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文人话语中，扬州始终是一个充满江南韵味的诗性审美对象。

       古代扬州是一片典型的江南空间：温润潮湿、斜风细雨、绿柳杏花，她不仅与寒冷寥寂的白山黑水，粗犷荒凉的大漠戈壁，有着诗性江南与伦理北国的生态不同；还与蛮烟瘴气的岭南，天府之国的巴蜀，有着江南诗性文化深层结构上的细节差异。

       在古代扬州与江南之间建立上述血脉纽带关系的，并不是古代文人一厢情愿的诗性叙事。充满江南诗意和灵性的扬州话语背后，是古代扬州与诗性江南之间家族遗传的类似性。

       扬州，在中国地理空间的第一次“出场”，就被赋予了诗性江南的审美特质。众人皆知大禹治水后把中国划分为“九州”，扬州占其一，其地理范围北至淮水，南跨闽浙，东至大海，西到江西。今天的扬州是其“瘦身”或“缩水”后的产物。然而，很少有人理解因“江海扬波”而得名的扬州，从这个名字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和以太湖流域为核心的诗性江南结下了不解之缘。

       早在6500年前，在今天的上海还完全沉浸于海平面以下的时候，古扬州的大片陆地已经形成，扬州正位于长江和大海的交汇处，地理位置上属于典型的“襟江带海”，呈现出弯曲的巨大喇叭形状的河口，与今天的上海相似。扬州以下骤然开阔，散布沙洲，海潮上溯到此，江水海潮聚集，水体急速上涨，于是形成奔腾澎湃的广陵潮。作为扬州最早城市形态的邗城，就建筑在长江断崖上。

       “广陵观涛”成为两汉以来扬州的一大盛事。直到整个汉唐时期，长江仍在扬州城附近流入大海。此后，长江北岸逐渐南移，但“唐时扬州尚见潮”。直至唐朝大历年间，曲江淤塞，瓜洲并岸，涌潮始消失。

       今天，扬州“江海扬波”的地理生态景观已经不再，但是，正如扬州本土学者韦明铧曾言：纵然由于沧海桑田的缘故，海潮早已不到广陵城下，可是爱怀古的民族又总是在冥冥之中不断追忆它的伟大，假想它的存在。

       其实，说“假想它的存在”并不准确，因为“江海扬波”的生命基因造就了水的灵性，并没有随着广陵潮的消退而从扬州这片土地上绝迹。今天的扬州在地理生态上依然保留着明显的“江海扬波”的痕迹：纵横中国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与横贯中国东西的长江在此处相遇，前者是中国最长的人工河流，由北向南沟通白马湖、宝应湖、高邮湖、邵伯湖，汇入长江；后者是中国民族的母亲河，由东向西，如一条丝带穿起沿岸无数水乡城市，两条长河在扬州这片土地上交汇融合，由此造就了境内90%以上是平原,河湖密布的地理生态。

       如此一来，古代文人视野中的扬州从来没有被长江分割，恰恰相反，正是长江把自己湿润温和的江南气质，浸染渗透进了扬州肌体的每一处。这使得扬州在自然生态景观上与真正的江南并无二致，完全如同一块镶嵌在江苏境内长江北岸的温和湿滑的美玉。一句话，长江、运河、淮河、大海，古代扬州是在这些江河湖海孕育下的骄子，扬州与滋润了诗性江南的长江唇齿相依、密不可分，而与作为中国南北地理气候分水岭的淮河相距甚远、迥然有别，古代扬州的地理生态与江南连成一体也就顺理成章了，由此注定了她和以太湖流域为核心区的诗性江南从此缠绕纠结。从此以后，历代无数的风流才子在诗歌文赋中把扬州演绎为玉人吹箫、河畔荡舟的温柔富贵之乡，正是源于是古扬州地理生态上具有诗性江南的“元结构”。

       早期扬州江河水乡的地理生态景观，在西汉枚乘著名的赋作《七发》中，第一次成为诗性江南的审美对象。但是，此时的江南正值遍地尚武野蛮之风，尚没有形成后来诗性江南的审美自由气质，因为在江南文化的历史上，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所谓的江南文化精神。于是，我们读到枚乘笔下“沌沌浑浑，状如奔马”的扬州广陵潮，只能体会到“前诗性江南时代”普遍的伟岸与冷峻。

       六朝以后，经历了审美精神觉醒之后的江南民族，终于完成了从野蛮到文明、从本能到诗性审美的脱胎换骨的升级和转型，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江南轴心期”，以“诗性――审美”为深层精神结构的江南诗性文化，正式具有了半壁文化江山的意义。“逆浪故相邀，菱舟不怕摇。妾家扬子住，便弄广陵潮。”一首古老的乐府《长干曲》，第一次让扬州摆脱了汉赋中的雄浑和伟岸，以浪漫的诗性叙事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典型的江南民女。她们朴实却不寒碜，勇敢而不失妩媚，一位普通的扬州民女，折射了整个江南民族精神觉醒后的审美状态。

       “花死隋宫灭，看花真无谓。”后人以亡国之痛来追忆隋代扬州这一短短的“历史区间”，嘲弄昏庸荒淫的隋炀帝为了观赏扬州的琼花而亡国身死，无意中在扬州娇美的面容上烙印了诗性江南青楼风月、风情万种的红字。一段至今仍在扬州流传的民间故事是，隋炀帝当年带着数千佳丽一同来扬州，当其被部下杀死后，这些拥有倾国倾城之貌的绝色美女遂滞留扬州，由此大大改变了扬州美女的基因。此后的扬州绝不缺乏令无数风流才子倾情的美女，扬州从此与“江南佳丽地”有了同质性。女性对于江南绝不意味着性别上与北方的差异，红颜佳丽，本是诗性江南的精神载体。她们散发的是与北方大男子主义截然不同的“雌性的丽辉”。隋代，为我们打开了扬州具有的诗性江南的第一个审美精神向度。

       “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肠断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生活在江南春风沉醉里的扬州佳丽们，香艳优雅的诗性气质赢得了唐代文人话语的普遍关注。杜牧在扬州的风流销魂并没有背负沉重的道德枷锁，他以个人的风流让扬州融入了诗性江南特有的才子佳人韵味。江南的文人世界本来就缺少政治的压抑，这里的文人洒脱自由、才情横溢。杜牧在扬州忘情于青楼风月的行为，其实宣泄了有唐一代江南文人政治失意的情绪，他们拥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但是，在现实面前处处碰壁，却不愿意效仿北方士大夫们“文死谏”的木讷刚硬，他们集体退回到江南这片温软潮湿的土地上，在歌舞笙箫、香风红裙当中，醉酒人生、快意理想。唐代，扬州表现的“去政治化”的诗性审美精神，第一次正式登上江南诗性文化的大舞台。

       一旦这种醉酒青楼的风流生活成为古代文人缠绕纠结、挥之不去的“扬州梦”，其普遍的感染力甚至在刀光剑影的宋代都在文人话语中反复再现。“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忧国忧民的姜夔先是在千古绝唱《扬州慢》中对风流倜傥的杜牧加以嘲弄，然而，当他走进这个让北方文人感伤顿足的地方结识了歌妓小红之后，此前北方士大夫的迂直焦虑荡然无存，他欣然娶小红为妻，并且得意地赋词一首：“自做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这与其说是诗性扬州的魅力，不如说是诗性江南“去政治化”的魔力。

       “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唐人对扬州繁华的诗性叙事，只有到了明清时代才可能被真正理解。明清时期的扬州绝不意味着一般的经济繁华，这里的商人与当时一般城市商人不同，他们追求金钱却并不把自己染得一身铜臭气。他们把一日三餐精致到一种艺术的境界，这是江南才有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他们把钱投入到优雅的书院，传承着江南一贯的人文积淀；他们修建幽静的园林，在这里与名流文士唱和吟诗，这是不同于北方的江南士人园林；他们资助落魄的画家，让他们忘情展示艺术个性，这是不同于北方政治画派的江南文人画……总之，明清的扬州在文人艺术世界里是消费的、娱乐的、审美的和自由的。这是明清扬州的商人、士人、市民共同创造的诗性江南的第三个审美精神向度。

       扬州，在经历了明清的大红大紫以后，最终盛极而衰、风流云散,她以一种完全无声无息的方式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只留下一个以其诗性地理和诗性人文践行着江南诗性文化审美精神的香软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