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看三星堆,江南文明有草鞋山。

草鞋山何在?在刚开通的苏州轨交11号线起点站所在的唯亭街道,在街道东北两公里处的阳澄湖南岸,就是草鞋山遗址——现在仅是一座不起眼的土墩而已。

今年是草鞋山遗址考古发掘50周年,为深化长江流域史前文明进程研究,推进草鞋山遗址考古成果的阐释和转化,6月28日,“纪念草鞋山遗址考古发掘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苏州工业园区开幕。

50年来,一代代考古工作者躬身于荒野,挥铲天地间,推敲土层变化,谛听历史回响。

结合这次研讨会,苏州日报联合调研组对草鞋山的考古发掘,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透视”和“定格”。

地上15米地下6000年

苏州无高山。以山为名的草鞋山,其实名不副实。但谁能想到,一场横跨千年的文明叩问与旷世回响,竟从这座土墩缘起。

1956年,南京博物院考古工作者赵青芳在苏州作考古调查,首次路过草鞋山,匆匆一瞥,印象深刻。

他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在夷陵山的西北,仅隔一条小路,又有一个土墩,相传为草鞋山……草鞋山面积较大,约10000平方米,北半边稍高,南边低平,最高处约15米。顶上是明、清和近代墓的集中地,有许多砖券已露出地表。北面和东、西面都有断崖……夷陵山之高也是后来堆成的,山下的文化层可能未动过。”

草鞋山的神秘面纱就此拉开。一年后,该处正式命名为草鞋山遗址。

1972年至1973年,南京博物院在吴县文管会的协助下,对草鞋山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发掘。由此,草鞋山的考古之路便正式开始,江南史前文化的故事徐徐拉开帷幕……

50年过去了,草鞋山遗址共经历了八次发掘。

随着发掘的深入,一幅六千余年前的文明图景渐次展开。草鞋山先民在此繁衍生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开启了农耕文明的宏大传承。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认为:“作为江南史前文化的中心聚落,草鞋山遗址保存有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完整的发展序列,再现了长江下游史前人类历史的发展史,是长三角地区历史发展的一部完整的‘地书’,为研究太湖地区、长江下游的古代文化提供了典型地层与文化遗物,具有考古学上的里程碑意义。”

“江南史前文化标尺”

草鞋山遗址“地书”的称号由何而来?或许可在夷陵山窥得。

夷陵山是草鞋山遗址中现存唯一可见的高土台,从夷陵山顶部到底部钻探,整体文化层厚度15.5米,其中地表以下约5米深。

夷陵山的剖面,依稀可辨十个文化堆积层。

第十、九、八层属于马家浜文化(距今约7000年—6000年),第七、六、五层属于崧泽文化(距今约6000年—5300年,属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阶段),第四、三、二层属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年—4300年);最上面一层属于春秋时期吴越文化,涵盖了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到太湖流域早期国家繁荣阶段的全部编年,蕴藏着先民生活和劳作的丰富信息。

它们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和历史时期,而且各个文化之间的承继关系非常明晰,文化的连续性实属罕见,震惊了整个考古界。

从新石器时代之初的文明产物,到早期国家形态的文明初曙,草鞋山遗址呈现的地层堆积,就是一部展现太湖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物质文明系列的历史编年,所以被称为“地书”。

尤为可贵的是,它们清晰地呈现了新石器时代江南地区最重要的三个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文明传承关系,保存了它们之间的联系性,被考古界誉为江南史前文化的“三叠层”。

“在草鞋山遗址之前,已经发现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但它们之间没有发现地层叠压关系。”王巍说,在这之前,它们之间的关系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在草鞋山遗址的发现,从地层上确定了它们三个文化之间的前后关系。

了解三个文化的前后顺序,才能在此基础上了解其社会发展和文化变化,所以,草鞋山遗址的“三叠层”,对于长三角地区文化和社会的研究具有奠基性的意义。

土壤层次不同反映了不同时期的自然环境,“沧海桑田”在此有了具象的表现。

在没有文字的时代,草鞋山遗址的“三叠层”提供了可研究的完整的物质文明标本。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孙明利认为:“草鞋山遗址被称为‘江南史前文化标尺’,推动了长江下游区域早期文化,尤其是良渚文化研究的深入。在这样一个地层的深度上面,我们把苏州整个的发展历史都可以揭示出来了。”

我国史前墓葬中首次出土玉器

“三叠层”的发现注定了草鞋山遗址的非同凡响。随着更多文物的出土,这里给考古界带来的震撼才刚刚开始……

1973年,首次发掘期间,一场大雨造成了小范围塌方,为考古工作带来了一些困难,也带来了意外之喜。

在清理过程中,玉琮露了出来,让考古工作者非常激动。

“这次的发现是我有生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当时参与考古发掘的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原研究员丁金龙说。

这是一件高31.2厘米的兽面纹饰玉琮,内圆外方,通体泛黑,分12节,每节转角处刻有凹形牙状纹饰。

这并不是国内发现的最大的玉琮,但却是首次在中国史前墓葬中出土的玉器,所以被誉为“中华第一玉琮”。

它打破了考古界对玉琮年代的原有普遍认知,证明玉琮是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的重要遗物,也让大家认识到,在距今5000年左右,社会分化已经比较严重了。

“在此之前,一般都认为玉琮是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是汉代的玉器,所以学术界就特别震惊,原来距今4500年前甚至更早一点,长江下游地区就能制作这么精致的玉器了。”王巍说。

这又引发了一连串思考:什么样的人可以有这样精致的陪葬品?当时的工艺加工技艺又是怎样的呢?

根据墓穴中随葬的大量精美玉器和文物,专家判断墓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除了显贵以外,他可能是巫师。

玉琮是祭祀礼器,草鞋山人通过玉琮与天地沟通,在这样统一的认知中,产生了公共组织和权威。“这个墓里面还出土了玉钺,它代表军权,所以这个墓主既掌握神权,又掌握军权。”丁金龙介绍。

在良渚文化中,玉琮象征信仰,代表神权;玉钺象征王权;玉璧是财产私有权的标志,表明财产私有意识的出现。三者之中,玉琮最重,它也是身份分化的重要例证。

“中华第一玉琮”的发现,结束了多年来关于玉琮的起源之争,也改变了学术界对于良渚文化的认知,是研究良渚文化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侧面印证了草鞋山人在6000年前,就用玉开启了礼制文明的曙光,来到了国家起源的入口处。

揭开水稻起源之谜

草鞋山遗址还有一个震惊考古界的发现,就是国内已知的、最早带有人工灌溉系统的水稻田。

最初,考古专家在草鞋山遗址发掘时,在马家浜地层里发现了大量红烧土块。仔细清理过后,专家发现红烧土上有清晰的稻壳印迹。经过研究,判断这些红烧土很可能是当时盖房子用的建筑材料:用泥土、稻壳和在一起后糊在墙上面,稻壳起到黏合的作用,泥巴就不容易开裂。

这些稻壳的出土,让专家们非常兴奋。随后,专家们又在泥土中找到了碳化稻米。

一“米”激起千层浪。经过考古专家对比,虽然当时的稻米比现在的稻米略小,但已经基本具备现代稻米的形态。

1992年,日本专家来到苏州寻求与中国合作,探寻水稻起源。同一年,江苏省农科院与日本宫崎大学等组成联合考古队,在草鞋山遗址开展发掘,由此掀开了草鞋山稻作文明的面纱。

令人欣喜的是,考古专家们不仅发现了多处水稻田遗迹,还有大量浅坑、水沟、水口和蓄水井等灌溉系统。

在发掘区的东区和西区,确定了两种不同形态的水田结构,东区以水井为水源进行灌溉;西区则以水塘为水源进行灌溉,既可通过水口灌溉,又可排水,比以水井为水源的灌溉系统相对更进步。

草鞋山遗址为田野考古水田遗构标准化提供了依据,在国际史前稻作农业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推动了农耕文明、聚落考古等领域的研究,草鞋山被誉为“世界稻作文化的原乡”。

苏州一直被称为鱼米之乡。在6000年前,草鞋山先民已经在尝试适应自然环境,利用天然地势——高地作为生活区,低洼地作为生产种植区,因地制宜交错分布。孙明利表示,“稻作是苏州先民适应环境的产物,从这点来说,苏州的稻作文化、鱼米之乡是从6000多年前一直延续下来的。”

如今在草鞋山遗址公园,也模拟了6000多年前马家浜时期的水稻田,有蓄水坑和水沟。水沟的水流过来,流到蓄水坑,蓄水坑的水浇灌水田……还原了草鞋山先民的“精耕细作”。

“形如草履”暗藏探源密码

草鞋山“形如草履”而得名。这里曾经流传一首民谣:“苏州城外草鞋山,山上有只玉草鞋,福佑人间通苍天,要能得到胜神仙。”

去年,苏州地域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并将草鞋山遗址作为重点工作之一,开展各种研究。在王巍看来,苏州是第一个开展地域文明探源工程的设区市,这对其他城市开展文明探源工作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

6月28日,草鞋山遗址考古工作站正式揭牌投入使用。该工作站由苏州工业园区与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共建,聚焦草鞋山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辐射苏州东部地区进行江南史前文明考古研究,深入开展苏州地域文明乃至长江中下游文明探源工作。

《草鞋山出土文物精品图录》正式发布,精选历年出土文物近600件,这也是首次正式整理出版草鞋山遗址考古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文物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深入研究苏州地区乃至太湖流域文明化进程,推动苏州地域文明探源研究,构建区域文明研究高地。

苏州工业园区提出,要加快推进遗址公园规划建设,努力把草鞋山考古遗址公园打造成为充分展示史前完整文化序列、稻作文化原乡、江南文化源头、深受市民喜爱的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

草鞋山考古故事正翻开全新的一页——一站、一书、一项合作和一个公园,将在未来苏州的地域文明探源工程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