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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陵风骨与常州人文特点*

2023-07-10    熊月之

风骨,刚正的气概,顽强的风度,就是孟子讲的充实而有光辉、正大刚直的浩然之气。以“延陵风骨”来论常州人文特点,非常切合常州文化的实际。两千多年间,常州地区形成的鲜明地域人文特点,概括起来,约有以下四端,即崇文、务实、创新、谦慎。四者结合起来,形成常州文雅而刚正的气概,谦慎而顽强的风度。

1.崇文

延陵风骨是靠文化滋润与涵育出来的。常州地处江南腹地,江南地区所有的优点,常州都有。纵看历史,长期以来,常州民性安顺,社会平静,文人多而武人少。常州人历来重视文化。西晋末萧整家族南迁武进,东晋大学士孟嘉隐居武进。南朝齐梁时期,以常州南兰陵萧氏为核心形成了家族文化群体,以文化传家。唐宋以后,在常州任职与游历的诸多名流大家,包括唐代的李栖筠、独孤及、皮日休,宋代的王安石、苏轼、李纲等,在这里兴学修文,推动了常州文化的发展。到了明清与近现代,常州更出现了名人辈出、学派纷呈的繁盛局面。

自隋唐开科取士至当代,常州地区无论科举考试成就,还是现代教育成就,从举人到进士,再到两院院士,均名列全国前茅。清代龚自珍则盛赞:“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名副其实。

2.务实

务实,是江南文化的普遍特点,常州更为突出。常州人讲实学、办实事、重实效。常州自明清时期至近现代,其工商业的发展就相当突出。明清时期,常州人考据学、地理学成就都很高,这两门学问都特别讲究实证。徐霞客(江阴人。注:明清时期江阴县属常州府)以科学精神治地理学,一切以实测为基础,前无古人。顾祖禹(无锡人。注:明清时期无锡县属常州府)著《读史方舆纪要》,历时二十一年,十易其稿,成为地理学拓荒性名著,被当时学者称为“数千百年绝无仅有之作”。他极其重视实地调查、核实资料,以调查资料与历史资料互证。这是地地道道的科学精神。这部书的研究方法,被梁启超认为是“治地理学之最好模范”。

务实,必然重视人生。考察常州文人,相当一些人都比较实际,既能治学,也善治生,很注意生活质量。赵翼辞官回乡以后,开设当铺,置办鱼塘,出租土地,很会治理生计。常州的庄家、恽家等大族,没有一家不讲究实际、不注重生活质量的。赵元任的语言学那么神奇出名,也是延续了家族的务实精神。学习方言,句句都是模仿而来,都是务实的结果。

务实总是与爱乡爱国、反对侵略、关注民生等问题联系在一起。宋朝末年,蒙元南侵,常州军民在元军凶狠围攻下,顽强抵抗。攻城元军有二十多万,而守城将士只有区区二万多人,加上一些老百姓。他们誓死抵抗,坚守半年,捍卫了华夏的尊严。这一壮举,被称为“纸城铁人”。清军南下,遭到江阴人民的殊死抵抗。江阴士民不畏强敌,守城81天,无一人投降,予清军以沉重打击,谱写了抗清历史上悲壮的一页。“纸城铁人”与江阴抗清,都是延陵风骨的精彩华章,是中华优秀文化孕育出来的民族正气。近代盛宣怀创办众多事业,以实业与教育救国;刘国钧、刘靖基以实业兴邦,做出了重大贡献;陈范、孟森、赵凤昌、庄蕴宽等人不避风险,投身晚清维新与革命活动;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等积极投身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重要成员或领袖。这些无不是延陵风骨的杰出表现。

3.创新

历史上,常州人在社会实践、学术研究中多有创新,敢为人先。齐梁萧统编纂《文选》、萧纲命徐陵编纂《玉台新咏》,庄存与、刘逢禄的今文经学,洪亮吉的人口论,恽寿平的没骨花卉,刘海粟率先用人体模特写真,盛宣怀创办轮船招商局,创办北洋大学、南洋公学,都是前所未有的开创之举、创新之论。创新虽在全国各地屡有所现,然常州人的创新却独具特色。一是量多面广。不同时期、各行各业,包括文学艺术、工具制造、园林建造、手工技艺、名特优产品等,包括阳湖文派、毗陵四家、常州词派、常州画派等流派,都有不俗的创新内涵。二是有创新理论。赵翼诗云:“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所论既指出时代流转、社会变迁的大势,又指出凡事必须自出机杼、自我主张,不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创新有两个层次,一是自发的创新,二是自觉的创新,赵翼所论,已将创新从自发的层面提升到自觉的层面。

4.谦慎

开创吴文化的太伯(又作泰伯),是为人谦慎的典型。作为太伯的后裔,“延陵君子”季札继承、光大了先祖的做人行事风格,为人谦逊至极,三次让国,名垂青史;做事谨慎周密,诚实守信,出使他国,应对谦和大度而十分得体。历代常州人均以季札这位先贤为荣,形成崇尚谦慎的文化传统。赵翼壮年退隐,瞿秋白为人处世内敛低调。特别典型的是庄存与家族。庄存与中进士,点翰林,当过皇子的宫廷讲师,在许多省份当过学政,门生遍布天下,地位很不一般,但做人做事极其低调。他的很多著作,生前都未出版,直到去世三十多年后,才由其孙辈刊刻行世。他的侄子庄述祖亦步亦趋,中了进士以后,并不热衷于仕途,而是安心教书、治学,著述丰硕,成就很高,但其著作在他在世时多未刊刻,多不为人所知,在他去世以后才陆续问世。庄述祖的外甥刘逢禄,是学界公认的今文经学大家,但他为人极其谦虚。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赞誉同时代的多位学人,称那些人的学问才能各有比他强的地方。文人相轻,自古已然,像刘逢禄这样能够在取得非凡成就的同时,看到他人的长处,赞赏别人的长处,显示出他的博大襟怀与谦慎精神。

上述四点,崇文、务实、创新、谦慎,相互关联,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崇文是整体精神风貌,崇文的基础是物质生活相对丰裕,精神生活相对充实,民性安顺,社会稳定。务实、创新、谦慎等,在一定程度上,是崇文特点的表现或结果。务实是创新的前提。至于谦慎,则是务实精神博大高妙的体现,是心存敬畏、正确理解个人与社会、理解生也有涯与知也无涯辩证关系之后的精神自觉,是为人处世高明博雅态度的集中体现。

从比较的角度去看,如果将常州的文化特点,放到较大的江南范围,将时段限制在明清以来,常州特色是相当鲜明的。以作为崇文指标之一的文化名人而论,南京、杭州、苏州所出政治人物远多于常州,而常州所出学人则比其他各府都多。换句话说,明清江南各府崇文尚学,但常州在江南各府中更为突出。细考其原因,有以下三点:

其一,地理位置适中。明清时期的常州不是全国或江苏政治中心,但又距离政治中心不远。这种距离政治中心不远不近的位置,在前近代时期,近代轮船和火车投入运营以前,有利于常州士人与政治保持适当的距离。明代南京是全国或江南的政治中心,清代两江总督府设在南京,江苏巡抚衙门设在苏州,常州恰好处于南京、苏州之间。地处全国或一省政治中心的城市,文化容易被政治左右,文人容易被政治裹挟。常州距离两地,不算很近,也不算很远。这种地理位置,使得常州文化人对政治动态既有所了解,又不在旋涡中心,比较主动,进可出仕,退可归隐。这从文化发展角度看,则比较有利。常州所出经世学者不少,所出幕僚、谋士不少,但政治大家不多,当与此有关。

其二,赋税较轻。苏州、常州在自然条件、地理环境方面,本没有太大差异,在宋代以前,常州与苏州经济发展程度属同一水平。但是,在明清时代,由于国家实行特殊的赋税政策,使得常州府的赋税远比苏州府、松江府要轻得多。这使得生活在常州府的读书人,更易谋生,更易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也更易在文化方面有所作为。

其三,基层稳定。常州与同处江南的南京、杭州、苏州相比,从未做过一国的首都,也不曾作为全国或江南政治中心。与南京、镇江等地相比,无论是冷兵器时代还是热兵器时代,常州均非军事重镇。这一特点,使得常州没有汇聚过全国或较大区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资源,也没有成为不同政治集团、军事集团殊死争夺的关键城市,既无大得,亦无大失;既无大起,亦无大落。除了在宋元之际与晚清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因两军交战,这里遭受兵燹,其他时期,这里基层社会都相对平和,波动不大,这有利于文化世家的形成与发展。

正因为有如此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有如此鲜明挺拔的延陵风骨,所以,常州才会将城市精神定格为“勇争一流,耻为二手”。常州人确有能力、有底气勇争一流!

*本文为作者在2022年11月“中国地方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坛·延陵风骨与争先精神”上的主旨演讲


(作者简介: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史学会原副会长,《常州史稿》学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