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盐场，并非山东济南市所属盐场，而是清末民初建于江苏省淮北盐区灌河两岸的一个大盐场。在两淮盐场中，济南场是“后生之辈”。但它不仅以规模化的生产方式一跃成为“淮北巨擘”，而且打破了垣商传统的“单门散户”经营模式，开创了盐场股份合作制的先河。

20世纪20年代的济南场运盐船 图源：新华日报

发祥于商周的江苏淮盐，自宋至清，产量、税利一直走在全国各盐区之前。清顺治元年（1644），其税入占全国总盐税62%。清嘉庆《两淮盐法志》称：“盐课居赋税之半，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即淮盐税收占全国总赋税的四分之一。据《中国盐业史》载，清乾、嘉、道3朝，淮盐最高产量达8亿斤，约占全国盐产量三分之一。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淮盐的辉煌未能一直延续。清咸丰、同治时期，太平天国运动爆发，长江航道梗阻。清同治《淮南盐法纪略》记载，淮南盐斤的运输路径本就溯江而上行销湘、鄂、西、皖四岸引地，因盐运不通，盐商望而却步，广阔的市场顿失，致使“灶盐无商收买，煎丁有煎无售”。

1919年的济南场码头 图源：新华日报

客观上看，由于海岸线变迁，海潮渐退，沙淤成陆，滩涂延伸，使得淮南盐区卤气淡化，煎盐亭场及煎盐草荡离海日远，盐产逐年大减。至宣统年间（1909—1911），淮南总产额已不足10万吨，衰亡已成定局。两淮盐税，攸关朝廷财收。淮南盐产剧滑、盐税锐减，晚清满朝皆惊。彼时，在汹涌的反清浪潮冲击下，加上《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被列强强加与勒索的洋债，晚清朝廷经济基础已经十分脆弱，国库早已空虚。如何阻止淮盐衰落，确保朝廷金库盐利不乏，以维持动荡飘摇的晚清王朝，晚清上下唏嘘不已。

《续修四库全书•重修两淮盐法志》记载：“盐为海滨自然之利，而产收丰欠则视乎天时，阴雨风潮皆足致患，故淮南容有缺乏之候，往往借运于淮北，以彼所余济此不足。”清乾隆、道光、同治诸朝，都曾发生过淮北盐接济淮南销区。

1937年的济南场盐业生产场景 图源：新华日报

但此次，晚清朝廷意识到，仅靠淮北盐接济淮南引地只是权宜之计，借运只能调剂余缺，无法从根本上增加盐量，满足不了朝廷对盐税的迫切需求。从长计议，只有切实扩大淮盐的生产规模，尤其是淮北盐区利用太阳光能晒法产制食盐，成本低获利厚、盐色盐味最佳，必须尽早扩产，以应付巨额外债和庞大的军政费用开支。

晚清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的重臣端方（1861—1911），经查考得知，江苏沿海从苏北埒子口向东南，尚有广大近海滩涂未经开发，可以铺筑盐池制盐。

端方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官府出资在海州丰乐镇（现连云港市灌云县洋桥镇）西和五图河东一带海滩上，铺筑产盐池滩40份，缘由接济淮南销售，是故取名为“济南场”。光绪三十四年（1908），海州州丞汪鲁门和淮南盐商叶瀚甫等按股集资42万吊，在埒子口以东建圩18条，铺滩168份，定名为同德昌（后改名“大德”）制盐股份有限公司。

清宣统元年（1909），光绪朝状元、淮南同仁泰盐业公司老板张謇，集资30万吊亦在埒子口东建圩10条，铺滩80份，名大阜制盐公司。

民国元年（1912），做过淮南盐场大使，后升任两淮盐运使幕僚的陆费颂陔，联合淮南盐商周扶九、萧云甫、毕儒臣，集资50万吊，在苏北灌河入海口靠近燕尾港处，建圩24条，铺滩192份，成立公济制盐公司。同年，盐商徐静仁等投资30万吊，在紧邻大阜和公济公司之间荒地建圩6条，铺滩40份，名大有晋制盐公司。民国三年（1914），已任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长兼两淮盐政总理的张謇联合徐静仁，又续投15万吊，在灌河东再建大有晋公司6条盐圩，铺滩40份。同年，盐商黄伯雨、李梅隐投资120万吊，在灌河西岸建圩4条，铺滩32份；在灌河东岸建圩40条，铺滩320份，成立大源制盐公司。盐商吴沛生、陈向辰投资48万吊，挨着大源公司建圩20条，铺滩160份，成立裕通制盐公司；盐商朱幼鸿投资50万吊，又挨着裕通公司建圩20条，铺滩160份，成立庆日新制盐公司。端方最初集资所建的海州丰乐镇西40份产盐池滩，后由大德和大阜两公司分别缴价承领。大德、大阜、公济、大有晋、大源、裕通、庆日新7家股份制制盐公司，共同构成了济南盐场。

新建的济南场7家公司建成的制盐池滩，后定型共有145条圩子、1160份晒盐池滩，分布在黄海边60公里长的海岸线上，东与阜宁分界，西抵埒子海口，东南毗连陈家港，北滨黄海，西南与灌云接壤，占有面积297.84平方公里，灌河、五图河穿场入海，灌河东81条盐圩，位于涟水县界；西64条盐圩，位于灌云县界。其间属官府荒地的部分，均为7家公司缴价认领开发，财政部发给印照；属民有地块者，则商民签订契约转让。场署原设在灌云县板浦镇，后迁到涟水县陈家港（今属响水县）。

当时淮北盐区原有板浦、中正、临兴3场共有垣商（制盐池滩拥有者）423家，拥有池滩共1954份。济南盐场仅为7家制盐股份公司组成，却拥有1160份池滩，无疑为两淮乃至全国最大的盐场。

1912年济南场公济公司调查报告书

济南场建场担纲人端方、张謇都对资本主义多有了解。端方曾于1905年考察过英、法等欧洲十国。特别是张謇还对西方企业管理套路很为熟悉并早有实践。

端方起始、张謇接力而建成的济南盐场，仿效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方式，七公司开发商就是资本家，称老板，产盐灶民和各级管理人员都是打工者。7家公司都实行股份制投资，有比较完善的公司章程，建立了董事会、监事会，制定了分红方法。董事会设董事长、常务董事，监事会设主席、监事。由董事会推举总经理或经理，定期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对产盐灶民实行按产盐灶丁人数发放灶粮制为基础，加以按产量发放“担头费”的分配方法，相当于现在的基本工资加奖金。其经营机制完全不同于、先进于两淮盐区其他各场。1931年8月，大源、裕通、庆日新3家公司集资30万元，从美国引进动力机械，在陈家港成立“源裕庆”吸水机厂，率先在淮北盐区采用吸水机纳潮，提高了生产效率。济南场的创新无疑要带来巨大的收益。

济南盐场建场始于清末，最终建成投产是在民国时期，因旨在接济淮南盐区，官府未下产量定额，淮南通（南通）、泰（州）两属盐场少一分产出，济南盐场即多一分销路，淮南淮北互为消长，保持了淮盐总体上的产丰销广、税重之地位不变。

据资料显示，济南场全部建成达产后，前10年间年产海盐400—600万担，平均不低于450万担，单场产量超越淮南盐区总产量，占两淮盐产5—7成，占全国盐产1成。《淮盐纪要》作者林振翰统计，1922—1926年，淮北板浦、中正、临兴、济南四场5年总产782.79万担，占两淮总额881.64万担的88.79%，而济南场为441.4万担，占淮北总额之56.39%。另据1948年出版的《淮北盐务纪要》以及日人所著《中华盐业概要》统计，1924—1947年，济南场共产盐斤322.35万吨（尚缺1937、1938年数据）。可惜的是，其中日寇统治淮北盐区7年间，济南场与淮北其他各场一样，产量仅能达到正常水平的半数。

民国时淮盐船运出场

《中国盐业史·近代当代编》记载，清末，我国海盐产区出现了新式的盐业生产组织，首推淮南商人汪氏筹建的同德昌公司，随后又有6家相继效仿。这些新兴制盐公司资本系通过招股募集，雇用远近穷苦人民筑围、建闸、铺滩制盐，产盐工人以产量多少付给工价，经营较为成功。这是对济南盐场股份制形式最权威的肯定，也确证了济南盐场为全国首家股份制大盐场的地位。

济南场以股份合作的模式，在当时淮北盐区乃至全国盐区都具有企业组织形式先进性和经营管理方式示范性，7家公司生产力得到极大激发，开局10年产销两旺。济南场的强大生产力和高额产能，重振了两淮声威和商人士气，为政府增添底气，对政府的盐政政策和策略产生诸多积极影响。

《淮盐纪要》载， 1914年2月，民国政府盐务署令：鉴于淮南盐区产能下降和成本居高不下，通泰盐场（淮南盐区）产额，年递减2成，5年减尽、终产。1915年，盐务署核定济南场7公司与淮南各场，每年各在淮南引地（鄂、湘、西、皖四省）销盐25万引（每引实重400斤）。1922—1923年，淮南盐产更为短绌，盐务署再次核定，配销皖南盐斤45000引中，全由淮北盐场承运承销，其中济南场35000引，板浦、中正、临兴三场共10000引。淮南食岸（江宁、扬州、通州、淮安、阜宁、盐城）所需之盐，亦由济南场与板、中、临3场按7:2比例配销，济南盐场最大量地承担了接济淮南盐区销售任务。1923年夏，鄂西缺盐，盐务署正式核准，轮运济南场盐济销，每担价上限为7两银。因济南场盐产长期持高，后又几经盐务署安排接济淮南扩销，发展到几乎尽夺淮南销区而代之。日伪统治期间，济南场产量锐减，且盐斤大多被日寇掠夺。

新四军部队利用作战间隙，开展盐业大生产运动

解放战争期间，我军从济南盐场的海运港口堆沟港、陈家港、燕尾港抢运济南场盐4万吨左右，用以充实解放区财政，打破国民党顽固派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为解放战争提供有力支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济南场虽经建制调整，分分合合，但原济南场范围所产盐斤仍不失为两淮盐区之最。济南场后划分为灌东盐场与灌西盐场，据两场场志所载统计，1949—2003年，两场共产盐斤23897669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质量管理采取“灌池池板重压，进池卤水要澄，刳盐要加温卤，收盐先要上埝，上廪驳运要分色”，济南场盐斤长期保有“色白、粒大、味鲜”的品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灌东、灌西两场与两淮盐区各个盐场一样，不断改进和采用生产新工艺，多次获得省优部优产品称号。

21世纪初的灌西盐场

现代的盐业生产场景

作者简介：

胡可明，江苏省连云港淮盐文化研究会，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中层管理人员（退休），盐业史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