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虞山才力轶前贤，可惜风流品未全。

行太卑微诗太俊，狱中清句动人怜。

——郁达夫《钱牧斋》

《常熟市交通旅游图》清楚地标明了钱谦益墓的方位——虞山拂水岩下。这与1664年下葬时并无二样。惟一的变化，也许是那条后来沿着虞山南麓辟出的公路，它紧傍着这座名声显赫的坟茔，又向东西伸展开去，令人担心由它引来的喧嚣会打破墓地应有的安静和寂寞。

钱谦益墓是一杂草丛生的土堆，只有一道石块砌成的围堰。钱谦益墓占地较广，临山塘本有石坊、墓道、拜台等，皆已毁，仅存罗城。今存墓坐北朝南，背山面湖，主穴为钱氏父母钱世杨、顾氏之墓，有碑一通，钱谦益墓在其昭（左）位，墓后立有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钱泳所书青石碑及民国年间立花岗石碑各一通。钱泳所书碑正中镌刻“东涧老人墓”，上端镌刻小字“集东坡先生书”，下端镌刻小字“尚湖渔者题”，末镌“吾意独怜才”及“尚湖渔者”两印。民国年间立碑镌刻“钱牧斋先生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屡修，目前墓前石碑上刻“钱牧斋墓”，是1982年常熟县人民政府所立的，原有的红色髹漆已经斑驳尽褪。不过，背面的碑文还较清晰。

“四海宗盟五十年”（黄宗羲《八哀诗?钱牧斋宗伯》）的钱谦益活了83岁，在官场上滚爬了半个世纪，然而他的履历中，真正当官的时间也不过四五年，大部分时间则是过着悠闲林下的日子。他一生最大的愿望是入阁执政，其次是修一代之史，二者均未能如愿以偿，却偏偏长于诗文。钱谦益是明末清初的文坛领袖，在文学与史学领域的贡献有目共睹。但是，他在明清鼎革之际失节降清，遭到遗老遗少的蔑视，后人也因为非议他的人品，对他的文品嗤之以鼻，称其为“两截人”。

科举时代，“学而优则仕”被无数文人学士奉为金科玉律。才华横溢的钱谦益无疑具有优势，他也坦言：“我本爱官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钱谦益进士及第，出任翰林院编修仅仅几个月，由于父亲病故，不得不回到家乡服丧守制。这种守制通常是三年，但是三年以后他并没有复出，在乡里整整闲居了十年。直到泰昌元年(1620年)，他才官复原职，很快又碰到麻烦。那就是天启元年(1621年)出任浙江主考官时，牵涉科场舞弊案，虽然后来查明与他无关，但不久还是因此而罢官归乡。天启四年，他再度复出，以詹事府少詹事的头衔从事编纂《实录》的工作，因为与东林人士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人交往密切，被“阉党”列入黑名单之中。

在这场“阉党”发动的整肃异己的政治风潮中，钱谦益革职回乡。崇祯元年（1628年），明思宗打击魏忠贤及其“阉党”，发动了持续两年的清查“阉党”逆案的运动，为东林人士平反昭雪。钱谦益官复原职之后，很快升任礼部侍郎。

但是好景不长，由于他的声望才学鹤立鸡群，被列入增补内阁成员的名单之中，引发会推阁员的“枚卜之争”。机深刺骨的温体仁借口天启元年的科场舞弊案钱谦益的问题还未搞清，横加诬陷。明思宗不加细察，无端给了钱谦益一个革职处分。温体仁搞掉钱谦益以后顺利地进入内阁，后又升任内阁首辅，还是忌惮钱谦益有朝一日东山再起，指使常熟人张汉儒诬告钱谦益58条罪状，把乡居八年的钱谦益逮捕入狱。无端蒙受不白之冤的钱谦益在狱中上疏申冤；并且通过亲朋好友为之多方奔走，事情终于有了转机。司礼监太监曹化淳、东厂太监王之心、锦衣卫掌印指挥吴孟明插手清查此案，真相大白：纯系温体仁陷害无辜。明思宗至此才明白，他宠信了七八年之久的温体仁原来在结党营私，痛下决心罢了温体仁的官，释放钱谦益。然而钱谦益的官运依然困顿，并没有官复原职。

命运好像总在捉弄钱谦益，一次次地把他抛到政治的圈外。从他首次入仕至崇祯十七年明亡，在前后长达35年的时间内，三起三落，旋进旋退，没有什么政绩可言。

其实，钱谦益虽有才华，却天真浪漫没有城府，对于官场风云的瞬息万变穷于应付，没有能力抵御猛力的政治浪潮。如果当时他能激流勇退，专心于自己的学问，定能开拓出另一番天地。但他在政治上太热衷于进、太好胜逞强，不甘心就此作罢，反而在“仕”的旋涡中愈陷愈深，终日栖栖遑遑，营营役役，继续寻找复出的机遇和门径。

甲申之变，北京失守，崇祯自杀，南京诸臣议立，钱谦益等主立潞王，而凤督马士英等争拥立之功，立福王即位，改元弘光。马士英出任兵部尚书，并且兼掌内阁实权，而钱谦益就座礼部衙门。南明弘光政权的建立似乎给钱谦益带来了“曙光”。有文字记载，弘光年号就出自钱谦益的手笔，是“含弘光大，统一并用”之意。不过，也有更多的表明，他在南京的许多活动并不光彩——

据谈迁《枣林杂俎》记载：“（阮大铖）日同（马）士英及抚宁侯（朱国弼）、诚意伯（刘孔昭）狎饮，后常熟钱侍郎谦益附焉。钱宠姬柳如是，故倡也。大铖请见，遗玉带曰：‘为若觅恩封。’自是诸公互见其室，恬不知耻。”

计六奇《明季北略》也有记载：“钱（谦益）声色自娱，末路失节，既投阮大铖而以其妾柳氏出为奉酒。阮（大铖）赠珠冠一顶，价值千金。钱令柳姬谢阮。其丑状令人作呕。嗟呼！相鼠有体，钱胡独不之闻？”

钱谦益为何如此献媚？据谈迁《国榷》记载：“（钱）谦益觊相位，日逢马（士英）、阮（大铖）意游宴，闻者鄙之。”南沙三余氏《南明野史》也有类似记载。

遗憾的是，南渡的朝廷只支撑了一年，当那“荒唐王爷”豫通亲王多铎攻下南京之时，刚在南明朝廷出任礼部尚的钱谦益就被满清朝廷“诱奸”了。降清之后，他锐意进取邀功请赏，主动帮助朝廷引诱栖身杭州的明朝潞王归顺。他自以为功可入阁，可是等到顺治三月只得一个礼部侍郎的官衔。不久，朝廷又借故把他打入监狱，一坐就是六年。最后，即便他已驾鹤归天，朝廷也不忘专设“贰臣传”，在清史中永远羞辱他。

无独有偶。几乎就在钱谦益被执政者“诱奸”的同时，他的爱人柳如是在秦淮河畔也被江湖郎中“西门郑”诱奸了。钱谦益得知后并没有象柳如是的前夫“吴江故相”周道登那样把她卖到妓院，而是豁达大度：“国破君亡，士大夫尚不能全节，乃以不能守身责一女子耶？”(参见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这是相当沉痛而有自知之明的内心告白。南京失陷，柳如是曾劝钱谦益自杀殉国，但他贪生怕死，直到后来诸般不如意自己“要死”之时，又被柳如是抢白：“公不死于乙酉，而死今日，晚已。”

顺治十八年（1661年）是钱谦益的八秩之期，虞山弟子和明室遗民纷纷表示为他祝寿，庆贺耄耋之年。族弟钱君鸿发起了征集祝寿诗文的活动，但他一口辞谢：“少窃虚誉，长尘华贯，荣进败名，艰危苟免，无一事可及生人，无一言可书册府，濒死不死，偷生得生，此天地间之不祥人，雄虺之慭所，鸺鹠之所接席者也。人亦有言，臣犹知之，而况于君乎？”（《与族弟君鸿论求免庆寿诗文书》）钱谦益深知偷生苟活，有亏道德和气节，故借《与族弟君鸿论求免庆寿诗文》对自己进行了深刻地自我解剖，是痛定思痛后的自我挞伐和审判，也是期以世人谅迹原心的真诚忏悔。为了郑重其事，钱谦益又修函给钱君鸿，重申拒绝祝寿的意见：“村居荒僻，翻经礼佛，居然退院老僧。与吾弟经年不相闻问，不谓吾弟记忆有此长物也。日月逾迈，忽复八旬。敕断亲友，勿以一字诗文枉贺。大抵祝寿诗文只有两字尽之，一曰骂，一曰咒。本无可颂而颂，本无可贺而贺，此骂也；老人靠天翁随便过活，而祝之曰‘长年’，曰‘不死’，此咒也。”（《与君鸿》）由此可见，钱谦益虽已年迈，但不胡涂，颇有自知之明。他早就体会到被骂的痛苦。至于被咒，他的体会尤为深刻。尽管他晚年龟缩在家，但是社会上对他的“评价”仍然不绝于耳。他自知罪孽深重，一旦驾鹤归天，常熟的父老乡亲要说一声“阿弥陀佛”，全国的清流义士也会拍手称快。这一点，他猜对了。检阅清初诗文，是凡吊钱谦益的作品，就有多半是说“可惜死得太晚了”之类的意思。正如钱泳所言：“虞山钱受翁，才名满天下，而所欠惟一死，遂至骂名千载”（《履园丛话》）。

后来，沈德潜编选《国朝诗别裁》时将钱谦益的作品放在首位，颇让乾隆皇帝不悦。艺术标准第一的沈德潜，从此，就在政治标准第一的乾隆面前失宠了。

乾隆对钱谦益的反感，我们估计多少有点同是诗人的嫉妒，但对统治者来说，他之所以如此批判，更多的是政治需要。乾隆在读《初学集》后题写了一首挖苦钱谦益的诗：

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

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

平心而论，沈德潜对钱谦益诗的抬举，并不过分。顾炎武非常鄙视钱谦益的人品，但与文朋诗友谈诗论文的时候历叙文章宗主“至牧斋，牧斋死而江南无人胜此矣”，也承认钱谦益是一代文宗。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里对钱谦益诗也是推崇备至。与那些慷慨激昂的志士仁人相比，钱谦益活得很累，在南明与清初的历史剧变中，显得寡断于苟且。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的政治生涯接连不断遭受挫折，而他又非常看重传统士大夫的最高理想——治国平天下，不甘心做一个纯粹的文人。这个矛盾始终阴魂不散地萦绕着他，难以摆脱，扭曲了他的心灵。

值得一提是，降清之后的20年间，钱谦益以衰老之躯奔走于反清复明运动之中，历经千险，九死不悔，却也未能尽洗铅华，以致抱恨终天。最让我们感动的是，他虽久历宦海，屡罹祸患，却能怨而不怼，忧而不慑，在伤心扪泪、含垢忍耻之余，仍能奋其笔舌，汩其灵明，其用心之苦、用力之勤、用情之深，着实让人钦佩服膺。可告慰他的是，几百年间，其诗文虽屡遭毁禁，仍然流传于世。

六

鹁鸽峰前墓草黄，眼中不是旧春光。

百年乔木柯条改，半亩空园栋宇荒。

并世悠悠孰功罪，沉忧悄悄到沧桑。

一身结束关朝运，北望崇陵事可伤。

——俞明震《止翁氏墓庐谒常熟师墓》

虞山鹁鸽峰麓有冲天式花岗石墓坊一座，额镌“翁氏新阡”，面临环山公路。墓地有穴三冢，正中主穴为祖母张太夫人，昭（左）穴为体仁阁大学士父母翁心存夫妇墓，穆（右）穴为学长兄陕西巡抚翁同书夫妇，东侧一穴为次兄湖北巡抚翁同爵之妻杨太夫人墓（翁同爵本人之墓在虞山北麓破龙涧边），西侧一穴为翁同龢之墓，与妻汤氏、陆氏合葬。

在晚清半个世纪的变革中，几乎找不到如翁氏那样对大清王朝发挥长久而深远影响的家族。这个家族曾经辅佐过道光、咸丰、同治和光绪四代帝君，皆因帝师起家，执掌军机大政，在内忧外患日益加重的紧要关头，有过非凡的建树。

历史似乎是从混沌开始，以遗憾结束。做为帝师，翁心存有个最大的遗憾，那就是没有把道光钟爱的皇六子奕欣辅佐成一代帝君。道光虽然牢记“以孝治天下”的祖训，直到临终前夕还在犹豫，但他还是把大清江山托付给了皇四子，即讳名奕詝的咸丰，而奕欣只能以恭亲王的名份终其一生。翁心存的遗憾是爱新觉罗家族史上近代以来的第一个遗憾，也是后人为之扼腕痛惜的一件事。

大清待翁家似乎也不薄。子承父业，当年侍立在上书房帮助父亲描红仿格的翁同龢终于成了这里的主人，贵为人君的同治和光绪都以隆重的礼节给他行拜师仪。翁同龢是咸丰六年（1856年）状元，他出任帝师，学问人品之佳自是题中应有之义。慈禧能把自己惟一的皇子交给他，自然还有更深沉的原因。那就是翁同龢每临大事不糊涂，在重大关头与慈禧保持一致，也就是儒家文化核心中一个“忠”字。翁同龢第一个把历代垂帘的事迹汇简成编，为慈禧长达四十余年的垂帘听政找到了坚实有力的理论支撑点；翁同龢第一个为慈禧讲解《治平宝鉴》中历代君王统治术饿明暗两面，从而为她稳操政权提供了实践的借鉴；还是这个翁同龢，第一个为御史死谏，为同治继统危机找到了祖制这块挡箭牌，从而为慈禧立光绪为帝提供了颇具说服力的样板；仍是这个常熟史上第一个状元，绞尽脑汁为慈禧筹集巨款，修园林，办寿典。而翁同龢得到的奖赏也的确不菲，户部尚书、工部尚书、刑部尚书、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协办大学士……

台湾著名史学家庄练把翁同龢列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之一，认为他是最复杂、最具典型性的谋略人物。翁同龢确实非常复杂，他在通往权力金字塔的每一次攀登，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甚至于士大夫们视为至宝的灵魂和人格（参见《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然而，如果我们仅仅看到翁同龢的这一面，那就大错特错，也就无以告慰九泉之下的翁同龢了。平心而论，在他整个仕宦生涯中，在他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征途上，尤其是在中西文化交汇、时代发生剧烈变革中，翁同龢能尽其所能去呐喊、去争斗，甚至于去拼命。

我曾读过一些关于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史料，发现一个问题，光绪是怎样和康有为等人结合起来的？身居皇宫内院的光绪只是慈禧手中的一个傀儡，他从小受的是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廿四史之类的教育，没有可能接触任何西方的新思想。按照清代皇朝的规矩，他不能接见四品以下的官员，更不要说是一般的老百姓。康有为多次上书，在知识分子阶层中影响很大，但却到达不了皇帝手里。他第一二次上书，光绪都没有能看到。第三次上书，光绪看到了，很受感动。但第四次上书，仍然被工部堂官拒绝传递。

在光绪和维新派人士中穿针引线的，是翁同龢。他是皇帝的老师，可以经常和皇帝见面，他是大臣，也可以和康有为等维新派人物见面。中法战争失败，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极大地刺激了他，使他开始树立中国要富强，“西法不能不用”的思想。于是便“大搜时务书而考求之”。看到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和“公车上书”以后，翁同龢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极为赞赏，放下了一品大员的架子，亲自去拜访康有为，听他呈述变法的主张以及日本变法的情况。翁同龢利用自己是皇帝师傅的地位，把康有为的著作拿给光绪看，培植光绪的变法思想。另一方面，他对康有为等人的变法活动积极支持。他支持康有为等维新派在北京办“强学会”，在上海出版《强学报》。康有为五次上书，未能见到效果，感到心灰意冷，准备离京南归。翁同龢闻讯赶到海南会馆，劝他留下，表示已向光绪保荐，皇上正在考虑，终于把康有为留了下来。正是由于翁同龢在光绪和康、梁之间不断穿针引线，才使百日维新有可能出现。对于翁同龢在维新变法活动中的作用，慈禧了如指掌，所以首先拿翁同龢开刀。在光绪下《明定国是诏》以前，慈禧就下令裁撤汉书房，把翁同龢赶出毓庆宫。光绪下《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的翌日，慈禧便削去翁同龢户部尚书职权，令其“开缺回籍”。

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胡绳评论光绪皇帝“并不能够真正实行维新派的政治路线。他所采纳的其实是洋务派的政治路线”。他还认为光绪宣布变法的《明定国是诏》“内容带有洋务派的浓厚色彩”。这一分析是很深刻的。翁同龢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接触到西方的历史、社会状况的书籍和维新派的著作的时候，已过了花甲之年，到光绪宣布变法时，已六十八岁了。据康有为《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记载：“时翁常熟以师傅当国，憾于割台事，有变法之心，来访不遇，乃就而谒之。常熟谢戊子不代上书之事，谓当时实未知日本之情，此事甚惭云。乃与论变法之事，反复讲求，自未至酉，大洽，索吾论治之书。时未知上之无权，面责常熟，力任变法，推见(荐)贤才。”无论是翁同龢还是光绪，他们变法的动因都集中在“图强而弥祸患”，“不当亡国之君”，这就决定了他们很难区别洋务派和维新派的差别，并不能够真正实行维新派的政治路线。

翁同龢在仕途上青云直上，屡屡担任要职的时期，都是慈禧当权的时候，尤其是他两度担任帝师，没有慈禧的信任是不可能的。他似乎应当对慈禧感恩戴德才是。但是，在中国屡屡被帝国主义侵略，面临着被灭亡被瓜分的危险，翁同龢毅然走上了另一条路，决心变法图强。翁同龢在《瓶庐丛稿》（卷一）中这样写道：“知足以知世变者，类能采天地调阴阳，参酌古今之宜，而不为物所囿，治世宜然治身亦然。”尽管翁同龢以变求强的思想投合了光绪，但和慈禧产生了矛盾。他长时期在慈禧手下做官，当然不会不知道慈禧的心狠手辣，但他是抱着自我牺牲的思想来的，也就不会退缩。他说：“士大夫之身不能济天下之变，徒以区区苟免为幸，亦可耻已”（《瓶庐丛稿》卷二）。慈禧裁撤汉书房，已经是对他的一个警告，但他并不止歇，为维新事业继续奔走，一直到维新失败，被慈禧“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完全失去自由为止（参见《光绪朝东华录》）。

怀着沉痛的心情离开京都，翁同龢回到了阔别数十载的虞山脚下。不久，令人揪心的消息接踵而至：维新主将谭嗣同、林旭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光绪遭囚，康有为亡命海外……翁同龢顿时矍然变色，惊骇不已。他在朝为官42年，深知慈禧不会饶放自己，当即在虞山鹁鸽峰下“翁氏丙舍”旁构筑“瓶隐庐”，从城里移居乡下，远离政治，不为后党继续陷害自己提供口实。接着，又令家人购买快刀一把，开凿大井一口，一俟风紧祸至，即可刎颈或投井自裁。可以想象，面对不测祸福，翁同龢在这里坐卧不安，日夜徘徊，倍受煎熬。

1904年7月4日，75岁的翁同龢在凄怆潦倒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一生守口如瓶的老人临终前口占一诀吐露内心痛苦：

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

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

又自拟挽联一副，请托门生、光绪二十年状元张謇代书，并自书碑文“清故削籍大臣之墓”。这位饱经忧患的爱国政治家遗命丧事从简，带着未竟的改革宏愿，满怀怨忿，托体虞山……

翁同龢谢世后，他的门生无不知恩图报。张謇生前几乎每年都来虞山祭奠恩师，并于1922年出巨资修缮“瓶隐庐”。康有为在海外惊闻噩耗，即作哀词十四章悼念，并于1918年来扫墓时将墓碑改成金字碑文。比起那些失慎栽培忘恩负义小人的逝者，翁同龢可以瞑目安息了。

七

乱世聊为闲磕牙，病夫今日已抛家。

作风新转鲁男子，谈助多传孽海花。

虚郭园中秋草宿，逍遥游畔夕阳斜。

略除萧瑟凄清感，共上虞山膏素华。

——范烟桥《悼曾孟朴》

曾朴墓在虞山宝岩湾大鹏山坡，与其父刑部郎中曾之撰之墓为二冢墓穴，曾朴墓位于昭（左）位，占地三百五十五平方米，封土直径三米，高一点五米，墓道长约十米。冢前竖立“东亚病夫曾公孟朴之墓”碑一通。

曾朴（1871—1935年），是近代知名的文学家、出版家。早年是个旧式举人，但却十分厌恶封建科举制度，在其少时所作《赴试学院放歌》中就痛切揭露清廷科场视士子如盗贼的现象，对那些孜孜攻读八股文章钻营功名利禄的文士表示鄙夷。光绪十七年，曾朴迫于其父曾之撰的严命赴京参加会试，入场后却意弄污试卷，并在卷面题诗一首，诗云：

起来狂笑抚吴钩，岂有生才如是休？

身世忽然无意沏，功名不合此中求！

字里行间充满了痛斥科场、鄙薄功名的激愤之情。

尽管曾之撰为他捐内阁中书留京供职，但是傲岸的曾朴不惯于浮沉宦海，常与文朋诗友把酒临风。留京几年，他终觉得小京官生涯不足以偿其志，愤然出都，脱离肮脏的官场。

戊戌变法前夕，曾朴居住上海，与改良派人物谭嗣同、林旭、唐才常、杨深秀等交往，畅谈维新，筹措变法活动。翌年，变法失败，改良派六君子被杀，曾朴适回虞山料理父丧，幸未罹难。这一时期，曾朴诗词有《李花篇》隐讽慈禧偏宠太监李莲英，又有《盆荷》隐叙光绪被囚瀛台，不仅非议朝政，为变法殉难志士鸣不平，也流露出希望光绪脱去桎梏重振国运的愿望。就在这时，常熟名士沈北山冒死上疏请慈禧交出政权，杀荣禄、刚毅、李莲英三凶。曾朴暗中参与其事。沈北山回常熟后匿居曾宅，事败被捕入狱，曾朴仍然百般照拂。1900年，江南知府经元善联名1230人上书谏废立（光绪），曾朴也参与此举。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曾朴受改良主义影响是颇深的。

1902-1903年间，曾朴在沪经营丝业失败，遂于1904年与丁初我、徐念慈创办小说林社，大量发行译着小说以鼓荡新风气，其中也包括金松岑等编著的鼓吹民族革命思想的作品。继而，他又主办发行《小说林》杂志。这一时期，曾朴继金松岑原作续撰《孽海花》，鼓吹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思想也由此开始萌发滋长。这不但在文艺创作中体现了出来，也在政治活动中付诸实践。当时，清廷赔英款建沪杭南铁路，实则是出卖中国主权，舆论哗然。曾朴与马相伯等鼓动苏浙商界通电请愿，鼓荡民气，誓死反对卖国行为。也就在这期间，清廷将残杀秋瑾的浙江巡抚张曾扬调到江苏，曾朴与上海《时报》主人狄平子领衔发起驱张运动，被清廷密电嘱捕，但他仍然冒死鼓动驱张风潮，终于迫使清廷收回成命。此外，曾朴与资产阶级革命派人物金松岑、黄人、庞壁子、黄宗仰等人交往甚密。

辛亥革命前夕，曾朴参加江苏省教育会，与黄炎培、沈信卿辈相往还。光复以后，他当选为江苏省议员，继而先后担任江苏省官产处长、沙田局会办、财政厅长、政务厅长等职，在这十几年的宦海生活之中，曾朴严拒加征捐税，力争教育专款，后因反对苏省执政军阀孙传芳呈征亩捐未果而称病请辞。

此后，曾朴沉醉于“小红低唱我吹箫”（姜夔《过垂虹》）的欢场生活。也许优秀才子的问世，需要美女红袖添香。这里便有一个社会功利的目的包涵其间。在儒家正统思想的束缚下，良家妇女被禁锢于楼宇深处，或蹉跎于颠沛流离的困境，很少有机会参加文士名宿的交际场合。从浪漫的文学史角度观照回溯，才子喜欢与妙趣横生媚态千种的妓女交往，这曾经是一种时尚，一种刺激文学生长勃发创造欲望的美好时光。青楼女子用她们青春的光艳和聪慧奇异的情愫拨动生命之弦，这是一架竖琴，经由历代文人慢捻轻弄，与诗歌史、音乐史、小说史，息息相通。其实，情欲和真爱很难划分，真实的人生就是如此。而作家的高明在于他能点石成金。

1915年12月间，曾朴和冷御秋、钮永建等在沪谋划江苏方面的反袁运动，军费匮乏，他慨然负筹款之责，并且输私蓄以充军实。

五四运动发生那年，曾朴资助次子曾耀仲留学德国法兰克福医科大学，并嘱托他帮他收购法国文学书籍，以便着手编写法国文学史大纲。1927年，已经五十六岁的曾朴苦于自己法语发音不准，特地找到了一位法国女士开设的法文夜间补习班，并让儿子陪他一起报名参加。从此，每天吃过晚饭后，父子俩就徒步到校，认真听课，前后足足花了半个年头，留下了一段父子同窗的佳话。

与此同时，曾朴与长子虚白在沪创设真美善书店，创办《真美善》杂志。这一时期，曾朴的主要贡献是介绍法国文学。据现有资料统计，他翻译的法国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有31篇（部），尤其对法国进步的浪漫主义大师雨果介绍最力，雨果反对古典主义的强烈倾向的《克林威尔》，反对暴政的《嬉王》《欧那尼》，暴露资本主义社会里黑暗的《笑的人》《巴黎圣母院》等戏剧和小说，都是由他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

曾朴的《孽海花》，历来被公认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中最有价值的一部作品。《孽海花》前二十四回问世以后，仅在1905-1906年间就再版十五次，印数达5万册。他又续成三十五回，容纳了从同治初年起到甲午战败大约30年的社会历史。《孽海花》之所以当时洛阳纸贵，乃由于它的思想倾向进步，取材现实。曾朴一针见血地指出：“朝中歌午升平，而海外失地失藩，频年相属。日本灭了琉球，法国取了安南，美国收了缅甸，中国一切不问，还要铺张扬厉，摆出天朝空架子。”小说又具体描绘了在列强环伺不断侵凌下的清廷十年两败，上层士大夫的崇尚空谈、醉生梦死，为日趋崩溃的危局提供了惊心动魄的验证。在述说政潮变化消长方面，凡洋务运动从兴起到失败，改良主义的崛起，资产阶级革命派初露头角，他在小说里都有比较清晰的反映。如此巨大的概括力，实是其它三部谴责小说所不及的。

可以说，《孽海花》是第一部情节超越中国现实社会领域的小说。他描写了德国、俄国和日本的政治生活，尤其是以热情赞颂的态度述说了日本革命者和俄国“虚无主义者”革命运动的一些章节。小说中也出现了伟大的俄罗斯作家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的名字，并且述说了他们与俄国初期革命运动的关系；也借俄国人毕叶的话，宣扬了“天赋人权，万物平等”的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如此广博的见闻和精锐的眼光，极显惊人的胆识，且在当时小说家中实为罕见。

更值得彰扬的是，在二十世纪初的谴责小说中，《孽海花》是第一部以同情的态度来描写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的作品。曾朴警辟地提醒大家正视中国的现状，“看着茫茫禹甸，是君主的世产，赫赫轩孙，是君主的奴仆”，并表示痛恨这个“专制政体”。他又写史事来启发国人觉醒：“只要看元世祖是个蒙古游牧的部落，酋长的国度，一朝霸占了中国，我们同胞也自贴耳摇尾的顺服了九十余年，你们想想如今五洲万国，那里有这种好说话的百姓，本国人不管，倒教外国人来耀武扬威，多数人退后，倒被少数人把持宰割，”这还只是以“蒙古”影射清朝，接着在第四回里干脆公开叙说“满洲入关之始，亡国遗民起兵反抗”的史事，甚至在描写革命党人演说的情节中更露骨地提出“现在的革命，要组织我黄帝子孙民族共和的政府”的召唤。在清廷淫威之下，竟然公开宣扬如此强烈的种族革命主张，实在是不寻常的。《孽海花》中还塑造了孙中山、陈千秋等革命者形象，热情歌颂了他们的活动，这在晚清谴责小说中实为大胆的创举。

关于中法、中日战争，曾朴在《孽海花》中显豁地表明了自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意识。他借书中人物薛淑云在味莼园谈瀛会上的谈话，探讨了中国处于列强环伺的危殆处境，并且强调指出：“现在各国内力充满，譬如一杯满水，不能不溢于外，侵略政策，出自天然。”他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是比较清醒的。他明目张胆地指责慈禧挪移海军经费建造颐和园以图享乐之事：“今闻海军衙门军需要款，常有移作别用的。一国命脉所系，岂容儿戏！”由此可见，曾朴绝对是个不宾之士！

曾朴描写达官名士，不同于刘鹗、李伯元和吴趼人，他并不着眼于描写其凶残或贪鄙，而是着重刻划他们精神颓废的要害。曾朴描绘的多是貌似方正的人物，有些更是敢于直谏的“清流”人物，但是他们或崇尚空谈，或师心自用，或沉溺考据，或癖嗜古董，或自命风雅，其实都是迂腐自守、不学无术、矫揉造作之徒。这些人置国运民瘼于不顾，醉生梦死，佯狂玩世。曾朴入木三分地描摹出这群人物的精神世界，也就映现出了末代王朝崩溃前夜的图景。

曾朴曾说《孽海花》虽也是联缀多数短篇成为长篇，但譬如穿珠，它不是直线穿的，而是“蟠曲回旋着穿的，时收时放，东西交错，不离中心”，“开成一朵球一般的大花”(《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负暄絮语》说：“近来新撰小说，风起云涌，无虑千百种，固自不乏佳构。而才情纵逸，寓意深远者，以《孽海花》为巨擘。”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它“结构工巧，文采斐然”，把它列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

遗憾的是，《孽海花》的全局规划原有六十回，但曾朴生前仅写到三十回，就因精力、体力上的不支，再也没有继续下去。好在友人张鸿承其遗志，从第三十一回写起，续至六十回，成《续孽海花》，并在1943年问世。

站在曾朴墓前，我依稀记起郁达夫为纪念曾朴而写的散文《忆曾孟朴》：“……先生那一种对于无论哪一件事情的丰富的知识与判断，真教人一辈子也不会听厌，我们在那一天晚上，简直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窗外的寒风，忘记了各人还想去干的事情，一直坐下来坐到了夜半。……曾先生所持有的一种爱娇，是当人们在他面前谈起他自己的译著的时候的那一脸的欢笑。……他的笑眼里的光芒，在于夏日发放的清风，暗夜散播的光明……”

并非尾声

山不在高，不俗则贵。虞山不仅不高，而且也不算大，但在缺少崇山峻岭的苏南，突起一座秀峰奇峦，本身就是一个罕见现象。虞山的风景，前坡以崖石著胜，后坡以溪涧闻名。虞山上下，林木爽俊，奇石错列，山道回曲，步步佳境。虞山就像一幅纵向的长卷，从岁月的巅峰倒挂下来，三千多年的时光如同飞流直下的瀑布，紫烟迷蒙，银光闪烁。

除了虞山是因虞仲葬身于此而得名外，我们不能不说它的人文价值与上起周初下至清末的一大批历史名人的墓群有关，前后历时三千余年。可以说，虞山的名气在绵绵不断的时间之河中因不断有贤人、哲人、高人和名人归宿于此而崇高，更加声名远扬。

虞山有幸聚精魂。你不必问山以墓名还是墓以山名，那些古墓在山的怀抱里，谁能说，山上的一缕微风中没有先人的呼吸？山接纳了墓，也接纳了那些自由的灵魂。

仰望虞山，我们发觉，它浓缩了江南历史的发展与变化，活脱脱就是从古代到近代而现代的国民艰难蜕变与转型的一个颇具形象的化身。

回眸虞山，我们发觉，一座座古墓俨然一尊尊山岳，高昂头颅，光灼灼明晃晃，昭示着虞山的灵魂！

虞山，是一座现实世界的山，又是一座寄寓着精神的山、一座凝结着文化灵魂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