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钱袋子”在战争中哪个更重要？相信大家都会毫不犹豫地说：两个都重要！是的，革命要成功，既要有“枪杆子”，也离不开“钱袋子”。只有握紧“枪杆子”，捂牢“钱袋子”，两个都要抓，两个都要硬，二者相得益彰，“枪杆子”让“钱袋子”越来越丰实，“钱袋子”让“枪杆子”越来越强硬，才会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 

在江苏省丹阳市城河路61号，有一座青砖黛瓦的优美仿古建筑，就是“镇江红色金融钱币专题博物馆”。这个专题博物馆占地面积1357平方米，展厅面积480平方米，分新四军十大银行货币陈列馆和华东财经委旧址陈列馆两部分，拥有珍贵文献资料和实物近200件。

而新四军十大银行红色货币陈列馆，是全国唯一以新四军金融斗争为主题的货币陈列馆，展陈重点突出惠农银行历史，陈列的一枚枚红色钱币、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份份文献资料，都经历了没有硝烟弥漫却也惊心动魄的“经济抗战”这一特殊战场，见证了那段烽火连天、血雨腥风的抗战岁月，也诠释着“枪杆子”与“钱袋子”的深刻关系……

日伪操纵，根据地金融市场混乱……

1938年夏，粟裕、陈毅、张鼎丞等率新四军先遣支队、第一支队、第二支队先后进入茅山地区，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根据地雄踞江南，虎视京（宁）沪，屏障江淮，拱卫浙皖，是全国六大山地根据地之一，也是我党在华中开辟最早、坚持最久的重要敌后战略基地，范围西起宁芜、东至淞沪、北濒长江、南抵天目山的广大地区，包括江苏省长江以南及毗连浙皖两省部分地区，后又扩大到苏中、淞沪等地，共有42个县，5万多平方公里，2000多万人口。抗战期间，根据地抗击和牵制日伪军10余万兵力，共毙伤俘日伪军4万余人，在战略上有力支持、配合和影响了全国的抗日斗争，为抗战全面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苏南抗日根据地形势图

作为新四军东进北上抗日的跳板，联系皖南、浙东、淮南、苏中的纽带和交通要道，苏南抗日根据地与汪伪政权的政治中心南京相连，又紧邻日寇在华的重要占领城市上海，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受到很大制约，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建立独立的财政金融体制。特别是1935年国民政府规定国民政府“四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发行的“法币”为流通货币，禁止银元市面流通，法币则成了根据地的主要流通工具。

1940年3月，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政府，并很快成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中央储备银行券”。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占领上海并掠夺了大量的金融资产；国民政府在上海的银行悉数被日伪没收，法币在长江下游地区已无承兑机构，从根本上动摇了法币的优势地位，逐渐导致法币贬值、辅币奇缺、各种代币券和代币物充斥市场……起初，伪中储券与法币等值流通,但到1942年6月初，汪伪政府宣布“中储券为苏浙皖三省统一通货，禁止法币流通，并限期2月兑换”，22日起又要求苏浙皖三省停止使用法币，造成货币市场极度混乱。

日伪操纵金融市场后，就开始在沦陷区大肆滥发日本军用券、伪中储券等货币，疯狂进行经济掠夺。这一恶劣行径导致大量伪币和法币同时涌入根据地，法币币值大幅下跌，造成根据地物价上涨，诱发通货膨胀，金融秩序失控，重创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产生活。

毛泽东深入分析抗战形势，曾反复强调，“战争不但是军事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为应对日伪的金融战、货币战，1941年至1945年，新四军先后成立江淮银行、鄂豫边区建设银行、淮南银行、盐阜银行、淮北地方票号、淮海地方银行、惠农银行、大江银行、江南银行、浙东银行等十大银行，发行自己的抗币，保障我军的供给，阻止敌人掠夺物资。这就形成根据地内有我方发行的抗币、国民政府法币、敌汪伪币，还有日本军用券，四种货币的错综复杂关系。

惠农银行旧址

新四军的这十大银行，灵活而英勇搏杀在敌后“金融战场”，共同支撑起抗战的经济“生命线”，顽强与日伪争夺战略物资，摆脱经济封锁，打破日军“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妄想，为党中央贡献了70%以上的经费，成为党中央的“钱袋子”，奠定了抗战必胜的坚实经济根基。

这其中的惠农银行，就诞生于镇江丹阳的延陵地区。

惠农银行，战火中孕育而生……

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采取通货膨胀政策，致使法币急剧贬值。1937年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不过14亿余元，到日本投降前已发行5千多亿元。

1942年春，为稳定和发展根据地经济、保护巩固人民群众利益，抵制日伪经济封锁，新四军江南财经局（由1941年3月成立的江南财政处改称）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工作总方针，针对根据地伪币侵入、法币贬值、辅币缺乏、货币混乱的金融状况， 决定成立惠农银行，发行抗日货币，逐步代替一部分法币流通，坚决与伪币进行斗争，并决定由金融科科长苏明负责筹建惠农银行。

经过半年多精心筹备，7月，苏皖区党委在溧水县里佳山召开扩大会议，研究讨论“成立惠农银行，发行惠农币，与汪伪政府的中储券作斗争”。12月的一个夜晚，江南财经局在丹阳延陵以西今金坛登冠的一个祠堂里，召开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四县开明绅士五六十人参加的惠农银行集股会议，以每股10元进行劝募；宣布由江南财经局局长李建模兼任惠农银行行长，孔朗任副行长。会后，惠农银行即在延陵镇上的一家盐栈挂牌办公，当天还展出不少金锭、金条、银锭、银元和珠宝，宣告银行资本金雄厚，借以提高惠农币信用。同时，在金坛西旸、高淳桠溪港分设兑换处。惠农银行是共产党、新四军在江南敌后创办的第一家银行，发行的惠农币是苏南根据地最早发行的“抗日货币”。

惠农银行以粮食和金银作保证，发行10元、5元币值的惠农币和1元、5角的惠农银号流通券，共20万元；主要流通于茅山东部和金坛、溧阳、溧水、江宁、句容、丹阳、丹徒、武进等地区，即当时的苏南行政委员会第五、第六行政区辖地一带。

新四军为什么要将惠农银行设在丹阳延陵镇？主要有三方面考虑：一是交通位置优越。丹阳是吴越门户，七省通衢，水路有大运河，陆路有京沪铁路，方便物资运输。二是群众基础良好，陈毅率领的新四军一到茅山地区，就这得到丹阳管文蔚等地方武装的大力支持，以及群众的衷心拥护。三是工作开展方便。延陵镇处于茅山根据地的中心，是根据地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丹(阳)句(容)、丹(阳)金(坛)、溧(阳)武(进)公路及京杭国道中间，而江南财经局、新四军六师十六旅修械所、茅山印刷所、被服厂等也都驻扎在延陵。

在筹建惠农银行时，经新四军第六师师长谭震林批准，从师参谋处作战科测绘组调来咏铁、彭城、吴进3人，从东路澄锡虞地区运来印《大众报》的脚踏圆盘印刷机；为保证图案设计美观，特意从上海请来技术人员李青云绘制票面，并通过上海地下党微缩制版，于五六月份开始印制。为躲避日寇的“清乡”，茅山印刷所隐蔽设在延陵镇西高庄南边的一个小湖荡里，印钞机安装在村上的柴房内，工作地点不固定。印刷所有一个小木船，白天在这个村上工作，晚上就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不少银行同志在转移过程中为保护公款、公物不幸牺牲……延陵北部的上塘门村张志林家一度也曾经设过惠农币印刷所。

因当时惠农币发行量不大、流通区域也不广，造成现存世极为罕见，十分珍贵，收藏在官方博物馆的只有三张，两张在中国钱币博物馆，一张在溧水博物馆。丹阳馆内的尽管是仿真件复制品，但也照样展示着惠农银行的过往和辉煌。

拾圆惠农币正面

拾圆惠农币背面

惠农银行拾圆币，色调为蓝色，票面尺寸142×8毫米，正面上方印有“惠农银行”四字，行名两侧是红色阿拉伯数字号码；中间的主景图案是典型的农村劳作场景，有农民背粮、扬稻、房屋和树木等，两侧均有中文币值“拾圆”两字；下方有“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印” 字样，左右下角有行长红色英文签名。背面主景图案为池塘、宝塔及房屋，两侧有阿拉伯币值“10”，下方有英文“TEN YUAN”及“1942”字样。

伍圆惠农币正面

伍圆惠农币背面

惠农银行伍圆币，色调为红色，票面尺寸为132×76毫米， 正面上方印“惠农银行”四字，行名两侧是蓝色阿拉伯数字号码；中间右侧主景图案为农村典型的日常街景，有远山、稻田、房屋、人物、鸡鸭等，下方是行长蓝色英文签名；左侧为中文币值“伍圆”两字，下有“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印”字样。票面四角有“伍”字，下方花边框内满印“惠农银行伍圆”字样。背面印有花纹图案，上方有英文行名“THE BANK OF FARMERFACILITAING”字样，四角及左中印有阿拉伯币值“5”，下方有英文“FIVE YUAN”及“1942”字样。

壹圆惠农流通券正面

壹圆惠农流通券背面

惠农银号壹圆流通券，色调为紫色，正面主景是河、桥，河两侧有瓦房、树木，河上空有飞鹰，呈江南农村画面；两侧印有蓝色号码，四角有大写“壹”字，下部有“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印”字样。主景之上加印红色“惠农银号流通券”七字，左右下侧加印“总经理章”“副总经理章”。背面主景为杭州六和塔，左侧圆圈内是“壹圆”，右侧是阿拉伯数字“l”，下部印有“代币券”及“1940”字样。另外，还从铅字中找到仿毛主席笔体的“大”“众”“报”三字，随机印在钞票正面右上角，作为防伪标志。

细心的你可能已经发现，拾圆币、伍圆币的印制年份都是“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印”和“1942”，而壹圆流通券却是“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印”和“1940”。怎么会不一样，怎么会提前“早产”两年？原来这是有意而为之，目的是为了混淆视听，便于隐蔽斗争。

坚守惠农初心，服务一方百姓……

银行取名“惠农”，寓意民主政府成立银行的目的是支持当地农业的发展、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给农民以真正的实惠，是共产党、新四军厚重而博大的为民情怀。

惠农币发行后，抗日民主政府规定根据地辖区内的市场交易和税收一律用惠农币结算；最开始惠农币与法币比价1∶1，后法币贬值，比价调整为1∶5。为维护惠农币信用，保证币值稳定，根据地联合法币共同抵御伪币入侵，限制其流通。1943年3月18日，苏皖区党委颁布的《苏南施政纲领》第十条明确指出：“调整金融关系，坚决禁止伪币，保护法币，巩固惠农币之流通，以利经济之发展与财政之充裕。”

成立了自己的银行，流通着自己的货币，这给根据地人民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还帮助贫苦农民发展生产，贷款给他们购买农具和种子。仅西旸办事处就累计发放农贷10万元，还贷款1万元给句容县政府修建引水渠，解决耕地灌溉用水，受到农民的拍手称赞。各项农贷的及时发放，农民真正得到实惠，这对稳定民心、提升民主政府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43年5月，日伪军疯狂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和“清乡”。苏皖区党委考虑敌我力量悬殊、战斗充满变数，遂于5月6日作出《关于五、六两个月财经工作的紧急决定》，规定“惠农币由财经机关定期收回，至于一元、五角惠农流通券则仍然保持流涌，但不得公开宣布。惠农银行不取消，名义仍保留。”至10月，日伪军开始在茅山东部区进行“清乡”，大举进攻两溧（溧水、溧阳）中心区域—当时苏南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地，实行军事“清剿”。为应对南北夹击的险恶局面，新四军迅速采取紧急“精简”措施，决定撤销惠农银行，撤出延陵地区，停止发行惠农币，并按原值兑换收回流通的惠农币。1945年日军投降后，新四军奉命北撤，并在撤离前用银元和实物回收了惠农币，没让老百姓吃半点亏。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侵华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右）向中方代表何应钦呈递投降书。

惠农银行和惠农币存续不到一年，虽然时间较短，但对打击伪币、限制法币、稳定物价、防止法币贬值而损害根据地群众的利益，促进根据地的生产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钱袋子”和“枪杆子”“笔杆子”一样，在经济上与敌人展开反“掠夺”、反“封锁”斗争，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为抗战事业全面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在中国红色金融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