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唐宋时期地理志形成了以《禹贡》“九州”为框架叙述王朝版图的体例，《隋书·地理志》开创了通史地理志“九州统州郡”的体例，《晋书·地理志》则形成了断代地理志常采用的“州郡溯九州”的体例。《通典·州郡》在《隋书·地理志》“九州统州郡”的体例基础上，创建了以“九州+古南越”为纲的地理志编纂体例，并为《文献通考·舆地考》所继承。《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等断代地理志采用了“州郡溯九州”的体例，但部分地区的建置沿革可溯源至九州之外。通过对“九州”这一稳定地域结构的继承和把现实疆域纳入这一结构当中，史家构建了以“九州”为核心的“中国”地理空间，展现了作为文化观念的“中国”融合“夷”“夏”并超越“夷”“夏”的多元性。

■关键词 

九州；中国；地理志；《隋书·地理志》；《通典·州郡》

全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5年第3辑，第27-38页，注释从略。

 一  引言

21世纪以来，“何为中国”的议题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大国，在现代化的转型中不但没有分解，反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认同，这在世界近代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存在。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的这一特殊性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同时，在国家发展转型的过程中，中国自身还面临因区域、城乡、阶层、族群等方面的不平衡发展导致的多种问题。何为中国？何以中国？中国在历史上有过多个分裂时期，却为何能“分久必合”，且自 13 世纪实现大一统后就不再分裂？要解答这些现实问题，需要从历史中国的发展、“中国”观念和“中国”认同的形成着眼。

“中国”一词初现于西周，含义为“中央之城”，即周天子王畿所在的洛邑。此后其含义和范围经历了变化，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指华夏族活动的地域，并由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派生出文化中心的内涵。秦朝大一统，合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夏而成为“中国”，此后“中国”往往指实现一统的中原王朝，并与王朝正统性相联系，故10—13世纪出现了宋、辽、金都自称“中国”的局面。元朝重新大一统，实现了多民族、多种制度、多元文化的“统一”，真正建立了“多元一体”的国家模式，并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疆域范围。历史上疆域范围或大或小，统一程度或有不同的王朝，都称其统治区域为“中国”，故历代正史地理志和地理总志书写的行政区划范围就是其时“中国”的范围。

“九州”最初与大禹治水有关，用以指称华夏整体地域。对“九州”的具体内容，《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氏》《吕氏春秋》等书的表述各有不同，说明“九州”已成为一个超越各家而被社会普遍接受的概念。孟子时代已经有了天下领域分为九个部分的观念，所谓“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战国以来的学者对“天下”“中国”“九州”的关系形成了不同的观点，《礼记·王制篇》：“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尚书·禹贡》：“禹别九州，随山濬川，任土作贡。”二者对九州的范围大小虽有不同的认识，但都是以“九州”表示“中国”和“天下”。而“中国 九州”的观念也随着经学主导地位的确立日益深入人心，“九州”逐渐成为古代“中国”地理范围的一种表述。

诸家“九州”之说中，为后世史书继承最多的是《尚书·禹贡》的九州，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汉书·地理志》将《禹贡》九州作为地理区域划分的开端，到唐宋时期地理志形成了“疆域必系于九州”的地理志编纂体例。目前学界对这一地理志体例的形成及其思想内涵关注较少，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汉代以来地理志编纂体例的变化，重点阐释唐宋时期史家面对汉代以来历代版图的变化，如何在地理志中以“九州”为纲建构“中国”空间范围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作为广义的、具有包容性的文化及地理观念形成并延续下来。

 二  “疆域必系于九州”地理志体例的形成

“芒芒禹迹，画为九州”出自《左传》襄公四年引用的辛甲所作《虞人之箴》，此处用“禹迹”代表天下，是古人对“中国”范围的最初表达。“画为九州”意味着对统治范围的划分和治理。有学者指出，九州虽然讲的是九个区域的划分，却有着“统”的本质，体现的是九州各地共同的历史基础，因而成为华夏疆域的整体性代称，与华夏之外的夷狄世界相区别。顾颉刚认为，“九州”最初只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后世学者不断循名责实，附会经典，导致“九州”的名称经常变化，范围也渐次扩大，形成了层累的“九州”概念。然而，现代学者辨析出来的这一“虚构”概念，曾被当时学者奉为圭臬，并成为他们著书立说的理论依据，构成了一种思想史的“事实”。诸家“九州”之说中，虽然近代有学者认为《吕氏春秋》出现最早，但《禹贡》因是《尚书》的重要篇目而更具典范地位。

《汉书·地理志》是第一部正史地理志。其中记三代地理状况，则录《尚书·禹贡》篇；叙周朝区域划分，则引《周礼·职方氏》；继而简述周末至秦的地理状况，再详述西汉103个郡国的建置、人口、山川、辖属，卷末收入朱赣的风俗录。汉朝“因秦制度”，每一郡国之下，若属秦朝旧疆，还要追溯其在秦朝的建置情况。这种既宏观记叙九州大地三代以来的区划变迁，又细致追溯每一郡国在秦汉鼎革之际损益情况的记叙方式，体现了班固对于华夏疆域连续性和继承性的历史表述的最初探索。班固将《禹贡》录入《地理志》卷首也对此后的地理志编撰产生了重要影响，“九州”遂被认为是最早的地理制度和疆域划分。

《汉书·地理志》虽以《禹贡》九州为地理叙述的开端，但从撰述方式来看，此时尚未形成“九州”与汉代州郡的直接关联。目前可见最早将《禹贡》九州逐一对应到区域地理论述中的，是东汉经学家郑玄的《毛诗谱》，该诗谱包含了各地的历史、地理、政治、文化等内容，意在阐释背景、排比资料以便于读者理解诗文要义。全书共包括按地域区分的十六个分谱，其中十三个分谱的卷首皆溯源《禹贡》九州。《毛诗谱》不是地理书，该书体例对史书撰写的影响也难以作出定断，但魏晋以来，史书在写作风格和修辞上模拟经书的做法渐成风气，刘知几在《史通》中对此现象有过评论：“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郑玄作为东汉时期集大成的经学家，其著作广为流传，对史家的地理志写作应产生一定影响。此后，在叙述州郡地理时追溯各地《禹贡》九州渊源的著作，就笔者所见至少还有晋皇甫谧的《帝王经界纪》和隋郎蔚之的《隋诸州图经集》，虽然为数不多，但已勾勒出地理志撰写的一条伏线，反映了这一传统的连续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撰成的正史，除《三国志》外均有地理志，只是名目不尽相同。整体看来，这一时期的正史地理志更侧重记述当代地理状况，对地理沿革的记载较为简略，对《尚书· 禹贡》《周礼·职方氏》等经典文献的重视程度也大大降低，以“九州”为华夏疆域连续性的起源和依据的意识明显淡化。汉唐之间，正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大分裂时期，所谓“自夷狄乱华，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并侨置牧司，非旧土也”。《宋书》《南齐书》《魏书》所载，都是分裂时期的王朝，在这样“地比《禹贡》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的时期，其地理志重在记叙各朝版图内自然与人文地理状况。

隋朝结束分裂重新实现了大一统，唐朝建立后，面临着巩固和强化大一统局面的历史任务。唐朝撰成的八部正史中，两部有地理志，一部为成书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记叙晋朝地理的《晋书·地理志》。另一部是唐太宗诏修，唐高宗显庆元年（656）成书的《五代史志》，记叙了梁、陈、齐、周、隋五朝典章制度，附入《隋书》之中，又称“《隋书》十志”，相当于一部典制通史，所以《隋书·地理志》其实是五朝的地理通志。《晋书·地理志》和《隋书·地理志》记叙地理沿革时均采取了溯源至《禹贡》九州的方式，体例又各有不同：《晋书·地理志》每叙一州，皆先将其历史追溯到《禹贡》九州，可谓“州郡溯九州”，《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新唐书·地理志》《明一统志》《明史·地理志》等记一朝地理的地理志书都采用了这一体例；《隋书·地理志》则在记叙几个州郡后，总结称这些地区属于《禹贡》九州之某州，可谓“九州统州郡”，《通典·州郡》《文献通考·舆地考》《续文献通考·舆地考》等典志体通史的地理志继承了这一体例，并做出调整，将“古南越”列于《禹贡》九州之外，形成了“九州+古南越” 为纲的体例。

郑樵对《禹贡》依山川河流将华夏疆域划为九州做出了极高的评价：“州县之设，有时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贡》分州，必以山川定经界。使兖州可移，而济河之兖不能移。使梁州可迁，而华阳黑水之梁州不能迁。是故《禹贡》为万世不易之书。后之史家主于州县，州县移易，其书遂废。”“九州”是超越于一朝一代行政区划的地理传统，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稳定性，以“九州”为地理叙述的核心，既体现了编纂体例的进步，也强化了大一统和华夏疆域连续性、继承性的观念。

 三  “九州+古南越”的地理志体例

《通典·州郡》以“九州+古南越”为纲，将五岭以南地区划归到《禹贡》九州之外的“古南越”目下，这在地理志编纂上是一个重大变革。此前的经书和史书都将南越地区列入“古扬州”。汉代孔安国对《禹贡》中“淮海惟扬州”一句的解释是： “北据淮，南距海”，意为古扬州包括了从淮河到南海的广袤区域。唐初孔颖达即采用这一解释，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在唐高宗永徽年间颁布天下，定为科举考试依据，此后该书成为读书人恪守的经典。杜佑在《通典·州郡》中，却将古南越地区单独提出，置于九州之外，他在“古扬州”卷首对《禹贡》中扬州的范围作出了新的解释：“北据淮，东南距海。旧曰南距海，今改为东南。”根据这一解释，古扬州南边并未到达南海，只是东南临海，那么五岭以南的南越地区就不在《禹贡》“扬州”范围内，“自岭而南，当唐虞三代为蛮夷之国，是百越之地，亦谓之南越……古谓之雕题，非《禹贡》九州之域，又非《周礼·职方》之限”。他的这一解释并没有招致经学家或史学家的反对，在此后的史书中，这一观点得到了部分认可， “九州+古南越”为纲的地理志书写体例也被继承下来。

古南越地区在秦以前是“蛮夷之国”“荒服之地”。秦始皇统一岭南，略定扬越，在南越地区设南海、桂林、象郡三郡，秦末赵佗在南越建立割据政权，至汉武帝时削平南越，设南海、苍梧、郁林、交趾、九真、日南、朱厓、儋耳郡，将南越地区重新纳入大一统中原政权版图。汉代经学家将古扬州的南界定为南海，是以汉代地理范围阐释经典文献，以汉代的南方边界作为“九州”的南方边界，这是汉儒解释世界的一种方式。汉代的《淮南子·主术训》写道：“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大戴礼记·五帝德》说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又《淮南子·氾论训》：“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这些表明，汉代学者在表述汉以前帝王统治的地理范围时，南、北边界都是交趾和幽州，其中，幽州是战国时期新开拓的疆土，交趾是汉武帝时期实现统治的地区。顾颉刚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凡汉人对于古代地理，永不能免除一统观念，亦永不能不将数百年中新辟之地，视作自古已然。”于是“历代学者见当世境界南至粤海，不敢使浙、闽、粤诸地不包于禹域之中，故虽《禹贡》无其文，辖境又过广，不能顾也”。 并从层累地构造三代版图的思路对此作出解释：“中国的疆域由夏到秦，是这样一次一次放大的，在秦始皇之前不曾有过这样广大的版图，然而一班学者不愿意始皇专美于后，于是他们装饰始皇以前的帝王，使他们的疆域各各和始皇同样地广大，或者还超过了他。”汉代学者还将本朝版图都纳入天文分野，使汉武帝时期开拓的空前的政治版图得到了经典的认证。无论从天文还是地理角度，汉代学者将新征服区域纳入经典理论，标识国家地理范围，彰显汉代帝王的空前伟业。这种地理观念随着儒学独尊地位的建立和巩固而影响后世，以“九州”囊括古南越的观念由此得以延续和发展。

南越地区的特殊性在唐代逐渐被认识到。虽然太宗、高宗朝成书的《晋书·地理志》《隋书· 地理志》仍将南越地区归入《禹贡》九州之“扬州”，但《晋书·地理志》“交州”条，在“案《禹贡》扬州之域”后，还解释“是为南越之土”，并记叙了这一地区秦始皇定扬越，克南越，设三郡以来的历史；“广州”条又说其为“秦末赵他〔佗〕所据之地”。这些内容表明交州、广州等地区是在秦朝才纳入中原王朝的，其在秦以前则史料缺乏。《隋书·地理志》在分述属于《禹贡》“扬州”各郡的情况后，对这些地区的总结也是将岭南、岭北分段叙述。岭北各地风俗相类，岭南无论气候还是民风都有着明显不同于岭北的特点。这种属于《禹贡》同一州内而分段表述两地自然、人文风貌的情况，在《隋书·地理志》中仅此一例，表明两部地理志的编纂者已经认识到，岭南、岭北虽然在经书中同属于“古扬州”，其实物候民俗都存在明显差异。神功元年（697）狄仁杰针对朝廷让百姓戍守疏勒等四镇的政策上疏称：“臣闻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东距沧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 应该是对这一观点更为清晰明确的表述。成书于唐宪宗元和年间的《元和郡县图志》，采取了以贞观年间所设十道为纲的体例，在每道各州之下溯源其《禹贡》九州渊源，而岭南道的循州、潮州、端州、康州等州，却只从其秦汉时期的建置情况讲起，邕州、宾州、澄州、横州等则明确被认为是“古越地”，钦州条下更称其为“古越地，非九州之域”。以上内容都体现了唐代学者将岭南地区定位到“九州”之外的思想倾向。

杜佑的仕宦经历有助于他对南越历史地理的独特性有更深刻的认识。他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开始撰写《通典》，德宗兴元元年（784）至贞元三年（787）出任岭南节度使，此时《通典》已经写了二十余年。在岭南任职的经历，不仅为杜佑了解当地人文地理状况及积累相关资料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也使他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明确了岭南地区并不属于《禹贡》九州这一事实。对地理的新解还伴随着对传统天文星象理论的否定：“五岭之南，皆佗所有也……后至秦汉，方有闽摇。虽虚引其历代兴亡，而地分星躔，皆不相涉。”将古南越划分到九州之外，说明在杜佑的认知中，他记录的唐代疆域并不是上古三代一脉传承而来，而是汉代形成的，汉代的疆域已不仅只包含《禹贡》九州，但这并不影响汉、唐作为华夏正统王朝的地位，上古时期划定的华夏“九州”在汉代已经扩大到北至幽州，南至交趾，唐代是这一地理范围的继承者。

唐代的地理范围与汉代并不完全重合。在《通典·州郡》中杜佑已认识到，唐玄宗天宝初年的唐代版图与西汉全盛时期相比，“南北如前汉之盛，东则不及，西则过之”。《史记》虽没有地理志，但是有四夷传，分别是《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汉武帝时期已经在南越、朝鲜、西南夷设立郡县，将东越人内迁，使其地虚置，所以这些地区在汉武帝时期已经被纳入汉代版图，司马迁为其立传体现了这一纳“四夷”入“中国”的过程。《汉书·地理志》根据汉平帝元始二年（2）的建置以政区为纲，依次叙述了103个郡国及其所辖县、道、邑、侯国的建置沿革，其中就包括在朝鲜设置的乐浪、玄菟两郡，在西南夷地区设置的犍为、越嶲、益州、牂柯、武都五郡，在南越地区设置的南海、郁林、苍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七郡。并且，班固还将这些地区合传，名为《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是采用了和司马迁同样的笔法，既入地理志，又作四夷传，使“中国”扩大到“九州”之外的进程更加突出，体现了广义的“中国”观。

汉代以来，“中国”范围已经远远大于经典界定的“九州”，唐代的地理范围虽较汉代有所变化，仍是以“九州”为稳定核心，随着新统治地区的增加和失去而伸缩变化。但在杜佑看来，这一变动的“中国”地理范围在地理志书中都能被纳入“九州+古南越”这个超越一朝一代的稳定结构当中，他在《通典·州郡》中指出：“今辨《禹贡》九州并南越之地，历代郡国，析于其中。其有本非州之区域，则以邻接附入云尔”，并自注曰：“雍州伊吾、交河、北庭、安西，梁州临翼、归诚、静川、龚化、维川、云山、蓬山。”通过邻接附入的办法，将九州之外区域纳入“九州”之中，使得 “新疆”也成了“旧疆”，建立了其与经典疆域的联系。

到了宋代，汉唐版图已经不能保全，士人渐生“恢复旧疆”之念，在地理总志和地图中都不懈地表述一个远大于宋代实际版图的“中国”，而宋人的“旧疆”，就是盛唐的“中国”。强敌环伺的政治处境和国土日蹙的现实引发了宋人强烈的政治危机感，不满足于实际版图，以恢复旧疆、一统天下为志的思想在宋朝长期存在。宋初就已有明确将幽燕视为旧疆的意识，开宝九年（976），当臣下“请加尊号曰一统太平”时，太祖表示：“燕晋未复，遽可谓一统太平乎？不许。”在宋代舆地志书中记录唐代旧疆的情况并不鲜见，北宋时期三部地理总志都以各自的方式不同程度地记录了唐代旧疆。宋太宗时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当时北方的幽云十六州、西北的陇右地区、南方的交趾诸州都还没有纳入北宋版图，乐史仍将这些地区计入所在各道，但在记录户数时只记到唐开元、天宝时期，表明这些地区已不在宋朝实际统治之下。金毓黻认为这种笔法体现了宋人以旧疆为念的心情：“又宋人之意，仍以十六州为中国旧疆，恢复之念，未尝一日能忘，与其置而不数，无宁过而存之也。”宋神宗朝王存编撰《元丰九域志》时，对旧疆的记录方式发生了变化，《元丰九域志》末卷记录了省废州军、化外州、羁縻州三类地区，将幽云十六州、西域、银夏诸州、交趾等地列为化外州，与宋代实际设置州郡区分开来。成书于北宋末年的《舆地广记》也采用了将化外州单独列出的写法。而南宋编写的地理总志就仅记录南宋版图，“中原不入职方，残山剩水，仅述偏安州郡”。从宋代地理总志对唐代旧疆记录方式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北宋时期士人对恢复旧疆仍抱有信念，但其记录旧疆的方式从正文到卷末，已经显示出这种信念的逐渐退却，南宋的地理总志则不再记录北方舆地。

身处元代的南宋遗民马端临重拾宋初《太平寰宇记》的笔法，将唐代旧疆融入对宋代舆地的记录中，重新塑造一个继承了盛唐版图的宋朝形象。在《文献通考·舆地考》中，马端临记录的宋代舆地不仅包括宋代正式设立州郡的地区，还包括唐代曾设州郡而宋代已经省废或已不属于宋代版图的地区。与《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相比，马端临《文献通考·舆地考》中记录的宋代版图既包含被前两部书列为“化外州”的地区，也包括被《元丰九域志》列为“省废州军”而《舆地广记》不予记载的地区，并对两种地区采用了不同的记录方式：“化外州”一般附缀于各卷正州之后，“省废州军”则大都增置于正州中间。这些地区不仅包含已经失陷的、宋人话语中的“汉唐旧疆”，即幽燕、西夏、河湟、交趾等地，也包含西南地区唐代曾正式设立州郡而在宋代成为羁縻的夷、溪、费、宕、迭等州，还包括瓜、沙、伊、西、庭等西域诸州。这种地理志编纂方法相对于《通典· 州郡》记唐代州郡而“羁縻州郡不在其中”，有了明显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文献通考·舆地考》对被西夏占领的灵、盐、宥、夏、绥等州的记录方式与宋朝其他地理总志有明显不同，这些州县被增置于宋代实际设置的州、军之间，地位与被视为“化外州”的幽云十六州、交趾、西南羁縻州等地区并不相同，而与被《元丰九域志》列为“省废州军”的春、蒙、龚、绣等州性质相同，说明马端临着意强调这些地区一直是宋代疆域，不承认在此建立政权的西夏的独立存在。宋代以来，对西夏历史地位的看法存在着是将其作为内部的藩镇 州郡，边缘的化外州，还是外部的四夷 外国的分歧。《文献通考·舆地考》显然采取了第一种视角，而这种视角其实是基于唐代的立场。马端临不仅以唐代立场书写西夏，也以唐代“中国”的立场记叙辽、金。契丹建立的辽朝与北宋签订澶渊之盟、以南北朝相称，女真在灭辽后继承了其与宋朝的对等外交关系，但二者在《文献通考》中均被列入《四裔考》。

综上可见，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舆地考》中记叙的宋代舆地既与宋代实际版图不符，又与北宋三部地理总志不同，也异于宋人曾念兹在兹的 “汉唐旧疆”。包弼德曾提出：“任何地图都是对其描述的世界的一种主张。”地理志也是史家地理观念的“绘制”，通过地理志的书写，将各州、郡、县按照作者想要构建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理想一一安置，这种安置既有其史实依据，又处处体现作者史意，即其“天下”想象，或“中国”认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舆地考》其实绘制了一幅“禹迹图”，以“九州+古南越”这一汉代形成的版图结构，囊括盛唐时期的州县，勾勒出一个自上古延续到宋朝的“中国”版图，这显示了士人对于面临严重疆域危机和正统性质疑的宋代，在地理书写上做出的匡扶正统的努力，即为宋朝构建理想的“中国”地理范围。

这一理想宋代“中国”地理范围的撰述不只继承了杜佑在《通典·州郡》中把“中国”扩大为 “九州+古南越”的体例，还把已不属于宋代的唐代州县也纳入其中，体现了极具包容性的、广义的“中国”观。汉武帝时期武力征伐的结果是在南越、西南夷、朝鲜地区设置郡县，将其纳入中央集权的统治之下，《史记》《汉书》为这些地区列传，体现了这些地区由“夷狄”而为“华夏”的进程。《通典·州郡》将南越地区列于九州之外，既强调其并非上古三代以来的华夏疆域，又认可其已为“中国”组成部分，是对“九州”思想的继承和对“中国”认识的发展，实际上已经将“中国”范围扩大到“九州”之外。《文献通考·舆地考》继承了这一扩大了的、广义的“中国”地理观念，并将唐代曾建立直接统治的地区都视为宋代“中国”版图，因为其都曾被王化、行王命，正所谓“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也是对宋代恢复旧疆主张的继承和发展。正是在这样连续的疆域撰述中，以“九州”为核心的“中国”地理认同的范围基本固定下来。

 四  超越“九州”的“中国”

“九州”在与“禹迹”相关联后具有了文化的含义，不仅是地理空间的划分，更是代表着华夏文化的地域范畴。随着汉朝实际统治区域的扩大，汉代学者已经讨论了“九州”包含四夷的问题。王充就将九州与汉代实际控制的疆域进行了对应，认为“《禹贡》九州，方今天下九州也”，又说“殷、周之地，极五千里，要服、荒服，勤能牧之。汉氏廓土，牧万里之外，要、荒之地，襃衣博带”；“古之戎狄，今为中国；古之躶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跗，今履商（高）舄。以盘石为沃田，以桀暴为良民，夷埳坷为平均，化不宾为齐民”。汉朝的“天下九州”已经包含了原来的夷狄，其范围内的夷狄被华夏文化所浸染，接受中国衣冠，成为华夏的一员。随着王朝统治力的增强，夷狄进而为华夏，由差异变而为同一，“天下”“九州”“中国”，仍是同义词，表达的范围却都较之汉初扩大了。日本学者渡辺信一郎称之为“天下型国家”。在东汉末年经今古文学的集大成者郑玄的天下观念中，“天下”是由“九州（中国）”和“四海（夷狄）”共同构成，“九州”和“夷狄”有明显的界限，他对《尚书·皋陶谟》中 “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一句注释道： “尧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内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将五服中的甸、侯、绥、要四服视为“九州”，即“中国”，荒服则为“四海”，即“夷狄”，所持是狭义的“九州”观念。两种观念都构成了中国古代天下观的一个侧面。从中国古代王朝的统治观念来看，“天下”是以王朝对郡县百姓的稳定统治为基础的。这种稳定统治包含着对夷夏融合历史的承认和对既有华夷秩序的认可。因而在采用“州郡溯九州”体例的断代地理志中，明显体现出一个超越“九州”的广义“中国”和包含四夷的广义“九州”。

唐代多部断代地理志和正史地理志采用“州郡溯九州”的体例并进行了调整，主要表现为追溯建置沿革的历史源头不限于《禹贡》九州，而是包括了九州之外的夷狄地区，反映了唐代开放的华夷观和广义的“中国”观。在“九州统州郡”的体例下，以九州为纲，可以像《通典·州郡》那样采用邻接附入的方式，将新增版图纳入九州之中。但在“州郡溯九州”的体例中，以州郡为单位溯源九州，由于追溯建置沿革的行政单位范围较小，各地的特点和地区间的差异性就凸显出来。有些地区起源于《禹贡》九州之外，或是曾属九州，但随着中原王朝控制力的减弱而一度被少数民族政权占领，在溯源九州的同时不回避其曾为夷狄之地的历史，更能展现一个内含四夷的“九州” 和超越九州的“中国”的形成过程，体现“中国”内部的复杂性和其形成的历史性。这种建置沿革的叙述同时也揭示了“九州”原本就不是以族群和地域为划分，而是以文化为依据的，“九州”不仅在后世逐渐和“四夷”融合而成为“中国”，“九州”本身即包含了“夷狄”，“中国”自上古以来就不仅是一个超越时代的地理概念，更是一个超越华夷的文化概念。

在《晋书·地理志》《隋书·地理志》中，“中国”即“九州”，中原王朝的版图都可以溯源到《禹贡》九州之中，《通典·州郡》《文献通考·舆地考》将古南越划到九州之外，体现了汉代版图对 “禹迹”的扩充以及唐、宋王朝对这一汉代以来的华夏疆域的继承。随着“州郡溯九州”体例的发展，“中国”版图的复杂性和历史性也越来越明显。《尚书·禹贡》篇末总结“禹迹”是“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对于《禹贡》中“流沙”的位置，长期以来似无定论，主要解释有以下几种：一是认为流沙在居延；二是认为流沙在敦煌附近；三是认为流沙在甘州；钱穆认为古代中国内地很多河道被称为“流沙”，《史记·齐太公世家》说到齐桓公征白狄“涉流沙”，齐桓公所涉地在山西，故此流沙在山西；顾颉刚则认为流沙是古代对西方荒远地区的一种假想地名。“流沙”最初应是根据地貌命名的西方荒远地区，后来成为地理书写中“九州”的西方边界。上述解释中“流沙”的位置最西不超过敦煌，而唐代设置的伊州、交河、北庭、安西四州均在流沙以西。《唐六典》卷 《尚书户部》记载了贞观初分天下为十道的情况，并采取了“州郡溯九州”的方式，以道为单位追溯其属于《禹贡》某州，其记载唐贞观年间陇右道的范围“东接秦州，西逾流沙，南连蜀及吐蕃，北界朔漠”，“西逾流沙”即已经认识到唐代版图逾于汉儒解释的“九州”。但由于《唐六典》中溯九州的行政单位是道，其范围较大，故在溯源时采取了较为模糊的方式，将这四州与陇右道其他州一起归入“古雍、梁二州之境”。

《元和郡县图志》也采用了“州郡溯九州”的体例，以唐贞观十道为纲，道下各州为目，并在各州目下追溯其《禹贡》九州渊源。因溯源以州为单位，会遇到有些州并不在《禹贡》九州之内的情况。对此，李吉甫没有削足适履地以《禹贡》九州剪裁唐代版图，而是对各州历史如实直书。如说凉州是“《禹贡》雍州之西界”，故凉州以西的伊州、西州、庭州不在《禹贡》九州之内，《通典·州郡》将上述三州以及安西都附入“古雍州”，《元和郡县图志》则在“伊州”条明确说其在“《禹贡》九州之外，古戎地”，伊州更西的西州、庭州自不待言。维州、荆州、柘州、恭州等西南夷地区也被认为非九州之内，《通典·州郡》将其附入“古梁州”，《元和郡县图志》则未溯源其《禹贡》九州渊源，直书维州为“徼外羌冉駹之别种”，恭州是析静州部落所设，而静州“本汉南外夷獠”。《元和郡县图志》和《通典·州郡》认同的“九州”范围相同，但对“九州”以外的唐代州郡记录方式却有差别，叙一朝地理时采用“州郡溯九州”的体例，更清晰地体现了王朝版图的复杂性。除上述各州外，《元和郡县图志》对岭南道的循州、潮州、端州等州也不追溯《禹贡》九州渊源，记其历史从秦汉始，都体现了唐代继承的“中国”版图其实形成于汉代，而这一汉代版图不只是继承了《禹贡》九州，也不只由“九州”和“古南越”共同构成，而是包含了《禹贡》九州、西域、西南夷、南越四大部分，这样的对建置沿革的梳理，呈现出一个吸收了“四夷”部落和政权的“中国”的发展过程。宋初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便继承了这种对“中国”的叙述。

元代地理总志主要有《元一统志》和《元史· 地理志》，《元一统志》只有辑佚本存世，没有明显的溯源九州的体例。《元史·地理志》“其沿革则溯唐而止”，也没有采用溯九州的体例。明、清两朝正史地理志都采用“州郡溯九州”的体例，《明史·地理志》以二直隶府和十三布政使司为单位溯源九州，其中京师、南京、山东、山西、河南、山西、四川、江西、湖广、浙江、福建都在九州之内，广东在“《禹贡》扬州之域及扬州徼外”，广西在“《禹贡》荆州之域及荆、扬二州之徼外”，云南在“《禹贡》梁州之徼外”，贵州在“《禹贡》荆、梁二州徼外”，显示明代中国在南部和西南部都超越了“禹迹”范围。清朝版图之大，为“汉唐以来未之有”，《清史稿·地理志》通过以省为单位的溯源九州，体现了清朝中国版图较之前代的扩充，即除《禹贡》九州之外，清朝版图还包括了原为“古肃慎国”的吉林、黑龙江，“古荒服之地，不通中国”的台湾，“《禹贡》梁州徼外地”的云南，“《禹贡》荆、梁二州徼外之域”的贵州，“古雍州域外西戎之地”的新疆，“古北狄地”的外蒙古喀尔喀，“《禹贡》西戎之域”的青海，以及“《禹贡》三危之地”的西藏。“州郡溯九州”的体例，呈现出在继承上古华夏疆域的同时，“中国”地理范围的不断扩大，这一扩大的“中国”内部有多样的民族和丰富的历史内涵。这种记述阐明了地理志中的王朝版图是由“九州”和“四夷”共同构成，原处九州之外的蛮夷地区随着明、清的开疆拓土、设置政区而被纳入中原王朝统治之下，成为“中国”。

“州郡溯九州”的体例还展示了一个内含四夷的“九州”。《禹贡》“雍州”条有：“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孔安国注释：“织皮，毛布。此四国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内。羌、髳之属皆就次叙，美禹之功及戎狄也。”说明《禹贡》九州之内即包含夷狄。三代时期德化天下，招徕远夷，认同中原王朝盟主地位者即在“禹迹”之内，至周人灭商并大举分封，人们开始以大禹的名义说明自己所居的地方，“禹迹”成为华夏人地理认同的重要方式，也成为区隔华夷的重要概念。但三代形成的所谓“禹迹”原本就是由松散的部落联盟构成，其内部既包括夏、商、周王畿附近的核心统治区，也包括在部落战争中支持和帮助过三代帝王的夷狄部落。《国语·郑语》中史伯对桓公分析西周末年的华夷形势：“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翟、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可见当时的周王朝内部华夷错杂分布。《元和郡县图志》记关内道同州、宁州、坊州、丹州、会州等均为“《禹贡》雍州之域”，随后又说同州“本大荔戎国，秦获之，更名临晋”，宁州“本西戎地，当夏之衰，公刘邑焉”，坊州“古之翟国”，会州“古西羌地”，也反映了夏朝之后，夷狄入于“九州”的历史。春秋战国以来，中原地区凭借文化实力的不断增强和政治经验的日趋成熟，在包容、同化和改造外来因素的同时，其影响力和凝聚力与日俱增，辐射四方，随着华夷的不断融合，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越靠近边缘其教化程度越低、华夏性越淡，乃至“内中华而外夷狄”的文化政治格局。

随着秦汉大一统的完成，统一中国的内部同质性因素被放大，“中国”“九州”“禹迹”“华夏”这些概念被等同起来，内部族群和地域的差异性被淡化，“中国”认同在王朝国家逐渐形成。随着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政治、军事冲突的加剧，王朝内部还形成了较为激烈的“华夷之辨”的对抗性观念，一定程度地忽略了长期以来华夷之间相互交流融合的历史。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概括了华夏边缘地区在华夷之间的历史性转变，他在《南蛮总述》中说：“然则南至海裔，尚为九州焉。其后德有衰隆，化有远迩，盖自五岭以外，浸为夷俗焉。”意思是五岭以外地区最初在“九州”之内，后来随着中原王朝德化能力的衰弱而渐染夷俗，到秦攻取岭南、设置郡县才再度成为“中国”，这可以看作是对岭南与“九州”关系不同于杜佑的另一种理解，同时也说明夷狄的身份会随中原王朝统治力和影响力的强弱发生变化，即所谓“王政修则宾服，德教失则寇乱”。《元和郡县图志》记河东道的云州是“《禹贡》冀州之域，虞及周为并州之地，春秋时为北狄地，战国时属赵”；关内道胜州“《禹贡》雍州之域，春秋时为戎狄地，战国时为晋、赵地”。《太平寰宇记》记关西道丰州“《禹贡》雍州之域，春秋戎狄之地，战国属赵”。表明这些地区原本在“九州”之内，随着中原王朝德化能力的衰弱，或外部蛮夷部族的入侵而成为夷狄，待中原王朝强盛而再度被纳入“九州”。总而言之，地理志“州郡溯九州”的体例记叙了华夷之间区隔与交融的历史变迁过程，展示了一个超越“九州”的“中国”和内含四夷的 “九州”。

 五  结语

“中国”本身的相对性和在与“蛮夷”的对抗性中凸显自我认同的特点，使得关于“中国”的讨论难以跳脱出“夷夏之辨”的框架。先秦时期，孔子和孟子的夷夏观都是以文化作为判别华夷的最高标准，《论语·子罕篇》有：“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朱熹注释道：“君子所居则化，何陋之有？”韩愈《原道》中也评论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放弃中原文化则会从华夏变而为夷狄。孟子也认可夷狄进而为中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同时又坚持“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其实主张在捍卫华夏文化基础上的夷夏单向转化，即夷可进而为夏，但夏应谨防退而为夷。两种看似矛盾的观念都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汉、唐、元、清这样中原王朝实力较为强大、“夷狄”地区威胁较弱的时期，孔子的夷夏互通互变说成为主流，在宋、明等王朝面临威胁性较大的“夷狄”政权时，士大夫则倡言“夷夏之防”，通过强调汉民族的优越性和对说明孔子认为通过文明的浸染可以使夷狄化而为华夏，“中国”身份的认同，纾解军事上的弱势带来的正统性危机。“中国”概念长期以来处于这种自我封闭和多元开放的交替演化中。

如果说各朝关于夷夏关系、孰为“中国”的经学阐释会随其国势强弱、政治需要而有所调整，检视古代地理志则会发现多部地理志都遵循着一以贯之的“中国”书写体例，即“疆域必系于九州”，通过建立历代版图与经典中的“禹迹”九州的联系，体现了各朝对历史“中国”的连续性和继承性的认同。《晋书·地理志》《隋书·地理志》两部地理志开创了“疆域必系于九州”的两种地理志编纂体例。记一朝地理的断代地理志和正史地理志如《太平寰宇记》《方舆胜览》《舆地纪胜》《明一统志》《清一统志》《新唐书·地理志》《宋史·地理志》《明史·地理志》等都采用了《晋书·地理志》形成的“州郡溯九州”体例，典制体通史的地理志如《通典·州郡》《文献通考·舆地考》《续文献通考·舆地考》等则采用了《隋书·地理志》开创的“九州统州郡”体例。

两种体例都以彼时并不真实存在的“九州”，记叙王朝实际版图，并作出结构上的调整。杜佑虽然质疑南越的地位，仍将唐代疆域糅合到上古地理划分的开端——《禹贡》九州当中，使唐代正州都成了自古以来的“中国”，并将“中国”扩大到了“九州”之外，而兼及汉代才纳入版图的古南越地区。“九州”此时已经不仅是一个经学观念，还是中国士人观念中自古以来的“中国”。通过回溯“九州”，唐代史家构建了一脉相承的历史“中国”，建立了唐代疆域的经典依据，使唐朝成为“禹迹”的继承者。虽然王朝实际版图随中原王朝更替而变化，但仍可以通过调整结构和邻接附入等方式将王朝疆域纳入“九州” 这一经典中的“中国”。这种回向经典的追溯和建构，使盛唐版图成为此后宋人疆域认同的基础，成为他们念兹在兹的“旧疆”。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各朝版图和行政建置变化渐趋复杂，“更置弥繁，愈分愈离，殊难牵合”，这一体例难以为继，清修典制体通史《续通典·州郡》就放弃了杜佑的“九州统州郡”体例，转而“以代相属”，各溯渊源。

“州郡溯九州”的体例以各朝设置的道、路、府、州等行政区划为单位追溯建置沿革的历史，体现了对王朝版图更为细化的记述和认知。以《禹贡》九州为源头进行建置沿革的历史建构的同时，“州郡溯九州”的体例还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在溯源“九州”的同时不回避起源于“九州”之外地区的历史，二是对建置沿革的记叙体现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华夏边缘地区通过华夷间的交融和互化，早就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通过更加细致的沿革梳理，“州郡溯九州”的体例展现出一个“九州”和“四夷”共同构成的多元一体“中国”的形成和发展，也印证了 “中国”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超越了民族和地域的文化概念。

作者简介

彭丽杰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