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贤哉虞仲氏，让国来荆蛮。

断发文其身，之死不复还。

孤冢郁崖峨，屹立山之间。

高风播宇宙，邈矣谁能攀。

青山得以名，万古永不刊。

——周彦翼《虞仲墓》

真是“江山也要伟人扶”（袁枚《谒岳王墓作十五绝句》）！

常熟虞山，古称乌目山，又名海隅山，俗称卧牛山，因商周之际江南先祖虞仲卒葬于此而得名。虞山海拔仅有二百六十多米，位于城西北处，南有尚湖，绿荫覆盖，寺台亭墓星散其间，逶迤延伸入城，宛如一颗美丽的翡翠。

传说，常熟本无山丘。殷朝末年，姜尚在朝为官，因为上书谏诤得罪纣王而遭通缉，慌忙南逃，一直逃到江边，前面滔滔大江挡住去路，后面追兵紧紧赶来。正在绝望之际，江边出现一头乌目神牛，姜尚跨上牛背，神牛让姜尚闭上双眼后奋力向江中游去。这时，纣王已追赶到，看见神牛救走姜尚，就挥剑刺伤了神牛。神牛拼尽全力游到东海之滨。乌目神牛因流血过多，慢慢卧伏下来。可姜尚仍闭目坐在牛背上，待他睁眼一看，神牛已化成了一座山，其伤口便化作气势雄伟的剑门。远眺虞山，酷似一头卧牛，头朝东南，尾向西北，半山处的辛峰亭犹若牛角。老牛为何伏地不走？只因常熟土地肥沃、水草丰茂之故。

走近虞山，率先闯入眼帘的是清权坊，正面刻有“敕建先贤仲雍墓门”，旁边有清权祠。稍后即第二道石牌坊，正面有曹秀先题写的“南国友恭”，背面是胡文伯题写的“让国同心”，两侧镌有楹联，上联是“道中清权垂百世”，下联为“行侔夷惠表千秋”。第三道坊在山腰间，题额是“先贤仲雍墓”，背后刻有“至德齐光”，两侧楹联为程光炬题撰，上联是“一时逊国难为弟”，下联为“千载名山还属虞”。其后便是虞仲墓穴，背山而建，居高临下，四周巨石嵯峨，松柏林立。

踏着岁月留下的隐约青苔和时光投下的斑驳阴影，我们敛色循坡走进了历史深处。

商朝末年，我国西部有个周族，大王名叫古公亶父(即周太王)。他有三个儿子：长子泰伯(又称太伯)，次子虞仲(又称仲雍)以及三子季历。其中，季历有个儿子名为姬昌(即周文王)，聪明且有圣德。古公特别喜欢这个孙子。姬昌这个名字就是古公给起的，他把周族的繁荣昌盛寄希望于姬昌。按照惯例，王位应由长子长孙继承，长子长孙不在，方由次子接班。古公想让季历继位，再由季历传给姬昌，但是又怕这样容易造成弟兄不和，族人不满。古公为此犯难了。

其实，（泰)伯(虞)仲二人早就看出了父亲的心思。二人密谋，以去衡山采药为名离家出走。途中，伯仲二人获悉古公去世，故意不返回家,反而加快步伐，远离故乡，以避免被众臣拥立。古公发丧之时，伯仲已经千里迢迢来到当时还是荆蛮之地的太湖之滨，与当地人一样，断发纹身。

检阅《史记》，我们不能不抱怨太史公司马迁惜墨如金了：“太伯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泰伯虞仲二人乃奔荆蛮……”寥寥数语，浓缩了伯仲二人奔吴途中多少艰难险阻！从岐山到太湖，即使是走直径也要三四千里，何况当时人烟稀少，在崇山峻岭、丛林草莽间踩出一条路来，绝非易事。打个比方，假如没人追赶，为求生欲望驱使，也许会铤而走险，而为仁义道德计，似乎不必刻意历经艰险，只要在离故乡不远的地方找个生存之处，便可成全古公和季历乃至姬昌了。那么，伯仲二人为何不远千里奔吴呢？史无明载。不过，据《左传?哀公七年》记载：“泰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断发文身，赢以为饰。”原来，泰伯来到吴地推行周礼,但是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后来，虞仲作了很大的变易，不仅“断发纹身”，还给自己起了一个字——孰哉(吴语可理解为“熟了”)。可见，伯仲二人曾经投奔其它地方，但是都被驱逐出境。奔吴之后，由于虞仲入乡随俗，完全和当地人打成一片，方有立足之地。不然，伯仲二人很有可能还要继续流浪。

历史的真相总被掩埋在地下。上述故事出自导游美眉之口，自然有些水分。据《古今乐录》记载：“泰伯既与虞仲逃去,披发纹身，为王采药，后问太王卒，还奔丧哭于门。季历谓泰伯：‘长子也,当立。’垂涕而留之,终不肯止。季历作哀慕之歌。”无锡《金匮县志》（卷三十三）载有《哀慕歌》，歌曰：

追念伯仲，我季如何，梧桐萋萋，生于道周。

支骨离别，垂思南隅，瞻望荆越，涕泪交流。

站在“南方友恭”坊前，我们更加怀念当时接纳伯仲二人的先民，他们犹如这座青山有着博大的胸怀……

奔吴之后，伯仲二人与当地人“并耕而食，饔飨而治”（《孟子?滕文公上》），还为荆蛮之地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华夏文化。久而久之，伯仲二人受到了当地人的拥戴。泰伯被推举为首领，泰伯“自号勾吴”。泰伯身后无子，虞仲又被推为首领。后来，周武王统一天下，才把伯仲二人这一支宗族清理出来，封为吴国。一个人道德修养，真要做到伯仲二人这样“弃天下如敝屣，薄帝王将相而不为”，到了这地步，那自然会真正“君子坦荡荡”。帝王将相不以权位为荣耀，视为一个重任压到自己身上来，自然而然不能不尽心力。但是，杨广另有一种狂妄的说法：“我本无心求富贵，谁知富贵迫人来。”得知自己快要丢失江山的时候，杨广竟然对着镜子，拍拍自己的后脑感叹：“好头颅，谁能砍之？”后来果然被叛军杀掉了。检阅中国历史，我们发觉能不被富贵所迷惑帝王之后如伯仲二人是不多见的。

灭商之后，周武王姬发寻求泰伯、仲雍的后代。当时仲雍的曾孙周章已在勾吴继位。周武王立吴国，加封他为子爵，列为诸侯。周章陵墓亦在虞山东岭，仲雍墓南侧，墓碑刻有“古吴王周章陵墓”字样。周章是吴国的第一代国君，《春秋》《左传》称他为吴子。周章墓现有墓堆、罗城、拜台、墓门、墓道等。

清代苏州文人顾禄曾经指出：“吾吴古称荆蛮，自泰伯、虞仲以来，变其旧俗，为声名文物之邦。陆士衡所云‘土风清且嘉’者，迄于今，文采风流为天下冠。”（《清嘉录?宛山老人序》）站在虞仲墓前，我们回眸常熟繁华的市容，遥想当年的蛮荒之地，油然而生今非昔比之叹。

据龚明之《中吴纪闻》记载：“常熟虞山，有石室十所，昔太公避纣居之……”这里，我还听到一个传说：西周开国元勋姜尚曾经隐居在乌目山，垂钓于山下湖畔，不设鱼饵，放言：“不钓鱼鳖，只钓王侯。”（黄道周《广名将传》）时值殷纣暴虐无道，虞仲闻讯，不顾自己年迈，亲自考察姜尚，发现他有经天纬地之才，当即请他出山辅助姬昌推翻商朝，广施仁政……

智者乐水。姜尚去了，他在乌目山下留下了尚湖。

仁者乐山。虞仲没走，他在乌目山上找到了归宿。

从此，清澈的尚湖永远反映着虞山的崇高！

二

北山夫子尚遗阡，南国文章叹倒澜。

栖鹄丽龟留射圃，眠龙变石护桐棺。

千秋风气开吴会，六艺渊源祖杏坛。

一瓣心香赊礼谒，瑶墀独立久盘桓。

——闻一多《自言子文学书院射圃谒言子墓》

虞山东麓还有一座依山而建的古墓，气势和虞仲墓一样雄伟，墓主是大儒言偃。

我们沿着墓道拾级而上，满心虔诚地瞻仰牌坊和石亭，感受着二千五百多年前言偃的博大与仁爱……

言偃墓道由三座牌坊和三个石亭组成。第一座牌坊面临北门大街，上书“言子墓道”四个大字。入内有“影娥池”，上架石拱桥——文学桥。过桥不远便是第二道石牌坊，横额刻有乾隆皇帝御书的“道启东南”，背面镌刻“灵萃勾吴”。再上有三座石亭，中间为半山亭，内有髹漆匾额，上有康熙御书“文开吴会”，左右两亭有乾隆年间的“御祭言子文”碑各一。再上百余步，在“龙头石”之上是第三道牌坊，横额刻有“南方夫子”，为雍正时布政史鄂尔泰题书。言子墓就在坊后。墓圈石砌，内径约七十米，坟堆直径四米左右，高约二米。墓圈内壁有碑两块，一块为明崇祯年间所立的“先贤子游言公墓”碑，一块为清光绪年间所立的“先贤言子之墓”碑。言墓的附属建筑有罗城、祭台、飨堂等。墓道始建年月已无考。据文献记载，汉武帝时，言偃十七世孙言成大始修祖墓，后来经历多次修缮，现存建筑多为清代所建。

言偃，字子游，又称叔氏，常熟人，生于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年），卒于贞定王二十六年(前443年)。他比孔子晚生四十五年。青年时代，言偃北上鲁国，学于孔子。据说，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他是其中之一；孔子得意门生十人，他是“十哲人中第九人”。因为“三千济济，七十彬彬，北学中国，南方一个”，故称“南方夫子”。

言偃到孔子处就学，主要学礼。礼是周朝一种道德规范和等级关系具体表现的一门学问，使用范围非常广泛，评论任何一件事情，总是以“礼也”和“非也”来划分。言偃对孔子竭力倡导的仁礼有特别的领悟，并且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气概和作风。可以说，言偃重视仁礼的精神本质，忽视其礼数小节。他曾批评子夏的门人：“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论语?子张》）意思是说，他们没有掌握仁礼的精神，只配打扫卫生、接待客人和应对进退一类的末节工作。他还批评子张：“为难能也，然而未仁。”（《论语?子张》）意思是说，你注重礼乐形式难能可贵，但还算不上仁。《礼记?檀弓》非常生动地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卫司寇惠忆之丧，子游为之麻衰。牡麻。文子辞曰：‘子辱与弥牟之弟游，又辱为服，敢辞。’子游曰：‘礼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趋而就诸臣之位，文子又辞曰：‘子辱与弥牟之弟游，又辱为服，又辱临其丧，敢辞。’子游曰：‘固以请。’文子退，扶适子南面而立，曰：‘子辱与弥牟之弟游，又辱为服，又辱临其丧，虎也敢不复位。’”由此可见，言偃不仅是一个智者，且有狂者的胸次。

打开《论语》，我们发现言偃和孔子的对话较少，而且大都是讨论式的，就象苏格拉底所说的“精神助产术”那种论辩。郭沫若认为，《礼记?礼运》篇是“子游氏之儒的主要经典”（《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评》），是言偃或是他的弟子假托与孔子对话发挥关于“大同”、“小康”之说。

不过，言偃不像孔子那样热衷于“述而不作”（《论语?述而》），而是一个实干家，热心于政治实践。言偃当武城宰时以礼乐教化人民，孔子来检查时听到处处有弦歌，于是微笑着对言偃说：“割鸡焉用牛刀？”意为治理这小地方用不着以礼乐来教育，不必小题大做。言偃恭恭敬敬地回答：“我曾听老师说，上层人士学道，就会有仁爱之心，黎民百姓学道，就容易听从指挥。”孔子对于言偃的回答非常满意，便对随同他一起来的弟子说道：“言偃的话是正确的。我刚才那话是开玩笑的。”由此可见，言偃十分理解孔子的思想，而且身体力行。正因如此，孟子称赞言偃和子张子夏一样“有圣人之一体”（《孟子?公孙丑上》）。

朱熹曾经指出：“持身以灭明为法然，则无苟贱之羞；取人以子游为法，则无邪媚之惑。”（《四书集注》）灭明复姓澹台，字子羽，武城人。相传，澹台灭明状貌甚丑,孔子曾以为他才薄。一次，孔子到武城问言偃：“你在这里得到什么人才没有？”言偃回答：“有个叫澹台灭明的人，走路不抄小道，没有公事不到我这里来。”言下之意，此人品行端正，不对上司溜须拍马，是一个可以重用的人才。同时，这又说明言偃很能识别人才，为官正派。孔子叹道：“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言偃有句名言：“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这话意思是说，要讲仁爱之“行”，也要懂得方法，不能乱干。对君王尽忠，也不容易。君王有了不对，每次见了劝他，次数多了，硬要做忠臣，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了，有时会把命都丢掉。对朋友也是一样，朋友不对，你劝他劝多了以后，他不听你的，就会变成冤家了。言偃这话放在讲仁道这一篇的最后是含有深意的感慨。研究了言偃，才知作人真不容易，的确须要多体会历史、多体会人生，然后才能做到“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随时随地居于仁道之境。

孔子去世以后，言偃回到故乡常熟收徒讲学，其后学在战国时期形成了颇有影响的学派，但曾遭到了荀子的攻击：“偷儒惮事，无廉耻嗜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荀子?非十二子》）言偃的气概异于孔子，但他继承延续了孔子学说。不过，荀子后来又说：“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荀子?非十二子》）这话的意思是说，后世俗儒不但不知子思、孟轲的谬误，而且还以为他们的学说是仲尼、子游开创的，这真是子思、孟轲的罪过。因而，许多学者主张将“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中的子游改为子弓是错误的，而今发现的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有引言偃的言论。对此，康有为早就正确地指出：“着《礼运》者，子游。子思出于子游，非出于曾子。颜子之外，子游第一。”（《康南海先生口说?礼运》）

作为生命个体的言偃离开我们已经两千五百多年，但他生命的价值并未因此烟消云散。言偃的人生经验和政治智慧早已成为后人处事和从政的精神财富。而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它们又极大地丰富了古代中国的语言文化，它们已经汇入中国源远流长的文明大河之中，沾溉后人。因而言偃深受后人崇敬，累世不绝——

唐朝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言偃被封为“吴侯”；

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言偃被封为“丹阳公”；

南宋咸淳三年（1266年），言偃被封为“吴公”；

元朝大德年间（1297-1307年），言偃被封为“吴国公”；

明朝嘉靖九年（1529年），言偃被封为“先贤言子”；

清朝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朝廷批准在言偃后裔中设五经博士一员，世代承袭，用以奉祀先贤。

在言子墓道逗留了一会，我突然想振衣绝顶，于是沿着一级一级的石阶攀登，越往上走，似乎就越远离了喧闹的市声；越往上走，似乎就越接近了历史的深处；越往上走，脚下的山，便渐渐在心中有了一个新的高度。那是一种无法用尺丈量的心灵的高度。 　　

三

此身原是赘，薇蕨首阳巅。

昔醉湖桥月，今倾石屋泉。

灵机开变轴，元气泄真诠。

亦有王杨墓，牛羊草莽烟。

——杨无恙《西山寻黄大痴墓》

置身于风景如画的虞山，我们自然而然想起了元代山水画大家黄公望。

黄公望墓在虞山小石洞东侧，坐北朝南，冢后竖清嘉庆间裔孙黄泰所立“元高士黄公一峰之墓”碑一通，外设罗城、拜台，占地八百多平方米。墓道顺山坡而下，长约六十米，道口架单间冲天式一座，上镌“元高士黄大痴先生墓道”。越过墓前环山公路，有清代建飨堂三间，堂内曾经悬挂书法家季厚所书木刻楹联，上联是“公亦痴，我亦痴，过黄崖埋骨处，时情痴到颠狂野”，下联为“品愈高，才愈高，传尚湖钓雪图，画笔高出唐宋明”。

黄公望（1296-1354年），字子久，号大痴、大痴道人，又号一峰道人。常熟人。据元人钟嗣成《录鬼簿》记载，黄公望本姓陆名坚，“乃陆神童之次弟也，系姑苏琴川子游巷居，髫龄时，螟岭温州黄氏为嗣，因而姓焉。其父九旬时方立嗣，见子久，乃云：“黄公望子久矣”（《曹氏刊本》）。于是改姓黄，名公望，字子久。钟嗣成是黄公望的朋友，《录鬼簿》所记是可信的。据《清一统志?苏州府山川目》记载，琴川“乃常熟县地”，亦为常熟之别名。陈继儒《笔记》（卷二）亦有“黄公望，本常熟陆神童之弟，出继永嘉黄氏，故姓黄”之说。元人汤垕《图绘宝鉴》、明人王穉登《丹青志》也有类似记载。

黄公望出生时，正值南宋奸相贾似道专权，北方蒙古族日益强大。蒙古人先后灭了金、辽、西夏三国。1268年，元世祖忽必烈又以十万大军进攻南宋。南宋“国事如今谁倚仗？衣带一江而已”（宋文及翁《贺新郎?游西湖有感》）。襄樊被围数年，终被元军攻陷，长江已不能作天堑倚仗。元军很快推进到长江下游。黄公望六、七岁时，家乡就陷落了。1276年元军攻陷南宋都城临安，掳走宋恭帝赵显及三宫后妃嫔从。此后，虽有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先后拥立恭帝之弟赵昰、赵昺，继续抗击元军，但已无力回天。1279年，南宋王朝彻底覆灭。那年黄公望十一岁。

据《常熟县志》记载，黄公望少有大志，希望在政治上一展身手，干一番大事业。但是元朝贵族统治者前期选拔官员并不采用科举制度，而是规定汉人做官必须从当吏开始，到了一定年限，视其办事能力如何，再决定可否做官。当吏也要有人引荐。黄公望直到中年才得到徐琰的赏识，在浙西廉访司当书吏，即《录鬼簿》（卷下）所说“先充浙西宪吏”，《无声诗史》（卷一）所说“浙西廉访使徐琰辟为掾”。后来，他又到大都（今北京），在御史台下属的察院当书吏，经理田粮杂务（参见王逢《梧溪集》卷四）。遗憾的是，他的上司张闾是个贪官。元仁宗曾派张闾“经理江南田粮”，张闾到江南后“贪刻用事，富民黠吏，并缘为奸”，搞得民不聊生，“盗贼”四起。延佑二年（1315年）九月张闾被逮捕下狱。黄公望不幸也受连累，被诬下狱，时年已四十七岁。其友杨仲弘有《次韵黄子久狱中见赠》：

世故无涯方扰扰，人生如梦竟昏昏。

何时再会吴江上，共泛扁舟醉瓦盆。

出狱之后，黄公望便绝了仕途之望，开始了隐士生活，并加入新道教，“改号一峰”，又“易姓名为苦行，号净墅，又号大痴”（《录鬼簿》卷下）。净墅，又作净竖、静竖。从易姓名、号大痴一事可以了解他此时失意的心境。他曾以卖卜为生，这在很多文献中都有记载。当时大画家吴镇也在杭州卖卜为生。后来，黄公望画名大振，又以“新授弟子”为生。正如明人刘凤《续吴先贤赞》（《艺事纪录汇编》）所记：“为黄冠（道士），往来吴越间……教授弟子，无问所业，谈儒、墨、黄、老……”据陶宗仪《辍耕录》记载：“其徒弟沈生，狎近侧一女道姑。同门有欲白之于师，沈惧，引厨刀自割其势，几死。”沈生，即沈瑞，曾给杨维桢画过一幅《君山吹笛图》。杨维桢（号铁崖）《东维子文集》卷二八记有他跟黄公望学画的事。看来，黄公望对徒弟的品德也有严格的要求。《辍耕录》还收有他为教授学生而写的《写山水诀》。首句便要求“学者当尽心焉”。最后警戒学生“作画大要去‘邪、甜、俗、赖’四个字”。文人卖画为生，盛于明清两代，在元代还不普遍。可见黄公望卖卜、授徒主要是为生计。

加入新道教后，黄公望行踪漂泊无定。王逢《奉简黄大痴尊师》诗云：“十年淞上筑仙关，猿鹤如重守大还。”（《梧溪集》卷一）他虽在淞江居住十年，但居所并不固定，更多的是外出云游。他还在苏州天德桥开设三教堂，有时寓居道院。他的《芝兰室图》就是在云间玄真道院寓居时画成的。他五十六岁左右尝游吴地华山，画了《天池图》。据高启《凫藻集》卷四《题〈天池图〉小引》云：“吴华山有天池石壁，……元泰定间，大痴黄先生游而爱之，为图四、三本，而池之名益着。”杨维桢在其《东维子文集》中多次提及黄公望，可知他六十岁前后及七十七岁时常和朋友一起乘舟游太湖，喜吹铁笛。《跋君山吹笛图》有云：“予往年与大痴道人扁舟东西柳间，或乘兴涉海，抵小金山，道人出所制小铁笛……”黄公望善吹铁笛，许多文献均有记载，《铁崖先生古乐府》卷二《五湖游》中有“道人卧舟吹铁笛”诗句。另据杨瑀《山居新语》记载：“黄子久，……阎子静、徐子方、赵松雪诸名公，莫不友爱之，一日与客游孤山，闻湖中笛声。子久曰：‘此铁笛声也。’少顷，子久亦以铁笛自吹下山。游湖者吹角上山，乃吾子行也。二公略不顾，笛声不辍，交臂而去。一时兴趣，又过于桓、伊也。”据李日华《六研斋笔记》记载：“陈郡丞尝谓余言，黄子久终日只在荒山乱石丛木深筿中坐，意态忽忽，人莫测其所为。又居泖中通海处，看激流轰浪，风雨骤至，虽水怪悲诧，亦不顾。”《海虞画苑略》亦载：“（黄公望）尝于月夜棹孤舟，出西郭门，循山而行，山尽抵湖桥，以长绳系酒瓶于船尾，返舟行至齐女墓下，率绳取瓶，绳断，抚掌大笑，声振山谷，人望之以为神仙云。”或“隐居小山（位于虞山左近），每月夜，携瓶酒，坐湖桥，独饮清吟，酒罢，投瓶水中，桥殆满。”元至正五年（1345年），黄公望为倪瓒画的《六君子图》题诗，有“居然相对六君子，正直特立无偏颇”句，表明了他正直特立的性格。

黄公望也经常和倪瓒、王蒙、吴镇、曹知白等大画家相聚，切磋绘事，相互题赠，并和他们合作山水画，至今尚有他们合作的画迹存世。他和当时的名士杨维桢、张雨等也都是好朋友，杨、张常在他画上题诗题字。七十四岁那年，他题倪瓒《春林远岫小幅》有云：“至正二年十二月廿一日，叔明（王蒙字）持元镇（倪瓒字）《春林远岫》，并示此纸，索拙笔以毗之，老眼昏甚，手不应心，聊塞来意，并题一绝云：‘春林远岫云林画，意态萧然物外情。老眼堪怜似张籍，看花玄囿欠分明。”看来他七十多岁已“老眼昏花”，并不像明人所说“黄子久年九十余，碧瞳丹颊”（李日华《紫桃轩杂缀》），或如清人所说“年九十，貌如童颜”（《虞山画志》）。同年，自题《夏山图》：“今老甚，目力昏花，又不复能作矣。”同年夏五月，他寓云间玄真道院，作《芝兰室图》；七月，作《秋林烟霭图》；九月，于江上亭作《浅绛山水》。此后，他虽目力不逮，仍然作画，“往来三吴”（《无声诗史》），直至满头白发的暮年。

偶翻《杨仲弘诗集》，我发现其中有《再用韵赠子久》。由此，我们可知他“霜雪暗盈头”时依旧活动在太湖一带，“终营狡兔谋”，可见他尚有很多落脚的地方。

八十岁时，黄公望曾与无用禅师一起去富春山，领略江山钓滩之胜，暇时南楼作画。晚年因爱杭州湖山之美，曾结庐于杭州的筲箕泉畔。据《辍耕录》（卷九）记载：“杭州赤山之阴，曰筲箕泉，黄大痴所尝结庐处。”《无声诗史》亦载：“大痴道人，隐于杭州筲箕泉。”

至正十四年（1354年），黄公望在杭州谢世，享年八十六岁。也许是中华民族千百年积淀的“落叶归根”文化心理，纵然客死“天堂”，黄公望也要归葬故里虞山。对此，民间还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如周亮工《书影》：“李君实（日华）曰：常闻人说黄子久……一日于武林虎跑，方同数客立石上，忽四山云雾拥溢郁勃，片时竟不见子久，以为仙去。”孙承泽《庚子消夏记》也有“人传子久于武林虎跑石上飞升”的记载。方熏《山静居论画》亦云：“辞世后，以有见其吹横竹出秦关，遂以为蝉蜕不死。”这些传说当然不可信以为真。

从黄公望的一生来看，由“少有大志”到“试吏弗遂”，乃至“绝意仕途”，其实都是出于不得已。他晚年的思想也确实处于沉静安稳状态，尤其是他加入新道教之后，仅以诗画为事，其生活和思想已无太大的波动，这在他的画中都有所体现。其晚年所作长卷《富春山居图》对后世影响最大。

徘徊在黄公望墓前，我不由得想起了梁衡《迈索尔土王邦寻旧》结尾的一句至理名言：“一个人，不管自觉不自觉，只要他为世界留下一份有价值的文化遗产，便可永恒。”我想，黄公望就像虞山一样永远屹立在我们乃至后人的心目中！ 　　

四

屏风迭里雁初回，艳艳湖天片月开。

紫柏去时春色老，可中还有到人来。

数滴瓶泉花小红，丝丝禅供翠盘中。

秋光坐对蒲塘晚，一种香清到色空。

——汤显祖《忽见缪仲淳》

寻找缪仲淳墓途中，我们经过了几处古迹，而且听到了几个传说。

虞山北麓半山腰处，有石屋涧。相传，姜尚曾经隐居于此。涧西有舜过泉。相传，虞舜曾饮过此水，因此得名。两边巨石嶙峋，岩石之上有明清以来文人雅士题刻十余处。山坳则为江南名寺兴福寺（即破山寺）所在。在拂水岩下有石崖高达八米，中宽二米有余，顶端有怪石凌空相迭，气垫磅礴，为虞山石景之最。相传，吴王夫差当年在此试剑，一剑劈开巨石，故名剑门。

边看风景，边听传说，我们终于走近缪仲淳墓。其墓就在北麓舜过泉旁。

对缪仲淳，《明史》只是一笔带过，近乎残酷，只有数言仅附于《李时珍传》后：“……常熟缪希雍皆精通医术，治病多奇中。而希雍常谓《本草》出于神农，朱氏譬之《五经》，其后又复增补别，譬之注疏。惜朱墨错互，乃沈研剖析，以本经为经，别录为纬，着《本草单方》一书，行于世。”阅读这段文字，我感觉就像在咀嚼一块压缩饼干。因而，我不得不抱怨张廷玉吝惜笔墨。

缪仲淳，名希雍，号慕台。明嘉靖二十五年（1545年）出生在常熟城中新巷（今常熟市辛巷）的一个世代仕宦之家。他的父亲缪尚，字行达，是位颇有学问的举人，官至汉阳府通判，在缪仲淳七八岁时死于任上，从此家境渐衰。缪仲淳幼年生活孤苦，体弱多病，经常求医服药。十七岁那年，缪仲淳又得疟疾，久治不愈，就自己翻阅医书，寻求治法，终于在《内经》“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的理论启示下，自治而愈。于是，他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此，他一面在家设馆授徒以维持生计，一面搜辑医方，精求药道，立志做一个有补于世的医生。

缪仲淳天资敏捷，博览群书，兵农礼乐，天文地理，无所不读，特别对医学著作更是认真钻研。自家藏书读完了，他就到离家数街之隔的赵用贤家去借读。赵家珍藏着很多宋刻善本医书。缪仲淳如获至宝，终日沉湎于书山学海之中，沉研剖析，割剥理解，遇会心处，辄摘记之。积累既久，缪仲淳在医学上打下了厚实的理论基础。在此期间，他还利用附近病家请医诊病的机会，也主动去观察学习医生治病用药的本领。他看到一位老医生竟用草石蚕治疗血痢，大为惊异。因为这味药在古书中并无治痢作用的记载。后来经他试用，竟获良验。从此，他逐渐认识到，古今不同，五方异处，感受之深浅，禀赋之厚薄，是千差万别的，倘若执古方以临之，似胶柱鼓瑟。于是，他在头脑中形成了古方新病不相能的思想。他认为，古代的许多应学医学名著虽为医者所必读，但必须变而通之，则法不终穷。

缪仲淳二十七八岁便学有所成，开始了他漫长的行医生涯。他不仅走遍了江苏各地，并且南入浙闽，北涉齐鲁燕赵之墟，复浮江西，游历了安徽、湘南、湖北及江西等省。他到处侨寓，故又自称寓公。无论贫富贵贱，他都一视同仁，行医不计报酬。此外，他还打破医不叩门的习俗。在旅途中，缪仲淳还到处寻师访友，与缁流羽客、樵叟村竖，相与垂盼睐，披肝胆，更不放过与同道切磋的机会，所至必访药物。在浙江径山，他拜过名僧紫柏为师；在湖北武昌，他晋谒过医官邓思济，传其秘方；在湖北九江，他向一位姓朱的江湖郎中讨教痘科异治之术，以故搜罗秘方甚富，如鱼腥草治肺痈，西河柳透麻疹，五味子抗衰老等民间方药，都是古方书所不载，而是由缪仲淳访求记载才传下来的。天正六年（1578年），缪仲淳旅游行医到秣陵（今南京）时结识了名医王肯堂，两人一起谈医论药，十分投机。缪仲淳发表了许多精辟的学术见解，并把秘制的资生丸方毫不保留地传给了王肯堂，令其倾倒。王肯堂曾亲自试服资生丸，证明有效之后，又献于其父作余龄葆摄之用，称誉神方。而缪仲淳对王肯堂也很推崇，称赞王氏精医，他还和王肯堂一起诊病研讨，取长补短，继绝存亡。譬如“云间康孟修寒热不食久之，势甚危，投以寒热之剂不应。缪仲淳遍检方书，与王宇泰（即王肯堂）议，投五饮丸，立解”。后来他还原原本本把这件事记录在自己的著作《先醒斋广笔记》中。这种不昧己短，不掩人长的表现，实为杏林之佳话。

四十岁后，缪仲淳才结束了长达十余年、行程几万里的壮行，终于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虞山。十余年间，他广交了贤达人士，饱览了山川秀色，获得了许多书本以外的知识，从而磨炼了意志，开拓了胸襟，增长了见识，由高人成为一名集多种技术于一身，尤其精通医学的名医。

缪仲淳为人重气节，娴经济，关心国计民生。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朝政时，他建议在北方兴修水利，辟召南方善农者种植水稻，以改变京师粮仰南方的局面。这个建议得到工科给事中徐贞明的采纳。万历中期，即在缪仲淳五十岁以后，朝廷日趋腐败，矿监税吏，四出勒索，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目睹时艰，缪仲淳忧心如焚，毅然加入了东林党，和丁元荐、钱一本、于玉立等人以节概意气相期许，讽议朝政，裁星人物，与阉党作斗争，并且举家迁到浙江长兴，与丁元荐结为邻居。他鼓励于玉立在朝廷要为民请命，保持气节。他还与钱谦益议论朝政，斥宦党为危害国家、草菅人命的小人。他深夜到常州叩访钱一本，两次为同族缪昌期传递斗争信息，故在东林党中有“义侠神医”之称。缪仲淳的这些言行当然逃不过宦党遍布各地的耳目，他们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佞臣王绍徽编了一本《东林点将录》，竟将东林党人比作水浒一百零八将。其中常熟人及与常熟有关的就占了五名，缪仲淳则被比为“神医安道全”，准备加以陷害。后来由于缪仲淳是个布衣，且以行医为生，行踪不定，加之不久阉党势败，才得幸免于难。从此，他就自称“海虞遗民”，比作劫余之人。

此后二十多年，缪仲淳为实现他有补于世的初衷，除了忙于救死扶伤之外，致力于医学教育和著述。他对前来求教的人，总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从古代医学理论到临床诊断技术，从秘传方药到独得心法，无不认真传授。他还特别重视医德教育，为此专门写了一篇“祝医”的论文。他培养的学生很多，见于史籍的就有常熟张应遴、马兆圣、荣之迁、徐鹏，昆山李雅稚，无锡司马大复，吴江沈令誉，杭州刘默等八人，他们在医学上都做出了一定贡献。 缪仲淳的医学著作流传至今的有十二种，其《神农本草经疏》和《先醒斋广笔记》两种曾经录入《四库》。《神农本草经疏》早已传于国外，日本亦有活字排本。在外感病方面，他继承而又发展了张仲景《伤寒论》的理论方药，是温病学说的奠基者之一。关于脾胃论证的学说，他填补了当时脾胃学科空白，启导了后世无限法门。他创造了治脾名方——资生丸。此方沿用至今，为著名中成药之一。 不过，神医也有束手无策的时候。风流才子汤显祖曾得梅毒，慕名寻访缪仲淳求医问药，并且写下《忽见缪仲淳》绝句二首。后因长期医治无效，汤显祖写下了一首《七年病答缪仲淳》诗： 不成何病瘦腾腾，月费巾箱药几楞。 会是一时无上手，古方新病不相能。 缪仲淳一生中最后数年，是在金坛度过的。天启七年（1627年）病故于寓所，享年八十二岁。缪仲淳没有子女，只留下一大堆“朱黄甲乙”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