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路遗址出土的“空斗墙”

泗州城遗址出土的青花瓷盘

近日,江苏淮安新路遗址考古发掘成果正式公布,该遗址是继泗州城遗址、板闸镇遗址之后江苏省发现的又一处大运河沿岸保存完好、规模较大的水下古城镇遗址。这些曾经繁华一时的古城镇是如何淹没于水下的?它们在历史上有着怎样独特的地位?遗址发现对当今大运河研究又具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记者进行了探访。

淮安新路遗址:“运河之都”重要见证

新路遗址的中间道路及两侧下水道和房址

新路遗址位于淮安市淮安区,西边为河下古镇,考古发掘时间为2023年7月至12月。“从目前发掘揭露的主体遗迹来看,应当是一处典型的街巷类遗址,形成于明代晚期。目前多数专家推测,这座古镇的消失是被一场洪水淹没。”淮安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祁小东说。

在遗址现场,可看到街区保存完好。中间的一条道路清晰可见,长75米,宽约4米,呈西北—东南走向。路面为小砖立砌,少部分为碎石铺垫,应该为后期修补。道路两侧各有排水沟和辅路,辅路两侧分布有房址。

这些房址呈现出怎样的特征?淮安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助理馆员王梦珊介绍:“结合房址分布位置、内部结构及与周边遗迹关系等,可以将数处房址划归为一处院落基址,这些院落或者为普通住户,或者为商铺。”

比如其中的YL2院落,沿街为店铺,其他灶间、厢房、堂屋和中心庭院为店主私人生活区,四面封闭,说明是“前店后宅”的结构;YL3院落,整体由偏房、堂屋和庭院组成,院门朝北,推断为一处普通私人住宅院落。

在这些院落中,还可确定有一家为饭店。因为房间内发现了三处灶台遗迹,普通人家不会有这么多灶台。更有趣的是,发掘区发现多处“侵街”现象,也就是店铺直接在中间路面上建起一座灶,以便其沿街叫卖。王梦珊认为这种“侵街”现象也从侧面反映了该地当时商业的繁华程度。

经初步研究,该遗迹划分为三期。从房屋建筑方式看,极具地方特色。第一期房址多为砖墙构筑,砌筑方式多为淮安地区特有的“空斗墙”,是指用砖侧砌或平、侧交替砌筑成的空心墙体。第二、三期房址为篱笆墙,构筑方式为芦苇编织而成,多为双层,少数为单层,这就是古籍中记载的“淮屋”样式。

古镇虽然遭到洪水袭击,但并没有人员伤亡的迹象,出土的器物也不算多,推断百姓已提前获知消息,有序撤退。

“新路遗址让我们看到了它与运河、漕运及城市发展的密切关联。”祁小东分析了该遗址的背景和价值。

根据《漕河图志》《天启淮安府志》等文献记载,在淮安城西门外有管家湖,萦回八十余里。明永乐十四年,为方便漕运,平江伯陈瑄在湖内修筑长堤,名谓“新路”。到万历年间,一名姓陈的官吏重修此路,时人称为“陈公新路”。因史载“以便牵挽”,所以一些学者认为这条道路可能为纤道。此次发现的道路内部为沙土堆筑,表面和侧面用砖包砌,两侧坡度较大,应为消减水的冲击而专门设计,这与文献中“沙堤低陷,水潦不时,计得安久之策,非大加培筑不可”相吻合。

发掘出土遗物以明代中晚期青花瓷器居多,与文献记载“陈公新路”的时代基本吻合。经勘探可知,目前揭露的遗迹向下至生土仍有2—3层文化堆积,目前虽未解剖,但存在明代早中期,是永乐时期的“新路”及其相关遗迹的可能性极大。

此外,遗址所在位置北侧为古淮(黄)河河道。明初,在淮河南岸相继筑五坝,为漕运必经之路,周边商贾往来络绎不绝,在明代前期已形成规模可观的商业活动街区——窑沟市,明中后期商业更加繁荣。这条路是后建的,但应与漕运的商业繁荣有关,因此,遗址对研究淮安地区明清漕运史、运河开发史、城市发展史、古建筑史、社会生活史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是明清时期淮安作为“运河之都”重要的见证之一。

板闸镇遗址:为复原清代城镇提供依据

在淮安新路遗址的西北角,就是板闸镇遗址,曾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淹没,是一处大型灾难性聚落遗址。“结合遗址所处位置、现场发掘和解剖情况及文献记载,已初步理清板闸镇向外辐射扩张、后遇灾废弃的时间脉络。”淮安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张荣鑫说。

板闸镇遗址出土的紫砂执壶

据介绍,明永乐十三年,平江伯、漕运总兵官陈瑄修疏清江浦,设移风、清江、福兴、新庄四闸,第二年增建板闸。宣德年间,在板闸设置钞关,方便拦船收税。板闸附近因钞关而兴盛,形成板闸镇。明清时期板闸镇是与清江、河下并列的淮安三大镇之一。

“通过对房址的解剖,发掘区西侧房址内遗存堆积偏厚,而且层位清晰,人类活动密集,使用时间明显偏长,向东堆积渐薄,存续时间较短,这反映了板闸镇由中心逐渐向东扩张的过程。”张荣鑫说。

根据史书记载,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淮阴及上游徐邳一带连日大雨,黄河水位迅速高涨,到了十九日,河堤溃决,洪水漫溢,“过水由板闸后山子湖下达马家荡、射阳湖归海,板闸至怀城一带被淹”,板闸一带“关署、民居,悉遭淹浸”。

考古发现可以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发掘过程中共采集、清理出土遗物1965件,其类别、器型、纹饰等均极为丰富,按照材质可分为瓷器、陶器、金属器、玉石器、琉璃器、竹木器及骨蚌器等,绝大部分为日常生产生活用具,这些遗物都没有晚于乾隆朝的。同时,出土的M1碑,刻有关键纪年“乾隆三十八年”,可推断该处遗址即应废弃于乾隆三十九年的黄河洪灾之中。

遗址内多数房址墙壁倾斜塌陷,应是被洪水冲毁。发掘过程中也没有见人骨,可见并没有居民伤亡。各类遗物依照功用堆叠在各类房址中,而且大多数可以修复完整,一部分有意识地收拢在容器内。由此可以推测,洪水到来前,当地政府仓促之间通知和组织人员撤离,但因为时间紧迫,部分物品并没有来得及带出。

板闸镇遗址出土的粉彩瓷瓶

“遗址内遗迹类型多样、功能完备、布局规整、结构分明,出土遗物数量丰富,而且饱含生活气息,为复原清代早中期当地城镇的布局结构、人文风貌,乃至居民生计方式、自然地理变迁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张荣鑫说。

泗州城遗址:被誉为东方“庞贝城”

泗州城遗址,位于淮安市盱眙县境内的淮河北岸。因为保存较为完好,是国内唯一一座整体格局淹没于水下的州城城址,所以被誉为东方的“庞贝城”。

最早的泗州城建于南北朝时的北周,唐宋时成为连通黄河、淮河、长江的漕运中心,是唐初至清康熙年间泗州州治所在地。

泗州城遗址出土的铁镬

泗州城文保所负责人谭勇介绍,明初朱元璋在泗州大修明祖陵,泗州城成为“龙兴之地”再次得到振兴。明祖陵为朱元璋高祖、曾祖、祖父衣冠冢,明代祖陵祭祀大典时,皇室成员及各级官员都宿住在泗州,泗州因此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

那泗州城为什么被淹呢?谭勇解释,明代时,黄河水南下淮河,由于泥沙淤积,致使淮河流域洪水泛滥,治水名臣潘季驯提出了“蓄清刷黄”的治水方略,即将淮河清水蓄在洪泽湖中,以冲刷黄河泥沙。此后,随着洪泽湖大堤越修越高,淮河水位也不断增高,常发生大面积泛滥。康熙十九年(1680),洪水终于将泗州城和明祖陵彻底淹没。2011—2012年,考古队对泗州城遗址进行了发掘。

江苏省文物考古院副院长陈刚认为,可从多个角度理解泗州城的重要意义。首先,对研究唐宋时期运河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价值。泗州城处于淮河下游、汴河之口,为中原之襟喉,南北交通之要冲,史书称“江淮险扼,徐邳要冲,东南之户枢,中原之要会”。所以,泗州城是唐宋时期漕运的重要中转站,每年经此河运送物资的船只达六七千艘,是当时内陆最重要商埠之一,地位并不亚于沿海贸易城市泉州。

泗州城也反映了“蓄清刷黄保漕”国家大政下城市的兴衰,反映了几百年间人与灾害不断抗争的过程,显示了一座城市在大运河历史中的沧桑巨变,为研究大运河边百姓的生活习俗和生活方式提供了真实的物质实证。

由于泗州城基本完整地保留了原有的历史风貌,古城中“衢闾整饰、栋宇毗连”,城的轮廓、构筑方法基本可以确定,因此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布局、古代建筑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同时,泗州城襟川带水,风景秀美,诗词、佛教文化丰富,欧阳修、苏轼、秦观等众多名家游历此地,创作了大量诗文。泗州因地处南北之间,也促成了豪爽豁达与清丽悠然兼具的人文历史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