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走遍南北,不难发现,以“京”命名的城市只有两座,即北京和南京。“京”意即“国都”,以现在来看,北京之京是首都,南京之京是古都。近年来南京提出的城市发展愿景亦定位于“创新名城,美丽古都”。从这个角度来说,从古都与今都的区别上来定位南京的特点似乎不无道理,而且这也很自然地会突出南京这座城市的独特地位与影响力。人们常用“六朝古都”“十朝都会”来指称南京赞誉南京,也是这一原因。从1700多年前的鸡鸣寺到周长30多公里的明城墙,从号称“金陵第一胜迹”的朝天宫到多达200余座的民国老公馆,从曹雪芹故居到张爱玲祖宅,在南京几乎随处都能与种种人文古迹、景点名胜不期而遇。南京随便一处景点,如果放在很多别的地方很可能被视若珍宝,大做文章,但在这里它们常常是静静地散落于坊间角落,甚至被用作某机构的办公室,或者已经成为民居。

然而,要真正读懂一座城,一定要触及她最深处的灵魂,找准它最独一无二的性格与特质。古都之说尚未抵达这座城市的灵魂精髓,至少说,古都之誉对于南京来说是不够的。毕竟,首都北京同时也是古都。除此之外,古都之城也不只有南京,洛阳、西安、开封等亦属著名古都。况且,南京的建都史在长度上并不突出。实际上,如果过于强调一座城市的古都地位和特色,难免会给人以没落之感。而如果要以“京”形容城市之“大”,那么南京在人口、面积等方面比很多城市会更加逊色。

由此,人们认识南京的另一个角度更为常见,这便是从南与北中突出其“南”之内涵,即,同为“京”城,北京是北方文化与北方城市文明的代表,而南京是南方文化与南方城市文明的典型。这也是人们最乐意突出的特点。谢朓《入朝曲》一句“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言尽她的富饶和美丽,与此同时人们把南京与江南几乎等同起来。杜牧《江南春》诗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传神地勾勒出她幽深的文化神韵,更令后人将南京视为江南文化的代表。突显南京之“南”,突出南京在大中华文化圈格局中的江南特色,这既有现实的和客观的依据,也有人文的和历史的沿袭。所以,直到现在,当人们谈论南京,当文人阅读南京,当学者研究南京时,南京之“南”与“江南文化”都是绕不开的关键词。

然而,在我看来,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化之后,今天的南京城更为本质的特色并不在于“南”,而在于它的南北交汇。

一、南北交汇而独树一帜

说起南京的南北交汇,不得不说一件小事。我所任教的南京大学主校区在长江南岸的主城区,浦口校区则在江北。曾经很长时间大学初年级的同学都生活学习在浦口校区,所以我经常乘坐学校班车穿过南京长江大桥到江北校区上课。有一次下雪后不久,我坐在校车上经过长江大桥时,突然在无意中发现,桥南街道两旁树木草坪上的积雪已经融化,尽显绿色,而江北的树木仍是白雪压枝,难寻融化的迹象。同样的阳光下,仅仅一江之隔,景色反差竟如此之大,令我印象特别深。平时人们常讨论江南文化怎样怎样,江北文化如何不同,这未免有些抽象,而且我心里还曾这样犯嘀咕:也许把江南、江北的距离尽量拉大以后,二者之间的南北之别自然很大,但如果只就长江南北两岸而言,区区几千米的长度怎么可能划分出大异其趣的两种文化呢?

正是这次基于地理气候和视觉上的直观印象,让我对这些问题有了新的认知,多了些许深微的体会。一方面,南北之别既是人文化成,更属天然形成,是物理自然、地理时空向民风民俗、社会人伦领域的符合逻辑的延伸。南北之别不是单纯的人为区分,更不是诗人想象的产物。它就在目所能及的眼前,就在人们点点滴滴的生活日常之中。但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看待所谓南北之别的时候,也不能过分夸大迥异其趣的一面。如果说南与北是两个端点,那么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南与北之间不仅存在着大量的重重叠叠的和暧昧不清的过渡状态,更要看到二者之间在不同的天时、地利与人和环境下不同的汇合方式。就像我在长江大桥两端感受到的那样,它们似乎有着截然的不同,但事实上又属于融为一体的南京时空。

当年,诸葛亮初访吴国,为南京的气势惊奇不已,城北的紫金山貌似卧虎,怀抱南京城的长江恰如腾龙,于是有“钟阜龙蟠,石城虎踞”之说。但是,这种充满“龙盘虎踞”的帝王之气,与莫愁湖的玲珑剔透,玄武湖的樱洲花海、幽静迷人都是互补共生、相得益彰的。可以说,南京的山、水、城、林是一体的,江南、江北特色兼备。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南京实乃“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之大都市,诚难觅如此佳境也。”

与此同时,南京的民风民俗、方言俚语、生活习惯、衣着饮食等等,亦是南北交汇,这与从南京往东南方向继续延伸之后的苏锡常、上海以及浙东北形成了较鲜明的差异。因此,苏州人、无锡人从来不把南京视为“苏南”,在典型的苏南人眼中,南京即使不算苏北,也顶多算是“苏中”。“苏中”的说法不无道理,但这个“中”不应该理解为不南不北的“中”,不能视其为南北调和杂糅之下的拼凑式城市。相当多的城市的确处于北与南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所以有些非南非北,城市特色自然不那么鲜明。但是南京城的南北交汇却是南中有北、北中有南的有机体,是特色鲜明、自成体系、独树一帜的存在。

记得20世纪90年代,那时候我还在山东,有一次是在冬天到南京拜访一位老先生,坐在先生家的客厅中聊天。先生家中既没有暖气,也不开空调,我尽管穿得很厚却仍是冻得瑟瑟发抖,双腿微颤。先生与太太穿得比我还少,却显然非常习惯。这不仅是因为我作为北方人,习惯了冬天有暖气的生活,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南京的冷与北方的冷完全不同,那是刺骨的湿冷,即使温度比北方高一点,体感温度却更低,是一种难以适应的冷。这种感觉在我生活于南京多年以后仍然没变。我们有时候也许太想当然了,北方寒冷而南方温暖的说法至少在南京这里并不完全如此。这个小小的感受正是为了说明南京的南中有北和北中有南的特色。

雪后的秦淮河(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即使面对南京的历史,我们也应该看到,这里既有南唐后主李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样的细腻柔美与悲慨感伤,也充满了像元末明初著名诗人高启《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所展现出的豪放雄健和磅礴气势:“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关键更在于,这两种风格在南京的存在毫无违和之感。

也许,以往人们之所以强调南京的南方特色,是因为在潜意识里笃定,只有将“北京”作为参照对象,才有利于突显南京的特色,也有利于突出南京的地位和价值。殊不知,这一习惯在凸显南京某些特色的同时,也误读了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某些更深层的本质,还有她身上“流动的现代性”。

从大的地域文化传统来看,南京的大部分属于江南文化的范畴,但严格说来,这只是笼统之论。广义上的江南文化范畴较大,不足以概括南京文化传统的精髓和实质。相对而言,金陵文化这一概念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学术界对于金陵文化的界定已基本达成共识,它是指以今南京为中心,辐射周边地区所形成的文化圈,是中华汉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京作为“钟阜龙蟠、石城虎踞”之地,处于中华大地南北交汇点上,地理面积并不很大。在中国种种区域文化中,以南京这样较小的地域形成金陵文化这样一个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影响广泛且气质鲜明、内涵完整、自成体系者,并不多见。并非每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区域,就一定有完整而系统的历史;也不是每一个地理与气候特征相似的地域,就必然建构起属于自身别具一格的地域特质。而南京的存在证实了一种南与北之外的第三种特色、第三极文化,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都有理由有资格拥有自成体系的南北交汇的独立性。

如果说北派城市的代表是北京,那么南派城市的代表应该是上海,更往南下则有岭南城市的代表广州,而南北交汇的代表就是南京。这就形成了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无论“南京”之“南”,还是“南京”之“京”,都不足以立其威、成其势、建其基、弘其长。惟有南北交汇而成的奇妙景观让南京傲视群雄,独步天下,无可取代,不可超越。

二、南京的文学气质

南北交汇而独树一帜、自成体系,这构成了南京这座城市的基本底色,也是这座城市生态演化与生命运行的逻辑核心,其关键在于不走极端,也不在两端之间游移不定,而是能够在两极之间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交汇方式去安身立命。南京的一系列城市特色都可由此逻辑地延伸拓展和演绎—雅俗共赏,中西合璧,新旧碰撞,兼收并蓄。这也与地理诗学的基本规律相吻合。现代著名学者,同时也因保护南京古迹备受南京人感激的朱偰先生,曾经在《金陵古迹图考》中对长安、洛阳、金陵、燕京进行过精彩的比较,言“此四都之中,文学之昌盛,人物之俊彦,山川之灵秀,气象之宏伟,以及与民族患难相共,休戚相关之密切,尤以金陵为最。”这番结论不仅是盛赞南京居功甚伟的文化传承之功,更是道出了南京之人伦风物与历史文化之间互动一体的结构关系。由此,阅读南京,就不能不深入于南京的文学气质。

张恨水同名小说改编的原创话剧《丹凤街》剧照

清代作家吴敬梓在其著名的《儒林外史》中,对南京就有“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的评价。此句源于天长才子杜慎卿过江来南京遇见两个挑粪桶的,挑了两担空桶,歇在山上。这一个拍那一个肩头道:“兄弟,今日的货已经卖完,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茶,回来再到雨花台看落照。”故此方有杜慎卿的慨叹。“六朝佳丽”“六朝金粉”“金陵帝王”等说法尚偏重于贵族生活,“六朝烟水气”则涵盖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试想一下,就连这里的底层打工人都不屑于用赌博打麻将打发时间,而是习惯性地在劳作之余素心品茶,观赏夕阳夕照,这座城市的浪漫气息和文学气质该有多么的浓厚。不是抽象的符号,不是概念化的归纳,也不是上层社会的高蹈,而是这种带有人间烟火气的烟水气质,构成了南京城鲜活生动的内在肌里。

在著名现代文人朱自清眼里,不但“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些时代侵蚀的痕迹”,而且连“贩夫走卒皆有六朝烟水气”。当代作家叶兆言的《南京人》更是一言以蔽之:“从历史上看,似乎没有什么地方比南京更适合作为作家的摇篮。”这“摇篮”之喻便是指城市生活的文学土壤,对于南京城来说,这比什么东西都重要。刘禹锡咏南京乌衣巷的著名诗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固然包含着诗人对世事沧桑、盛衰变化的慨叹,但又何尝不是对南京百姓走上历史舞台的歌颂呢?

一座城市如果只是出现并聚集了一大批著名的作家诗人,还算不上真正的文学之都;如果只是创作和出版了数量众多的文学名著,也算不得真正的文学之都。一座城市只有由外到内、从传统到当下、从庙堂到民间形成了一种文学的生活方式,弥漫着无处不在的文学气息,奔涌着崇文尚读的文学热情,那才能够成为真正的文学之都。南京是一座典型的阅读之城。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曾明确表示,自己对故乡南京的最大印象就是“南京整个氛围就是崇尚读书”。现在的南京城书店林立,书坊遍布。市民自发组成的阅读组织、读书协会有数百家之多,而且都十分活跃。众多高校和中小学里的学生组建的文学社更是不计其数。在南京,各种规模的诗歌节、文学节、戏剧节活动接连不断;各种各样的文学之夜、文学报告会、文学研讨会、诗歌朗诵会、文学改稿会等等,令人目不暇接。另如朗读者公益助盲活动等更是体现出浓浓的博爱情怀。

三、移民城市与南京的民国文学

作为城市文学,南京文学在以往是被低估了的。我在与课题组同仁写作《南京百年文学史》的过程中,发掘出不少新的史料,发现南京的文学体量与文学成就比我们之前所认知的还要强大。民国时期,上海商业发达,消费文化盛行,印书馆、文学报刊都是极为突出的;而南京,作为当时的首都,和政府各部门有关系的报刊其实也相当多。这次通过发掘史料,我们就查找到民国时期南京有234家文学性报刊。这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

南京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无论你从哪里来这里工作和生活,没有人将你视为“外地人”,这也是南京之多元融通、兼容并包特色的表现,而这在本质上特别有利于文学创作的繁荣。1949年前,南京的作家流动性非常大,不少作家曾在南京写作或写了一些关于南京的作品,像鲁迅、张爱玲、巴金、徐志摩,等等。他们虽然并不属于典型的南京作家,但我们不能忽略这一部分。他们及其创作构成了南京城市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南京颐和路民国历史建筑(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比如张恨水,他虽然只在南京生活过不到两年的时间,但在南京办报,在南京写作,他的多部长篇小说都写到了南京,特别是《丹凤街》,写的是抗战前夕,丹凤街的那些平民是如何觉醒的,精彩地书写了那个时代南京平民的生活情态和精神面貌。这些作品使得张恨水在南京文学史上就显得特别重要。

相对来说,大师级的典型的南京作家并不是特别多,但重量级的值得人们重新挖掘的南京作家也不少。比如卢前,就是一位被严重低估了的作家。他出身于南京名门望族,素有“江南才子”之称,是著名的戏曲史研究专家、散曲作家、剧作家、诗人。1921年投考国立东南大学国文系,虽中文成绩优异却因数学零分而未被录取,翌年以“特别生”名义被录取入国文系。1951年4月17日在南京病逝时仅46岁。卢前身兼作家与学者双重身份,在创作上既擅长旧形式,于新文学与新体裁方面也颇为高产。他和谢冰莹、张恨水、张友鸾等都有密切交往。可能大众熟悉一句歌词,“梦里花落知多少”,误以为是郭敬明的,或者三毛的,其实这是卢前写的。

典型的南京作家还有路翎。他是一位天才型作家,在南京长大。他于20世纪40年代写的《财主底儿女们》,重构人的觉醒的主题,非常深刻,是现代文学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千禧年《亚洲周刊》评选中文小说100强,这部小说名列第14位。它属于知识分子写作,书中强调了知识分子是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如何实现自我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的统一,它是心理现实主义写作,更加强调文化心理的变迁。从读者接受的角度看,在可读性上可能稍微弱一点,但其重大思想内涵值得人们继续探讨和挖掘。

再如,南京作家还有一位著名的无名氏,即卜乃夫。他的创作野心十分庞大,试图通过一系列的长篇小说把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宗教等方方面面一网打尽,寻找人生和艺术的新出路,建构新的信仰。应该说,他的作品的确也部分达到了这一目的。

四、世界文学之都的世界性

深深得力于南京的南北交汇与文学气质,一座世界文学之都就呼之欲出了。获选“世界文学之都”后,南京一度成为文化界的焦点话题。而“南京文学”,也被作为“城市文学”的一个标本,得以重新审视。在多场有关“南京文学”的讲座中,学者们讲得最多的是其“传统性”,而对它的“世界性”所言甚少。虽然我们也可以说传统的就是世界的,但南京文学的世界性能否以此一言概之?

要论城市之政治地位,南京只能说是古都;要论城市之经济发达程度,南京只能算是二线城市;要论城市规模之大小,南京在同级别城市中更是乏善可陈。但是,自从2019年10月开始,南京从“天下文枢”摇身一变而为“世界文学之都”。前者只是一个虚的头衔,后者则是被联合国授予的实实在在的称号。而且南京是全国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

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世界性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南京与南京的文学。文学的世界性指的是什么?它应该包括作家的世界意识、世界眼界以及世界性的知识结构,也包括作品的风格、内容要具备“世界”的因素。

以此来考察南京百年文学,会发现南京文学与“世界性”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南京地处南北交汇之地,文化上兼收并蓄,北方的宽广雄厚的气质,南方的细腻典雅的气质,都在这儿交汇。同时,它吸收欧风美雨,也吸收传统文化,在文化特质上又有东西交融的意味。“世界性”在南京文学里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这种文化地理诗学的特点,使得南京的百年文学,世界性更加强烈。

位于南京老门东的骏惠书屋(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五四”前后,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南京也是新文学的重镇。但当时南京还有一个特点,在全国是没有的,在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同时,南京的作家学者,还对新文学比较激进的方面进行了反思。比如学衡派,它就特别适合在这种南北东西交汇的位置上出现。过去人们对学衡派有一个误解,认为这个以东南大学为核心的文化流派完全是保守主义的。实际上,这是带有偏见的说法。他们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就是中西合璧、融化新知。这种思想的来源是谁呢?是美国文学评论家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而白璧德在建立自己的新人文主义思想体系时,本身就受到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儒家学说对他的新人文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像梅光迪、吴宓等,他们在接受新人文主义思想影响的时候,就显得更加亲近。他们就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分推崇西方,太激进了,而他们强调的是文化上的中西贯通和中和之美。从这点看,批评学衡派保守,是不符合实际的。这种新人文主义本身就具有东西方融合的“世界性”。可以说,早在“五四”时期,南京文学便具备了兼融并包的世界性。

南京文学一方面兼容并包,另一方面对宏大叙事也保持着警惕,它不太允许一种风格一统天下。比如上面提到的学衡派,他们就认为文学不存在“运动”,也不存在“革命”,文学只能是慢慢地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这对势头正猛的新文化运动的部分主张,进行了反思。

在20世纪90年代,文坛上有许多不同代际的成名作家,当他们的文学风格以及他们的文学地位形成了一种垄断阵势的时候,以韩东为代表的一批南京作家表示和他们“断裂”,另一方面也确立了自身的存在。从这个历史脉络看,“断裂”事件发生在南京,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这在别的城市也不容易见到。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南京文学,它足以和京派、海派形成三峰对峙的局面。100多年来,以区域命名的比较典型的大的文学流派有两大派,一个是京派,一个是海派。这本来是20世纪30年代开始引起关注的文学概念,延续至今,但其内涵和外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这两派之外,南京文学也形成了自己独标一格的特色。因为这一特色,不只是表现为兼容并包、南北交汇、雅俗共赏,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审美结构和文学气质。

像重庆、武汉、成都、桂林等,这些城市也一度是现代文学的重镇,但那是因为战争时期,文化人的集中迁徙。他们迁徙到哪里,哪里就形成一个文学创作高潮。但是南京不一样。它有自身强大的传统和现代的延续和发展。往前追溯,作为六朝古都,南京有一千多年的文化传承;从1912年算起,南京在现代文学方面也有自己一系列独特的主张(比如学衡派),有很优异的表现。可以说,就城市文学史而言,南京文学足以与京派、海派三足鼎立。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也出现过许多其他的文学派别,像东北作家群、陕军东征等等,它们要放入更为宽泛的区域文学史中去考察才更为合理。而在城市文学范围内,以百年这个时间长度来审视,南京文学的凝聚力、向心力、影响力在全国众多城市中都是佼佼者。

南京学者邓攀搜集整理的《金陵汉诗》,让我们看到自古以来南京文学在汉文化圈的广泛影响力;民国时期赛珍珠长期在南京生活、工作和写作,后来她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也是南京文学的影响力的体现;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赵本夫的《天下无贼》,苏童的《妻妾成群》,毕飞宇的《推拿》等,在国际上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的作品本身就带有非常强烈的人类共同体意识和世界性视域。

(作者简介:张光芒,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江苏文学院副院长,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