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高欢创建了并州本位政策，其核心是以并肆汾为根据地，让鲜卑化军人掌权，以消灭西魏为最高军事目标，形成鲜明的地域功能划分和用将布局。东魏北齐并非主动经略江淮，而是受限于并州本位政策，因应由侯景之乱所引发的与西魏北周、南朝梁陈竞争的政治形势。并州本位政策使江淮地区成为东魏北齐既不能投入过多资源，又不能轻易放弃的边地。这也是其最终丢失江淮的主因。江淮溃败加剧了北齐皇帝与勋贵宗王、六州军士的矛盾和冲突，使并州本位政策瓦解，最终导致北齐灭亡。

作者简介

薛海波，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教授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5年第10期

目    录

一、并州本位政策形成的客观条件、制度渊源及其性质

二、并州本位政策与侯景专制河南、经略江淮的关系

三、并州本位政策与东魏北齐轻视江淮之关联

四、并州本位政策与东魏北齐对江淮土豪的利用和压制

五、丢失江淮加速并州本位政策瓦解

结语：并州本位政策与北朝后期历史发展脉络之反思

学界对东魏北齐将核心军事政治资源配置在以晋阳为中心的并肆汾地区、诸帝常驻晋阳所具政治意涵的认知，长期停留在形成晋阳—邺城两都制、导致东魏北齐军政分离、胡汉冲突不断的表层之上，没有追溯其成因并将其置于东魏北齐政权全局予以认识，更未将其上升到类似陈寅恪先生“关中本位政策”这种理论层级的系统思考。北齐虽国祚不长，但不等于其没有立国之策。侯景之乱后，北齐尽取桐柏山、大别山以东，淮河两岸和长江以北的江淮之地，但江淮地区并未成为北齐南下进攻江南、谋划统一的前进基地，反而成为最先失去的地域，拉开了北齐灭亡的序幕。因此，江淮之争看似局部得失，实为牵涉东魏北齐大局的一条主线。地域经略涉及朝廷决策、资源调动和上层各群体的利益博弈，能动态反映国家战略布局、朝廷与地方势力关系变化、统治集团构成特性、地方管理体制成效等重要方面。本文以并州本位政策为中心，以经略江淮为视角，深化对以并肆汾地区为军政核心区的理论认识，探讨东魏北齐国家结构等深层问题。

一、并州本位政策形成的客观条件、制度渊源及其性质

北魏普泰二年（532），高欢击败尔朱兆攻占晋阳后，以晋阳的四塞地势，将大丞相府设置在此，派孙腾等亲信在都城洛阳监视、牵制其拥立的孝武帝。大丞相府是高欢行使执政权和军权的机构，高欢常驻晋阳，晋阳实际上已成为关东的政治中心。随后，高欢又将并肆汾及侨置在此三州的朔、云、蔚、燕、显、恒等六州，用以安置六镇军士，即“六州军士”。除“四塞”之势外，高欢将根据地确定在以晋阳为中心的并肆汾地区，与北魏末年北方胡汉各方势力分布有关。六镇在暴动中化为废墟，关中被贺拔岳、宇文泰等武川豪帅所占，河北大族虽曾因让高欢充当讨伐尔朱氏联盟的首领，将其迎入冀州，但高欢要避免北魏末年镇民与河北大族之间相互仇杀的重演，就不能将六镇军士及家属长期安置在冀州，因此，在消灭尔朱氏后，将大丞相府和六镇镇民安置在并肆汾地区，成为高欢唯一的选择。

孝昌元年（525），北魏邀柔然南下，协助镇压六镇暴动，叛军首领破六韩拔陵为躲避柔然，被迫率军南渡黄河。柔然借出兵之机，将其势力扩张到北魏六镇防线以南，漠南代北交界一带。东魏初，柔然已具备从代北大规模突入并肆腹地的能力。按照骑兵（精骑）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计算，柔然骑兵从代北至晋阳仅需两天有余。晋阳是中原王朝北伐塞北的主要通道，为防御柔然，高欢也要在以晋阳为核心的并肆汾屯驻重兵。

北魏永熙三年（534），孝武帝西入关中，宇文泰获得“挟天子而令诸侯，奉王命以讨暴乱”的政治优势，使西魏继承了北魏正统，成为东魏最大的威胁。高欢在驱逐孝武帝过程中，趁势占领河东、潼关及华州一带。河东“东连上党，西界黄河，南通汴、洛，北阻晋阳”的地理优势，使高欢以河东为前进基地，西渡黄河进攻关中。沙苑之战高欢大败后，西魏尽占河东，还夺取正平汾北等地，取得战场主动权。正平距晋州（今山西临汾）约140里，晋州至晋阳约525里，按照步兵轻装一天行50里计算，很快便可攻到晋阳。这使高欢在过世前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为夺回河东，几乎一直率军与西魏在正平、汾北一带拉锯作战。总之，北魏末年以来关东紧张的胡汉关系、抵御北边游牧民族南下、与西魏的拉锯战，是高欢将军队主力布置在并肆汾的三大重要因素。

高欢将政治中枢和军队主力集中在晋阳核心区的布局，还与北魏末年尔朱荣开创的霸府体制有很深渊源。尔朱荣集团一度控制北魏朝廷和北方各要地，可视为孝文帝汉化改革后胡化部落酋帅军事集团执政的一次尝试。六镇暴动后，北方混乱的政局使各方极为重视自身根据地的经营，尔朱荣尤为如此，“孝昌末，荣将拥众南转，与天光密议。既据并、肆，仍以天光为都将，总统肆州兵马。肃宗崩，荣向京师，以天光摄行肆州，委以后事……荣将讨葛荣，留天光在州，镇其根本”。河阴之变后，尔朱荣图谋称帝，却因内部反对而放弃，又因滥杀朝士，成为洛阳胡汉门阀的公敌，不敢在洛阳专权。迁都晋阳成为尔朱荣控制魏帝以专权的又一选项，虽未成功，但晋阳的重要性也因此而凸显。尔朱荣以晋阳为霸府，通过入朝觐见，在朝廷广布亲戚监视魏帝，掌握任官权以控制朝廷，对关东其他地区派遣宗族子弟或北族亲信担任州郡长官加以控制。这一权力架构使得尔朱荣能够保持其武力根本，利用晋阳军政中心的功能，对洛阳朝廷构成碾压之势。

高欢及六镇豪帅、六州军士与尔朱荣集团有诸多相似之处，如保存大量部落组织，多是鲜卑和鲜卑化汉人，盛行尚武豪侠之风，对胡汉门阀多有抵触，都将以晋阳为中心的并肆汾作为根据地，都面临如何与魏帝和胡汉门阀相处的问题。既然一味迷信武力的尔朱荣集团都无法做到摧毁门阀制、代魏称帝、迁都晋阳，以反尔朱氏、匡扶魏室为旗号起兵的高欢，要保持自身武力和专权地位，只能继承尔朱荣霸府体制。高欢要避免尔朱氏速亡的教训，就需将认同孝文帝汉化改革成果，维系魏帝权威，调和鲜卑化的六镇豪帅与门阀士族间的矛盾，吸纳门阀士族官僚以提高执政能力等汉化要素融进霸府体制中。高欢将霸府设在晋阳，以并肆汾作为武力核心区，都城由洛阳迁至邺城，看似是以并肆汾为中心的地域功能划分，实际上是高欢从协调胡汉全局出发，包容各方政治势力的国策，笔者将其归结为“并州本位政策”，其主要目标和内容如下：

与宇文泰通过建府兵和行周礼为核心，整合关中胡汉为一体的“关中本位政策”相比，高欢的“并州本位政策”主要是在继承孝文帝汉化改革成果的基础上，以消灭西魏、争夺正统性为目标，划分并调和六镇勋贵、河北大族、洛阳胡汉门阀等统治集团各方之间的利益和关系。

在军队组成上，以脱胎于六镇兵的六州军士为主力，沿用北魏鲜卑军户制，但六州军士在政治经济地位上要高于北魏时期六镇的镇民，是有功于国家的“勋人”。汉人虽有兵役，但主要从事农耕。高欢以此分工来调和胡汉关系：“欢每号令军士，常令丞相属代郡张华原宣旨，其语鲜卑则曰：‘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与六州军士有部属、部落、同乡关系的六镇豪帅被授予勋贵地位和特权，高欢将其作为执政核心。如高欢弥留之际嘱托其嫡子高澄要依靠勋贵：“今四方未定，勿遽发哀。厍狄干鲜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并性遒直，终不负汝。可朱浑道元、刘丰生远来投我，必无异心。贺拔焉过儿朴实无罪过，潘相乐今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当得其力。韩轨少戆，宜宽借之。彭相乐心腹难得，宜防护之。”重兵和将帅勋贵集中在并肆汾，使高欢及北齐诸帝必须常驻晋阳，通过大丞相府及后来的尚书并省掌握军政大权。为压制勋贵，高欢大力任用高氏宗王子弟掌军领政，这使得他们与勋贵之间虽有权力之争，但双方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都系于政权存续，双方又需相互联合。

政治文化上，高欢所占关东经济富庶、华夏文化深厚，是孝文帝改革的核心区。孝文帝改革是周礼与关东社会农业化、门阀化等趋势相结合的产物。关东是生活在孝文帝汉化改革下的社会，“礼俗之叙，粲然复兴，河洛之间，重隆周道。巷歌邑颂，朝熙门穆，济济之盛，非可备陈矣”。由此，高欢不需要如宇文泰一般以复兴周礼来团聚关东胡汉族群，只要遵循“太和旧事”即可。如高欢为表明拥护孝文帝汉化改革，两次拥立孝文帝嫡系子孙为帝，将其视为执政正统、团结胡汉门阀士族和地方豪强的精神纽带。高欢虽因洛阳处在西魏威胁之下迁都，但并未如尔朱荣欲迁都晋阳，而是将都城选在孝文帝南迁时的备选地邺城。高欢的邺都规划如陈寅恪所论完全依照“太和旧事”，“其宫市位置及门阙名称无一不沿袭洛都之旧，质言之，即将洛阳全部移徙于邺是也……东魏及高齐之邺都之新构，乃全袭北魏太和洛阳之旧规”。高欢、高澄继承孝文帝改革后的汉化官制，废除不利于门阀士族任官的“停年格”，选官向门阀士族倾斜，“元象元年，（高澄）摄吏部尚书。魏自崔亮以后，选人常以年劳为制，文襄乃厘改前式，铨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书郎，妙选人地以充之”。陈寅恪对此予以高度评价：“所谓‘妙选人地’，即‘选用汉化士族’之意义，故高氏父子既执魏政……洛阳文物人才虽经契胡之残毁，其遗烬再由高氏父子之收掇，更得以恢复烬盛于邺都。”

孝文帝迁洛后，文化经济的繁荣吸引大量西域胡人来到洛阳。他们通过经商和传播佛法融入北魏朝廷。北魏末年朝廷仍弥漫着浓郁的西胡之风。即使是汉化改革代表的北魏皇帝也深受胡风影响。如蜜多道人因能讲胡语，被孝明帝视为亲信，置于左右。虽然汉人士族大量进入官僚体系，但胡族酋帅仍是北魏统治集团所倚靠的重要军事力量。如契胡酋长尔朱荣其女为孝明帝嫔妃，其集团迅速壮大离不开孝明帝的大力扶持，甚至被孝明帝当作与胡太后争权的主要依靠。尔朱荣的鲜卑化特征并未因孝文帝汉化改革而消失，“荣虽威名大振，而举止轻脱，正以驰射为伎艺，每入朝见，更无所为，唯戏上下马……每见天子射中，辄自起舞叫……及酒酣耳热，必自匡坐唱虏歌，为《树梨普梨》之曲。见临淮王彧从容闲雅，爱尚风素，固令为敕勒舞。日暮罢归，便与左右连手蹋地，唱《回波乐》而出”。尔朱荣是北魏末在朝廷任职或盘踞地方的众多胡族部落酋帅的缩影。北魏朝廷禁卫军和军队将领中有大量胡族酋帅，可见，北魏末鲜卑化仍盛。

恪守“太和旧事”，也意味着高欢要继承与之相伴生的弥漫于洛阳朝廷的西胡和鲜卑之风。北魏后期门阀士族与鲜卑武人冲突、勋贵沉溺于西域歌舞游戏的西胡化等弊端也要延续到东魏北齐。西域胡人在东魏北齐朝廷地位很高，“西域丑胡、龟兹杂伎，封王者接武，开府者比肩。非直独守弄臣，且复多干朝政”。因此，并州本位政策在政治文化上主要是恪守、推进“太和旧事”，用胡汉混合、融合的政治文化，将胡汉门阀士族乃至胡化酋帅凝聚起来，为其武力专权裁制一件正统的外衣。这一特征显然无法用晋阳—邺城两都制军政功能分离的模式来解释，也不能用支持汉化反对胡化或者支持胡化反对汉化来解释，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北齐鲜卑化的风气极盛，鲜卑化贵族反对汉人和汉化胡人”的看法，较难成为认识东魏北齐史的主轴。

总之，并州本位政策的本质是高欢用继承、恪守孝文帝汉化改革成果的制度，来包装以并肆汾为根据地的鲜卑化军人掌权的国策。作为并州本位政策下军事核心势力的高齐皇室、六镇勋贵以及六州军士在汉化制度的包裹、熏染和影响下，必然要在地域、政治、血缘的自我抗争和主动接受，乃至与他者的冲突中，褪去西胡和鲜卑化，完成汉化。因此，并州本位政策虽是国策，但内部变动剧烈，作为“缩小版北魏”的东魏北齐的历史就是并州本位政策形成、施行和瓦解的历史。

二、并州本位政策与侯景专制河南、经略江淮的关系

并州本位政策的军事目标是消灭西魏，争夺正统性。河南处于抵挡宇文泰经崤函道东出的前沿，也是策应、支援高欢进攻河东、关中的基地。高欢消灭尔朱氏、建立东魏的主力武装是六州军士和河北大族武装。由于大部分六州军士驻扎在并州，高欢只能将高昂统帅的数万河北大族武装部署在河南。天平四年（537），高昂被高欢授予军司、大都督统率七十六都督。军司属于征讨作战中协调大都督和行台行动的官职，可见，高昂不仅统帅河南驻军，也可参与行台政务。如由高昂单独主导河南，有形成割据的可能。因此，高欢还任用侯景为掌握河南、经略关西军政大权的西道大行台，率领任祥、刘贵、尧雄、万俟洛等少数六镇勋贵一同驻军虎牢。

并州本位政策中消灭西魏的军事目标，使高欢将能征善战的斛律金、外甥段韶、内兄韩轨、亲信潘乐、莫多娄贷文等大多数六镇勋贵部署在并肆汾核心区。河南是拱卫并州的战略侧翼，牵涉西魏、萧梁、河南土豪及各派将领，需处理的政治军事形势极为复杂，即使有当地作战经历的一般六镇勋贵亦很难胜任，需要任用军政经验丰富、能独当一面的将帅。侯景在六镇勋贵中资历最高，任官和作战遍及河北、河南、青齐、淮北，也最为了解宇文泰、贺拔胜等西魏诸将，且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与高昂等河北大族关系良好，熟悉东魏权力运作，又多谋算，与勇武、冲动的高昂正好互补，最适合担任河南军政统帅。

驻防河南的河北大族武装与六镇勋贵所率的少量六州军士，虽有共同作战的经历，但双方为争权夺利，加上在河北暴动中结下的仇恨，使双方关系常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如上文所论，侯景与高昂所率的河北大族武装多次配合作战，侯景属于能被高昂等河北大族所接受的六镇勋贵。因此，侯景出镇河南也承担有调和双方关系的重任。元象元年（538），高昂所部在河桥之战中失利，高昂在逃至河阳南城时，守将高欢从祖兄子高永乐闭门不纳，置高昂于死地。这是六镇勋贵对河北大族的公然挑衅，高昂所统七十六都督对此却未有反应，说明侯景具备安抚、调和双方关系的能力。河南胡汉军队共驻的驻军结构，加上东魏在河南与西魏、萧梁军事对峙长期化，故在高昂死后，高欢只能任用侯景独掌河南军政。

兴和四年（542），高欢攻打西魏在河东的防御核心玉璧要塞（今山西稷山县西南），为保障侧翼安全，任侯景兼尚书仆射、河南道大行台，授予“随机防讨”萧梁、西魏军事全权。武定四年（546），高欢计划再次攻打玉璧，为使侯景北上配合，授侯景河南大将军、大行台。从河南道行台变为大行台，说明侯景管辖范围的扩大。高欢授予其河南大将军、大行台，应是从级别和权限上，明确侯景为黄河以南的最高军政长官。故侯景在致梁武帝信中说：“黄河以南，臣之所职，易同反掌。”可见，侯景由与高昂共治河南，到独揽河南军政，是并州本位政策消灭西魏军事目标演进的必然结果，而非高欢扶持所致，这也是侯景能镇守河南十余年的原因之一。

高欢围攻玉璧的兵力，包括并肆汾的六州军士和山东之众，兵力达20万左右，玉璧大败，损失兵力达7万。侯景治下河南驻军包括六镇勋贵所统的少量六州军士，以及地方州军和西魏投附武装，虽比较庞杂，但兵力达到10万。这使玉璧之战后，侯景成为东魏末六镇勋贵中几乎与高欢并肩的将帅。这既是侯景轻视高欢世子高澄、反对高澄继位掌权的底气；也是高澄必须除掉侯景，侯景叛乱必然爆发的根本原因。

六镇暴动后，萧梁趁乱频频由淮南北伐，势力影响达到青齐地区。如上所述，六州军士主要集中在并肆汾及北边，从并州的军事需要和过长的交通线来看，六州军士无法大量抽调南下。河南与淮北、淮南在地理上相接，交通上有众多河流可资利用。河南驻军可通过河运迅速到达淮北、淮南。出于地理交通和战力考虑，高欢只能从河南调兵，与萧梁争夺淮北。如天平二年（535），在高欢抵御元庆和北伐淮北的军力部署中，除窦泰所率据守南兖州城父县（今安徽亳州市东南）的3万人外，其他主要来自河南驻军。如高昂率军3万在北扬州项县（今河南淮阳县），侯景率军3万在彭城，洛州刺史韩贤率州兵守南兖州（州治今安徽亳州市），豫州刺史尧雄率州军守北扬州南顿县（今河南项城市西北）。由于河南面对的西魏威胁要大于萧梁，有时东魏也将淮北驻军调往河南参战。如天平四年（537），高欢为发动沙苑之战，需要在河南方向发动进攻牵制西魏，就从淮北调东南道大行台、徐州刺史任祥，二豫扬郢四州都督、豫州刺史尧雄，西南道行台、御史中尉刘贵与侯景、高昂等共驻军虎牢。

由上可见，在高欢看来，河南与淮北属于同一大战略区，河南驻军及将领肩负经略淮北的重任，淮北州军是河南的支援力量。这使侯景在淮北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也是武定五年（547）侯景发动叛乱时能与“河南牧伯，大州帅长，各阴结私图，克相影会”，举河南、淮北十三州降萧梁的原因。但河南为四战之地，加之手下军队构成过于庞杂，使侯景无法率军北上与六州军士决战，也没有实力长期对峙。于是，侯景先向西魏求援，结果反而丢掉东荆州、北荆州、鲁阳、长社等州城，最后只好投奔萧梁。

侯景据河南、淮北叛乱，是并州本位政策下东魏统治集团、统治区域、军功勋贵的一次大分裂，并州和邺城暴露在西魏、萧梁的威胁之下。这使高澄不得不直面江淮问题，只能连续从并州抽调军功勋贵，率六州军士主力南下淮北平叛。高澄在寒山击溃萧渊明的梁军主力，收复悬瓠、项城等淮北重镇后，一度任命东南道行台尚书、东徐州刺史辛术为淮南经略使。但由于要收复侯景向西魏让出的颍川等地，高澄无力再向淮南扩大战果，遂主动与萧梁媾和，并非如李万生所论高澄要借媾和来离间梁武帝与侯景的关系。

而利用投降的北魏宗王和降将北伐，建立亲梁政权，是梁武帝对北朝的一贯政策，后因侯景镇守河南才告中止。侯景主动献土，梁武帝无法拒绝。这应视为梁武帝收留降附的北魏宗王、将领作为北伐主力，在政治、军事上加以利用——火中取栗模式的重演。如太清元年（547）十月，梁武帝在侯景的请求下，诏遣太子舍人元贞为咸阳王，由侯景护卫北伐。然而萧梁朝野都将与东魏军对抗的希望寄托在侯景身上，疏于备战。这也正是梁武帝为接应侯景，先后派羊鸦仁、宗王萧范分率精兵数万从悬瓠、穰城北伐，萧渊明率梁军主力十余万围攻彭城，皆在东魏反击下惨败的原因。随后侯景军在慕容绍宗军围攻下于涡阳惨败，渡淮退守寿阳。对萧梁而言，仅存“八百人”的侯景军，已失去政治、军事价值，加之自身军力在淮北损失惨重，无力再战。因此，梁武帝以侯景换回萧渊明为条件，接受东魏高澄议和的提议。萧梁与东魏议和，使侯景处于双方夹击态势之下。太清二年（548），侯景为自保掀起叛乱，攻陷建康，囚梁武帝，控制建康朝廷。萧梁宗室、淮南地方州刺史乃至原侯景部将，或为对抗侯景，或为自保，纷纷据州郡降附东魏。因此，是侯景之乱将东魏由淮北引入淮南，而非东魏主动经略淮南。

太清三年（549）年底，萧梁雍州刺史岳阳王萧詧，主动向西魏称藩。宇文泰遂制定经略江汉的策略，派杨忠都督三荆等十五州诸军事，镇穰城（今河南邓州）。太清三年年底至大宝元年（550），杨忠连克下溠戍（今随州西北）、随郡、安陆、竟陵、石城（今钟祥）等城，占领襄宛、汉东，河南、淮南处于西魏威胁之下，迫使北齐不得不经营江淮。

总之，经略江淮不是东魏北齐统治集团主动做出的战略决策，而是从属于并州本位政策，被动适应南北朝后期东西、南北政权竞逐的结果。这导致东魏北齐虽定都邺城，但不能像后赵、前秦乃至迁都洛阳后的北魏那样持续大规模南进，反而继续投入军力与西魏对峙；在侯景之乱引发长江南北动荡后，东魏北齐经略江淮进展缓慢；在西魏占领襄阳、陈霸先于江南站稳脚跟，对北齐形成战略包围的情况下，为挽回战略颓势，压制南陈北进趋势，北齐反而持续南侵江南。

三、并州本位政策与东魏北齐轻视江淮之关联

从东魏武定六年（548）侯景之乱爆发，淮南诸州降附东魏，至北齐天保六年（555）萧梁江北最后的据点秦、谯二州被北齐占有，历时七年，江淮地区完全被北齐占据。李万生认为东魏北齐之所以屡次错失侵梁时机，与和西魏的颍川之战，以及高澄被刺、高洋称帝、山胡不宾等内因和契丹、柔然、突厥侵边等外患有关。然考诸史实，李说仍有解释未及之处。

武定六年八月至七年（549）六月，东魏收复洛阳以西失地，与西魏在河南形成相持局面，随即将六州军士调回并州。武定七年八月，高澄被刺，其弟高洋随即获得宗王勋贵拥护，至武定八年（550）五月就完成代魏建齐。高澄遇刺、高洋建齐是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的，东魏北齐最高权力交接平稳顺利，对朝政、军队并没有造成多大影响。山胡经高欢屡次讨伐，至高洋建齐时早已衰落。契丹在北齐建立后朝贡不绝，虽在天保四年（553）九月入塞抢掠，但达不到高洋亲征北边的程度。至于柔然，高欢与柔然频繁联姻，使其对东魏边境的侵掠大幅减少。天保三年（552）二月，柔然主阿那瓌被杀，部落分裂。此后，柔然不再具备大规模侵扰北齐的能力。突厥后虽取代柔然成为草原霸主，但仍无法与六州军士抗衡。如天保四年，高洋为接应柔然归附，从晋阳亲自率军北讨突厥，突厥随之请降。可见，山胡、契丹、柔然、突厥皆不足为北齐大患。

高洋连续亲自北征与并州本位政策有关。并州本位政策使统帅六州军士的六镇勋贵，具备左右皇位继承的实力。高洋在高澄执政时，长期韬光养晦，被高澄和六镇勋贵群体所轻视，高洋称帝后迫切需要建立军功，强化自身权威。《北齐书·文宣帝纪》载，高洋在讨伐契丹时，“露头袒膊，昼夜不息，行千余里，唯食肉饮水，壮气弥厉”。李百药评价其“每临行阵，亲当矢石，锋刃交接，唯恐前敌之不多，屡犯艰危，常致克捷”。北齐与西魏在河东、河南的军事对峙陷入相持状态，高洋将威胁较小的游牧民族作为讨伐对象，不失为博取军功、树立权威的良策。随着高洋北伐屡屡获胜，六镇勋贵的忠诚也随之深化，其政权也得以稳固。

六镇勋贵长期生活在胡族部落组织盛行的六镇地区，其自身多为部落酋长。这使其群体在东魏建立后，仍保有部落组织和大量的牲畜、奴隶等游牧经济成分。高洋频频发动对北族的战事，则可维护和扩大勋贵的经济利益，获得六州军士的支持。《北齐书·文宣帝纪》载，天保三年（552）春，高洋亲讨库莫奚于代郡，“获杂畜十余万，分赉将士各有差；冬，高洋亲逾山岭，为士卒先，指麾奋击，大破契丹，虏获十万余口、杂畜数十万头，潘乐又于青山大破契丹别部，所虏生口皆分置诸州”。天保五年（554）春，高洋从离石道讨山胡，“咸阳王斛律金从显州道，常山王高演从晋州道，掎角夹攻，大破山胡，斩首数万，获杂畜十余万”；三月至七月，高洋连败柔然，获庵罗辰妻子及生口三万余人。天保六年（555）秋，高洋亲率轻骑五千追茹茹，“躬当矢石，频大破之，遂至沃野，获其俟利蔼焉力娄阿帝、吐头发郁久闾状延等，并口二万余，牛羊数十万头”。而淮南主要是攻城作战，耗时长、消耗大、收益小，加之水网纵横、气候湿热，非习惯骑兵作战的勋贵和六州军士所愿，其难度也远非讨伐北边游牧民族所能比。因此，不应将北齐经略江淮缓慢归结于内忧外患，而是高洋为巩固皇位，拉拢勋贵宗王连年北讨游牧民族，未将经略江淮放在首要位置。

从行台长官人选也能看出东魏北齐对江淮的轻忽。江淮诸州由东南道行台、扬州道行台统辖，与并肆汾、北边、河南等地行台长官多为擅长统军作战的勋贵相比，此两行台长官（由出身北魏高门士族的辛术、卢潜长期担任）更善于行政管理，指挥作战非其所长。仅靠两行台所统州军，要攻占淮南、江北的据点要地非常困难。如天保元年至二年（550—551），在侯景军主力远在长江流域扩充地盘的有利形势下，行台辛术率军三次围攻阳平（今江苏淮阴）均被侯景军击败。

由此，北齐不得不从邻近的河南、青齐调兵支援江淮战事。如武定七年（549）七月，高澄趁侯景夺下建康，逼取合肥时，调派的是青齐方向的西兖州刺史李伯穆所率州军。十二月底，高洋派镇守河阳的潘乐率河南驻军5万袭取司州（治义阳，今河南信阳）。天保四年（553），南梁军围攻广陵，高洋令兖州刺史叱列平统河南诸军增援。因此，北齐若要在江淮发动大规模战事，必须跨地域调集军队。如天保三年（552）三月，北齐趁侯景败亡之际，以清河王岳为使持节、南道大都督，司徒潘相乐为使持节、东南道大都督与行台辛术，都督河北大族高季式、合州刺史斛斯昭、郑州刺史暴显、兖州刺史叱列平、晋州刺史步大汗萨、胶州刺史慕容俨等率众南伐，连下广陵、阳平、历阳等江北要地。在上述调动过程中，涉及北齐皇帝决策、草拟发布诏令等流程，还有河南、徐兖、并肆汾各地区胡汉军队的行军部署，统军将帅关系协调，后勤物资运输等诸多事务，皆增添了南征的难度。统兵将领众多，职权又互相交叉，战前统帅层意见分歧、矛盾重重乃北齐江淮征讨军的常态。如天保七年（556），北齐派萧轨率李希光、东方老、裴英起、王敬宝诸将统军十万渡江取建康。“五将名位相侔，英起以侍中为军司，萧轨与希光并为都督，军中抗礼，不相服御，竞说谋略，动必乖张”，导致十万大军全军覆没。

总之，东魏北齐并非“不愿花大兵力与侯景相争”，“让侯景与梁人厮杀，以使自身不太深地卷入梁的内乱”，而是缺少在江淮地区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只能采取招降纳叛、乘机夺取江北据点的策略。并州本位政策使得东魏北齐无法以江淮为基地趁萧梁大乱而南进，然而，江淮“西连汝、颍，东道楚、泗，为建业之肩背，中原之腰膂”的地缘优势，又使其成为东魏北齐不能放弃的战略性边地。

四、并州本位政策与东魏北齐对江淮土豪的利用和压制

江淮素为豪强纵横之地，要在江淮立足，就需得到江淮土豪的支持。侯景之乱前，萧梁朝廷对淮、汝、潼、泗等新收复之地课以重税，“天下户口减落……而关外弥甚，郡不堪州之控总，县不堪郡之裒削，更相呼扰，莫得治其政术，惟以应赴征敛为事”。江淮土豪也难以幸免，如谯州刺史萧泰至州，“便偏发人丁，使担腰舆扇伞等物，不限士庶。耻为之者，重加杖责，多输财者，即放免之，于是人皆思乱”。这也是刘神茂、董绍先、庄铁、夏侯譒等江淮土豪支持侯景，使其短时间能连下谯州（今安徽滁州）、历阳（今安徽和县）等要地，渡江占领建康的重要原因。

侯景攻入建康，控制朝政后，矫诏：“北人在南为奴婢者，皆免之，所免万计；景或更加超擢，冀收其力。”侯景扩军带有引发江南北人群体性暴乱，使依附民奴婢身份解放的性质。如放任侯景控制江淮，无疑会严重损害江淮土豪的利益，这也是江淮土豪又倒戈投奔东魏的重要因素。江淮土豪将东魏视为讨伐侯景可倚仗的力量。武定八年（550）正月，前江都令范阳祖皓袭取广陵，斩侯景所任南兖州刺史董绍先，推前太子舍人萧勔为刺史，结东魏为援。然因并州本位政策，东魏在江淮兵力有限，东南道行台辛术又不能为救援祖皓而调遣六州军士南下，最终在侯景军围攻下，祖皓战败，广陵被屠。通过此战，江淮土豪意识到东魏只是利用其群体投附，试图以最小代价占据江淮，并没有为江淮土豪安危发动攻势的考虑。

东魏北齐经略淮南，正值梁武帝大量发行铁钱，引发通货膨胀和紧缩交替出现、物价剧烈波动的经济危机时期，淮南也不例外。然而，淮北长期处于北朝统治之下，货币使用不及南方普遍，长期处于通货紧缩状态。为确保淮北不受影响，东魏北齐对淮南继续施行“淮禁”政策。如乾明元年（560），齐州刺史崔季舒因“遣人渡淮互市”被弹劾。北齐虽在荒年实行两淮粮食调剂，但“淮禁”使两淮在经济上无法连为一体，江淮土豪不能利用两淮归于一统的机会获取利益。

以寿阳、广陵为中心的淮南稻米、鱼盐等物资，与以江陵、吴郡为中心的江汉、三吴经济区的丝绵布帛等物资，原本流通密切。东魏北齐占据淮南后，先后与侯景及南朝交战，淮南与江南之间的贸易也受到政府管制。如都督高季式在随司徒潘乐征讨江淮时，私使乐人在边境交易而被禁止。高昂死后，高季式继为河北大族部曲武装领袖，因在边境私自贸易而被惩治，东魏对淮南贸易管制之严可见一斑。那么，未能跻身政权高层的江淮土豪，与江南私自贸易就更加困难。并州本位政策使东魏北齐要从各地征集物资，来保障以晋阳为核心的并肆汾三州。江淮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家资富有的江淮土豪，自然是东魏北齐朝廷横征暴敛的对象。《北齐书·卢潜传》载：“逮天统、武平中，征税烦杂……诸商胡负官责息者，宦者陈德信纵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县征责。又敕送突厥马数千匹于扬州管内，令土豪贵买之。钱直始入，便出敕括江、淮间马，并送官厩。由是百姓骚扰，切齿嗟怨。”因此，即使北齐给予江淮新附诸州“十年优复”的待遇，也难以实现收揽江淮人心的效果，无法化解江淮土豪与东魏北齐在经济上的尖锐矛盾。

北齐天保元年（550），高洋“简华人之勇力绝伦者，谓之勇士，以备边要”。江淮民风彪悍，“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江淮土豪必然是“华人勇夫”的选择对象。如寿阳土豪陶蛮朗在侯景叛乱后，通过“英选江北豪家”途径从军。受并州本位政策以六镇勋贵和河北大族为主的用人政策的影响，东魏北齐江淮州郡长官主要由河北大族武装将领（封子绘、封子绣、东方老、李希光、王敬宝）、被贬的大官僚（祖珽、杜弼、刘逖）和胡汉士族（源彪、和士休、和绍隆、赫连达、元子邃、李希礼、李稚廉），以及早年跟随高欢征战的六镇勋贵（慕容俨、尉瑾、独孤辟恶、鲜于世荣、独孤忻、傅长兴、刘通）来担任。这使得江淮土豪只能靠军功获得较低的官位，无法跃升为州郡长官和军队主要将领。如陶蛮朗，用了近20年时间，至武平三年（572），才凭借战功被敕授为戎招将军（正七品上）。 

江淮是东魏北齐经略江南的前沿，大规模的水军招募、水运及造船是北齐南侵江南的必备条件。如天保四年（553），齐主令原侯景降将郭元建在合肥治水军二万余人，意图进攻建康。天保六年（555），北齐为支援王僧辩部将徐嗣徽等人南征，派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刘仕荣、淮州刺史柳达摩领兵万人，于胡墅渡米粟三万石、马千匹，运至石头。天保八年（557），北齐朝廷敕令合州刺史封子绘为大使，总监营造船舰数千艘。这些任务只能由熟悉江淮地理环境、擅长水战且拥有财力的江淮土豪承担。然而，北齐在天保时期的渡江作战均以惨败告终，“其后南征诸将，频岁陷没，士马死者，以数十万计”，参战和提供支援的江淮土豪损失巨大。这使江淮土豪对北齐统治十分不满，“齐政烦赋重，江北之民不乐属齐”。

政治上利用，经济上管制盘剥，军事赋役上压榨驱使，使江淮土豪对北齐离心离德。萧梁承圣元年（552，北齐天保三年）四月，侯景之乱被梁元帝部将王僧辩和陈霸先平定，江淮土豪曾试图借助梁元帝力量推翻北齐在江淮的统治，“其豪杰数请兵于王僧辩”，王僧辩 “以与齐通好，皆不许”。江淮土豪遂将反齐希望寄托于陈霸先，“广陵侨民朱盛、张象潜结兵袭齐刺史温仲邕，遣使来告，高祖（陈霸先）率众济江以应之。会齐人来聘，求割广陵之地，王僧辩许焉，仍报高祖。高祖于是引军还南徐州，江北人随军而南者万余口”。上万人跟随陈霸先渡江，说明陈霸先在江淮土豪和普通民众中拥有很大号召力。

天保四年（553）十二月，东楚州土豪东方白额杀长吏，降萧梁，江淮州郡纷纷起兵响应。胡三省认为其原因即为“江、淮之民苦于齐之虐政，欲相率而归江南”。江淮土豪反齐暴动正是陈霸先向江北扩展的好机会，这使东方白额的反齐暴动，变成了陈霸先与北齐军的对决。天保五年（554）正月，陈霸先率军大举渡江攻广陵，围泾州，遣晋陵太守杜僧明率众支援东方白额，将领尹思令率万余人袭盱眙，吴明彻率众攻围海西。二月，高洋令冀州刺史、六州大都督段韶率数万名六州军士南下，在东南道行台辛术所率诸州军配合下，将各路梁军击退，至七月才攻下宿预，诛杀东方白额及其诸弟。可见，江淮土豪战力之强，即使面对北齐军主力也毫不逊色。江淮土豪与陈霸先联合，足可危及北齐在江淮的统治。天保后期北齐两次大规模南侵建康，虽有扶持亲齐政权的考虑，但也有防止江淮土豪与陈霸先联合的意图。这是北齐在南侵建康时，不敢放权任用江淮土豪的原因。

《隋书》卷24《食货志》载，高洋执政时在北边兴修长城，南征梁陈损失巨大；在内大修宫殿，所役甚广；贪官污吏与豪党兼并，使大量小农沦为荫户，户口租调十亡六七。至高洋执政后期，北齐国家财政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地。为节省开支，天保七年（556）年底，北齐开始并省州郡县镇戍。作为江淮战略区腹地的两淮，是北齐并省州郡县的重要地域。如天保七年，北齐总共并省3州、153郡、589县、2镇、26戍。其中，所废州（西淮州、汴州、沙州）均在淮河流域。天保七年两淮并省85郡，占总废郡的55.56%；废273县，占总废县的46.35%。其原因一是淮河流域确实存在《北齐书·文宣帝纪》所载“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的情况。并省州郡县，既可节省北齐在江淮的统治成本，又可提高其管辖效率。二是江淮乃北齐国力和军力最为薄弱的地区。天保六年、七年北齐两次大规模南侵建康均遭惨败，为防止江淮土豪趁机叛乱，北齐需大幅削弱他们在当地的政治势力。《隋书·百官志中》载北齐下下州属吏232人，下下郡属吏103人，下下县属吏30人。假设所并省郡县均为下下郡县，85郡有郡属吏8755人、273县有县属吏8190人，这些人都将失去官职。因此，天保七年并省州郡县，无疑将大量两淮土豪势力挤出了郡县官僚体系。如在东方白额叛乱的东楚州、东徐州、睢州、潼州等淮泗地区，废郡比例达25%—50%，废县比例高达50%—75%。很明显，北齐有借并省州郡县削弱当地豪强势力的意图。

梁敬帝绍泰元年（555）至太平二年（557）十月，陈霸先除掉王僧辩，代梁建陈，对江淮土豪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吸引力。而梁元帝亲信王琳在萧绎被杀后，占据湘郢二州向北齐称臣，获得北齐的政治军事支持，被陈霸先视为最大威胁。北齐天保十年（559），王琳军在芜湖被陈军击溃，“船舰溃乱，兵士投水死十二三，其余皆弃船上岸，为陈军所杀殆尽”，王琳投奔北齐。《北齐书·王琳传》记载，王琳虽出身会稽兵家，但“果劲绝人，又能倾身下士，所得赏物，不以入家”，“军府佐吏千数，皆识其姓名。刑罚不滥，轻财爱士，得将卒之心”，侯景之乱后，上万“江淮群盗”加入其军成为主力，北齐转而支持王琳，利用王琳的威望调动江淮土豪，以保江淮。

王琳投奔北齐，正值孝昭帝高演发动乾明政变获得皇位之时，北齐和北周于此时已形成均势，北边又有长城能抵御北族，唯江淮地区有发动攻势、树立威信的可能。由此，高演先后将合肥、寿阳等淮南重镇交给王琳镇守，让其“更图进取”，超除其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高于淮南最高军政长官、扬州道行台卢潜的仪同三司（正二品），并授予其“部下将帅悉听以行”的人事专权。

王琳虽在芜湖一战中损失惨重，但其部曲义故多在扬州。北齐皇建二年（561），高演遣王琳出镇合肥，“鸠集义故，更图进取。琳乃缮舰，分遣招募，淮南伧楚，皆愿戮力”。高演重用王琳镇淮南，授予其实权，客观上存在王琳借南侵江南，纠合江淮土豪东山再起、割据淮南的可能。高演为牵制王琳，敕命卢潜与王琳共同征讨江南。卢潜长期任职江淮，深知在没有六州军士南下为主力的情况下，仅凭江淮诸州没有胜算，即使成功，王琳必然会以战功和江淮土豪的支持割据淮南，遂以“时事未可”反对。皇建二年年底，高演病逝，其弟高湛继位。高湛忙于削弱宗王、巩固皇位，不希望王琳在江淮进行军事冒险，也不愿再与南陈交恶，遂支持卢潜。政治地位与职权的矛盾、战略意图的冲突，使王琳与卢潜间的矛盾迅速激化。为保持淮南政局稳定，高湛将王琳调任沧州刺史，后以特进、侍中的身份，长期在邺都朝廷中任职。

武平四年（573），南陈吴明彻北伐江淮，北齐朝廷在淮南崩盘之际，又考虑到王琳在江淮的威望，幻想其还能招抚三四万人，敕令其与尉破胡所领的援军共同经略江淮。在尉破胡军吕梁惨败后，又许王琳招募江淮土豪，与卢潜共守寿阳。王琳虽得到寿阳土豪死力拥护，坚守孤城四月，但其号召力早已不复当年。在吴明彻北伐之时，江淮土豪纷纷向南陈纳质输诚，如陈后主诏书中所说，“中岁克定淮、泗，爰涉青、徐，彼土酋豪，并输罄诚款，分遣亲戚，以为质任”。江淮土豪大多帮助陈军北伐攻城，“缘江城镇，相续降款”，“淮北、绛城及谷阳士民，并杀其戍主，以城降”，“淮、泗义兵相率响应，一二日间，众至数万，遂克淮阴、山阳、盐城三郡，并连口、朐山二戍”，成为陈军在淮南势如破竹的重要原因。

总之，受并州本位政策制约，东魏北齐在江淮地区采取利用并压制江淮土豪的政策，双方在政治、经济和赋役等方面的矛盾激化，无法融为一体，迫使江淮土豪选择投奔南陈，导致北齐丢失江淮。

五、丢失江淮加速并州本位政策瓦解

受并州本位政策影响，北齐“待遇淮南，失之同于蒿箭”，朝廷大部分大臣不支持南下支援淮南。《北齐书》卷25《王纮传》：“陈人寇淮南，诏令群官共议御捍。封辅相请出讨击。纮曰：‘官军频经失利，人情骚动，若复兴兵极武，出顿江、淮，恐北狄西寇，乘我之弊，倾国而来，则世事去矣……众皆同焉。’”高湛继位后，北齐在河东方向就已处于守势，“惧周兵之逼”，很难从并肆汾大量抽调六州军士南下。如深谙江淮局势的源彪，在与赵彦深商讨如何抵御南陈时说：“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诸将，数千已下，复不得与吴楚争锋，命将出军，反为彼饵。”

虽然六州军士不能大批南调，北齐为保住江淮、抵御南陈，仍派领军将军尉破胡统率步骑五万支援淮南。然而，尉破胡并不适合担任统帅，“尉破胡人品，王（赵彦深）之所知。进既不得，退又未可，败绩之事，匪朝伊夕”。尉破胡军前队有“苍头”“犀角”“大力”之号，皆身长八尺，膂力绝伦，其锋甚锐。又有西域胡，妙于弓矢，弦无虚发。虽然有些西域胡军事技能很高，但尉破胡军更似临时拼凑而成的乌合之众，在与南陈军交战后一败击溃。为策应尉破胡军，尚书左丞、文士陆骞率兵二万从淮西巴、蕲出动，也被南陈击溃。由上可见，北齐末年皇帝和恩幸控制的邺都朝廷，很难找到能统军出征的将帅，无法组织与六州军士相当的野战部队。

东魏北齐有调河南驻军支援两淮作战的惯例。在吴明彻围攻寿阳之际，河南行台尚书右仆射、洛州刺史皮景和怯懦不敢进，顿兵淮口，在寿阳被攻陷后，才在朝廷敕令催促下渡淮，被南陈军击溃，“器械军资，大致遗失”。河南军是北齐抵挡北周东出的主力之一，皮景和畏战及河南军被南陈军击败的惨状，使北周看出北齐军战力衰退巨大，坚定了出兵灭齐的信心，“长淮之南，旧为沃土，陈氏以破亡余烬，犹能一举平之。齐人历年赴救，丧败而反，内离外叛，计尽力穷”。由上，北齐在江淮的节节失利，将并州本位政策中核心区与边地重视程度的差距、六州军士战力辐射的局限、邺都朝廷及河南军无法组织战略支援力量的困境都暴露无遗。

江淮形势的急剧恶化，激化了并州本位政策诸因素之间的矛盾。以文治国、嫡长子继承制和武人地位下降是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必然结果，汉化是东魏北齐政权和整个北朝社会不可违抗的大势。上述北魏后期因汉化产生的诸多问题，在其政权建立之初就已隐约出现。在并州本位政策中，六州军士及其统帅宗王和勋贵是东魏北齐立国的基础，他们主张以武立国，共享统治权。这与主张实行嫡长子继承制、重用文官体系、日益尚文的高洋等北齐诸帝的冲突无法避免，侯景叛乱、乾明之变均源于此。特别是乾明之变，宗王勋贵发动政变，废掉高洋太子高殷，以及其辅臣杨愔等人被杀的残酷一幕，使北齐皇帝高湛、后主高纬及依附于皇权的恩幸，对领军的宗王勋贵都十分忌惮。皇帝利用恩幸屠戮宗王勋贵以掌握六州军士，成为北齐后期政争的主轴。

武平三年（572），祖珽、陆令萱等恩幸以乾明之变恐吓高纬，迫使高纬将六州军士统帅斛律光招致宫中杀害，又以谋反为名，将斛律光家族兄弟诸子全部诛杀。与斛律光在六州军士中地位相当、曾率军南下支援江淮的段韶，于武平二年（571）病逝。至南陈北伐江淮时，能统帅驾驭六州军士的只有兰陵王高长恭。在后主高纬和恩幸韩凤、穆提婆看来，丢失江淮危及不了其统治。“（韩）凤与穆提婆闻告败，握槊不辍，曰：‘他家物，从他去。’”但北齐文武百官共推兰陵王高长恭率军援淮的政治氛围，却引起高纬猜忌。在其看来，兰陵王高长恭若击退陈军并凯旋，必然会危及其执政。为清除这一潜在威胁，武平四年（573）五月，高纬将高长恭鸩杀。六州军士是北齐国家存在的武力基础，勋贵宗王是其利益代言人。高长恭无端被杀，是对六州军士军心的沉重打击，是对并州本位政策的严重破坏。高纬连续猜忌妄杀六州军士统帅的行径，极大动摇了六州军士、勋贵对邺都朝廷正统性的认可。武平五年（574）二月，“甚得边朔人心”的朔州行台南安王高思好以“清君侧”为名，起兵反叛。高思好叛乱虽被高纬镇压，但高思好所提诛杀恩幸、为斛律光平反的政治诉求，得到六州军士普遍响应，“军士皆曰：‘南安王来，我辈唯须唱万岁奉迎耳。’”可见，六州军士已形成废掉皇帝高纬、拥立宗王以救社稷的共识。

在面临重大战事和政局变动时，北齐皇帝都要巡视驻节晋阳，统帅六州军士，这是并州本位政策在军事上的突出表现。文质化的高纬无法承担亲征重任，他对宗王勋贵的猜忌防范，也使其无心在晋阳统军作战。这便是武平七年（576）齐周晋阳决战之时，高纬将晋阳甩给安德王高延宗、自己逃奔邺城的原因。高纬临阵退缩迫使六州军士、勋贵以武力逼迫安德王高延宗称帝，否则不会再为北齐抵御北周。此时并肆汾核心区的重要据点平阳已被北周占领，晋阳也处于北周包围之中，已无实行并州本位政策的战略空间。并州本位政策的运行，需要邺都朝廷的配合。然而高纬在得知高延宗称帝时对左右恩幸说：“我宁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可见，北齐灭亡之际，并州和邺都已处于对立、分裂状态。晋阳六州军士勋贵拥立高延宗为帝，欲重回并州本位政策由宗王勋贵掌权，只是北齐灭亡之际的无奈挽歌。总之，丢失江淮，不仅仅是北齐末年局部边地的军事失败，更是引发北齐皇帝屠戮勋贵宗王，与勋贵宗王、六州军士上下离心，致使并州本位政策瓦解的大事件。

结语：并州本位政策与北朝后期历史发展脉络之反思

并州本位政策使得东魏北齐不能向江淮地区持续地投入政治、军事、经济力量，无法承担起统一北方乃至统一全国的政治使命；使东魏北齐统治集团的构成固化，无法将江淮地区等晋阳—邺城核心区之外的土豪势力纳入统治集团核心层，扩大其统治基础。汉化、皇权重振是北朝后期社会演进的总趋势，东魏北齐治国理念也必然要向以文治国转变，这与并州本位政策维持晋阳统摄邺城、以军领政的意图相冲突，使皇帝与宗王勋贵将领之间的猜忌、矛盾、冲突大大增加，也让该政策本身难以长期维系。六镇鲜卑在完成南下组建政权、融入北方社会、承接孝文帝汉化制度使命后，最终在江淮军事溃败的冲击下瓦解。陈寅恪先生提出关中本位政策后，运用地域本位、集团研究模式，对认识北朝隋唐历史演进具有推动作用。本文受其启发，提出并州本位政策，重新梳理北朝后期东魏北齐的政治演进。当然，在政局、经济、文化、阶层剧烈变动的北朝后期，关中和并州本位政策也处在复杂激荡的演进中，不能单从关中和并州本位出发去构建北朝后期史，而是要从边地视角，动态地考察、认识核心地域本位政策，如此，中古史研究方能在理论、视野和方法上推陈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