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古清口水利枢纽的研究中，淮阴城不仅是一个绕不开的地理坐标，而且它与清口几乎是如影随形、同损共荣的关系。所以，把这两个城堡进行准确的地理定位，并对其不同时期的地理环境进行历史的复原，对历史演变的过程及其因果联系作出合理的阐释，这对于深入研究清口具有先导性、关键性意义。

关于淮阴故城和荀羡筑淮阴城的位置，《水经注》有记载，此后的好些地理专志、一统志也有记载，过去不同时期编修出版的《清河县志》、《淮安府志》更不厌其详。本地人都知道它们在今淮安市淮阴区码头镇，是“兴汉三杰”之一的大军事家韩信的故里和青少年时期活动的场所；知道这里有个甘罗城，是12岁就做了秦国上卿的神童宰相甘罗的封地。然而，如果再追询下去，恐怕就很少有人能明确道来了。 　　

关于秦淮阴故城，最早见载于《史记?淮阴侯列传》：“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信钓於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 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 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於是信孰视之，俛出胯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这就是著名的“漂母饭信”和“胯下之辱”的故事。

这段记载尽管非常简短，但却透露出几点重要信息：一是韩信因“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而不能养活自己，说明当时淮阴城里人除了负责社会行政管理的官吏外，都得从事工商业才能为生；二是这么多妇女在淮河边漂洗絮帛，又连续漂洗数十日，漂这么多絮帛，分明是“诸母”自家或为作坊加工、织布投入市场的，是以交换为目的带有作坊色彩的商品生产；三是淮阴城里除了“诸母漂”的专业商品生产外，还有专门从事屠宰的“屠中”，这也反映了社会分工的蛛丝马迹。以上三点说明，秦朝时淮阴城的工商业是比较繁荣的。

秦朝淮阴城的繁荣，是与它当年的交通枢纽地位密切相关的。当年的淮阴城，北据泗口，西控长淮，东近黄海，南出邗沟，为南济长江、北达河济、西出中原之绾毂，是黄淮、江淮地区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淮、泗水下游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中心。 　　

１９７８年，在淮阴故城以东数里的高庄战国墓中，出土了大型铜饰马车（今淮安市博物馆有铜饰马车复制品），从其制作之精美分析，墓主人生前政治经济地位很高。同时可知，这一带在战国、秦汉时期就有相当宽阔的驰道，是舟车通达的重要都会。 　　

光绪丙子《清河县志》：“淮阴故城在旧清河县治东南五里。旧志：秦时所建，以《韩信传》‘钓于城下’知之。按，晋永和五年，北中郎将荀羡北讨鲜卑，以淮阴旧镇，地形都要，乃营立城池，似城创于此时。然考《水经注》云淮水东北迳淮阴故城。道元在东魏之世，去穆帝永和时代非远，不当云故城，或令则因旧镇而更新之，非创始也。”（光绪丙子《清河县志》卷二十五） 　　

码头镇北有一个古城，当地人均称之为“甘罗城”，而且还有一些民间故事，讲甘罗与韩信的师承关系等等。在明代《清河县志》图上，还标有甘韩祠，就是纪念甘罗和韩信的。甘罗在秦统一之前的秦王政时期，以12岁的童子，凭三寸不烂之舌，出使赵国，说服赵悼襄王，不费一兵一卒，让秦国获得赵国河间等十一城之地，建不世之功，获显赫之位，“乃封甘罗以为上卿，复以始甘茂田宅赐之。”诚如太史公曰：“甘罗年少，然出一奇计，声称后世。虽非笃行之君子，然亦战国之策士也。”（《史记》卷七十一“樗里子甘茂列传”）考甘罗使赵时间为秦王政三年（前244），而所谓12岁，是虚岁，是中国史籍记录年龄的通则，实际上只有11周岁。而秦灭楚占领淮阴城的时间是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年），时甘罗也就是32周岁吧，两年后秦统一六国时，也才34周岁。秦统一后，推行郡县制，将甘罗易地改官于此是很有可能的，不过历史疏于记载罢了。 　　

至于说韩信与甘罗的邂逅相遇，也不是没有可能。韩信是在秦二世元年（前209）项梁项羽的反秦义军打到淮上时参加起义军的。这时，如果甘罗没有死，也就是46周岁。即使在此前死去，与韩信也可以有不少于10年的接触历史。 　　

甘罗城之名，最迟在北宋初年就已经有记载了。正德《淮安府志》：“甘罗城在旧淮阴治北，或云即淮阴故城。今属清河界，去码头巡检司一里许。相传秦甘罗筑。雨后，常土中得小钱，篆文，不可识。或云：宝应有甘罗庙，此其葬处。”（正德《淮安府志》卷十四） 　　

此前，北宋学者、楚州人徐积就认为甘罗城就是秦淮阴故城。笔者完全赞成徐积的观点。如前所述，由于淮阴突出的水上交通地位，无论吴国、楚国，还是秦国，哪一股准备长久控制的政治势力都会在这里筑城、修城。这里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应当有筑城史。考淮阴之地，春秋中后期当属楚，“春秋末属吴，周贞定王二十四年，楚东侵，广地至泗上，地入于楚。秦并天下，始建淮阴县。”由秦汉至魏晋，先后属泗水郡、沛郡、临淮郡、下邳国、下邳郡，晋“太康三年（282），移广陵郡治淮阴。元帝渡江，广陵郡治移去，而以镇北、征北将军、青、兖二州刺史或徐州刺史镇淮阴，淮阴遂为重镇。”（光绪丙子《清河县志》卷二）笔者认为，从淮阴开始有城，一直到晋永和五年（349）荀羡在其南侧筑新城之前，甘罗城一直是清口地区最重要的城堡。 　　

后来，荀羡所筑淮阴城长期处于主要地位。然而，在永和五年以后约1400多年中，甘罗城依然是一座重要的、与淮阴城互为依托的古城堡，其中还多次作为淮阴县或清河县甚至更高行政机关的治所。主要有：宋泰始三年（467），立兖州镇，齐建元四年（482）移去，历时15年；梁改北兖州为淮州，治淮阴故城，历时55年；元泰定（1324~1327）中，清河县治由大清口迁淮阴故城，天历元年（1328）移去，是临时过渡性的；崇祯末，清河县治移甘罗城，不久又移去，也是过渡性的。（同上） 　　

甘罗城在明代设有淮安府管河厅公署（《河防一览图》，见《淮安运河图考》21页，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清代设有主要负责治理河道的淮安府同知署，以及山清外河同知署、山清外河守备署等（光绪丙子《清河县志》卷三）。然而，由于地势卑下，水患威胁严重，这些机构都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以后撤离，与清河县署一起，搬迁到清江浦。甘罗城随之与小清口旧县城一样，因不再重点防护，遂被黄河洪水所侵入，并逐渐被泥沙所淤垫。（光绪丙子《清河县志》卷二） 　　

清吴玉搢《山阳志遗》：“明万历中，于甘罗城掘得古钱二穴，以铸关壮缪像，今在高加堰。钱犹及见，其长一寸余，形如风钟，有孔，有篆，历岁久，丹翠斑驳可观，俗呼为甘罗钱。朱竹垞《曝书亭集》载所见甘罗钱薄而小，文止一字，不可辨识，下穿一小孔，如鹅眼、綖环、榆荚、荇叶之类。按，甘罗城即古淮阴县地，掘得二穴钱，不知其名，后人就掘地名之，非甘罗自铸钱如邓通、沈充比也。至其形模各异，或当时掘地所得有二种欤？抑竹垞别有所见也。”（《山阳志遗》卷一“遗迹”） 　　

按，从这段描述性记载可知，甘罗城出土的古青铜钱币，既非秦半两钱，又非汉五铢钱，无疑是先秦时期列国的钱币，而且币种较杂，“如鹅眼”者，当为楚国的蚁鼻钱，“形如风钟”者，应为韩、赵、魏的布币。这毫不奇怪，淮阴作为那时期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不远千里前来进行商品贸易的商贾一定很多。我想，包括被商家尊为始祖的陶朱公范蠡，他从太湖流域过大江、行邗沟、越淮泗做生意，发大财，最后在齐国定陶定居下来，淮阴应当是他经商的重要码头和营销点之一。同时，我还想，既然山东定陶以陶朱公范蠡定居而得名，淮阴城因甘罗定居于此而被地方民众引为荣耀，也就很好理解了，更何况其东面还有一座用乡贤韩信命名的韩信城呢！ 　　

我推测，甘罗倒不一定是在秦统一后被封官于此，更有可能在其功成名就以后不久，也像范蠡那样弃官从商，变成财货天下、富可敌国的大商人，最后定居、老死于此。甚至不排除明万历中“掘得古钱二穴”的地方，就是甘罗旧居所在，就是甘家在一次特殊变故中（可能就是秦末天下大乱时）埋下的。我所以这样推测，是因为甘罗最初是秦丞相、文信侯吕不韦的门客并被破格启用的人。吕不韦也是大商人出身，由从商而投机从政并获得巨大成功，于秦王政有“亚父”之称，然而终因权重遭嫉，聪明绝顶的甘罗岂能不察？又岂能待吕不韦被赐死时才退步抽身？再者，如果他不是经商周游列国，古邗沟之旁的宝应怎么会“有甘罗庙”？城南乡出土铜饰马车的高庄战国墓，至今墓主人身份不明，说不定就是甘罗的坟墓！前面所引的正德《淮安府志》不是或云“此其葬处”吗？ 　　

由此进一步分析，因为对秦王朝统一立有大功，所以，秦统一后，已经做了大商人的甘罗，不仅其经济地位不会受到丝毫动摇，而且会给以特殊的政治地位，使他活得很风光。如果再按照这个假设反观前面的考述文字，甘罗之死应在秦二世元年天下大乱之前，否则，哪有闲情逸致去搞那么奢华的陪葬品和风光的葬仪呢！或许有人要否认：“这可是战国时期的墓葬啊！”我认为，统一的秦王朝作为只有十几年历史的短命王朝，其葬制与战国无明显区别，即使有些新规定，也不可能很好推广，特别是淮阴城，遥处京城咸阳数千里之外，又是楚遗民聚居的故楚国之地，即使规定了一些新葬仪，这里的民众是否就采用，都很难说。而甘罗在看到秦王朝的诸多暴政后，会有哪些想法和相应的对策性安排，我们虽然不可能知道，但是如果考虑到他作为一个大智慧者，却能为我们对葬仪的判断提供新的思路。 　　

据光绪丙子《清河县志》载：“甘罗城在旧淮阴县治北一里，周四百二十七丈。”2008年1月10日至22日，淮安市考古队对甘罗城遗址进行了考古探查，通过探查，甘罗城“东北方向东邻古运河，西环张福河，城址处地较低洼，南北大体呈槽形。……东城墙遗址南北长560米，宽33米至36米，自然地平下钻0.8米至3.2米见夯土……城门2处，采集到春秋时期的陶片数十块；南城墙长300米，断续隐存；西城墙长560米，断续隐存，宽度36米至38米；北城墙长200米，断续隐存，宽度33米，局部地方并有宋代加固城墙青砖。该城址占地面积为18万平方米。”（刘显谋、张志军2008年元月22日《淮安市淮阴区甘罗城遗址钻探报告》）根据上述的钻探结果，甘罗城总长为1620米，把它换算成市制，应为486丈左右，与光绪丙子《清河县志》记载的“四百二十七丈”相比，溢出约60丈。又，依据元月21日钻探记录 “西北角城墙夯土，因在宋代修建河坝治理水患，夯土不详。”（同上）其实，明嘉靖《清河县志图》上，西北角这一段城墙就是“缺角”，如果除去这一段缺角的长度，正好与旧志记载的长度相吻合。 　　

这次勘探还查明：甘罗城“东、南、西、北城墙遗址，除张福河部位，其他地方遗址区墙外均有护城河，宽6米~10米。”“该城址早在春秋时期就属战略要地，根据东城墙以东的土岭高地属汉代堆积，以保甘罗城不被水患冲击而挖壕沟，使水患改道。相继又在宋时金人入侵，水患成灾，又顺着西城墙大量修建张福河河坝，修补甘罗城，为抗金第一线。并在城西北方向河坝上兴修河神庙、奶奶庙等迷信建筑，以保甘罗城人民的兴旺与平安发展。明朝、清初，东北方向水患多次洪流成灾，使甘罗城陷入一片汪洋之中，该城由此而废。”（同上） 　　

《钻探报告》大体交代了甘罗城演变的历史轮廓。至此，我们对其历史脉络可作如下描述：甘罗城春秋时期始筑城，为土城，以后当有不止一次的修筑，也多为土城，直到宋金之际，为抗御金兵，才开始在土城的基础上修筑砖城。以后一直遭受黄、淮水患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延至清乾隆年间，终因水患而最后废弃。 　　

关于东晋荀羡筑淮阴城，《水经注》明确讲在“淮阴县故城”南，综上考证，即甘罗城南。向南多远？我们不妨检阅一下淮安地区现存最早的旧志——正德《淮安府志》的记载：“甘罗城：在旧淮阴治北，或云即淮阴故城。今属清河界，去马头巡检司一里许，相传秦甘罗筑。”（正德《淮安府志》卷十四）只讲在“旧淮阴县治北”，没有讲向北多远，却明确讲“去马头巡检司一里许”。 　　

比正德府志晚成书40多年的嘉靖《清河县志》：“淮阴故城：今马头巡检司处是也。昔韩信钓城下，即镇北一里之土城，俗相传为甘罗城。”（嘉靖《清河县志》卷三）嘉靖志认为马头巡检司所在地——（马头）“镇北一里之土城”——甘罗城，是“昔韩信钓城下”的秦淮阴故城。换言之：甘罗城南一里，即为马头巡检司所在地马头镇。 　　

嘉靖《清河县志》与正德《淮安府志》的记载基本一致。

再看光绪丙子《清河县志》的记载：“甘罗城在旧淮阴县治北一里。”这里的所谓“旧淮阴县治”，即荀羡所筑的淮阴城。换言之，甘罗城南一里，为荀羡所筑淮阴城。（光绪丙子《清河县志》卷二十五） 　　

三种旧志的记载都讲是“北一里”，貌似相同，其实内涵迥异。这是因为，“马头巡检司”、“马头镇”、“旧淮阴县治”，是三个完全不同的位置与范围的概念。马头巡检司为公署所在地，马头镇是明嘉靖时的镇区范围，而“旧淮阴县治”则指旧淮阴县城——东晋荀羡所筑淮阴城堡的范围。光绪丙子《清河县志》把前志的“去巡检司一里许”、“镇北一里”，改写成“旧淮阴县治北一里”，那就变成了两座城堡之间的距离是一里，这明显是把位置与范围的概念搞错了。

就明代两种志书的记载而言，笔者认为，正德府志更准确。因为从马头镇在明代的地理环境来看，它南阻淮、湖，没有多少余地可以“南移”。其南一里许，有一条流入淮河的沟渠，称为三里沟，明嘉靖三十年（1551），以永乐间陈瑄所开新庄闸为浊流所淤垫，都御史应桢请闭新庄闸和新庄运口，开辟三里沟运口，至通济桥，并建通济闸，是为嘉靖通济闸。该闸在甘罗城南一里，三里沟运口所在位置也在甘罗城南一里，而位于通济闸以西。嘉靖三里沟运口，应当是码头镇的南界。又因为巡检司是以缉私为主，其公署一般都紧邻要道口，据此，可以断定，马头巡检司公署紧靠去甘罗城“一里许”的三里沟运口。

2009年6月28日下午，笔者与大运河文化研究中心毛立发一起去码头镇，走访了码头镇小学退休教师吴清云（64岁）、原码头镇小学东侧（今韩侯故里公园内）住户孙国华（82岁）、朱文涛（63岁），了解到：韩信故里公园正门前南北向柏油路东侧，与公园大门南缘在一条线上的东西向小沟，向东约100余米的地段上，在1967年疏浚时，刨到大量杉木桩，站立的木桩一般有4米多长，还有横着的木桩，木桩间有腐烂的柴埽。朱文涛是参加刨木桩的人之一。根据查阅历史资料后分析，此处木桩柴埽，应是清乾隆年间用于防洪护卫甘罗城的木龙、埽工。历史记载中，甘罗城南侧共有3架防洪木龙。

几位老先生还与我们一起到韩侯故里公园内的韩侯祠门前进行实地考察，那里是原码头镇小学操场所在地。1967年，在操场下面挖到大量的木桩、城砖，以至于一面操场几乎被掏空。根据回忆，操场北面十几米就是小学的房子，这房子最初为观音庵的寺庙建筑。几个亲历亲见者回忆，木桩上面砌筑城砖，且比较宽厚，不同于城墙一般地方的用砖包砌。通过我们一起分析推测，原码头小学操场所在位置，很可能是东晋荀羡所筑的淮阴城西门位置。毛立发等人还谈到，过去，码头居委会曾在韩信湖西侧挖到烧制有“晋”字的城砖，这更是荀羡筑淮阴城的铁证。

由此判断，今码头镇的“鱼脊”街，大体紧贴西城墙，是南宋黄河夺泗夺淮以后，因水患威胁，先在西城墙外筑堤，后逐步连同西城墙一起，演变成防洪堤。西城墙应当就在今码头街东堤坡下。

我还认为：韩侯故里公园东大门前的柏油路，很有可能就是荀羡淮阴城的东城基础，柏油路南行约400米、与路大体垂直的路西高高隆起的古堤防——三里沟运口内堤，很有可能就是荀羡淮阴城的南城基础，或许其部分也是防洪堤。同时，我们从城砖的出土位置分析，甘罗城与荀羡淮阴城之间的距离应当很近，大致就相当于一道宽阔的护城河吧。

荀羡是驸马爷，又是征北的最高统帅，淮阴作为他开府的边防重镇，又是州郡治所，城堡的规制应当比较宏大。因为按照荀羡淮阴城南至三里沟运口一线，这个城的面积还不如甘罗城大，其南界应当还要向南移。至于这座城究竟有多大的规模，其宽长多少、四至所在，光绪丙子《清河县志》慨叹：“今在甘罗城南之淮阴县已不可考，或漫灭于湖水，或刬削于开凿。”（光绪丙子《清河县志》卷二十五“古迹”）就已经无法回答。考今码头镇，在洪泽湖大堤修筑前，其南端是直接面对淮河与洪泽湖的，换言之，是裸露于淮河和洪泽湖水之前的，在洪泽湖成湖以前，则是直接面对淮河洪水的。由此看来，荀羡筑淮阴城的南城墙，特别是西南角部分，已经无从寻觅了。这南、西两面城墙崩塌于水的时间，要比甘罗城西北角崩塌的时间早得多。甘罗城西北角的崩塌，应主要是黄河夺泗夺淮造成的，时间应是在南宋到明嘉靖年间；而荀羡淮阴城西南角的崩塌，也应当与黄河夺淮有关，然而，其直接“肇事者”，则主要是淮河洪水。因淮河洪水由西南来，故城西、城南首当其冲。

至于其被毁的时间，可能在南宋嘉定七年（1214）移淮阴县治于八里庄之前就已经开始，而其最后湮沦，大致是“淮阴城”的名字被“马头镇”的名字取代之前。查明洪武三年（1370）立马头镇巡检司，是目前所能查得“马头镇”地名最初出现的时间。无怪乎早在明代绘制的黄、淮、运舆图上，往往只标绘甘罗城，而不标淮阴城，即使明嘉靖《清河县志》图，也只在甘罗城南侧标有码头镇巡检司。所谓淮阴“城”，早已了无痕迹。从韩信湖西北城砖的埋藏深度，以及码头镇街道目前的鱼脊状地形，可以想见当年在洪水一次次袭击下，人们是如何由筑堤保城，到以城为堤，再到城废不守，最后再以堤兴街，成为今天的码头镇老街区。在以堤兴街的过程中，甘罗城则因地势日趋卑下，终于步荀羡筑淮阴城之后尘。

又，码头镇南U字形河道外堤以南的老大墩，当地民众又称之为“老龙头”，是一处清以前的土墩，而且夯土层很厚；其西北侧的新大墩，其上层无疑是清康熙年间和以后历次加筑，然而，其下层的基础，笔者以为也是清以前所夯筑。老大墩和新大墩的初始高度，应当与当初的最高洪水位相适应；其初始的功用，则可能是用来作为淮阴城外护城堤的。因为没有文字依据，只是实地考察偶然闪过的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