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三角区域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积淀精深厚重，美术财富丰赡而极具多样性。不妨将长三角诗性文化美术历史传统的美学特色用五个字来概括，就是：雅，润，清，秀，柔。总体上说，追求诗意栖居突出文化和品位的长三角美术历史传统凸显一种有所侧重的中和之美，即雅俗互动而重雅，润枯相调而重润，清浑相映而重清，秀拙相生而重秀，刚柔相济而重柔的中国特色古典式和谐。这一历史传统的现实意义之一，是它可以从一个方面为解决新时代新形势下坚定文化自信和实现文化新发展问题，提供一种古典人文精神资料。

关键词：长三角美术历史传统美学特色

长三角区域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积淀精深厚重，美术财富丰赡而极具多样性。要将长三角区域作为一个整体，来简略梳理其美术历史，概观其美术传统，寻找其艺术美学的总体特色，很难周全谨严，难免挂一漏万。而这种努力对于今日整体上规划长三角的美术乃至艺术文化的新格局和新发展，应当说是有参考意义的。本文刍议，基于以上考虑。

一

历史上长三角的美术是由在长三角生活抑或居留过的人创造的，反映出他们的意识观念和审美追求。

今天所说的长三角区域包括沪苏浙皖一市三省。这是大体上处于长江下游的一块丰饶的土地。它东临东海、黄海，位于江海交汇处。是处河流湖泊众多，径流丰富，几乎没有冰冻期。这里的土壤以沼泽土、草甸土为主，其平原地区大多为膏腴的水稻土和旱地耕作土。这里大多地处亚热带湿润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这里水网明秀，土地肥美，物产丰衍。特定的自然地理影响到这里的经济和文化。历史上比较而言这里经济发达，交通便捷，富庶繁华，尊礼尚文。“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长三角人民的社会存在状况和性质对于其美术意识和美术创作传统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长三角区域在历史上大部分地区属吴，少部分地区属楚，大致上跟人文地理、历史文化意义上的“江南”相当。今天讨论长三角的艺术传统精义，便离不开“江南”这一富含文化意义的特定概念。关于何处是江南虽说并无统一的界说，但是，“从纵观约两千年的历史着眼，并顾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故近世学者则常……以长江下游为江南者居多”。晋室东迁建康，吴越国钱氏王朝的经营，和宋室南渡，作为几个重要的节点，对江南的开发起过难以估量的作用。南宋时期江南经济文化超越北方成为全国经济文化重心，明清时期江南是全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区域。作为相对富裕的经济基础和占据相对高度的精神文明相统一的结果，江南艺术璀璨，收藏风盛，美术传统既深且厚。

“江南”，让人一见而艺术意象油然自生的地名。钱钟书在其《谈艺录》当中有专门章节谈到此类非同一般的称名。诗人善用人名地名为本领，“吾国古人作诗，早窥厥旨。”清人宋长白《柳亭诗话》引金长真语“诗句连地理者，气象多高壮”。江南，出现在历代诗歌中的意象便主要是小桥流水、杏花春雨、陌上花开、旖旎香梦。而譬如明朝遗民诗歌的江南情结又不时埋下了刚烈不屈，存中华民族一线正脉的文化精神种子，现代文化的源头之一便是明清之际的民族思想。这是江南艺术意象的另一面。

长三角，或者说江南的人心胸旷放，聪慧机敏，洒脱刚毅，勇敢灵动，柔中寓刚。长三角的美术就诞生在这样一块肥沃深厚的土地上，诞生在生长于斯、居住于斯、艺术活动于斯的人们手中。

二

按照通常的分类，美术名下包含建筑、绘画、雕塑和工艺美术，后者在今天的艺术语境中也常常被称为设计，自然是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设计。

长三角自古以来出了许多有识之士、能工巧匠，建造了许多风格独特流芳后世的建筑，其中一些历经历史的沧桑留存至今，让人叹为观止。良渚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城址，被誉为中华第一城。“江左地促，不如中国”，建康城规划建设因地制宜，“纡余委屈，若不可测”，是“为巧”。苏州西北郊虎丘山上的云岩寺塔即虎丘塔，为五代宋初楼阁式砖塔，后因塔基沉陷而成为中国著名斜塔之一。吴越国时期的杭州乃至吴越国境内曾经建造了许多木结构寺庙和砖木结构佛塔或石塔经幢。五代末宋初浙东人喻皓长于建造木塔和多层楼阁，被称为宋朝木工第一人。他编成的

《木经》一书，成为中国古代建筑经典李诫《营造法式》的基础。杭州六和塔乃是宋代佛塔的代表，后经重建和装修，宋式形制总体上不变，内里有宋代砖雕。松阳延庆寺塔是具有唐代建筑风格的砖木结构宋塔，亦为斜塔。南京的明城墙、栖霞寺舍利塔、甘熙宅第、蒲塘桥、七桥瓮、朝天宫、杨柳村古建筑群等，让人窥见此地古代建筑的丰厚积淀和历史传统。历史悠久的朝天宫由明太祖朱元璋御赐名。作为江南现存建筑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的明清殿宇式古建筑群，保存完整的朝天宫成为今人研究明清官式建筑的难得的实物资料。江南贡院建筑供人了解明清科举制度的实地情景。南京紫金山明孝陵为江南皇帝陵墓建筑的代表。徽派建筑在中国建筑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享誉海内外的徽派建筑流行于徽州和浙西严州、婺州、衢州地区以及杭州地区。它以木、石、砖为材料，木构架为主，梁架巨硕，雕梁画栋，木石砖雕精湛而富有耕读文化内涵。依山就势、构思精巧，粉墙黛瓦马头墙成为其典型的视觉形式特征。展现为石库门、公寓、花园别墅洋房诸样式的海派建筑，筑基于以吴越文化为主的中华传统文化，批判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其历史传统形成于近代。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是其核心理念，大海襟怀，中西融合，体现出大气开放、多元创新的进取精神。

江南园林，源远流长，乃是中国建筑举世瞩目的一朵奇葩。“如果按照园林的隶属关系来加以分类，中国古典园林也可以归纳为若干类型，其中的主要类型有三个：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观园林。”它们之间有四个共性，即“本于自然，高于自然”，“建筑美与自然美的融糅”，“诗画的情趣”和“意境的含蕴”。相较而言，其中私家园林由于受非美学因素的制约较少而最有艺术文化代表性。明清两代，“择地叠石造园成风。特别是在经济繁荣达官文人荟萃之地苏州、扬州、无锡、松江、杭州、嘉兴一带更为发达”。以历尽劫难留存至今的长三角园林遗产来看，蔚为大观，择其要者，则有苏州留园、拙政园、沧浪亭，扬州平山堂，无锡蠡园、寄畅园、梅园，南京瞻园、煦园，常熟燕园，上海豫园、秋霞圃、古漪园、曲水园，杭州刘庄、郭庄、文澜阁、西泠印社，湖州小莲庄，嘉兴烟雨楼等。江南私家园林主人多为文人士大夫，或亲自设计，或聘用名匠，其造园重意匠讲境界，追求隐逸、逍遥，生命与自然宇宙的合一。自觉“第园筑之主，犹须什九，而用匠什一”，所希求的“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不仅是观赏效果，更是精神境界。“叠石在明清造园中占有突出重要地位”，“不少叠石名家都有一定程度的诗画修养”，而“明清园林之设计人才多集中江南一带”。长三角造园名家辈出，代不乏人。早在南朝刘宋时吴郡吴人张永就颇负盛名，明末以来又有松江华亭人张南垣，松陵人计成，南直隶长洲人文震亨，山阴人祁彪佳，武进人戈裕良等等，多为文人士大夫，兼擅诗文书画，有的还留下了经典名著，例如计成的《园冶》、文震亨的《长物志》。兰溪人李渔的《闲情偶寄》论述了园林、建筑、工艺器玩等等，时有精当之论。

江南的绘画名家举不胜举，在一部中国古代画史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东吴曹不兴属于迄今为止最早确有历史记载的以绘事成就载入史册的中国古代画家群。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艺术审美自觉的时代。南京曾是东吴、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六朝的都城。先后在此处活动的享有盛誉的画家就有晋陵无锡人顾恺之，吴县人陆探微，吴中（一说吴兴）人张僧繇（亦为雕塑家），谯郡铚县（今安徽濉溪县临涣镇）人、晚年长居会稽的戴逵，等等。南齐人物画家谢赫更以一部《古画品录》影响千余年。来自江南的董伯仁和郑法士并为隋朝大画家。董氏善画江南美景史书有载。有唐一代江南画家之名留青史者也不少。会稽人孙位性情疏野放羁，以《高逸图》让人叹服。吴郡人山水画家张璪笔墨清润，他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启迪一代代画家。谯县（今安徽亳州）人曹霸画马，吴人滕昌祐画花鸟，均载入画史。定都江宁的南唐的翰林图画院人才济济，金陵句容人周文矩、江南人顾闳中、金陵人王齐翰和相继而来的曹仲玄、卫贤、赵幹名满南北，另有“野逸”风格的金陵（一说钟陵）人徐熙开创“徐熙画派”。吴越画家也不少。如蕴能、罗塞翁、王耕、张质。婺州人贯休以“罗汉图”名世。

宋代是中国绘画发展的一个高峰。南唐入宋的董源、江宁僧人居然创“淡墨轻岚为一体”。安徽舒州人李公麟堪列宋代人物画家之首。水墨梅竹至宋代成为独立画科。其首屈一指者文人士大夫文同，曾赴任湖州太守而未果，所开创的一派被称为“湖州画派”。宋室南渡，全国经济文化以及艺术中心南移至以临安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画院内外名家众多，济济彬彬。检书数来便见南来临安的梁楷、李唐、萧照、马远、赵伯驹赵伯骕、李迪、扬无咎，钱塘人李嵩、刘松年、夏圭，画风简约空灵曾为临安僧人的法常，海盐人赵孟坚，淮阴人龚开，等等。“马一角，夏半边”都是水墨苍劲一路山水画。元代江南美术成就斐然，依然在全国首屈一指。元画之光辉集中在文人画。画作往往蕴含民族意识，尚超逸，讲究以书入画。吴兴人赵孟頫堪称元代画家领军人物。从董巨发展而来的山水画“元四家”乃常熟人黄公望、吴兴人王蒙、无锡人倪云林、嘉兴人吴镇，扩大了“南宗”一派的影响。吴兴人钱选、钱塘人王渊、赵孟頫之妻管道昇、淮东人顾安、仙居人柯九思、诸暨人王冕、杭州人张渥、严州人王绎，群星璀璨，各擅胜场。

明代的宫廷画家有许多是从长三角征召而来的，以浙江为多，例如钱塘人戴进、永嘉人谢环、鄞县人吕纪、海盐人朱端等。明清时期画派纷呈，多汇集在江南一带。以山水画为例，明初浙派占优，创始者戴进；明中叶产生于工商发达、文人荟萃的苏州的吴门派主导，“吴门四家”一曰“明四家”系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明晚期推崇董巨倪黄的华亭派兴起，松江华亭人董其昌是明末倡导文人画最为积极的画家，标举以水墨渲澹为格调的“南宗”即“文人之画”。华亭人陈继儒、嘉兴人宋旭、钱塘人蓝瑛、芜湖人萧云从、宁波鄞县人吕纪、苏州长洲人陈淳（白阳山人）和周之冕、山阴人徐渭（青藤），无锡人王绂、休宁人丁云鹏、诸暨人陈洪绶，均为论明代绘画不可不提的人物。画史上，白阳、青藤并称，白阳隽雅青藤狂放，让后世写意花鸟画家高山仰止。侨居南京、一生往来于苏浙一带的曾鲸的波臣派人物肖像画法风行一时。清代的卓越画家亦多活动于江南。明遗民画家“清初四僧”中南昌人朱耷，歙县人弘仁，寓居南京的髡残，羁旅宣城、南京晚年定居扬州的石涛，都在长三角留下许多画迹。宣城人梅清和石涛、弘仁屡游黄山，笔底云烟，创黄山派。“四王”，苏州太仓人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和常熟人王翚，主张以传统画法为是，人称正统派，后衍生出虞山派和娄东派。明清之际生长或寓居于金陵的山水画家龚贤、樊圻、高岑等人称“金陵八家”。继“四僧”（石涛、八大山人、石溪、弘仁）之后主张借古开今、自辟蹊径的扬州画派，金农、黄慎、郑夑、李鱓等于康熙中期至乾隆末年活跃于扬州地区，个性鲜明，面目各异，为人瞩目。杭州仁和人黄易，钱塘人奚冈、戴煕、赵之琛，武进人恽格、汤贻汾，苏州人王武，常熟人蒋廷锡，德清人沈铨，寄籍江都的禹之鼎，丹阳人丁皋，侨居松江的改琦，乌程人费丹旭，无不拥有可圈可点的艺术造诣。作为清末以来百余年绘画的一个代表，“以上海为中心地点的新兴的‘海上画派’——海派。这个画派，起于赵之谦，盛于任颐、吴昌硕”，表现出“一种锐意进取、大胆革新的趋向”。海派乃是当时上海政治经济生态环境下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其主要成员来自苏浙。

长三角雕塑传统同样深厚，它们主要出自民间工匠之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载入史册的远不及画家为多，然而雕塑名作历代都有，有的流传至今。徐州狮子山楚王陵陶俑雕塑总数4000余件，分为兵马俑、仪卫俑、侍吏俑和乐舞俑，从一个方面体现西汉雕塑反映现实生活的水平。汉代画像石砖介于绘画雕塑之间，长三角也多有留存，例如铜山洪楼出土纺织图、睢宁双沟镇出土农耕图、海宁长安镇出土67幅画像石，定远坝王庄出土神兽动物画像石。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时代待定，一说为东汉遗存。东晋大画家戴逵，同样在雕塑领域广为人知。曾造丈六尺高的无量寿佛木像及菩萨像，发明了夹纻漆像的方法，在建康瓦棺寺作佛像五躯，名列“瓦棺寺三绝”。南京栖霞山摩崖造像乃南齐遗物，而亳县石济周碑造像镌刻于北齐。南京、丹阳均出土南朝竹林七贤画像砖或曰砖印壁画，以南京西善桥的制作最佳。南朝陵墓雕刻也很有成就。南京、丹阳一带发现的一些帝王陵和王室墓，有大批麒麟、天禄、石狮雕刻遗存，气势恢宏。梁宗室重臣萧景墓石狮为其中一个代表。缘于佛教造像兴盛，唐代一批雕塑家留下姓名，往往兼擅绘画。其中吴郡人杨惠之排在首位，以至于各地常有一些塑像传说抑或附会成他的创作。

南京江宁祖堂山南发现的南唐钦陵顺陵的浮雕群像丰赡精美。杭州雷峰塔地宫出土吴越国王钱俶供奉“佛螺髻发”鎏金纯银阿育王塔，塔身四面镂刻佛本生故事画面；桐乡崇福寺出土吴越金涂塔，塔基四方刻有佛教浮雕，都镂刻精美，布局疏密得宜。杭州烟霞洞造像主要完成于吴越国时期，有的系宋代、清代作品。雕塑家杭州人张文昱、王文度曾在宋真宗修汴京玉清昭应宫时参加塑像，大获成功。连云港海清寺阿育王塔出土鎏金铜佛像和鎏金银棺浮雕乃北宋精品遗存。苏州甪直保圣寺的罗汉塑像保存宋代佛塑风貌。洞庭东山紫金庵罗汉像，传为南宋雷潮夫妇所塑（一说为明代邱尼陀）。镇江宋墓出土速塑童子捏像，实为殉葬品中少见，亦宋塑精品。苏州玄妙观南宋雕刻为道教造像佳作。杭州灵隐寺飞来峰，有五代至元造像380余躯，其中元代汉、藏式造像100多尊。杭州吴山宝成寺元代密宗麻曷葛剌（大黑天）造像，乃是全国迄今仅存一尊的此神石壁雕像，且有确切年份题记。

明清时期江南雕塑普遍活跃。明孝陵御道两旁的石雕行列，人物威武庄重，动物神兽各含寓意。凤阳明皇陵墓前石雕群像亦属此类。蚌埠明将汤和墓前石雕群像也为雕塑史家所称道。嘉兴楞严寺曾有明代铜铸紫柏大师（可真）自造像。杭州岳王坟前有明代铜铸秦桧等奸臣跪像，后重铸铁像。海宁天宁寺须弥座石刻浮雕，桐乡崇福寺象牙、沉香木王母像，芜湖荆壁禅寺石壁造像，均为明代佳作。徽州、苏州、松江、沪上、嘉兴、湖州、绍兴、金华、宁波等地的明清建筑装饰雕刻精美绝伦，门楼、影壁、柱础、勾栏、梁柱、斗拱、藻井、门窗等处用砖刻、石雕、木雕、瓷塑、堆灰等手法刻镂装潢，明式偏质朴劲健，清式偏精巧繁琐，尤其在康乾之后。东阳卢宅有明代及清初精美装饰雕刻，上海南市木商会馆砖木装饰雕刻为清末上品。苏州、南京、杭州、金华等地太平天国王府建筑及其装饰雕刻乃至壁画，往往有可赞之处。苏州戒幢律寺五百罗汉塑像，当为清代雕塑名品。

有记载的江南雕塑家，除去前已提到的，还有戴逵次子戴颙，南齐雷卑石，齐梁时彭城下邳人僧祐，北宋居余杭的女木雕家严氏，吴县木渎人袁遇昌，南宋居苏州龙兴寺的妙应，元代曾画塑镇江白塔寺的刘高，明代塑佘山宣庙寺佛像的江右工，新安人郑约，清代居苏州虎丘的项天成，擅长脱沙塑人像的苏州人赵浒，等等。

论及长三角的工艺美术传统，首先关注其品类繁多，各有千秋。泥质黑陶是浙北、苏南良渚文化当中最有特色的标志性器具之一。出自“东瓯”即浙东一带半瓷质的青釉陶瓷是南朝最重要的陶器，成为唐宋时期盛极一时的越窑青瓷的前身。瓷器“至唐而始有窑名”。唐瓷最负盛名者为越窑青瓷。五代时越窑青瓷（唐时始称“秘色瓷”）列入名贵珍品。陶瓷工艺是宋元工艺美术当中最有成就者。始烧于北宋前期的龙泉窑，至南宋臻于极盛，延续至明代。哥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杭州南宋官窑瓷器稀少珍贵，乃中国古代瓷器中的瑰宝。宋代青瓷烧造地点在江南还有婺州、寿州等。宜兴窑至晚唐五代已是江南著名民间青瓷窑，明代始以紫砂器遐迩闻名。清代书画篆刻家陈鸿寿（号曼生）设计出“曼生壶”。明清时期江南色釉和画彩瓷器达到高度水平。丹青家介入瓷画和瓷画工受文人画家影响的情况比比皆是。安徽界首的刻花釉陶也有特色。康雍乾盛行金属胎画珐琅器，扬州为主要产地之一。史册留名的制瓷家有三国吴上虞人袁宜，宋代萧县人阮十六，南宋龙泉人章生一、章生二，明代龙泉人瞿志高、石林、顾仕成，宜兴人供春、欧子明、时鹏及子时大彬、李茂林及子李仲芳，苏州人周丹泉，清代宜兴人陈鸣远、葛明祥葛源祥兄弟、杨彭年等。

江南丝织自古全国闻名。唐代江南道的越、润、苏、湖、杭各州产各色丝织品，譬如扬州的蕃客袍锦、半臂锦、独窠绫，越州的宝花、花纹等罗，白编、十样花纹等绫以及花纱、吴绢等。浙西一带出产“文采怪丽”的缭绫。南宋时江南以杭州为中心发展锦绫工艺，产品名称之多、工艺之巧、花样之美令人叹为观止。苏州、杭州官办的绫锦院规模大、品种多。缂丝工艺成规模、争创新，佳作纷呈，尤其在松江、苏州一带，松江人朱克柔、吴郡人沈子蕃是当时高手。元代棉纺织家松江人黄道婆载入史册。明清时期苏州、扬州、杭州、松江、嘉兴、湖州属于工艺美术最发达地区。江宁苏杭织造局的锦缎名满天下。苏松杭嘉湖江南五府为全国丝织品中心产地。南京云锦、苏州宋式锦尽人皆知。历史悠久的苏绣、南宋时已臻极盛的杭绣，源于嘉靖时松江顾名世女眷的顾绣，明清时均有发展。昆曲流行的苏州扬州也是刺绣戏衣的重要出产地。清末女刺绣家原籍安徽的胡莲仙久居苏州，后将绣艺传至长沙。另一位女刺绣家华亭人丁佩留下《绣谱》。

苏浙皖多地有汉代精美漆器出土。南朝的螺钿镶嵌、漆绘、木画、拨镂等工艺，至唐代进一步发展完善。宋元时江南漆工艺流行延续到明清。元代嘉兴人彭君宝是戗金名匠，嘉兴人张成、杨茂则以雕漆闻名。嘉兴、宁波的描金、雕漆，扬州、苏州的镶嵌漆器，各有千秋。明文震亨《长物志》同时亦分门别类叙述工艺美术，表达了当时文人的雅人之致，亦即对工艺美术的审美标准和趣味。明隆庆时新安平沙人漆器著作名家黄大成，撰写了中国现存唯一的漆工专著《髹漆录》，又经嘉兴西塘人杨明逐条注释。江南清代漆艺家留有姓名的有扬州人卢葵生等。

明清时期苏州民间生产的明式硬木家具远近闻名。江南也流行仿古铜器，明代松江人胡文明制鼎彝尊卣，嘉兴人张鸣岐等制铜手炉，时尚名品，人珍藏之。清初徽州人汤鹏，于芜湖学铁匠，创铁画闻名，曾受画家萧云从影响。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雕器物惊艳世界。明清苏州一带成为南方玉雕工艺中心，以工巧著称。明代琢玉嵌宝名家陆子冈有独到手艺，名传后世。始于明盛于清的巨型玉山陈设品，大多主要由扬州、苏州工匠操刀。明清竹雕名工多系嘉定、南京等地江南人士。明代擅长雕刻竹根的金陵人濮澄开创“金陵竹派”。嘉定人朱鹤、朱缨、朱稚征祖孙三代前赴后继创“嘉定竹派”，清时嘉定又涌现出吴之璠、封锡舜、封锡禄等名手，嘉定人金元钰编著《竹人录》记录的明清嘉定派竹刻工艺家就有七十人之多。清代无锡惠山泥人的佼佼者是王春林。至于苏浙皖沪民间的竹藤草棕柳编织器皿，窗花、绣样剪纸等等，亦传承不断，颇有成就，擢发难数。

三

显然，丰厚广博的长三角美术历史传统绝非尽可能的罗列所能包容。比较而言，建筑、雕塑、工艺美术的历史记载比不上绘画充实。绘画的载录丰赡，是跟历史上北宋中期以后确立的文人画的艺术主体地位和文人士大夫的创作主体身份相关联的。然而，就绘画而言，民间绘画也十分丰富。譬如说壁画，至少到唐代，许多江南大画家是以壁画扬名天下的。江南各地的古建筑壁画也屡有发现。比如说，南京堂子街、如意里，苏州拙政园，江宁方山，浙江金华、绍兴，安徽绩溪当地，就都遗存有太平天国壁画。

长三角的美术传统一般而言也可以分为雅文化和俗文化。前者讲究优雅、精致、细腻、秀逸而高深，后者追求平实、普通、便捷、浅近易懂而更贴近日常人生。这让我们想起所谓“大传统”和“小传统”的说法。美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RobertRedfield）曾将文化传统大体上一分为二，“其一是一个由为数很少的一些善于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大传统”，“其二是一个由为数很大的、但基本上是不会思考的人们创造的一种小传统”。这有些类似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说法。这种诠释固然透露出一种精英的傲慢，况且大、小是相对的，小传统的生命活力不可轻视，但在艺术美学观念和趣味方面，文人士大夫为主创造的“大传统”在更多的情况下起了某种引导性的作用也是历史的事实。

有研究者在探究明清之际书法大家傅山的艺术及其环境的时候，引出一个结论：“傅山个案提供了一个……例证：文人艺术家才是艺术趣味的真正仲裁者。”“大传统”抑或说精英文化传统主体占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优势地位，使得他们有了更多的艺术审美话语权和影响力。在长三角美术传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在许多情况下，大小传统其实有着互动：在大传统所主导的艺术氛围中，属于小传统的民间工匠向文人士大夫书画家学习，受文人士大夫的审美理念和艺术趣味影响、熏染，而文人士大夫也由于各种社会原因或个人兴致之所在，介入俗文化和民间建筑、园林、雕塑、工艺美术，改变小传统的面貌，同时吸取民间的东西改变自身诗文书画的创作，接受源头活水。民间艺术传统经过历史演变和文士的整理乃至提升，进入精英艺术传统，也不难发现。

四

大略梳理长三角的美术历史传统，进一步探究其精神内涵，可以发现：在美术理念、思想倾向和美学取向层面上，长三角美术更注重艺术审美，更多地浸润了道家文化的精神，时常还有禅家文化的因素，更多地具有一种诗性的特色，本真的智性融入诗性之中，不同于北方美术历史传统更多地注重艺术的社会学功能，更多地倾向于儒家文化精神和理性表现。有学者概括说：不妨“将江南诗性文化理念与精神的历史承载者与创造者称为‘为江南文化所化之人’”，他们“与中国文化主体既相关又有所不同。相关是因为他们都是中国文化生命的感性载体，不同则是由于南北文化之差异所导致”。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将尽心、尽性、尽理蕴含在尽才、尽情、尽兴当中的。长三角人们生活的审美态度以追求诗意栖居，推重文化和品位为主。他们的美术传统既有守住艺术文脉执意深耕的执着耐力，一往直前的献身精神，又有潜心创新别开生面的生气活力。历史上这里有天性巧慧、柔敏多才的智性文化，江左清流、朴俭遗风、弦诵不辍的灵动、浪漫、婉转的诗性文化，也有吴王金戈越王剑、卧薪尝胆、壮怀激烈，尊廉洁尚奇节的阳刚、豪放、壮烈的胆剑文化，这样的文化孕育出有其美学特色的美术传统。

要而言之，不妨将长三角诗性文化美术传统的美学特色用五个字来概括，那就是：雅，润，清，秀，柔。雅者，正也，指正心诚意，合乎规范，正而不邪，也就是走大道守正道，讲究文雅、雅致，自由而不出格，雍容大方，有“书卷气”。润，说的是水性，濡湿润泽，淋漓酣畅，葱蔚洇润，不干枯不板滞而有光彩。清，是说纯净明澈，静谧清旷，澄湛鲜明，素朴淡远，不浑浊不糟乱。秀，意指松灵巧慧，轻省美丽，精谨敏感，娟秀精致，妍妙俊爽，神采飞扬。柔，指绵软柔韧，平和温缓，婉转舒扬，曼妙绰约，娇媚可爱，体现明显的阴柔之美。正如前面已经涉及的，这当然不是说这一方水土的美术历史传统缺乏苍劲、高古、沉雄、劲拔等阳刚格调的美，而是强调她的主要美学倾向，其他倾向是涵容在其中的。

总体上说，追求诗意栖居突出文化和品位的长三角美术历史文化传统凸显一种有所侧重的中和之美，那就是雅俗互动而重雅，润枯相调而重润，清浑相映而重清，秀拙相生而重秀，刚柔相济而重柔的中国特色古典式和谐。

对于长三角美术历史传统及其美学特色的考量，试图探讨其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清人章学诚有言：“所谓好古者，非谓古之必胜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中也。”今天是历史的沿革，创新离不开对传统的了解和剖析。今天长三角的美术和文化建设者，有必要知晓历史传统的真谛和精华。长三角美术历史传统的现实意义之一，是它可以从一个方面为解决新时代新形势下坚定文化自信和实现文化新发展问题，提供一种古典人文精神资料。

（作者简介：章利国，中国美术学院三级教授，博士论文督导委员会委员，曾任博士后合作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书法篆刻艺术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美学学会会员，浙江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