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阳医派是以清代著名温病学家吴鞠通（1758—1836）为宗师，以中医温热病学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一个医学流派。所谓“山阳”，即山阳县,为唐代楚州与明清淮安府的治所，今指淮安市淮安区。因淮安府在明清辖区范围还包括宿迁、盐城、连云港和扬州、徐州等市的部分地区，所以山阳医派又称淮医学派、苏北医学流派、淮扬医派、淮海医派等。[1]温病学说起源于战国至秦汉晋唐，隶属伤寒范围，经过宋金元时期的变革发展，始脱伤寒藩篱，至明清自成体系。[2]追溯山阳医派的源头，首先要提到西汉著名辞赋家枚乘，其名作《七发》被誉为汉朝第一篇大赋，亦是一篇阐述中医心理学的经典之作。而宋代是中国古代医学发展的重要阶段，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医家，如庞安时、朱肱、张耒和杨介等，他们对《伤寒论》的研究与阐释，为后世温病学乃至整个中医外感热病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后来山阳医派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位于淮安市淮安区河下街道的吴鞠通中医馆（倪泳　提供）

一、温病学系自《伤寒论》发展而来

伤寒是古代中医家对一切外感热病的总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伤寒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狭义伤寒是指感受寒邪引起的外感热病。温病是外感热病的一种，在广义伤寒的范畴内，温病为其从属的一部分。

古代具有代表性的医学著作有《黄帝内经》《难经》和《伤寒论》等。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首次提出温病的病名，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云：“初之气，地气迁，气乃大温，草乃早荣，民乃厉，温病乃作。”《素问·生气通天论》云：“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素问·热论》云：“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成书于西汉末年至东汉间的《难经》认为“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明确指出温病是五种伤寒之一。而成书于东汉末年的《伤寒论》论及温病，曰：“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另外，《伤寒论》的清热、攻下、养阴等治法和方药，也是后世形成温病治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晋唐以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心在黄河流域一带，对疾病的医疗经验以北方为主，对温病的认识尚处于初级阶段，在概念上将温病隶属于伤寒的范畴，虽有论治温病的一般原则，但方法不具体，也不全面，温病学处于萌芽时期。

宋代战争频发，战后疫情泛滥，加之宋以后，气候开始变暖，温热病和时行病流行。[3]据郭霭春《中国医史年表》记载，从北宋到元代311年间，有记载的瘟疫流行竟有61次之多。“百病之急，无急于伤寒”，《伤寒论》是古代最早以伤寒为题的专著，各家自然以《伤寒论》为依据探讨外感热病的诊治药方。不过在长期实践中，众多医家逐渐认识到仅用《伤寒论》经方治疗外感热病，不能适应临床实践的需要，他们总结新的治疗经验，结合新发现的药物提出改革的主张，温病学进入成长发展时期。

宋金元时期政府对医药的关注，战争及社会的需求，运气学说及理学的影响，《局方》的盛行等都成为促进中医学发展的因素。此期是中医学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基础理论与临床医学的发展与创新,对明清医学发展兴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4]元代山阳名医潘思诚曾任淮安路医学教授，其后裔从医者甚众，家传七世，长达近百年之久，有学者认为山阳医派亦由此发端。

明清时期是温病学形成阶段，众多医家在继承和总结前人有关温病的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各自的实践和体会，对温病学的多个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研究。明崇祯十四年（1641），全国瘟疫流行，采用伤寒法治疗毫无效果。温病大家、“温疫学派”创始人吴又可追究病源研究分析认为，这种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非六淫之邪外侵，而是四时不正之气所为，属“温疫”（宋代《集韵·平声·魂韵》解释：“瘟，疫也。”“瘟”字由“温”演化而来，在一段历史时期内相互混用。瘟疫是具有温热病性质的急性传染病，属于温热病中具有强烈传染性、病情危重凶险并具有大流行特征的一类疾病）。其症状虽与伤寒相似，但实际上绝然不同。他在《温疫论》中阐发疫病流行特点，将“温疫”与其他热性病区别开来，提出了“戾气”病因学说，建立了表里九传辨证论治思维模式，创制了达原饮、三消饮等方剂，临床疗效甚验。自此，不但瘟疫证治有绳墨可循，而且将温热与瘟疫逐步合为一家，开温病学派之先河。

吴又可学术思想对后来的叶天士、吴鞠通等温病学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随着医学理论的不断积累与临床实践的深入，至清代，温病学终于完全脱离伤寒藩篱。在这样的背景下，吴鞠通作为山阳医派的宗师，集前人之大成，著成《温病条辨》。《温病条辨》在辨证方法、预后传变、治则治法、组方用药等方面继承了《伤寒论》的相关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有温病特色的学术体系。[5]

二、宋代儒医对温病学发展贡献很大

宋代经济发达、文化开放，医学受到朝廷、社会等各方面的推动，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宋代当朝统治者尤其重视医学，甚至还亲自研习医学，上至文武百官、下至文人志士，无不以知医、学医、懂医为荣，[6]许多文人也通医道，儒而知医，医儒互参，亦官亦医，形成一种潮流，出现了一个特立独行的“儒医”群体。宋代官修史料汇编《宋会要辑稿·崇儒》载曰：“伏观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谓之儒医。”宋儒摒弃了前代注重章句、训诂的治学方法，形成了新的阐发义理的治学路径。儒医将儒家治学方法带入《伤寒论》的研究中，不仅注重对《伤寒论》内在辨证治疗规律的阐发，且在治疗温病时不拘泥于经典著作，对《伤寒论》中治方较少的温病的治法进行了补充,对温病学的发展贡献很大。谢观在《中国医学源流论》中说：“中国医术，当以唐宋为一大界。自唐以前，医者多守专门授受之学……自宋以后，医乃一变为士夫之业，非儒医不足见重于世。”[7]

宋代造纸、印刷、制墨等行业的蓬勃发展，大量医籍得以广泛印刷发行，为传播医学知识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著名药学家苏颂（1020—1101）熙宁元年（1068）曾任淮南转运使。他学识渊博，兼通百家学说和医药，尤精于本草，在集贤院校理任上与掌禹锡、林亿等编辑补注了《嘉祐补注本草》一书，校正出版了《急备千金方》和《神农本草》，后在此基础上主持编纂了《本草图经》二十一卷。该书集北宋以前本草文献之大成，为科技史上的创举。

宋代儒医以苏轼与沈括最具代表性。苏轼（1037—1101）精通医理，深谙医术，熟稔药材，注重实践应用，著有《苏学士方》，史称：“轼杂著时言医理，于是事亦颇究心。盖方药之事，术家能习其技而不能知其所以然，儒者能明其理而又往往未经试验，此书以经效之方而集于博通物理者之手，固宜非他方所能及矣。”元丰四年（1081）春，苏轼在《钱飞子施药》中介绍乡医钱飞子治疗大风病的验方，他在黄州试之，病良愈，常以施人。元丰五年（1082）作《服胡麻赋》，认为胡麻“性与茯苓相宜”。“服松脂法”是苏轼的家传秘方，苏轼常服之，受益匪浅，曾写信将此法传给著名书法家米芾：“每日早取三钱匕著口中，用少熟水搅嗽，仍以指如常法热揩齿毕，更以热水咽之，仍以嗽吐如常法，能牢牙、驻颜、乌髯也。”[8]

苏轼因此特别爱种松树，掌握了丰富的种树技术，“东坡种松法”还被记入《东坡杂记》中。元祐七年（1092）九月初，苏轼在盱眙都梁山应杜舆的请求传授种松方法，他在《予少年颇知种松，手植数万株，皆中梁柱矣。都梁山中见杜舆秀才，求学其法，戏赠二首》诗中说：

我昔少年日，种松满东冈。初移一寸根，琐细如插秧。二年黄茅下，一一攒麦芒。三年出蓬艾，满山散牛羊。不见十余年，想作龙蛇长。夜风波浪碎，朝露珠玑香。我欲食其膏，已伐百本桑。（煮松脂法，用桑柴灰水）人事多乖迕，神药竟渺茫。朅来齐安野，夹路须髯苍。会开龟蛇窟，不惜斤斧疮。纵未得茯苓，且当拾流肪。釜盎百出入，皎然散飞霜。槁死三彭仇，澡换五谷肠。青骨凝绿髓，丹田发幽光。白发何足道，要使双瞳方。却后五百年，骑鹤还故乡。

苏轼在诗中自注：“煮松脂法，用桑柴灰水。”显然，他将“煮松脂法”诀窍也告知杜舆了。

曾担任过沭阳主簿的宋代政治家、科学家沈括（1031—1095）对于医药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所著《梦溪笔谈》中《采草药》《药议》等文，从采药、用药到辨药、制药均有论述，尤其是《药议》“于形状性味，真伪同异，辨别尤精”，他还将搜集来的医方汇成医药学著作《良方》和《灵苑方》(早佚)。后人将沈括所著的《良方》与《苏学士方》合称为《苏沈良方》，流传至今。

清代陆锡熊、纪昀、王嘉会在《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苏沈良方提要》中说：“宋士大夫类通医理，而轼与括尤博洽多闻。其所征引，于病证治验，皆详著其状，确凿可据。其中如苏合香丸、至宝丹、礞石丸、椒朴丸等类，已为世所常用，至今神效。”《苏沈良方》卷五记载：“栀子汤治胸痹切痛，泗州有人病岁余，百方不效，服此二服顿愈。”著名政治家王安石（1021—1086）推崇医道，广读医书，其“偏头痛方”被载入《苏沈良方》卷六，医家医案中屡用之。

三、苏轼挚友庞安时为早期温病学家

苏轼及“苏门四学士”中的张耒、黄庭坚皆为儒医，他们与“北宋医王”庞安时交谊深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记《伤寒总病论》载：“安时与苏轼、黄庭坚、张耒诸人游，皆盛称之。”

庞安时（1042—1099），字安常，自号蕲水道人，湖北蕲水（今湖北省浠水县）人，系宋代伤寒学派大家，以善治伤寒而闻江淮一带。他临症诊脉，十分重视人迎、寸口并用之法，不仅精于方药，且善针法。其一生著作甚多，有《难经解》《主对集》《本草补遗》《庞氏家藏秘宝方》《验方书》等，惜均佚。

庞安时广寻诸家之说，结合自己30余年实践经验，著成唯一传世的《伤寒总病论》六卷。该书按照《伤寒论》六经分证的方法，充分说明病证由脏腑往经络传变的原因，提出了许多超出前人的观点和治法，并补充了张仲景《伤寒论》未备之方，是一部研究《伤寒论》较早而有很大价值的著作。庞安时特别强调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以及饮食起居与伤寒发病的关系，根据伤寒病的不同类型和症状，运用《伤寒论》汗、吐、下、和、温诸法，辨证治疗，获得显著疗效。《伤寒总病论》包含了伤寒和温病两方面的内容，而且首次将温病与伤寒置于平等地位认识和辨治，不再将其从属于伤寒，对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人们将庞安时视为早期温病学家。

据《东坡志林》记述，元丰五年(1082)三月，苏轼贬谪黄州第三年，“偶患左手肿，安常一针而愈”。此后两人交往密切，结下深厚友谊。苏轼对庞安时的医技、医德非常钦佩，不但请他为自己治病，还向他人大力推荐。同宗好友苏颂患病久治不愈，苏轼写信给他说：“蕲水人庞安时者，脉药皆精，博学多识，已试之验，不减古人。度其势未可邀致然，必详录得病之由，进退之候，令见形状，使之评论处方，亦十得五六，可遣人与书，庶几有益。此人操行高雅，不志于利，某颇与之熟，已与书，今候公书至，即为详处也。”[9]

苏轼认为庞安时对伤寒病的认识和把握的程度十分娴熟，称其“术学造妙”“大类蜀人单骧，善疗奇疾。知古今，删录张仲景己后《伤寒论》，极精审，其疗伤寒，盖万全者也”。苏轼自眉山人巢谷处得“圣散子”一方，在谪居黄州时，恰遇疫病流行，他用此方药“所活不可胜数”。当初得到此方时，苏轼曾起誓不可传人，但他遇到庞安时却违誓将此方相授。他在《圣散子叙》中说：“安时以善医闻于世，又善著书，欲以传后，故以授之。亦使巢君之名，与此方同不朽也。”庞安时将此方载入《伤寒总病论》卷四“时行寒疫疗法”一节之中。

《伤寒总病论》卷六附有长达1300余字的《上苏子瞻端明辨伤寒论书》，庞安时向苏轼详细介绍了温病与伤寒的本质区别及补正张仲景《伤寒论》的主要内容，并强调“安时所撰伤寒解，实用心三十余年。广寻诸家，反复参合，决其可行者始敢编次”。苏轼在《答安时帖》中盛赞：“惠示伤寒论，真得古贤救人之意。岂独为传世不朽之资？盖已义贯幽明矣。”

黄庭坚为《伤寒总病论》作后序，称“庞安常自少时喜医方,为人治病,处其死生，多验，名倾淮南诸医”。张耒在《跋庞安常伤寒论》中盛赞：“其用心为术,非俪古人,何以及兹。淮南人谓庞安常能与伤寒说话,岂不信然哉。”并在《赠庞安常先生》诗中首称其为“医王”：“德公本自隐襄阳，治病翻成客满堂。懒把穷通求日者，试将多病问医王。一丸五色宁无药，两部千金合有方。他日倾河如石鼓，著书犹愿记柴桑。”后来他又为庞安时撰写墓志铭：“聪颖绝人，耳聋从医。医术奇妙，声震江淮。德望之高，当世无比。广寻诸家，精心论著。迹垂后世，为人敬仰。”

四、张耒、杨介舅甥皆淮安名医

著名诗人张耒(1054—1114) 曾任泗州临淮（今江苏省盱眙县境内）主簿。《宋史·张耒传》记载：“张耒，楚州淮阴人。” 史料记载张耒死后归葬故土，“宋张耒墓：在府城西，旧淮阴县”。《淮阴人物传略》载：“张耒兼有医名。其子张秬、张秸、张和，皆中进士，以一门四进士而盛传至今。”张耒交游甚广，除政、文界人士外，“世之医往往与之游”，他曾不无自豪地称：“庞安时者，高医也，予尝从之游。”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人物辞典》载：“张耒旁通医学，与庞安时为友，曾为《伤寒总病论》撰序。辑有《治风方》一卷，凡三十二方。已佚。”张耒早年以文章受苏轼赏识，因得从学于苏轼。其《药戒》一文以述带论，将高深的医学理论结合临床实践，把痞证的成因、临床症状及治疗经过描述得很准确，虽是以医讽政之作，对于医家治病亦有可法之处。元符元年（1098）三月，苏轼寓居琼州府城开元寺时，将张耒论治眼、治齿的方子书写于寺壁，以此宣传医药知识。

张耒外甥杨介（1060—1130）出身于世医家庭，举孝廉，不就，乃立志学医，悬壶济世，又受业于张耒门下，尽得其医学真传，著有《四时伤寒总病论》《伤寒论脉诀》《存真环中图》等。《淮阴人物传略》载：“杨介，字吉老，宋泗州盱眙人，是诗人兼名医张耒的外甥，少从张耒学医。”〔民国〕《续纂山阳县志》记载：杨介为“张耒甥，以医鸣”，“耒精医理，介从讨论，术益精，故耒喜介”。杨介除以医术名扬四方，也善诗。[10]清〔光绪〕《盱眙县志稿》卷九记载，“耒尝赠以诗，亦重其医。贺铸游盱眙南山，亦赠介诗，且云‘杨善方药，著书甚多’”。杨介还善绘画，尤擅画竹。[11]

杨介诊疾问病，辨证审因，每药到病除，妙手回春，他曾以奇方异法治愈宋徽宗等人的疑难病症，名震京师。宋徽宗赵佶熟读《内经》,还曾亲撰医著《圣济经》，建中靖国年间暑期，他突发脾疾，疼痛难忍，太医也束手无策，只得诏请杨介前来诊治。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五记载：“宋徽宗食冰太过，病脾疾。国医不效，召杨介诊之。介用大理中丸。上曰：‘服之屡矣。’介曰：‘疾因食冰，臣因以冰煎此药，是治受病之原也。’服之果愈。”明代万全《幼科发挥》卷三记载：“宋理宗呕吐不止，召医杨吉老治之。问：‘用何方？’曰：‘辛热药也。’帝曰：‘服之不效。’吉老奏曰：‘热药冷服。’药成放井中良久，澄冷进服，一啜而呕吐止。”

杨介在临证之余，精研脏腑内景，形体骨度，厘正宋以前有关脏腑图形资料，实图绘制了我国最早的人体解剖图谱——《存真环中图》一卷（“存真”指脏腑，“环中”指经络），并于政和三年（1113）刊行。政和八年（1118），著名伤寒学家朱肱（1050—1125）撰写《重校证活人书》，论述经络、脉穴，剖析伤寒的各种症候，其中以杨介《存真环中图》为主要依据绘制了6幅“经络图”，将经脉循行文字以图的形式予以展示，受到朝廷重视，国子监奉诏刊行，影响很大。朱肱研究伤寒最重经络，认为不识经络，则犹触途冥行，不知邪气所在。在用经络循行部位和生理特点解释伤寒传变的同时，他还特别强调脉证合参以辨别病证的表里阴阳。为便于临床辨识与治疗，他对外感热病分类归纳命名，施以不同方药，这种分类方法对后世医家影响颇深，[12]也为山阳医派在温病诊治上的精细化分类提供了思路。

宋时楚州和泗州皆为大运河沿岸的重要城市，交通便利，张耒与杨介经常有书信往来。有一年秋天，张耒得到杨介寄来的书信和好药，非常高兴，写了《秋日喜杨介吉老寄药诗》：

闲坊远市声，终日掩衡门。惟有风中叶，萧骚终日闻。午枕不成寐，起坐无与言。喜闻故人书，珍药幸见存。其方受仙圣，其效未易论。岂惟蠲沉疴，庶可稍本根。珍重复珍重，厥价万玙璠。永年未可有，庶保无天昏。

杨介也经常到楚州探亲访友。有一次，杨介到山阳去看望外婆，张耒见到他不仅以佳茗款待，还赋诗《喜吉老甥见过》表达自己喜悦的心情：“杨甥时过我,论诗朝达暮。”“乐逢亲骨肉，情话到尔汝。”杨介曾寓居楚州行医，清〔光绪〕《盱眙县志稿》卷九记载：“杨立之自广州通判归楚州，喉生痈，肿溃，脓血流注，寝食皆废，众医束手。适吉老来郡，立之两子往邀之。至，熟视良久，曰：‘不须看脉，已得之矣。此疾甚异，须先啖生姜片一斤，乃可投药，否则无法。’子有难色，谓：‘喉中脓溃痛楚，岂宜食姜？’立之曰：‘吉老医术通神，言必不妄，试啖我。’初食，殊甘香，稍益至半斤许，痛渐已。满一斤始觉味辣，脓血顿尽，粥饵入口无滞碍。明日召吉老谢而问之，对曰：‘君官南方，必多食鹧鸪。此禽好食半夏，久而毒发，故以生姜制之。今病源已清，无庸服他药也。’”

当时楚州医术高超者不止杨介一人。〔民国〕《续纂山阳县志》卷十“人物”引《苏沈良方》云：“时有小儿医王鑑以黑神丸治急慢惊风极效，致厚产，神之，未尝传人。又有人以白茅花一大把水煎治衄血急诊，皆吉老之流。”

杨介以中药香白芷为原料制成药丸，对于治疗伤风头痛有奇效。此药丸起初没有名称，因为盱眙别称“都梁”，自山阳慕名前来求医的苏轼好友王定国将其命名为“都梁丸”。宋代王璆《是斋百一选方》卷之九第十二门“都梁元（即丸）”条下记载：“王定国因被风吹，项背拘急，头目昏眩，太阳并脑俱痛，自山阳拿舟至泗州求医，杨吉老既诊脉，即与药一弹元，便服，王因疑话，经一时再作，并进两元，病若失去。王甚喜，问为何药，答曰：‘公如道得其中一味，即传此方。’王思索良久，自川芎、防风之类，凡举数种皆非，但一味白芷耳。王益神之。此药初无名，王曰：‘是药处自都梁名人，可名都梁元也。’”[13]都梁丸至今仍然是常用的中成药。

黄庭坚与杨介亦交往密切，他在《山谷别集·杨子建通神论序》中云：“余有方外之友曰杨介，尝为余言《素问》《本草》之意。且曰：五运六气，视其岁而为药石，虽仲景犹病之也。至于本草，则仲景深矣。余涉世故多，未能从介学之，衰老窜逐戎僰，瘴疠侵陵，生意无几，恨不早从杨君之学也。”

清代陆心源《宋史翼》卷三十八载：杨介以医术闻四方，“有儒生李氏子弃业，愿娶其女，以授其学，执子婿礼甚恭，介尽以精微告之。李后以医科及第至博士，李植元秀即其从子也”。

虽然正史中并无苏轼与杨介交往的记载，但宋代王明清《挥麈后录》卷八载：“苏叔党（即苏轼第三子苏过）以党禁屏处颍昌，极无憀。有泗州招信士人李植元秀者，乡风慕义，岁一过之，必迟徊以师资焉，且致馈饟甚腆。叔党怀之。”杨介后人对苏轼后人多年坚持慷慨馈赠，透露出杨介与苏轼两个家族之间非同一般的情谊，而张耒、黄庭坚等人与杨介的关系非常亲密，杨介由此接触到庞安时等医学大家的学术思想，受到他们在温病学上独到见解的影响是完全有可能的。

宋代众多医家以深厚的学术底蕴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中医基础理论、方剂学、药物学等多个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尤其在温病治疗方面，他们的探索与创新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吴鞠通在继承宋代伤寒学派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对温病的辨证施治进行了深入探索。他提出“三焦辨证”理论，将温病病变过程划分为上焦、中焦、下焦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证候特点和治疗原则，这一理论极大地丰富了温病学的辨证体系，为温病治疗提供了宝贵的临床指导。可以说山阳医派的形成是对宋代以来伤寒学派学术精髓的深刻继承与拓展，它以独特的学术体系、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深远的学术影响，成为中医外感热病学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

（作者简介：倪泳，现代快报社记者，研究方向为中医药文化。）

栏目编辑：王魁诗

参考文献

[1]杨建华.山阳医派的形成和发展初探[J].江苏中医药,2010（4）.

[2]张之文.谈温病学的继承与发展[J].安徽中医学院学报,1984（4）.

[3]小高修司,杨文喆,张再良.从苏轼看宋代的医学与养生——从古代的气候史、疫病史思考《伤寒论》的校订[J].中医文献杂志,2018（2）.

[4]李成文.宋金元时期中医学发展特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J].中国医药学报,2003（3）.

[5]胡琨建,温玉.试述《温病条辨》对《伤寒论》的继承与发展[J].吉林中医药,2018（6）.

[6]赵军斌.宋代的医学发展及其原因解析[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5（1）.

[7]谢观.中国医学源流论[M].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101.

[8]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2353.

[9]李官火.苏轼与庞安时[J].浙江中医杂志,2003（9）. 

[10]湛芬.张耒籍属谱系及生卒年考辨[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1（6）.

[11]张姣.从杨克一《图书谱》看北宋印学图谱之肇始[J].西泠艺丛,2022（12）.

[12]聂广.医道繁 贵乎辨——试论朱肱研究《伤寒论》的特点[J].上海中医药杂志,1988（1）.

[13]王璆.是斋百一选方[M].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