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地方志》2021年第1期曾刊发我的《名实互证视野中的长江—<长江历史图谱>评介》。我在文中举例道:

《长江口图》,引人探索长江入海口由三角湾而三角洲的变迁,这是人文改变自然的见证;《沧海桑田图》,涉及“科氏力”对地形塑造与滩洲发育之影响,这是自然影响人文的力量;《江防图》虽以明清时代为主,却也促发人们对于“天堑”“南北”“避难所”“薪火相传”等军事、文化主题的深层思考,彰显了自然与人文的交互作用。

这些话题其实都是颇有意思的。如长江入海口本为三角湾,并因此有了“广陵观涛”的人文现象,而据刘宋山谦之《南徐州记》的记载,“常以春秋朔望,辄有大涛,声势骇壮,极为奇观,涛至江北激赤岸,尤更迅猛”,又显示了广陵涛的气势胜过今天的钱塘潮,究其原因,则在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京口(今江苏镇江市)之间的长江,远比今日壮阔,所谓“旧阔四十余里,今阔十八里”(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即显示了汉唐之间长江入海口段的变迁;至于长江入海口从三角湾变成三角洲,长江江面也随之逐渐收窄,如“明嘉靖以来,江面仅阔七八里”(明末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25)云云,又联系着六朝以来长江流域的全面开发、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泥沙的沉积超过冲刷等因素的影响。

理解了长江这样的变迁,我们就能切实明了诸多的史事。比如三国吴黄武四年(225)冬,魏文帝曹丕“至广陵,临江观兵,兵有十余万,旌旗弥数百里,有渡江之志……帝见波涛汹涌,叹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归”(西晋张勃《吴录》),所以我常把这样的长江比作长城,人工的长城屏障着中原王朝,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天堑”,自然的长江护佑着南方王朝,是农耕社会内部南方与北方之间的“天堑”;再如南宋陆游有言:“古来江南有事,从采石渡者十之九,从京口渡者十之一,盖以江面狭于瓜洲也”(《读史方舆纪要》卷19引),而这样事关南方王朝如孙吴、陈朝以及南唐、南宋兴亡的军事形势,又与“科氏力”即地转偏向力有关,因为“科氏力”的影响,长江右岸(南岸)冲刷、左岸(北岸)沉积,所以有利防守的临江矶头、逼岸山地多在右岸(南岸),而不利防守、适合驻兵的江滩多在左岸(北岸),又在冲刷与沉积的水流动力作用、两岸边界条件不同所导致的河床宽窄影响下,长江中下游河段普遍发育着江心洲,江心洲又造成分汊河道,北方军队“从采石渡者十之九,从京口渡者十之一”的战略选择,既与江面的宽窄有关,也与这两处的江中发育有江心洲、河道分汊、同样不利防守有关。

然则回到传统的语境,自然的长江如何影响人文的历史?人文的历史又如何丰富自然的长江?姑以六朝、江苏为时间与空间范围,略举三例,以见其情形的复杂与论题的重要。

“洲数满百,当出天子”

先举一个发生在湖北、而特别关涉江苏的典型事例。《资治通鉴》卷165梁元帝承圣二年(553)八月庚子:

下诏将还建康,领军将军胡僧祐、太府卿黄罗汉、吏部尚书宗懔、御史中丞刘瑴谏曰:“建业王气已尽,与虏正隔一江,若有不虞,悔无及也!且古老相承云:‘荆州洲数满百,当出天子。’今枝江生洲,百数已满,陛下龙飞,是其应也。”上令朝臣议之。黄门侍郎周弘正、尚书右仆射王褒曰:“今百姓未见舆驾入建康,谓是列国诸王;愿陛下从四海之望。”时群臣多荆州人,皆曰:“弘正等东人也,志愿东下,恐非良计。”弘正面折之曰:“东人劝东,谓非良计;西人欲西,岂成长策?”上笑。又议于后堂,会者五百人,上问之曰:“吾欲还建康,诸卿以为如何?”众莫敢先对。上曰:“劝吾去者左袒。”左袒者过半。武昌太守朱买臣言于上曰:“建康旧都,山陵所在;荆镇边疆,非王者之宅。愿陛下勿疑,以致后悔。臣家在荆州,岂不愿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贵,非陛下富贵耳!”上使术士杜景豪卜之,不吉,对上曰:“未去。”退而言曰:“此兆为鬼贼所留也。”上以建康凋残,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从僧祐等议。

此事的背景是:首先,梁元帝萧绎本为湘东王、荆州(治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刺史、都督荆雍湘等九州诸军事、镇西将军,他在荆州经营了20余年,内心自然是不愿“还建康(今江苏南京市)”的,这样的情形,正与明成祖朱棣从南京迁都北京相仿佛;其次,梁朝的“建康旧都”,因为惨遭侯景叛乱的毁坏、梁武帝萧衍被囚驾崩的影响,已经显得“凋残”,似乎“王气已尽”,况且还与定都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的北齐隔着长江对峙,军事形势可谓危殆,于是主张定都江陵者便称建康不宜再作都城;第三,长久以来,长江中游的楚地或荆州流传着“洲不百,故不出王者”(刘宋·盛弘之《荆州记》)、“荆州洲数满百,当出天子”之类的谚语或预言,按在传统时代的文化语境中,这样的谚语或预言往往被视为天意、民心的表达,拥有着今人所难以想象的“力量”。如《南史·梁本纪下·元帝纪》所述:

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古老相承云:“洲满百,当出天子。”桓玄之为荆州刺史,内怀篡逆之心,乃遣凿破一洲,以应百数。随而崩散,竟无所成。宋文帝为宜都王,在藩,一洲自立,俄而文帝纂统。后遇元凶之祸,此洲还没。太清末,枝江杨之阁浦复生一洲,群公上疏称庆,明年而帝即位。承圣末,其洲与大岸相通,惟九十九云。

据此,东晋晚期强藩桓玄的篡逆、刘宋初年宜都王刘义隆的纂统以及他们的先后败亡,竟然都与长江“荆州洲数满百”还是“惟九十九”的交替“异变”吻合对应。至若梁朝末年湘东王萧绎的即位称帝、定都江陵,既是“百数已满,陛下龙飞”的瑞应落实,更是“悔无及也”的重大失误,盖梁元帝萧绎“意亦安之”的选择定都江陵,也就意味着放弃了“四海之望”“王者之宅”的建康;而放弃建康的结果,又诚如南宋李焘《六朝通鉴博议》卷10所云:

建康之地,前枕大江,后倚百越,左扰泗、海,右连荆、蜀,缓急有变,左右前后迭为屏蔽,此于形势之中,王者之居也。而元帝有如此之势,不能居之,顾恋旧镇,不忍轻去,不知蜀、雍既去,楚为孤立,介居一陲,前后无援,是自闭于穴中也,欲不亡,得乎哉?

果然,承圣三年(554)十一月,江陵为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的西魏、驻扎襄阳(今湖北襄阳市)的西魏附庸梁王萧詧的联军所破,称帝刚刚两年的萧绎被执处死,王公大臣与十余万百姓被虏关中。至于这场变故的影响,实在广泛、深刻、持久,概括言之,不仅再都建康的梁朝已为平灭侯景叛乱的权臣王僧辩、陈霸先所控制,而且557年十月陈霸先就取代梁朝,建立了陈朝;不仅西晋永嘉之乱以来陆续南渡的北方侨人势力,经过侯景叛乱、江陵陷落的两次沉重打击而基本崩塌,而且代梁而立的陈朝,“同于三世纪三国时代吴国,而为完全南方色彩的朝代”(姚大中《南方的奋起》第115页,台湾三民书局1981年版)。又尤为悲惨的是,承圣三年十一月甲寅(555年1月10日)夜,“性爱读书”、著述宏富、自诩“韬于文士”的梁元帝萧绎,当江陵不守时,竟因“读书万卷,犹有今日”的崩溃仇怨,将从建康朝廷移来与自己积累的古今图书14万卷,付之一炬,尽数焚毁,酿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场空前的浩劫。然则令人感慨无限的是,部分催生或引发了上述这一系列政治、社会、文化巨变的发酵剂或导火索,竟是本属自然现象的长江“滩洲发育”,这大概是习惯于“科学”思维的今人所无法理解又确实存在的“迷信”结果吧。

“限江自保”

姚大中所谓陈朝“同于三世纪三国时代吴国,而为完全南方色彩的朝代”,其实体现于诸多方面,如孙吴皇族为吴郡富春人、陈朝皇族为吴兴长城人,都属南方土著豪族;孙吴建都建业、陈朝建都建康,建业、建康即今南京市;孙吴、陈朝的疆域虽有盈缩,但都以“北据江,南尽海”(唐杜佑《通典·州郡典一》)为疆域主体;孙吴与陈朝的基本国策,又都是“限江自保”;280年孙吴灭亡时,晋朝得户52.3万、口230万,589年陈朝灭亡时,隋朝得户50万、口200万,也颇相近。本节单说孙吴的“限江自保”,并藉此以见长江之于六朝守国的军事价值。

孙吴的“限江自保”,即以建业为中心,以扬州(治建业)为根本,以日益发展的南方经济为基础,以南方土著豪族与北方南迁大姓的协力为依托,凭借地理上的江山之险,层层防御,以与北方曹魏以及后来的西晋相抗衡。作为孙吴立国以后的基本国策,“限江自保”原则亦为东晋、宋、齐、梁、陈所继承,这些王朝或守河(晋末宋初)、或守淮(东晋、宋、齐、梁)、或守江(陈),以保国祚,今日的南京也因此而屹为六朝之都。

“永济江流”(图片来源:《长干里客金陵四十八景图》)

孙吴定立“限江自保”国策的缘由,既是孙策临终之际对孙权的嘱托,也是自身国力使然。以言孙策的嘱托,《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曰:

建安五年……(孙策)创甚,请张昭等谓曰:“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呼权佩以印绶,谓曰:“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至夜卒,时年二十六。

以言国力使然,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记蜀汉建兴七年(229)事曰:

是岁,孙权称尊号……亮曰:“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衅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议者咸以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

诸葛亮称孙权“智力不侔”不必当真,“非力有余而利不取”则洵属确论。的确,孙权的“限江自保”,实是因其国力无法与曹魏争雄,即便与蜀汉结盟,不时攻扰江淮之间、江汉之间,却也北不过合肥,西不过襄阳,以攻为守,而无意于中原。

再者,“限江自保”也是孙吴以己之长、克敌之短的自然选择,《六朝通鉴博议》卷2即议论道:

曹氏父子常矜其众,而加兵于吴矣,太祖一举而舟焚于赤壁,魏文再临而城遍于武昌。至广陵之役,睹江涛汹涌,而为浮云之章,亦见其智力无所施于此矣……北之所恃者兵,而兵加南则屈,以其所长,在南不在北也。此非臆说。诸葛亮谓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周瑜谓舍鞍马,仗舟楫,曹操必破。

这就是孙吴“全据长江,形势益张”(《三国志·吴书·吕蒙传》)的地理优胜,也是曹丕兵临长江而发出的“一声叹息”:“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也。”(东晋孙盛《魏氏春秋》)

进而言之,孙吴“限江自保”的基本国策又是如何实施的呢?清谢钟英《三国疆域表》云:

其固国江外,则以广陵、涂中、东兴、皖、寻阳、邾、夏口、江陵、西陵、建平为重镇,江东则以京口、建业、牛渚、柴桑、半洲、武昌、沙羡、陆口、巴丘、乐乡、公安、夷道、荆门为重镇,夹江置守。上游要害,尤重建平。

这是长江沿线实行要点防御的重镇。又清杨晨《三国会要·兵》引北宋《太平御览》:

引烽火以炬,置孤山头,皆缘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里、三十里。寇至则举,一夕行万里。孙权时,令暮举火于西陵,鼓三竟,达吴郡、长沙。

这是长江防线遍置烽火台的情形。又在兵制方面,陶元珍《三国吴兵考》(《燕京学报》第13期,1933年)指出:

吴滨江立国,处处受敌,若防守不周,则覆亡可待,故萃中央兵于建业,而分戍诸将兵于各镇。又若诸兵人土不习,守心不固,则有溃散之虞,故采最足维系兵心之世兵制。

当然,仅此还不足以保障孙吴长江防线的安全无虞,还需要守在江北,即在江淮之间、江汉之间建立前沿防线,以为缓冲地带;又需要结盟蜀汉,“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三国志·蜀书·邓芝传》),以联合抗衡曹魏。

然则奠都建业、“限江自保”的孙吴,以及同样奠都建业、“限江自保”的陈朝,终究未能逃脱亡国的命运,只是问题的症结并不在“我所以设险而御寇,正以长江耳”(《晋书·陶侃传》)的地理形势,而实在人为的不臧,南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38《武卫志》即言:“自吴以来,立国江南者,莫不恃江以为固,江又恃人以为固。人善谋而武事修,则江为我之江,否则与敌共耳。”如西晋之灭吴,末主孙皓检讨:“不守者,非粮不足,非城不固,兵将背战耳。兵之背战,岂怨兵邪?孤之罪也……天匪亡吴,孤所招也”(西晋虞溥《江表传》);又隋之灭陈,“朝廷百官人各有心,四方万里民各有意,是以万里长江守之者无人,隋人取之如拾草芥。”(《六朝通鉴博议》卷10)孙皓还曾借助千寻铁锁、暗置铁锥,谋求阻扼西晋水师;后主陈叔宝则自信“王气在此……彼何为者邪……奏伎、纵酒、赋诗不辍”(《资治通鉴》卷176长城公祯明二年),几乎静待隋军的来临。地丑德齐抑或地齐德丑,本非一言可弊,而守国所恃,也本在德而不尽在于险。“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诚哉刘禹锡《金陵怀古》的历史鉴戒。

中国历史留给今人的鉴戒,又在“不以成败论英雄”。即以孙吴的“限江自保”来说,若从212年孙权改秣陵为建业算起,到280年孙皓亡国,就维持了孙吴近70年的国祚,这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事功业绩:首先,孙吴提升了南中国的政治地位。经过孙吴一朝的经济发展、交通开辟、政区设置、民族融合、文化进步,南中国进入了中国历史的主舞台,并引领了以后中原有难、避难江南、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的总体趋势,比如东晋、南朝、南唐都是如此。其次,提升了作为“阳城”的南京的政治地位。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开始于孙吴,也就是说,中国四大古都之一、中国南方最重要的古都南京的政治地位,奠基于孙吴。再次,提升了作为“阴城”的钟山的文化地位。孙权是埋骨钟山的第一位皇帝,孙权、朱元璋、孙中山又共同凝聚为“中华城中人文第一山”钟山最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

“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

在南京2500年的城市史中,孙吴首都建业,东晋再都建康。如果说孙吴“限江自保”、首都建业的意义与影响,如上所述,主要体现在政治与经济方面,那么东晋“衣冠南渡”、再都建康的意义与影响,就特别彰显于民族与文明两方面了。唯兹题甚大,不妨就以南京幕府山前、长江南岸的五马渡为例,稍作说明。

五马渡,今为南京幕燕滨江风貌带的一处景点。建有五马渡码头,开行“长江传奇”号游轮;辟有五马渡广场,塑有一龙四马的铸铜群雕。“五马渡”的得名,《读史方舆纪要》卷20“幕府山”条云:“晋元帝渡江,王导开幕府于此,因名。北滨大江,有五马渡,元帝初与彭城等五王渡江至此也。”虽然王导开幕府于此、因名幕府山的旧说,已为20世纪70年代考古发现孙吴砖刻地劵上的“莫府山”地名所破,但幕府山、五马渡与王导、司马睿(晋元帝)的密切关系,仍然不必质疑。

此不必质疑的密切关系,考诸《晋书·元帝纪》的记载:

始秦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及孙权之称号,自谓当之。孙盛以为始皇逮于孙氏四百三十七载,考其历数,犹为未及;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之应在于此矣……及吴之亡,王濬实先至建邺,而皓之降款,远归玺于琅邪。天意人事,又符中兴之兆。太安之际,童谣云:“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及永嘉中,岁、镇、荧惑、太白聚斗、牛之间,识者以为吴越之地当兴王者。是岁,王室沦覆,帝与西阳、汝南、南顿、彭城五王获济,而帝竟登大位焉。

与上引记载相关的史实是,当建都洛阳的西晋王朝陷入“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的危局时,永嘉元年(307)九月,西晋琅邪王司马睿在琅邪世族王导的辅佐下,渡过长江,来到建邺即今南京,再造晋朝(史称“东晋”),是为“中兴”之主。这样的情形,又正如北宋康王赵构之再造宋朝(史称“南宋”)、同为“中兴”之主。按照南京地方史志的记载,其时司马睿、王导等人的过江上岸之处,就在幕府山北麓江边、后人称作“五马渡”的地方。“五马浮渡江”中的“五马”,指西晋司马氏皇族的琅邪王司马睿、西阳王司马羕、汝南王司马祐、南顿王司马宗、彭城王司马纮;“一马化为龙”中的“龙”,则是接受孙吴末主孙皓投降的琅邪王司马伷的孙子、317年建元、318年称帝的晋元帝司马睿。

然则南京长江岸边的“五马渡”,可谓开启了历时百余年的东晋王朝,以及递嬗相承、接续其后的宋、齐、梁、陈四朝。而应验“金陵有天子气”“又符中兴之兆”“竟登大位”的司马睿,梁人张缵《南征赋》颂其功德道:

启中兴之英主,宣十世而重光。观其内招人望,外攘干纪;草创江南,缔构基址。岂徒能布其德,主晋有祀,《云汉》作诗,《斯干》见美而已哉!乃得正朔相承,于兹四代;多历年所,二百余载。割疆埸于华戎,拯生灵于宇内;不被发而左衽,繄明德其是赉。

至于这种“正朔相承”的意义,不仅使“华夏”的东晋南朝在与“五胡”的十六国北朝的南北对峙中占有文化优势,这种文化优势又部分地弥补了东晋南朝的军事劣势,所以南宋李焘在《六朝通鉴博议》卷1中感慨:

若夫东晋、宋、齐、梁、陈之君,虽居江南,中国也;五胡、元魏,虽处神州,夷狄也,其事又与孙、曹不同。故五胡之盛无如苻坚,其臣之贤则有王猛;元魏之强无如佛狸,其臣之贤则有崔浩。王猛丁宁垂死之言,以江南正朔相承,劝苻坚不宜图晋;崔浩指南方为衣冠所在,历事两朝,常不愿南伐。苻坚违王猛之戒,故有淝水之奔;佛狸忽崔浩之谋,故有盱眙之辱。虽江南之险,兵不可攻,而天意佑华,亦不可以厚诬其实。

反之,可以设想,若无司马睿、王导君臣的“草创江南,缔构基址”,相对落后、野蛮且具强大破坏力的“五胡”军队,跨过淮河,越过长江,迅速南下,扫定海宇,则基础于农耕经济、儒家传统的华夏文明,无疑会遭遇难以想象的空前劫难。又正是由于东晋南朝的守淮、守汉尤其是守江,并且坚持了足够长的时间,才使先进的华夏文明在南方得以保存与延续、发展与丰富。所以史学大师陈寅恪评价王导:“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也”(《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所以我定位南京:“南京是进取而非偏安的南方正统之都,是具象与意象皆呈现出兴衰起伏特点的都城,也是中国历史时空中尤其坚韧而伟大的一座城市”(《华夏正统与城市兴衰:古都南京的历史特质》,《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进而言之,长江护佑的薪火相传的南方华夏文明,还给北方“五胡”的“汉化”或“本土化”的演进,提供了鲜活的“样本”、完整的“模范”,其结果,便是南与北交融、胡与汉融铸而成的辉煌灿烂的隋唐文明,特别是其中的精英文化。

南京长江五马渡风光（图片来源：视觉中国网）

“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因为所系的民族命运、文明传承如此之重,所以明清时代各种版本的“金陵胜景”中,总有指代五马渡的“化龙丽地”的位置,恒久写照着这段非同凡响的历史;又犹记2021年4月16日,我建议幕府山风景区命名晋元路、茂弘亭、怀德亭等地名,即意在与山下、江边的五马渡相呼应,盖司马睿(晋元帝)、王导(字茂弘)延续汉族王朝、传承华夏文明的丰功大德,值得我们永远缅怀。

六朝已经远去,长江万古奔流。清人郑燮有《六朝》诗:“一国兴来一国亡,六朝兴废太匆忙。南人爱说长江水,此水从来不得长。”板桥先生的这首诗,以浅白的语句,写出了历史对于六朝的冷酷,其间还蕴涵着南人的一种无奈的情结:气承长江之势、地拥虎踞龙盘的六朝,为什么兴废如此匆忙?其实,“风物长宜放眼量”,长江护佑的六朝以及六朝都城建业、建康,虽是一时的军事上的被征服者,却是最后的文化上的征服者,这既为革命导师马克思的经典论断提供了中国历史的例证:“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也是我为六朝博物馆“回望六朝”展陈所撰“前言”中表达的坚定信念:“西哲有云:‘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我们回望六朝,感悟历史,也可以说:‘伟大属于罗马,光荣属于南京!’罗马的伟大,在于军事的征服;南京的光荣,则在文化的传承,在于六朝时代华夏传统文化的薪火相传、发扬光大!”然则六朝以及六朝都城这样的“光荣”,又离不开滔滔长江的忠诚守护,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光荣属于六朝,伟大属于长江!

*本文系“南京名胜景观与古今地名研究”(JSDY-2022F181)项目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胡阿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六朝博物馆馆长,江苏省地方志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