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波万顷的太湖水是孕育沪商文化的重要活水源泉。上海滩的繁华似锦，是在苏州河水波中映现出来的。苏州河，是上海母亲河，因流域在古吴国境内，本名“吴淞江”。上海开埠后，外商惊喜于此水可直达商贾辐辏、百货骈阗和日出万绸、衣被天下的繁华都市苏州，故将吴淞江在上海市区的一段谓之“苏州河”。

       吴淞江蜿蜒绵长，源出太湖瓜泾口，穿过大运河，流经吴江、苏州、吴县、昆山、嘉定、青浦等县市，在上海市区外白渡桥附近从容汇入黄浦江入海。有源之水长流，清代以前，一直是太湖的主要出海通道，直到近现代，也还是上海连贯苏南的主要水上交通线和上海市区的重要航道。水脉悠悠，苏沪两地相通相融，水脉合着商脉和史脉，见证了苏商在上海东西方文化碰撞和融汇之中的绚丽崛起，见证了上海工业文明的萌发、成长和近代工业化的璀璨进程。

       透视苏商文化精神，不能不说江苏和上海的关系。“海之上”、“地居上洋”的上海历史上隶属于江苏。宋代是镇，元代是县，在明代才筑起城墙，成为江南省的一个小县城。明清时代是苏州的卫星城市，成为接受苏州吴文化辐射的“小上海”。上海始终仰慕苏州，追随苏州。江苏江海联动的对外开放性和苏商以丝绸纺织为龙头的坚实制造业基础，推动上海成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新航道起点，成为西方世界进入中国东部的重要口岸。

       透视苏商文化精神，不能不说苏商和沪商的关系。沪商文化是吴越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结晶，苏商沪商本一家。上海在太湖的波流中崛起、兴旺繁华，苏商的贡献造就上海的璀璨辉煌。江苏是上海的腹地，上海是苏商新机会和出击主战场，是苏商腾飞的最重要地域。

苏商在苏沪崛起

       明清时期，苏商在苏州、松江及周边地区继续稳健有力地推进纺织工业，成为中国制造业的中心。苏商的发展是以上海为重要舞台的。甲午惨败对爱国苏商造成大刺激，一腔郁愤，奋发图强，“变法自强”、“实业救国”成为社会潮流。从1895―1913年，全国共有华商缫丝厂97家，资本总额为1158．4万元，其中江苏就有37家，资本达953．7万元，占总额的82％。这期间，江苏先后创办了200多家工商企业，资本总额约占全国新办民族企业的50％，是全国新办企业的“半壁江山”。苏商大资本实力之雄厚，举世瞩目。200多家工商企业资本金在5千万两白银以上的工商企业就有115家。也因此，包孕着上海的吴文化区域成为全中国的经济中心，成为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方。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此孕育、茁壮，生命力勃发兴旺，苏商迸发出更为璀璨绚丽的多彩光芒。

       江苏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苏商是近代工业发展的领军人物。无论数量和规模，苏商创办的实业都让其他商帮望尘莫及。及至20世纪30年代，苏商空前壮大，成为当时上海滩最重要的一股经济势力。

       苏商对于中国近代工业化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进程，发挥了率先作用和引领作用，无论是在经济界，还是在政界，苏商都地位重要、影响重大。他们当中的显赫人物几乎都具有所在领域的编年史意义：张謇――主张实业救国的状元、南通的大实业家；荣德生、荣宗敬兄弟――“面粉大王”、“纺织大王”，奠定了无锡制造业的坚实基础和“小上海”地位；范旭东等人在南京共同创建亚洲第一座纯碱工厂永利碱厂，首开我国化学工业先河，南京由此成为中国最早的化工基地；席正甫家族――洞庭商帮的杰出代表、洞庭东山旺族，是叱咤上海滩金融界半个多世纪的买办世家，成为苏商转型发展的杰出代表；盛宣怀――常州的旷世官商，他是苏商近代官商气脉和骨血的杰出代表，最早提出“官督商办”的思想，并在晚清叱咤上海滩，一步步成为最懂工商业的官僚，成为晚清官商第一人，他直接倡导、促成了中国最早的跨行业、跨地区商会组织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成立；还有镇江李维元办的永利丝厂，张劝史办的大伦纱厂，苏州陆润庠办的苏伦纱厂，苏州沈莱舟办的“恒源祥”，成为上海滩乃至全中国的“绒线王国”，还有苏州“火柴大王”刘鸿生将国内主要的火柴厂组建成“大中华火柴公司”，还有银行家陈光甫以及出生淮安的银行家周作民。加上江苏管辖的上海，有氯碱工业的创始人吴蕴初和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鼻祖、棉花大王穆藕初。

       在那个时代，最为正统正派、最能沟通官方、最能联络外商、最有能力、最能持久的还是苏商。苏商在实业发展上无可匹敌，充分体现了苏商崇尚实业，稳健务实，务实创新，勇于超越，敢于率先的文化精神，这也是江苏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

       必须要看到，洞庭商帮为主体的苏商在近代成为影响全国的商帮，是崛起并转型发展在一个社会动荡、政局混乱、困苦与希望交织的时代。眼前多少难甘事，自古男儿当自强。苏商从来都有着坚定不屈的实业发展战略，有着鲜明的坚毅沉稳个性，无论是风雨沧桑的淬火磨砺，还是1927――1937年相对意义上民族资本主义“黄金十年”的顺风顺水，他们总是坚毅不挠，极高明而道中庸，不偏激，不执拗，不怨怒，不躁进，不过度，不强求，不迷茫，不盲目，不悲观，不刻板，不犹豫，不慌乱，不张扬，不忘形……既披荆斩棘、矢志不移，又圆融变通，应时而变，不会认死理一条道走到黑，他们脚踏雄厚的实业基础，在中国商贸舞台上成为呼风唤雨的主角，凭借在丝绸、瓷器、棉布等方面无与匹敌的精湛制造业水平、产能以及出口能力，成为缔造中国明清之后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的主要推手。即使是在其它商帮或衰败或式微之时，苏商依然坚挺，依然昂扬，独领风骚，笑傲江湖，成为横跨明清、民国、新中国初期的一大商帮。改革开放后，苏商重新崛起，借浦东开发开放之机遇，实现了又一次快速大发展，成就了“外向型”经济的霸主地位，把中国制造世界第一，江苏制造中国第一的桂冠当仁不让地戴在自己的头上。看中国，看浦东，看江苏。苏商以上海为背景的角色内涵之丰富、演绎传奇之惊心动魄和精彩纷呈，是其它商帮难以企及的。

       历史证明，苏商能够从血脉深处滋生出实业制造的肌体和能量，这就是苏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上海是苏商的新机会

       江苏松江区域归并上海，建构成上海6000多平方公里的市区范围，枕江靠海的“地利”，使上海成为全世界商人们眼红的地方。当时美国至沪开洋行的商人们曾向美国国会报告说：上海有6000英里的腹地可以做生意。

       日月旋，风气变。1842年《南京条约》将昔日松江府辖下的上海县划为通商口岸。上海迅速崛起，集工业、金融、航运和内外贸易中心于一身，而江苏则成为上海的重要腹地，形成了双向的影响和辐射，沪商文化对全国都有辐射影响，其中辐射作用最大的地区，就是苏南和江南。上海领航苏南，与此同时，江苏互动上海，比翼齐飞，竞相追逐。

       显然，江苏、苏商为上海的工商业发展注入了源源不竭的动力，江苏在人力资源、资本和农副产品上给予上海发展以雄厚支撑作用，江苏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人文传统，为上海的发展提供了厚实精神基础，同时，上海的发展与苏商移师上海关系极为密切。

       上海开埠后，顺应时代要求，苏商移师上海，以依托洞庭商帮的传统和占据上海、苏南形胜之地的优势及联通江海的大气魄，在曲折和险阻中屡得、屡创发展先机。苏商在上海扎下营盘，稳健推进实业，与沪商和汇集于上海的客商一起，担当着纺织、缫丝、面粉、火柴、榨油、面粉、印刷、橡胶、陶瓷、化工、机器制造等民族工业加速崛起的主力军，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产业的大发展。

       苏商走通上海发展之路，既是被逼的，也是苏商的历史抉择。在欧风美雨的交织之中，在内乱蜂起、朝廷昏庸、国力衰败日显之时，西方廉价商品从就近的上海口岸大肆涌人，对苏商原有的商业资本经营方式和商业贸易市场形成了巨大冲击，苏商经营的丝绸、棉布等行业遭到无情挤压和极大损害，市场日趋萎缩。祸不单行，太平天国起义从广西沿长江一路南下，苏商长江沿线苏南地区常年处于满目疮痍的战乱，京杭大运河沿线的北方地区也处于战火劫掠之中，苏商的市场被战火吞没，民不聊生，人气破散，整个社会经济一蹶不振。苏商的经营活动处处制肘，无力腾挪，支撑乏力，呈现日渐衰败的颓势，面临着与其它商帮一样病来如山倒般的没落灭顶衰亡命运。

       苏商并没有迷茫和错乱，束手待毙，而是卓识远见，积极调整发展战略。苏商看准了上海商埠的特殊商业地位与惊人发展潜力，洞庭商帮开始移师上海，借上海开放口岸之商机和租界保护之便利，继续做实业经商。这是他们惟一的退路，无异于山穷水复疑无路之路，他们却可以应时而变，变无路可走为扬帆顺水出海，把太湖的波澜汇入吴淞江和黄浦江。依托上海，苏商实现历史性的转型发展。走出了一条从传统向现代化企业精神转型的通天大道，成为上海滩洋行与清廷的有力联系桥梁，成为动荡社会中一枝怒放的财富奇葩。

苏商的上海启示录

       苏商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在洋商洋行遍地的上海实现转型，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是――

       1，深厚良好的儒学文化支撑。洞庭商帮为主体的苏商，崇文重教与崇尚实业并重。明清时期苏商发展到了一个高峰阶段，相应的背景是极为发达的儒学文化。苏州府的进士、状元居全国之冠。苏州在清代共出状元26名，占清代全国状元总数的22.81%，占江苏全省状元总数的53.06%，无论是平均数还是绝对数，均为全国第一。亦商亦儒，良好的教育和文化支撑使苏商儒雅持重，在商懂道，精明务实，充分认同社会主流政治和文化，并从中获得发展之机。苏商做人温和顺从，做事脚踏实地，经商笃实有信。盛宣怀尽管是常州武进人，他活动的地盘主要在苏州和上海，官商一身，特别精通与洋商打交道，可以说是当时的中国首富，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奠基人，他表现了苏商儒商文化精神的品质特点，既要书香门第大搞文化，也要金钱至上大搞实业。苏商文化气息浓郁，苏商没有虚头滑脑，没有不切实际的暴富幻想，脚踏实地，一贯坚持以实业为主、商贸为辅和实业富国的基本原则。

       2，向“企业家精神”转型的自主意识。在时代变迁之时，苏商更是能够强调发展实业和重商思想，不固执于“学而优则仕”的正统，而是怀着“学而优则商”实业救国的抱负，提出重读书、更重经商的观念――去科场，更要去商场；能读书，更要能经营。苏商身体力行，开风气之先。荣德生的儿子荣鸿任及孙子荣智明去美国留学，荣德生在他们临行前再三叮咛，在外不必以学位为目标，只要在事业上学会实用本领。要把自身价值与“国家社会”紧密相连，要有为祖国和民族着想的广博胸怀。张謇是近代苏商的领军人物，是中国第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精神的企业家，是“企业家精神”的突出代表。他在“官本位”的中国社会中，放弃状元尊容，他认定“中国须兴实业，其责任须士大夫先行之。”他创办南通大生纱厂，一生共创建了18家企业，创立了实力雄厚的大生资本集团，形成一个包括农、工、商、运输、金融等业的实业体系。

       3，最先分清资本者和经营者。伴随着时代发展的步伐，洞庭商帮为主体的苏商，具备了充分的时代意识，成为资本者与经营者最早分开运作的商帮。洞庭商帮既可以成为资本者，也可以成为经营者。在以家族掌握决策权的基础之上，他们积累了“领本”制度等行之有效的经商方式：有钱人出资，有才能者领资去闯世界做生意，按实绩按比例分成。这使没有资本但有经商才能的人、想创业的人也能够纵身商海，挥斥方遒，为商为贾。

       4，以金融业为核心，走“外向型”之路。苏商移师上海，洞庭商人利用自己的钻天之术，在上海开辟了买办业、银行业、钱庄业等金融实体和丝绸、棉纱等实业，特别是在上海从事着不同于以往的金融商业活动。洞庭商帮将资产转移到上海开钱庄达65家之多，并成功对接近代上海外国金融资本。1874年至1949年的75年间，外资在上海先后开设了大小银行68家，其中执金融界牛耳的是英资汇丰银行、德资德华银行、日资横滨正金银行、法资东方汇理银行、俄资华俄道胜银行和美资花旗银行6家，称之为“六国银行”。当外国银行都被吸引到冉冉升起的远东金融中心上海时，他们不得不与中国传统的钱庄对接。以东山席氏家族为首，加上东西山的其他家族在金融、工商等领域的发展，洞庭商帮依托上海在近代的全面转型非常明显。可以清楚地看到，上海现代金融机构银行、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和证券交易所，庞大的金融体系和细密的金融网络，是怎样起步于洞庭商帮的草根金融组织钱庄的，并成为控制中国经济的主要力量。苏商在上海撩拨金融资本之大水，既如鱼得水，更是得水生鱼，在近代社会的演变中更迅猛地推动制造业发展，苏商成功地转化为中国近代具有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新式商帮，并在之后的发展中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杰出代表。

       5，坚持本色，“洋为中用”。苏商与时俱进与洋商共舞，洋行接受席氏家族世袭相传买办位置是突出案例。无论是自席正甫担任英国汇丰银行买办，还是在他以前的他的舅父沈二园担任新沙逊洋行的买办后，他们都是立即熟门熟路地将洞庭商人昔日经商时多用族中子弟的做法移植于外国人办的银行、洋行之中，一时显得颇具中国特色。以席正甫和他的兄弟这一代人算起，他们席氏祖孙三代共有11人，如果再加女婿，那就共有14人，先后担任了上海20多家较有影响的外商银行中的6家英商银行(汇丰、麦加利、有利、宝信、中华汇理、德丰)、3家美商银行(花旗、信济、通运),2家日商银行(住友、横滨正金)和法(中法工商)、俄(华俄道胜)、意(华义)各1家银行的买办，特别是席氏祖孙三代在汇丰银行当了56年买办。形成了中国近代金融史上著名的席氏买办集团和名副其实的买办世家。以席氏家族为首的洞庭商帮在上海金融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各地商人为解资金短缺之虞，非请洞庭商帮帮忙不可。所以，19世纪末流传着这样一首口谚：徽帮人最狠，见了山上帮，还得忍一忍。有钱有势的洞庭东山席氏家庭成为上海滩风云一时的金融世家，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占据极其重要地位。

       6，具有沟通官府、洋行的超强能力。这归根结底是苏商的文化能力。商贸是买卖关系，又不只是买卖关系。关键是苏商温文尔雅、蕙心纨质的文化让外国洋行和官府不约而同地更愿意选择苏商，与苏商更谈得拢、合得来，在重大问题上更能心领神会，配合默契，这使上海滩的金融业、买办业一下子从“粗野”的粤商手中转移到了苏商手中。苏商能够圆熟地处理好各种关系，特别是官商关系，使自己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有席正甫居中斡旋，汇丰银行先后经理了沪宁、广九、沪杭甬、津浦、京奉、湖广、浦信等主要铁路干线的贷款，从1877年到1895年的18年间，汇丰银行投资给清廷的贷款竟达610万英镑、1100万规银和438万银元。席正甫得到清廷赏识，被赐予二品顶戴，赏穿黄袍马褂，成了“红顶买办”。席氏家族和达官贵人关系极为亲密，席正甫和清廷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盛宣怀、袁树勋等都私交甚密。其三子席裕光与国民党政府的陈立夫、陈果夫缔结姻亲关系。孙子席德懋和宋子文结为姻亲关系。家族关系提供了基本的信任关系和社会资源，由此奠定苏商社会关系基础，延续并加强紧密的官商关系：1905年，席立功代表汇丰银行同清政府签订了借款100万英镑的合同；1913年，以汇丰银行为首的五国财团，贷款2500万英镑给袁世凯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