及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市镇也存在着相似的限制性因素，如江南市镇商品的销售以及本地市镇居民基本的生活资料对外界的依赖性比徽州市镇更强，徽州虽然严重缺粮，但一府之地，对粮食的需求毕竟有限，相比之下，苏浙五府对粮食的需求更为显著。可现实是徽州市镇的发展程度远低于江南地区市镇的发展，以上显然不是影响徽州市镇发展的主要因素。导致徽州市镇较为落后尤其是落后于江南平原市镇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小农经济，即以粮食作物为主体的传统耕种结构。

江南地区在宋以后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江南重赋的现象，“田赋之重，使有田者痛苦不堪……使农民无法完粮”。在政策杠杆与商品经济的双重作用下，传统的耕种结构即以稻作为中心兼种豆、麻、桑等开始调整。在苏浙一带尤为明显，以粮食作物为主体的耕种结构逐渐转变为以经济作物为主体的耕种结构，大量耕地改种植棉花与桑树等经济作物，在蚕桑区的耕地出现了十分之七栽桑、十分之三种粮的比率。明中叶这一现象更加明显，南浔自明嘉靖时，已是“务农者少”。嘉靖时人徐献忠说：“湖州一带农家，‘田中所入与蚕桑各具半年之资’。”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大批以“专业化”生产为特色的市镇，如以南浔镇、乌青镇、菱湖镇、震泽镇为代表的丝业市镇；以濮院镇、盛泽镇、双林镇、王江泾镇为代表的绸业市镇；以新泾镇、鹤王市、七寇镇为代表的棉业市镇等。反观徽州人地矛盾逐渐尖锐，在强大的生存压力下，徽州社会并未选择走江南平原的道路——改变传统的耕种结构，而是立足于徽州地理的优势与特点，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项就是发挥山区林业生产的优势，“岁概田所入不足供通邑十分之四，乃并力作于山，收麻蓝粟麦佐所不给，而以其杉桐之入易鱼稻于饶，易诸货于休”。

到民国初年，在徽州地区的交通条件得到改善的同时外界对茶叶需求量大增。即便在这样优越的条件下，作为徽州支柱性经济产业之一的茶叶，在歙县、休宁二县耕地中所占的份额并不高。现将近代安徽省民政厅统计的各种农作物种植亩数绘制成如下表格：

歙县、休宁二县耕地中茶叶所占的份额分别是17.4%和20.6%。此时是休宁屯溪茶叶的鼎盛时期，但仅占耕地总面积的20.6%。姑且将其他经济作物，如蔬菜、芝麻等考虑在内，那歙县与祁县耕种结构中经济作物占比，也不会超过25%。在如此优越的条件之下，经济作物占比仍不到25%。那在明清时期，这个占比只会更小。徽州并没有像江南一样形成诸多专业市镇，如粮食市镇、棉布业市镇、丝绸业市镇、交通业市镇、竹木山货业市镇等，并不是因为徽州资源不够丰富，也不是因为徽州没有自己独特的品牌，究其主要原因是徽州的经济基础，不会出现经济作物与手工业经营明显压倒传统稻作经济的现象。

徽州一直保持以农业为主的耕作结构，不仅影响着徽州市镇的发展，还影响着徽州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对于取得商业成功的徽商来说，在他们获得巨额资产后，将这些资产优先投入徽州本土田地的购买当中，从明代开始这种事例史不绝书。如明代休宁人程维宗，“从事商贾，货利之获，多出望外，……由是家业大兴。……增置休歙田产四千余亩”。还有弘治休宁人黄义刚、明中叶歙县人江祥等。明后期徽商在家乡购买田地，仍大有人在。四业之中唯商最艰，外出经商的徽人成功者甚少，但即使是成功的大商人，仍受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即“重本轻末”，重视土地重视农业。而在江南地区大不相同，成功的商人会拿出部分资金进入再生产环节，由此产生了雇佣关系，同时还进行大量的奢侈性消费，随之而来的是服务业的兴盛。这种景象是在徽州所看不到的。

结  语

纵观徽州市镇发展脉络，会发现其有以下特点，首先徽州市镇数量最多的山区——山口型市镇，构成了徽州市镇网络的基础，并且这类市镇发展程度较低，但供养了庞大数量的山区徽民。其次，徽州市镇的发展处于稳步前进，即使有明清鼎革，甚至是咸同兵燹，徽州市镇并未受到过多影响，而江南地区乃至北方地区的市镇饱受战乱影响。虽然徽州的山地限制了徽州市镇的发展，但是也给予徽州市镇一定的保护。最后徽州市镇的整体发展程度较低，这其中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最重要的还是以粮食作物为主的耕种结构所导致。

总之，以农业为基础的自然经济，严重阻碍了徽州市镇的进一步发展，致使徽州市镇与江南市镇同一时间兴起，却走向了完全不同方向的两条道路，无论是市镇发展的程度以及经济的繁荣程度，徽州都不能与之匹及。这种以经济作物为基础的耕种结构，构成了江南社会的基础，而以传统农作物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则进一步加深了徽州社会的封建性，因此徽州落后于江南地区从市镇产生之时就已经注定。

（作者单位：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文载《中国地方志》2025年第5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