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史上，诸多名流雅士在藏书与刻书、修志、书画、艺术等诸多文化层面都取得了斐然的成就，他们创建和保存下来的藏书楼承载了文脉传承、学术研究、教育普及等多种社会功能。其中，由阮元创建的焦山书藏就是杰出代表之一。焦山书藏由清代名臣阮元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在焦山西麓海西庵内创办。1928年1月，由庄蕴宽任总编的江苏通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后，在焦山设方志会。次年方志会同仁陈去病、柳诒徵、庄蕴宽等成立焦山书藏委员会，拟对藏书重新进行编目。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去病创刊并发行的《江苏革命博物馆月刊》中，刊登了新成立的焦山书藏委员会章程。本文试就此作一释读，并梳理焦山书藏委员会的发展历程，分析其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以示方家。

一、 《焦山书藏简章》原文

该《焦山书藏简章》（下称《简章》）刊于《江苏革命博物馆月刊》第2期《杂佩》栏目，陈去病主编，出版时间为1929年9月。全文如下：

焦山书藏系公立性质。自委员会成立后，一切归委员会负责管理。海西庵僧人应受委员会指导督率，并依所定章程规则整理保存。

书藏委员会成立后，抽签规定任期三年者五人，六年者五人，九年者五人。满期时由未满期之各委员公推继任之人。其任期亦得联任。委员中有因事故未及期而出缺者，亦由各委员公推继任之人。其任期以所补之委员原任期限为准。

委员会推举常务委员会，暂定一人，常川驻在海西庵，督率僧人改良书藏编目及阅览制度，所需薪水由委员会筹送。

《江苏诗征》亦属公有之物。其版片主权应归书藏，仍由海西庵僧人印刷发售，所得书价归书藏为印刷目录置备器具之用。

海西庵僧有不守清规及毁损藏书情事，经委员会查悉，开会议决，得即通知定慧方丈撤换。其方丈推荐继任僧人须得委员会之认可。

委员会每年至少须于春秋二季开全体会议各一次，临时会议无定期。凡开会日期由常务委员斟酌情事通告召集。

委员姓名录：

张东山（常驻主任） 张蔚西 陈佩忍

庄思缄 金蘅意 柳翼谋 朱贡三

柳亚子 焦乐山 陈延韡 焦蔼堂

陈南屏 释吉堂 赵吉士 张梦严

二 、《焦山书藏简章》释读

据考，焦山书藏委员会于1929年夏成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相关报道于9月10日见诸报端。[1]而《简章》所刊时间为当年9月，就章程拟定时间而言，应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之前。由于陈去病也是拟任的焦山书藏委员之一，故而有可能先期抄录《简章》，并刊发于自己主编的《江苏革命博物馆月刊》上。

1929年1月15日，江苏通志编纂委员会在南京瞻园留影，前排左三为柳诒徵。（魏星 提供）

该《简章》规定了焦山书藏委员会的性质为公立组织；书藏委员会的职责为负责日常管理一应事宜，并聘请常驻海西庵的主任一名，督促镇江海西庵的僧人协助整理保存焦山书藏、阅览开放事宜、印刷发售相关书籍；以及核准认可由海西庵方丈推荐的协助僧人人选等。《简章》还对焦山书藏委员会的日常制度作了规定，比如定期召开全体会议、不定时召开临时会议等。《简章》最后罗列了拟任委员名单15人。

张东山（？—1930），和同时代的镇江人士杨邦彦、赵玉森、徐兴范都是清末民初的地方名流。四人常在焦山聚会，切磋诗文，被称为“浮玉四宾”。焦山书藏委员会成立时，经柳诒徵推荐，聘请张东山为委员。《简章》中所说的“常务委员会，暂定一人，常川驻在海西庵”即指此事。张东山自此常驻焦山书藏，主持校书编目。他不顾年迈，尽心工作，1930年病逝于海西庵中。其子张祖言为江苏省国学图书馆编辑，继续其父校编，后完成《焦山书藏书目》6卷。张东山去世后，葬于镇江招隐寺山下，其墓碑亦为柳诒徵亲书。

张蔚西（1866—1933），字相文，号沌谷，江苏泗阳人，著名地理学家。早年参加过同盟会，曾任北洋政府国史编纂处编纂，亦为江苏通志编纂委员会委员。与张謇、马相伯、柳亚子等人多有交游。1932年冬，柳诒徵为其《南园丛稿》作序，称其“目营八极，躬擅九能”。[2]

陈佩忍即陈去病（1874—1933），字伯儒、百如，一字佩忍，号巢南、垂虹亭长，江苏吴江人。早年参加同盟会，清末在苏州与柳亚子、高旭一起创办南社，以文学倡导革命。辛亥革命后，陈去病跟随孙中山左右，为革命奔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陈去病任江苏古物保管委员会苏州分会主任、江苏革命博物馆馆长、江苏通志编纂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委员、内政部参事等职。在南京期间，他寓居瞻园，为江苏革命博物馆各项事业发展殚精竭虑，多方筹划，主编发行《江苏革命博物馆月刊》。1931年初，他以年老多病为由，辞去一切职务回吴江同里定居。1933年10月病逝。著有《浩歌堂诗集》《浩歌堂诗钞》，并辑有《孙中山先生世系表》《百尺楼丛书》等。

庄思缄即庄蕴宽（1866—1932），字思缄，号抱闳，晚年称无碍居士，江苏常州人。焦山书藏委员会中金蘅意（金鉽）、朱贡三、焦蔼堂、陈南屏等人均为地方名流士绅。据《柳亚子（自撰）年谱》，柳亚子本人正是在参加江苏通志编纂委员会时结识了庄思缄、金蘅意、张蔚西、柳诒徵等耆老。[3]随后不久众人又列为焦山书藏委员，借助这一学术机构，更将彼此的交游紧密联系起来，为当时江苏地方文化事业乃至全国近代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持续的贡献。

《简章》中提到的《江苏诗征》共183卷，系选录清顺治、康熙至嘉庆初的江苏诗人5467家诗作。后22卷为名媛、释氏。据作者姓氏韵母排序,诗前各系以作者小传。凡流寓者,必久客江苏数十年始收录。清嘉庆年间阮元兴建焦山书藏后，与王豫在焦山所纂，故有道光元年焦山海西庵诗征阁刻本。“江苏文教甲天下，我朝圣圣相承，培养深厚，达而在上者，文章功业炳豹史册；穷而在下者，亦争自濯，磨和声以鸣盛。是集就豫所见闻与梅叔所收藏者甄而录之。”[4]阮元与王豫皆为清代乾嘉时期江苏文坛核心人物。王豫酷爱诗学，交游广泛，家藏有多种江苏诗人诗集。阮元任浙江巡抚时，深感江苏诗人辈出却无系统整理，遂亲赴王豫居所力邀主持编纂，二人的合作与交游深刻影响了江苏地域文化的整理与传承。《江苏诗征》耗时12年辑成，意在辑录清代江苏诗歌于一集，成为清代地方类诗歌总集中最大的一部。它保存了大量濒临散佚的诗人传记与作品，奠定了江苏文学史坚实的文献基础，更成为贯通古今文脉的符号。

三、焦山书藏委员会 

（一）《简章》与焦山书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简章》刊发后，当年9月初，焦山书藏委员会在海西庵召开第一次会议。根据当时的报道可见，会议通过的几项议决与《简章》中的规定略有不同。

1.关于委员任命方式及任职年限。《简章》中记载为“抽签规定任期”[5]，实际会议也是通过“拈阄”这种抽签方式决定委员名单及任职年限，二者一致。至于委员任职年限，简章中原为三年、六年、九年3种，而正式会议委员任期改为一年、二年、三年，各5人。其中“三年者庄思缄、朱贡三、张蔚西、金蘅意、陈南屏；二年者陈含光、释吉堂、柳亚子、柳翼谋、陈佩忍；一年者张东山、焦蔼堂、焦乐山、张梦严、赵吉士”。[1]具体名单总体未变，只是在任职年限上有所调整。[6]

2.关于《江苏诗征》版权归属。《简章》中规定其印刷版片主权属公有之物，应归焦山书藏。海西庵僧人负责印刷、发售等具体事务，所得钱款归焦山书藏所有，继续用于印刷设备等事项。正式会议中议决，版权属于焦山书藏僧人。出售此书余利归焦山书藏。此外焦山书藏还负责另外集资印刷，并代为向社会推销售卖。二者略有不同。

3.关于阅览制度。《简章》中只规定由常住委员督率僧人改良阅览制度，并未对此作出详细说明。正式会议则议决了《阅览章程》，表示“暂从缓议”。只有江苏通志编纂委员会因工作需要，才可以“借取书籍至山中所居之地，研究参考”，除此之外，都不得借出书籍。[1]

4.正式会议的其他几项议决。比如关于《焦山志》的印刷出售、焦山书藏编目问题，征集书目方法以及其他日常经费事宜。这些具体的事务在《简章》中基本没有提及。

（二）焦山书藏委员会的重要作用

焦山书藏委员会成立后，在维护监督日常管理、促进学术研究、保护古籍文物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严查散失盗窃，保护文物古籍。1932年焦山书藏“发忽生盗窃散失等情事”[7]68，焦山书藏委员会立即呈请南京国民政府江苏省政府饬令焦山方丈负责严追，并将现存书册限期上报，时江苏省政府随即饬令教育厅派员前往焦山彻查此事。随后调查组召集了焦山各处寺庙主持，向他们说明了当地政府保管文物和发扬文化的指示，并告诫责令各寺保存的所有字画古籍等文物，需要一律详造清册，由定慧寺汇总呈上当地政府核办。至于已经散失或被盗的书画等物，也须开具上报清单。[7]69-71此外调查组还指出，“京口擅山水之胜，多六朝之遗迹，金、焦、北固其尤著者。骚人墨客，诗酒流连”。加之江苏省政府迁入镇江后，“人文荟萃，一变而为全省之重心”。为保护古籍文物起见，应设立古物保管委员会专门保管。随后省民政厅召集焦山书藏委员会拟具办法，并聘请柳诒徵等4人为新成立的江苏省会名胜古迹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8]

2.应对地方纠纷，完善委员会制度。1933年针对焦山书藏委员会人员组成问题产生了一场纠纷，当时据书藏委员杨鸿发呈江苏省政府称，该委员会组织业已不全，故而他联合李丙荣请求另行组织委员会。后又据柳诒徵呈称“该会委员并未星散，李丙荣擅自住（驻）山，为所欲为，保管僧人依违莫知所可” [9]。当地政府介入此事，指派专人前往调查，“镇江县政府奉省政府令，饬仍由书藏委员会继续负责”[10]。故而委员会于1933年底召开第四次会议，改选委员，完善整顿管理制度等。因陈去病、焦蔼堂等人病故，另有部分委员任期已满，故而改选委员。推举相菊潭、于小川当选，又推选委员张辰抽查图书，并且请定慧寺方丈随时督察焦山僧人的日常保管工作，并定下届大会1934年2月28日在焦山举行。[10]柳诒徵也出席了本次会议。

3.战后积极呈文，对日索赔。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在镇江一役中“以焦山为江防要塞，对岸施炮，猛烈轰击，将海西庵房屋焚毁，焦山书藏之存书，悉成煨烬，名蓝胜迹，不可复睹”[11]。战后，以柳诒徵为代表的焦山书藏委员会向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上书，请求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备案通告日本，责索赔偿。[12]此“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为南京国民政府着手调查文物被掠和损失的情况而成立，初为“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1945年10月改称后在全国开展调查登记公私文物损失、估计文物损失价值、追偿在日文物等工作。经过近两年的调查，清损会先后编写出《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甲午以来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13]1947年4月，存在不到两年的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结束工作，后由中国驻日代表团承担起追讨文物的具体工作。然而由于二战后错综复杂的东亚局势，追讨工作成效寥寥。

镇江的焦山书藏历百余年苦心经营，一度嘉惠学者，而一朝毁于战火，为江苏地方文化界乃至中国文化界的重要损失。而柳诒徵与其他同仁积极呈文，要求对日索赔，维护受害国家和民众的合法权益，则体现了远超地方文化机构的民族担当与超前的国际视野。

四、余 论

焦山书藏作为江苏地区的重要书藏，与浙江灵隐书藏均为阮元创立，承载了古籍保护利用研究的重要职责，嘉惠士林，成效卓著。在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诸多江苏籍地方名流或筹资管理，或编纂著述，为焦山书藏在内的地方文化事业发展发挥了自己所长。

作为其中的优秀人物之一，柳诒徵积极投身焦山书藏委员会的各项事务。据现有史料记载，几乎每次委员会会议，柳诒徵都积极参加。在20世纪30年代焦山书藏的纠纷风波中，也是柳诒徵挺身而出，加强焦山书藏委员会对焦山书藏的管理权，有效避免了书藏潜在的流散和失窃风险。1934年9月，在委员会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柳诒徵按经、史、子、集、志、丛六部重新编目完成新的《焦山书藏书目》。在战后，也正是柳诒徵多方呼吁，向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提供了被侵华日军烧毁的焦山书藏的具体书目，并提出对日索赔。这些举措都表明柳诒徵作为江苏名流的重要代表，在焦山书藏的保护利用与研究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对此相关史实，值得学界做进一步考证与深入研究。

（作者简介：魏星，南京晓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苏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晚清及太平天国社会研究、中共党史研究。）

栏目编辑：张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