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新方志编纂和理论研究走过了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人们对方志、方志学、地方志工作、地方志事业的认识也逐步深化。在新方志编修的早期，人们对方志工作的理解基本上停留在对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区编修一部综合性志书的阶段。随着首轮新方志编修结束，地方综合年鉴开始作为地方志工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领域，纳入地方志的范畴，2006年国务院颁发的《地方志工作条例》对地方志的界定就是特指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两方面。在第二轮新方志编纂的后期，中国地方志工作领导机构的负责人提出了新时代地方志要彻底摒弃“一本书主义”，切实转向志、鉴、史、馆“四架马车”并驾齐驱，志、鉴、库、馆、网、用、会、刊、研、史“十业并举”，全面推动地方志从一项工作向一项事业转型升级。换言之，今天对于地方志的理解，已经从单纯的志书转向地方志事业、从狭隘的小方志转变为大方志观的建构，而地情则在大方志观或广义方志学的建构中占据核心的地位。

“地方”与地情学

方志界一般将“地方志”简称为“方志”。虽然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对“地方志”作了规范的定义，但在字面上“方志”其实可作更加简明通俗的解读，即将“方志”分解为“方”和“志”两个词素。

当对“方”孤立释读的时候，方是一个含有一定区域的空间概念。美国地理学家怀特(J.Wright)认为“地方”是附着主观性的区域。英国地理学家阿格纽（Agnew）认为“地方”的三个要素是场所、区位和地方感知①。但是，作为区域的“方”的外延其实伸缩性非常大，并非只是指相对于国家和中央的地方行政区。站的中心不同，所认知的“方”也就不同。譬如近代以来，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看世界，他们所看到的亚非拉，既是远方，也是区域异文化，如“远东”“东方”都是与其欧洲中心主义相对的地理区域观念。西方在殖民主义时代对殖民地认知所产生的人类学民族志，正是这种观念的产物。这种西方人所作的人类学民族志相当于中国人所做的地方志。当代，随着全球政治的演化和经济贸易的全球化，开始出现了地缘政治区域，如亚太区域，欧共体、“一带一路”区域以及国别区域等，如果把区域范围缩小到一个国家，则同样有行政区、经济区、地理生态区、社会文化区等不同的“方”。

在学术界，与“地方”的概念相对应，对特定区域进行的研究称之为区域学。针对国际范围的区域学是国别和国际区域学研究，针对一个国家做整体研究的称之为国情学，针对国家内部不同区域和地方进行研究的，则称之为地情学，有的也称之为“地区学”或“地方学”。1963年，美国学者马纳斯·查特杰出版了《经济发展的管理与地区学》一书，首先出现以“地区学(Regional Science)”命名的学科。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文化交流变得更加频繁。开始出现各种以中原文化、岭南文化、草原文化、江南文化等区域文化研究为方向的热潮，受同时期国际上兴起的以个体城市为研究范围的城市地方学(如伦敦学、巴黎学)等研究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产生了北京学、上海学、延安学、潮州学、泉州学、长安学、晋学、温州学、扬州学、南京学等地方学研究。

回到“地方志”或“方志”一词上来，当“方”与“志”两个字组成一个词的时候，“方”已经不只是指地方或区域，而是指地方或区域及其承载的地情。地方志就其内容内涵来说就是地情，因此以地情为研究对象的地情学（区域学）近似于广义方志学。

地情和区域发展

方志，是由“方”和“志”组成的，“方”代表的是地情内容，“志”代表的是志书文本的体例形式。

地方志作为一种资料性文献，从读者、使用者的角度来看，他们要查看的是志书记载的地情内容，体例对他们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也就是说地情是志书的内核，是本；体例规范是外在的形式，是末。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方志工作将志书编纂实务操作作为首要目标，方志界关注的重心是方志编纂中文本的志体规范。同时，两轮新方志的编修都是采取了政府主导、众手成志的模式，即由各个部门负责地情资料内容的搜集、初稿撰写，在此基础上专业的地方志工作机构再按照志书的体例进行编辑加工，这种内容撰写和体例编纂编辑的分工不同，导致方志部门把自己从事的志稿编纂编辑作为地方志工作的主体，而将各部门对志书内容资料的搜集、研究和初稿撰写提供置于被忽略的位置。实际上，一部志书完整的编修过程，首先应该是搜集地情资料、研究地情、认知地情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隐含贯穿于各部门对地情内容的“撰写”中，在此基础上才是专业地方志工作机构的编辑加工即“纂”。如果首先没有各个门类的地情内容支撑，所谓编辑加工根本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只是空中楼阁而已。但是，很长时间以来，主导新方志编修并掌握话语权的专业方志部门，却将自己承担的编纂部分当成了地方志编修的主体部分，这种错觉导致了他们对“方”与“志”关系认知的本末倒置。

如果我们确定地方志的核心和本是“方”是“地情”，那么方志学研究的对象就不应该只是研究志书文本的产生、发展及其运行规律，而应当首先是研究地情、区域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文本的发展规律。考虑到《地方志工作条例》对地方志书和地方年鉴的概念定义中，其所记述的对象是“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我们也可以把这种具有“历史与现状”特征的地情称之为“区域发展”。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新疆的钟兴麒、钟英为代表的方志界前辈就提出了“方志学是研究和记载区域发展变化的学科”这样一种学术观点，并在方志界引起了学术讨论。钟兴麒、钟英认为，方志学科研究的主要方面是：

第一、认识和记述区域发展的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第二、以区域为对象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口的单科研究；第三、从区域发展、国别发展到全球发展的整体趋势的宏观研究；第四、区域环境、事业、人口三要素的综合研究；第五、区域各行各业发展情况的个案研究；第六、区域发展重大问题的咨询和决策研究；第七、区域发展的评价研究；第八、区域发展前景的预测研究；第九、不同区域发展状况的比较研究；第十、区域发展综合性资料著作编纂学研究；第十一、区域发展综合资料的开发利用研究；十二、方志史的研究；十三、方志学史的研究；十四、其他有关研究②。尽管钟兴麒、钟英的学术观点在当时的方志界并没有被广泛接受，但是随着地方志工作和地方志事业突破“一本书主义”的转型升级，这种学术观点越来越显示出其价值。地方志事业要发展，不能仅仅局限在地方志书的编纂上，还必须要围绕地情研究或区域发展研究作一系列的工作，包括地情研究、地情资源开发利用、地情收藏展示、地情教育与地情传播，如此才能更好地服务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服务于社会民众。

新方志编修以来，人们对方志的功能往往归纳为“资政、育人、存史”，但是由于恪守地方志编纂“述而不作”的原则，只对事物发展的浅层表象作客观记述，而不深究事物为什么呈如此发展走势的深层因素，缺乏对地方发展的深度思考，地方志给人们的启迪启智是很有限的。关键的问题在于地方志工作者把着力点放在志书的体例规范上，而对地情未做深度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地情研究的深度，决定了志书的价值。因此，地方志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将工作重心转由体例规范转向区域发展的地情研究，赋予志库以部分“智库”的功能③，如此才能激活地方志“修志问道”的功能。当下，在一些地方，地方志工作、地方志事业之所以能够焕发活力，正是对这样的学术理念进行实践的结果。

地情书是广义的地方志

在今天从事方志编纂实务的人看来，志书与非志书有着较为明确的认定。所谓严格意义上的地方志应当要具备几个条件：明确的记述地域空间范围；分门别类的系统记述（即横排竖写，横不缺项、纵不断线）；述、记、志、传、图、表、录多体裁综合运用，以志为主；采用记述体，实证记录，客观记述，体现资料性文献特征。对不具备上述几个条件的，尤其是没有遵循志书体例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多体裁综合运用的，一般不作为志书看待，而被视为“地情书”。

但是，如果我们对“方志”作广义的理解，“志者，记也”，地方或地情的文献记载实际上有多种方式、多种形态。相比于“横不缺项”的标准志书，反映单一主题内容的地情书是不是地方志？相比多种体裁综合运用的标准志书，使用单一体裁记载地方的地情书是不是地方志?相比于全面记载地方历史和现状“纵不断线”的标准志书，单独记载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或偏重现状的地情书是不是地方志?相比于采用篇章节的新编志书结构，采用纲目体或更加自由架构书写的地情书是不是地方志？相比于以文字版的标准志书，以影像和展馆立体呈现的是不是地方志？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多地情文献在记述对象和领域、体裁运用、记述断限上具有不完整性的特征，你可以不称其为严格意义上的志书，但是你不能说它们不是广义上的地方志。

考察中国古代的方志发展史，可以发现在宋代方志体例基本定型之前，所谓方志的雏形原本就是多种形态的，以今天的眼光看，更像是地情书。

在方志发展的雏形阶段，除了先秦的国别史之外，最早的就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记。两汉魏晋时期，由于科举制度没有实行，统治者选拔官吏采取由郡国举荐贤良方正的措施。察举以郡国名士主持的乡闾评议为主要依据。魏晋以后，各朝相继实行九品中正制，随着地方豪族的发展、门阀制度的形成，评定人物之权逐步掌握在各地大族名士手中。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导致当时盛行对评论褒贬人物的史学风气，涌现了大写家传、家谱和其他地方传记的地情文献。东汉以后，宗族门阀制度流行，世家大族大多聚族而居，多者数千家，少者千余户，方圆数十里，组成一个个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全体。为了显示自己门第的高贵，维护世家大族利益、巩固门阀制度，他们往往各自标举郡望，以达到垄断权势的目的。社会上普遍流行夸耀乡里、美化家族、颂扬门第的风气，并形成“地记”和“谱学”两种著作形式。其中的地记兼载人物和地理，承载着各宗族“人杰地灵”的观念使命。在方志学家仓修良先生看来，“地记乃是地方性的人物传记与地理志结合的产物”④，这种地记的内容主要是表彰本地之人物、记载地理沿革，描绘山水秀丽，叙述地名由来，介绍各地水利交通，反映各地物产风俗。在方志史上，这些地记就是被视为方志的雏形。这些地记连同这一时期社会出现的大量先贤传、耆旧传、风俗记、风土记之类的地情著作，既具有方志的一些特征，但又不是后来规范意义上的全面综合性的地方志书，这类地情书其实都是广义上的地方志。

隋唐时期，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的地方世家豪强割据局面，国家走向统一，中央集权制度得到了加强。隋朝起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将全国大小官吏的任免权收归中央，选举用人“以文章进”，而不“以门第进”，使得以前的世家大族失去了把持地方政务的特权。经过隋末的农民大起义，原先的封建门阀制度秩序被打乱，世家大族遭到严重打击。唐太宗和武则天时期，通过编《氏族志》《姓氏录》，以法令制度的形式压抑旧的世家大族，扩大士族范围，把全国旧望和新贵的地位进行大调整，促进士、庶合流。由于门阀制度的消亡、世家大族的衰落，社会结构和国家治理结构发生了巨变，原先产生地记的温床逐渐崩溃。国家为了消除东晋以来侨置郡县所造成的混乱，整顿地方行政区划，加强户口控制，于是产生了类似国情普查制度的图经。隋朝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唐代，图经要求每三年一修，后调整为每五年一修，成为政府的制度。图经的内容主要有叙建置的沿革、释地名的由来，述山河的走向、载各地的物产、讲风俗与民情、记名胜与古迹。从图经的内容可以看出，图经就是当时服务中央集权制度，加强对地方管理和治理而进行的定期地情普查文本。如果将隋唐五代的图经与魏晋南北朝的地记以及宋代以后的定型方志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图经侧重的是地而不是人。

地记和图经，是中国方志史上的两个早期方志阶段。按照今天对方志体例的要求，其实它们都不是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方志，只能算作是地情书。但方志史恰恰把它们视为早期方志。既然方志史上的这种地情文献能被称之为早期方志，那么现今与之相类似的地情书同样也可以归之广义的地方志。

其实，不光是中国的如此，西方历史上的地情文献也是如此。一些方志研究者认为，地方志是中国的国粹，只有中国才有。但是如果我们用广义地方志的思维来审视，西方同样有西方的地方志，只不过西方历史上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与中国有所不同，西方的“地方志”所表现的形态也有所不同。譬如中世纪，西方宗教兴盛，以教区为单位就形成了独特的教区文献，相当于是教区地方志。此外，西方历史上的封建制与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有所区别，类似中国家谱的家族树等区域文献也很发达。用方志学界的传统观念来看，西方的那些地情文献，不能算是方志，但它们何尝不是西方特色的广义地方志?

按照对广义地方志的理解，记载一地地情和区域发展情况的，除了地方志书、地方年鉴，地方史、家谱、对各地开展的国情普查、普及性地情读物以及近年新兴的即时性记录，都可以算作是广义的地方志。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不少地方的地方志工作机构承担起了地方史的编修统筹工作，以江苏省为例，已经出版和正在编纂的有《南京通史》《苏州通史》《常州史稿》《扬州通史》《无锡史》《连云港通史》《盐城简史》等。在即时性记录方面，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编纂了《生命至上——江苏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实录》《江苏记录》《江苏微记录》等。在地情普及读物方面，近年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编纂了“上海地情普及丛书”，如《海纳百川上海源》《潮起潮落苏州河》《浪奔浪涌黄浦江》《古韵新声静安寺》《中西邂逅徐家汇》《人杰地灵新天地》《上海零点人民广场》《海韵江南古名镇》《璀璨明珠陆家嘴》《亦中亦西老城厢》等，将地方志书转化开发成地情文化向社会大众进行普及，并分别以“行走苏州河，了解上海史”“塑造上海品格，我讲上海故事”“塑造上海品格，我讲红色故事”为主题，在暑期举办上海市中小学生阅读与实践创作活动。还有很多地方编写的地情书虽然不是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编纂，但它们实际上都是属于广义的地方志。

规范的综合性方志因为记述的内容全面系统、“包罗万象”，规模较大，其最主要的功能是存史。与之相比，很多非志体的地情文献，无论是内容横陈的覆盖面，还是记述断限的纵深完整度都不及综合志书，但他们的单项功能却远远超过了综合性志书，而这正是地情书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从地方志的编修实践来看，很多综合性志书编纂出版后，因为要开发利用志书中的资源，又反过来转化开发出普及、通俗、功能指向明确的地情读物。因此，地情书实际上是地方志发挥现实作用的有效方式，在整个地方志工作大盘中，地情书不论形式还是价值都不可忽视。

大方志观与地方志事业的拓展

大方志观的建立，是基于将传统的“方志”一词分解为“方”和“志”两个词素，即作为内核的地情与外在的体例形式两个方面。“方”不仅仅是指一方区域空间，更是指黏合在区域空间背后的地情或地方历史文化，“志”作为地情表现的载体是多元的，不仅仅是地方志书和地方综合年鉴，还包括了地方史、地情文献收藏与展示的方志馆、地情网站与新媒体、地情讲堂、影像志等地情文化传播形式。从大方志观或广义方志学出发，地方志要做的绝不仅仅是地方志书和地方综合年鉴的编纂，还包括基于地情研究认知的内容编撰，“撰”和“纂”的字义是不同的，“纂”是对别人提供的资料进行编辑加工，而“撰”则是自身对于地情内容的认知和撰写，带有一定的原创性。随着地方志编修体制的改革，原先那种建立在通过行政手段“众手成志”基础的编辑模式未来很可能是行不通的，未来地方志的编修可能更多地要走向以专家为主的修志模式，如果没有对地情的深入研究，地方志编撰将很难开展。对地情研究的多种表现形式，又决定了地方志事业的拓展广度。这种大方志观的建立，对方志学的重新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张勃：《概念、视角与追求：中国地方学的兴起》《“地方学的应用与创新”座谈会论文集》，2015年。

②钟兴麒、钟英：方志学与区域发展研究，《新疆地方志》1989年第1期。

③洪民荣：发挥地方志的智库作用，解放网。

④仓修良：《方志学通论》，方志出版社，2003年，第129页。

来源：《南京史志》2025年第1期

作者：吉祥，原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一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