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泗阳”，意为“泗水之北”，一个看似简单明了的地名。然而，围绕它却产生了两个萦绕数百年的疑问：一是既然名为“水北”，为何其故城似乎总被后世认为在“水南”？二是地方史志中言之凿凿、今日官网仍沿用的“三国时期称魏阳”，为何在《三国志》《晋书》等权威正史中难觅踪迹？

破解这两个谜题的关键线索，均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及其后世解读密切相关。

《水经注·泗水》有关现今泗阳区域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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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阳”还是“泗阴”？

“泗阳”的命名，本无悬案。汉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年）置泗阳县，其名严格遵循“山南水北为阳”的古代地理命名通则。关键在于命名坐标“泗水”的流路。据《汉书·地理志》明确记载，泗水“东南至睢陵入淮”。此“睢陵”即汉代睢陵县，其治所位于今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东南。这条被后世称为“睢陵道”的河道，其位置在汉代清晰可辨。县治既位于此泗水河道的北岸，故名“泗阳”，可谓名实完全相符。 

问题出在数百年后。北魏郦道元在实地考察后，于《水经注·泗水》中记录了一个变化：“泗水又东，迳角城北，而东南流注于淮。”对于前代“睢陵入淮”的说法，他评论道：“皆非实录也。”郦道元的本意，是客观记录河流改道的自然变迁——汉代走的是A道（睢陵道，经过现今泗洪境内），北魏他看到的是B道（角城道，经过现今泗阳境内）。他是一位忠实的变迁记录者。

然而，明清学者在尊崇与运用《水经注》的过程中，把郦道元笔下那条属于北魏时代的“角城”水道，当成了从古到今唯一正确的泗水路线，并拿着这份“后世地图”，去评判甚至怀疑所有汉代的记载。

此后，这重误解被一场天翻地覆的自然变迁搅得更乱了。1194年，黄河夺淮，彻底重塑了淮北大地。到了明清时期，人们眼前横亘在桃源县城（今泗阳）北面的，已经是那条宽阔的“黄河故道”。

后世学者既找不到汉代“睢陵道”的影子，也没能完全理清黄河改道的复杂历史。于是，一个方便却致命的误会产生了：大家普遍把眼前这条由黄河夺泗而成的“大河故道”，想当然地认作了《水经注》里记载的乃至自古以来唯一的“古泗水”。拿着这张“错位地图”，学者们再去寻找汉代的泗阳故城时，无论其真实位置在如今的泗洪还是淮阴一带，在地图上看都好像落在了“河南岸”。

于是，一个本不该存在的疑问被郑重地提了出来：“泗阳”这个名字，是不是起错了？现实的位置不应该叫“泗阴”吗？这个疑问的荒诞之处在于，它是拿着后世因自然巨变和认知偏差形成的“错位地图”，去质疑前代人基于当时正确地理知识所做的“标准答案”，构成了第一重历史的颠倒。

“泗阳”还是“泗阴”？答案：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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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称“魏阳”是否存在？

如果说“泗阴”之疑源于对地理的误读，那么“魏阳县”的诞生，则清晰地展示了，一个在学术源头被否定的概念，如何通过文献的传抄、转述与选择，一步步被建构成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

一切的源头，仍在《水经注》。郦道元在记载泗水流经一处叫“魏阳城”的地点时，展现了他极其审慎的考据素养：“泗水又东南，迳魏阳城北……故无魏阳，疑即泗阳县故城也……盖魏文帝幸广陵所由，或因变之，未详也。”这段原文构建了严密的逻辑三重奏：一是事实判定（“故无”），明确指出，在正式的行政建置史上，不存在“魏阳县”。二是审慎推测（“疑即”），认为“魏阳城”这个地名，可能是指汉代泗阳县的故城遗址。三是传闻存疑（“未详”），提及“或因魏文帝巡幸改名”的民间说法，但明确标示此说来源不明、不予采信。

郦道元的结论是清晰而严谨的：并无“魏阳县”，仅有疑似泗阳故城的“魏阳城”地名，相关改名传说不可靠。然而，北宋大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在转述此事时，完成了一次关键的“文本手术”。它将上述复杂考辨，概括为一句话：“故泗阳汉县省……魏阳故城是也，盖因魏文帝幸广陵，因而改名。”这短短一句，完成了三重偷换：彻底隐匿了“故无魏阳”的根本否定；将表示推测的“疑即”，偷换为表示肯定的“即是”；将郦道元标明“未详”的民间传闻，坐实为确凿的历史因果。一道学术防火墙就此被拆除。被郦道元明确否定的“魏阳县”概念，凭借权威总志的传播力，首次获得了“历史身份”。

颇具意味的是，这一层累而来的说法，在清代并未被本地知识界全盘接受。康熙与乾隆年间编修的《桃源县志》（桃源即泗阳前身），在其沿革志中，对“魏阳县”只字未提。这种集体的“沉默”，是方志编者基于考辨后，对郦道元原意的回归与坚守，是一种无声而有力的否定。

民国《泗阳县志·疆域沿革》记载魏阳县

真正的转折与固化，发生在清末民初。此时，经过数百年的口耳相传，“三国改魏阳”之说早已不再是一则需要证据的学术观点，而是变成了当地人心中根深蒂固的“老话”，承载着深厚的地方认同。民国三年（1914年），桃源县重新改回古称“泗阳县”。在编修新的地方志时，编纂者们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在志书考据的部分，他们依据早期文献，明确指出这个说法在逻辑上完全讲不通，所谓“魏阳县”的来历根本站不住脚。道理很清楚，但这“老话”的力量似乎更强。最终，在代表官方定论的《疆域沿革》部分，或许是出于对漫长传统的尊重，或许是难以抗拒已成共识的集体记忆，编纂者们选择了妥协。他们将那句流传已久的“老话”——“魏阳县，魏文帝幸广陵，改泗阳曰魏阳，见《太平寰宇记》”，正式写入了地方史册。

从此，一段被考据理性所质疑的传闻，完成了向“地方信史”的关键一跃。这个在学术源头被判定为“无”、在流传中被层层“写出”的概念，从文本走进了“信史”。今天，在泗阳县“政区沿革”中，“三国时期称魏阳”已被作为确凿的沿革节点列出；百度百科等公共知识平台也将其收录为定论。一个概念的惊险闭环就此完成：它始于《水经注》的“无”，终于当代叙事的“有”。

旧称“魏阳”是否存在？答案：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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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出现错误？

地理坐标的误读与历史文本的层累在泗阳的发生与持续，与清代以来地方历史书写的一种常见趋势密切相关：即致力于为本地建构一条连续且显赫的历史沿革序列。

这一时期的地方考据活动，常将南朝军事重镇“淮阳城”的定位与本地相联系。然而，依据《水经注》的叙述逻辑，淮阳城位于魏阳城的下游。若“魏阳城”仅为一个不确定的古地名，则整个以《水经注》为空间依据的考证链条将难以成立。因此，在文本层面先将“魏阳城”阐释并擢升为一个具有正式行政建制（魏阳县）且与帝王巡幸（魏文帝）相关联的节点，便成为支撑后续考证的关键一环。经过这一层累性的文本建构，一条从汉代泗阳县，到三国魏阳县，再到六朝淮阳城的沿革序列得以在叙述中形成，从而构建出一条时间连贯、地位逐步凸显的地方历史脉络。

泗阳的案例，展现了地方历史书写中一种可观察的文本生成模式：以权威典籍《水经注》为空间框架，通过选择性援引、诠释性强化与逻辑性衔接，将分散或存疑的古地名，逐步建构为一条环环相扣、自我证实的地方沿革叙事。在这一过程中，后世层累形成的叙事传统，往往显示出比早期学者审慎考辨更强大的延续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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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认识过去？

桃源位置（明清地图）

“泗阳”与“魏阳”的千年公案，呈现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核心反差：本应被肯定的历史真实（汉代准确的“泗阳”命名），因后世的地理认知错误而屡遭质疑；本应被否定的历史虚构（三国“魏阳县”），却因后世的文本层累与情感认同而被坐实为“信史”。

这一过程给予我们双重启示：

在方法论上，它强烈提醒我们历史研究的首要原则：必须尽力重返历史事件发生的“当时现场”。对于地理问题，要回到当时的水系地图中寻找坐标；对于沿革问题，要以当时或时代最近的原始文献为最高优先级证据。对《水经注》这类著作，必须区分作者记录的“北魏现场”和他所转述的“前代现场”，警惕将动态记述静态化为永恒标准。

在认识论上，它揭示了我们所接触的“历史”，尤其是浸染了地方情感的历史叙事，常常是经过多重书写与传播的“层累构造”。每一层都可能出于不同的目的，对前一层进行覆盖、修饰或扭曲。因此，对于任何已成型的历史“定论”，都应保持一份审慎的追问与独立的批判。

泗阳的故事告诉我们，历史的魅力不仅在于发现“过去究竟是什么”，也在于剖析“我们是如何认识过去的”。在信息纷繁复杂的今天，这种基于原始证据与逻辑理性的清醒审视能力，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工具，更是每个试图理解传统、洞察现实的思考者所不可或缺的素养。这或许是这场始于《水经注》的千年误读与建构，留给我们的最宝贵遗产。

作者介绍

胡继武    历史与族谱研究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