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泽湖大堤(陈光晰 摄)

中国大运河跨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沟通中国东部地区的南北交通大动脉,淮安正位于运河中段的古淮河之畔。中国大运河由隋唐运河、京杭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组成,全长3000多公里,淮安正位于隋唐运河与京杭运河的重合衔接之处。历史上江、淮、河、济“四渎”中,黄、淮两河均流经淮安。不仅如此,明清时期的淮安还是河道总督、漕运总督驻扎地,是钞关税收、淮盐转运、漕船修造的重要基地。

淮安因淮而生,因黄而形,因运而兴,因湖而名。2008年中国古都学会授予淮安“运河之都”的称号,可谓实至名归。2014年,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淮安“运河之都”的深厚历史积淀和突出遗产价值得到进一步彰显。

一、黄运湖河交汇的生态底色

淮安地区自古河湖水系众多,水网密布,城市发展与水有着不解之缘。南宋黄河夺淮以前,淮安地区水环境较为平稳,有着“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美誉。黄河夺淮以后,河患逐渐加重。尤其明清时期,淮安逐渐成为黄河、运河、洪泽湖、淮河等复杂河湖关系的集中区,史籍中多见“黄、运、湖、河水势涨发”“黄、运、湖、河伏秋盛涨”“黄、运、湖、河顺轨安澜”“黄、运、湖、河之水”等记载。今天的淮安主城区号称“四水穿城”,古黄河、盐河、里运河、京杭运河四条河流贯穿其中,城外还有苏北灌溉总渠、淮河入海水道、淮沭新河、张福河、二河、白马湖、洪泽湖分布其间,淮安所辖六个县区中,淮安、淮阴、洪泽、金湖、涟水五个县区名字中有水的偏旁,堪称是一座漂在水上的城市。

其一,淮安因淮而生。淮安位于淮河下游,淮安、淮阴均因淮而得名。早期的淮河独流入海,河道通畅宽深,沿途汇集了沂水、沭水、泗水、汝水、颍水、涡水、濉水、汴水等大大小小的支流,水量充足,入海口大约在今响水县云梯关附近。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淮河是十分重要的天然航道,两岸地区得淮河灌溉之利和交通之便,《尚书·禹贡》中有“沿于江海,达于淮泗”“浮于淮泗,达于河”的记载,说明淮安扼泗水入淮之口门,为沟通中原与江淮地区的重要纽带。春秋末期,吴王夫差开挖邗沟,北至末口入淮河,末口逐渐成为中转枢纽。

其二,淮安因黄而形。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多泥沙,善改道。南宋建炎二年(1128),黄河始多支分流入淮,这是黄河变迁史上划时代的重大改道。到南宋绍熙五年(1194),黄河主流夺泗入淮,自清口以下的淮河成为黄河河道,淮安至高邮间“陂湖渺漫,茭葑弥满”。从此700多年间,淮安地区深受黄河影响,地形地貌因泥沙淤积而改变。因黄河来水来沙增加,运道中泥沙淤积严重,以至于淮扬运河的水流方向在明后期发生了逆转,由自南而北变为自北而南,正如〔乾隆〕《淮安府志》所载,“隆、万以后,黄、淮垫淤,运河反卑,骎骎淮南入江矣”。咸丰五年(1855)黄河北徙山东以后,在淮安地区留下了一条黄河故道。考古调查以及基建发掘表明,淮安地面因黄河泛滥而普遍淤高了3-4米,深者达5-6米,浅者也有1-2米。不仅如此,历代修筑的黄河堤防还造就了今日淮安因堤成路、因堤成村的景观,今天的健康路、黄河路是曾经的黄河遥堤,大同路是曾经的黄河缕堤,今天的旧县村、陶闸村等坐落于历史上的黄河大堤。

其三,淮安因运而兴。水运提供了便捷的交通条件,在河流与河流,或河流与湖泊交汇处形成码头,进而依靠这些码头发展出城镇。运河是沟通自然河流的人工水道,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了邗沟运道,沟通了长江水系与淮河水系,为淮安带来了交通之便,泗口、末口的交通地位大为提升,淮阴故城、泗口镇、北辰镇发展成为运河沿线上的重要城镇。隋唐时期开通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全国性大运河,其中通济渠至淮安盱眙入淮河,盱眙至末口间利用了淮河自然河道。运河交通推动了沿线楚州、泗州等城市的发展,白居易《赠楚州郭使君》诗盛赞楚州为“淮水东南第一州”。宋代为避开自然河道淮河的风涛之险,先后开挖了沙河、洪泽运河、龟山运河,在淮河南岸形成了复线运道,楚州、泗州的地位更加凸显,《宋史·陈敏传》称“楚州为南北襟喉,彼此必争之地。长淮二千余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汴、涡、颍、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惟楚州运河耳。北人舟舰自五河而下,将谋渡江,非得楚州运河,无缘自达”。

元代南北向的京杭运河全线贯通,淮安仍是水运交通的重要节点,《马可波罗行纪》描述淮安城是一座很大的城市,有众多船舶、货物辐辏于此。明代为避黄河山阳湾之险以及末口盘坝之苦,开挖了清江浦运河,从此南北船只往来频繁,“凡湖广、江西、浙江、江南之粮艘,衔尾而至山阳,漕督盘查,依次出运河”。明朝高僧姚广孝赞美淮安“襟吴带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乾隆〕《淮安府志·风俗》称淮安“第以水陆之冲,四方辐辏,百工居肆倍于土著”。大量外来人口聚集淮安,活跃了城市商业,扩大了城市规模,促进了沿线城镇的繁荣与发展,淮安成为远近闻名的南船北马交汇的九省通衢之地。

其四,淮安因湖而名。淮安地区有洪泽湖、白马湖等湖泊,其中洪泽湖是中国第四大淡水湖,也是淮河流域最大的湖泊型水库,更是淮安跻身全国前列的标志性地理景观。洪泽湖形成的时间很晚,早期的洪泽湖区是淮河边的一片洼地,洼地中分布着富陵湖、破釜塘、泥墩湖、灰墩湖等小湖泊。隋代以前甚至没有“洪泽”之名,相传隋炀帝巡游扬州途中,一路干旱少雨,龙舟行至破釜塘时,恰逢大雨倾盆,运河水量充沛,隋炀帝大喜过望,遂命名“洪泽浦”。南宋时黄河夺淮入海,淮河下游流路日渐不畅,低洼的洪泽湖区大片积水,各小湖泊有所扩大。

洪泽湖的形成与堤防修筑直接相关,洪泽湖大堤又称高家堰或高加堰,最初是淮河下游的一段“捍淮”小土堤。明永乐间平江伯陈瑄修筑了简易的高家堰土堤,以抵挡淮水涨溢。弘治间实施“北堤南分”的治河方略,淮安地区来水增加,淮河边的万家、泥墩、富陵等湖泊合并扩大,不过至“明正德以前,尤湖自为湖,淮自为淮也”,尚未出现统一的大湖泊。嘉靖中期以后,实施“筑堤束水”的治河策略,黄河两岸全面筑堤,形成单股入淮的河道,此后多见黄、淮并涨的情况。隆庆间,总漕王宗沐筑高家堰堤防30里,以防汛期淮水东侵。万历六年(1578)潘季驯担任总河,实施“蓄清刷黄”的策略,大力修筑高家堰,抬高洪泽湖水位,结果导致周边的泗州城、明祖陵遭水患之灾。清朝以后,护陵的任务不复存在,康熙十六年(1677)靳辅担任河道总督后,进一步延长、增高、筑厚洪泽湖大堤,洪泽湖水位急剧抬升。三年后,泗州城、明祖陵被淹没于湖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下,先后加固了洪泽湖大堤,开挖了苏北灌溉总渠和淮沭河,兴建了三河闸,整治了淮河入江水道,开挖了新运河和淮河入海水道,淮安的水生态环境大为改善。曾沉睡于洪泽湖水下300年之久的明祖陵,1963年露出水面。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保护明祖陵,筑堤3000多米,把陵墓从湖水中隔出,气势雄伟的文物瑰宝重见天日,199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南北交接的区位特色

秦岭—淮河一线被作为我国的南北地理分界线,该线大体与1月份0摄氏度等温线以及800毫米年降水线吻合,以此区分南方与北方的地理差异。淮河南北地区在自然气候条件、地理风貌、交通运输方式、农业生产方式、生活习俗等方面存在差异。与差异相伴的是交融,淮安既地跨南北地理分界线淮河两岸,又地处南北大运河的中段,是一座不南不北、亦南亦北、南北交接的城市,是南北气候过渡带和南北文化融合区。

其一,淮安位于水陆交接区。运河是古代的水上高速路,大量物资和众多官绅、商旅借助运河往来,促进了沿线城镇的发展。淮安是运河沿线的重要枢纽城市,号称南船北马、九省通衢之地。〔乾隆〕《淮安府志》关于山阳县以及清河县形胜的记载中,称该地区“水陆交通,舟车辐辏”“南北之襟喉”。今淮安清江大闸旁边有一处牌坊,上书“南船北马 舍舟登陆”八个大字,马匹是陆路交通工具的代表,船只是水路交通工具的代表,北去的乘客在此下船换车,南去的乘客在此弃车涉水,表明了淮安是一座水陆交接的城市。

明清时期的历史记载中,“南船北马 舍舟登陆”还包含着通过清口枢纽的艰辛与无奈。明后期至清前期,先后开凿南阳新河、泇河、中运河等避黄行运的河道,最终使“治河、导淮、济运三策,群萃于淮安清口一隅”。为避开清口地区黄河泥沙的淤积倒灌,不仅想方设法使南运口南移,以便更好地利用洪泽湖清水,还通过修筑束清御黄坝,不断延长清水的出口,此外还不断东移中运河运口,以减小与黄河的夹角,上述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曲折绕远的“几”字形河道。自清江浦沿运河北上的船只,无法畅通直达中运河口,需翻过清江闸、福兴闸、通济渠、惠济闸等多道船闸,再通过束清坝、御黄坝进入黄河,然后冒险渡过黄河,才可进入中运河,期间要花费几天的时间。当时京津地区流传的一个故事,形象地说明了清口行船之艰难,说南清河(即淮安府清河县,因与直隶清河县重名,故名)有一座庙,这座庙多大呢?船工水手第一天见到东山墙,再走三天三夜才能见到西山墙。实际上,庙并不大,只是由于该庙地处“几”字形弯道的中间,需绕一个大弯。这座庙就是惠济祠,又名天妃庙、奶奶庙,至今仍存遗址。这种情况下,除运输漕粮、铜铁、木材、纲盐等笨重物资的船只仍需绕道清口外,南来北往的行旅之人,为免去过闸的等待之苦以及渡黄的风涛之险,多选择改换交通方式。北上的行旅在清江浦臧家码头下船登岸,北渡黄河,至黄河北岸的王家营换乘车马,改行陆路北上。南下的行旅则在王家营弃车马,渡黄河至清江浦运河码头,登舟扬帆南下。

淮安“南船北马 舍舟登陆”石碑(视觉中国 提供)

其二,淮安位于水旱田分界区。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一般来说某地盛产某种农作物,当地百姓自然多以此为主食,然而地处淮河下游的淮安府清河县,〔光绪〕《淮安府志》中有“清河不产稻而人食米”的记载。研究发现,“清河不产稻而人食米”的说法源自丰济仓管理者关于仓储积谷的表述,虽不免有夸大仓储作用之嫌,但基本反映了近代淮河下游地区的农业地理特征。清河县不产水稻确为实情,百姓多以麦、菽为主食,反映了该地区水环境、土壤环境变迁引发的作物种植结构变化。不过清河县城清江浦的人,仍以米为主食,其稻米主要来源于南边的宝应、山阳等地。“清河不产稻而人食米”现象,揭示了淮河下游的水稻田分布,表明水旱田分界在淮安县域范围内有明显的表现。民国年间地理学家胡焕庸在1934年出版的《两淮水利盐垦实录》中提到,“淮安以南为水田,淮安以北即为旱田,界限非常清晰”。很显然,根据以上关于“清河不产稻而人食米”的叙述,可知胡氏所说的“淮安”为淮安县而非“淮安府”。作物种植结构不同,对应着饮食方式的差异。不同口味的人士汇聚淮安,促成了兼有南北口味的淮扬菜的出现。研究表明,淮安城市饮食既有南方的精致风格,又有北方的粗犷特征,体现了南北交融的地域特色,而这种特色与运河的商业纽带作用密不可分,并进而成为淮安运河城市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

其三,淮安位于里河、外河分界区。里河又称里运河,是指淮安至扬州间的运河。里河的前身是大运河最古老的河段邗沟,开挖于春秋时期。邗沟自扬州邗城引长江水,经武广湖、樊良湖,东北至博支湖、射阳湖,再西北至淮安城东北的末口入淮河。里河的名称是相对外河而言,南宋黄河夺淮后,黄、淮两条河盘踞在淮安地区,黄河更靠北,称北河,其南面的淮河称南河。黄、淮两河均位于淮安城以北,故称外河,运河位于城南,则称里河。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黄河为北河,淮河为南河,亦曰外河,而漕河为里河。”

明初以后,在末口相继兴建了仁、义、礼、智、信五坝,从此五坝成为里、外河的分界点,“自瓜、仪至淮安谓之里河,自五坝转黄河谓之外河”。里河与外河之间不能直接相通,需在末口盘坝进出。永乐十三年(1415),陈瑄在沙河故道的基础上开掘清江浦河,自淮安府城以西的管家湖引水,往西北至鸭陈口(今淮阴区码头镇北)入淮河,沿线建造了移风、清江、福兴、新庄四闸,次年又增建了板闸,通过五闸启闭以控制水位。清江浦河的开凿,将运口自末口推移至清口,避开了清口至末口间的黄河(淮河)之险,增加了船只航行的安全性。从此清口成为里、外河的分界点,里运河的起止点变为北起淮安清口,南至扬州瓜洲,全长300余里。

三、运河文化遗产集中的水工亮色

漕运是国家经济命脉,事关国计民生,在运河漕运的长期实施过程中,沿运地区形成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文化长廊,积淀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包括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水工遗产是最能反映运河本体特征的文化遗产。水工是指治理河湖水利的工程,由于地形、水源、泥沙、河流关系等原因,运河沿线修建了大量的河道、闸坝、堤防等工程,留下了丰富的水工遗产。

其一,淮安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远古时期,有距今4万年前的下草湾新人文化遗址以及六七千年前的青莲岗文化遗址。夏商周时期,淮安为淮夷、徐夷聚居地,春秋时期邗沟的开凿,加强了南北方的联系。秦汉时期,淮安地区先后属泗水、东海、临淮、广陵等郡管辖,境内有淮阴、盱眙、东阳等城镇,文化发达,人才辈出,有军事家韩信、文学家枚乘等。魏晋南北朝时期,淮安地处南北对峙的前沿阵地,军事地位上升,是双方的边防重镇,也是人口迁徙的重要通道。隋唐北宋时期,得大运河交通之便,经济文化一派繁荣,楚州、泗州为淮河沿线的大城市。元明清时期京杭运河全线贯通,漕运枢纽地位确立,成为黄淮运河工治理以及淮盐转运中枢,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其二,淮安是淮扬文化高地的一颗明珠。2019年公布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指出:“大运河是具有2500多年历史的活态遗产,沟通融汇京津、燕赵、齐鲁、中原、淮扬、吴越等地域文化。”《纲要》将淮扬文化列为六大文化高地之一,使之获得了与京津、燕赵、齐鲁、中原等著名大文化区齐名的地位,因此“淮扬”的概念值得关注。检索“二十五史”中“淮扬”一词,最早的记载见于《晋书·周馥传》,称“淮扬之地,北阻涂山,南抗灵岳”。其后的唐宋诗词中,多见“淮扬股肱守”“淮扬为郡暇”等表述。上述“淮扬”的空间范围广大,无法确指,多以山川等自然实体为界限,可称为自然地理区中的“淮扬”。明清时期,“淮扬”一词大量出现,《明史》有7处记载,《清史稿》有73处记载,如“淮扬道”“淮扬巡按御史”“淮扬巡抚”“淮扬总督”“淮扬镇总兵”“倒了高家堰,淮、扬两府不见面”等,以上“淮扬”的范围基本明确,或为淮安、扬州二府的合称,或为包括淮安、扬州二府在内的监察区,可称之为行政区或监察区的“淮、扬”。

“扬州”名称由来已久,《禹贡》中有“淮海惟扬州”等记载。汉武帝时设立扬州刺史部,扬州从地理区变为监察区的名称。隋代设立扬州总管府以及唐代设立扬州郡以后,扬州才成为辖具体州县的政区。“淮阴”是淮安地区最早出现的政区名称,秦代置县。相比而言,“淮安”作为政区名称要晚一些,始于南北朝时期。南齐永明七年(489)割直渎、破釜塘以东淮阴镇下流杂一百户置淮安县,隶东平郡,淮安作为县级政区的名称开始出现。南宋改楚州为淮安军,不久又改为淮安州。元朝设淮安路,明清两朝设淮安府,淮安上升为府级政区名称。民国初年撤淮安府,将山阳县改称淮安县,级别下降。2000年将地级淮阴市更名淮安市,将县级淮安县更名楚州区。2011年更名楚州区为淮安区,形成了地级淮安与县级淮安并立的现状。

历史上的“淮、扬”关系,虽然是两个并列的统县政区的合称,但由于明清时期两府面临治河通漕的共同任务,以及遭受水患的共同困境,二者关系愈加紧密,两地百姓同呼吸、共命运,堪称漕运时代的命运共同体。直至今天,淮、扬两地尽管存在差异,但文化共同点相当明显,例如淮扬菜尽管存在具体菜品的差异,但更多的是作为同一菜系的共性,故而淮扬文化被作为一个整体列入运河文化高地,淮安、扬州是此高地上的两颗明星。

其三,淮安水工遗产众多。据《大运河世界遗产名录》可知,全国共有58处遗产点入选,其中淮安、扬州两市名列前茅。扬州有宝应刘堡减水闸、江都邵伯古堤、江都邵伯码头、高邮盂城驿、扬州瘦西湖、扬州天宁寺行宫和重宁寺、扬州个园、扬州汪氏小苑、扬州盐宗庙、扬州卢绍绪宅10处遗产点入选;淮安有清口枢纽、双金闸、清江大闸、洪泽湖大堤、总督漕运公署遗址5处遗产点入选。虽然淮安遗产点总数少于扬州,但就水工遗产的比例而言,淮安占五分之四,扬州占十分之三,而且淮安水工遗产规模大、保存好、技术含量高。例如长约140多里的洪泽湖大堤,是包括古闸坝、古堤防在内的系统工程,清江大闸、双金闸至今保存完好,因此可以说,水工遗产数淮安,人文景观看扬州。

其四,淮安清口堪称水工历史博物馆。清口是古泗水入淮的天然河口,自古为南北水运要津。南宋黄河夺泗入淮,大、小清口以下成为黄河入海尾闾。明嘉靖三年(1524)以后,大清口淤塞,小清口成为主航道。万历初年以后针对清口的泥沙淤积,实施蓄清刷黄。清代开中运河以后,黄淮运交汇于清口一地,清口治理备受朝廷重视,康熙、乾隆皇帝历次南巡往返,均阅示清口河工。清口是洪泽湖水入黄河、运河的口门,“引湖溜七分敌黄,三分济运”。而一旦黄河水位高于洪泽湖水位,黄强淮弱,清水无力刷黄,倒灌不免发生。历史上为达到避黄保运的目的,实施了筑堤束水、分黄导淮、蓄清刷黄、减黄助清、灌塘济运、束清御黄、改建运口、开挖引河、减水消能、木龙护岸、筑坝挑溜、石工固堤、坦坡护堤、设立志桩等工程措施,涉及河、堤、堰、闸、坝、墩、洞、埽等多种工程类型,一些技术含量高、影响大的工程集中于此。例如,为控制水位,不足十里的运河上建有惠济、通济、福兴三闸,每座闸均由正越闸组成,起到了调节黄淮运间水位差、确保漕运通畅的作用,留下了今天仍可见到的连串葫芦形河道。

淮安清口是历史上实施蓄清、刷黄、穿黄、济运治水工程的核心区,不仅工程浩繁、规模超大,而且类型多、数量多、分布广,技术含量高,展现了古代河工技术的巨大成就。1855年黄河改道北徙以后,运河被拦腰截断,南北漕运停止,河工治理不再受到重视,水利工程逐渐废弃,留下了大量的技术类水工遗产,有的完全毁坏不见踪迹,有的至今仍有遗址可循。考古调查发现,今信坝坝头仍保存完好,由长65厘米、宽32厘米、厚40厘米的条石砌成。地面以上可见砌石共7层,底长12.5米,高4.4米,坝口宽近200米。清口水工遗产体现了运河的本体特征和突出普遍价值,堪称特色鲜明的水工历史博物馆。因此《大运河清口枢纽工程遗产调查与研究》一书将清口运河遗产归结为“工程遗产”,指出大运河是综合水科学、水利技术、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的集成性工程,是中国古代工程遗产的典型代表。

总之,水是生命的源泉,水运是古代最便捷、最经济的运输手段。淮安城市发展与水息息相关,围绕水资源利用、水工程兴建和水环境治理,显示了“水韵淮安”的突出特征。淮河是淮安的母亲河,奠定了其发展的基础;黄河是淮安的父亲河,改变了其地形地貌;运河是淮安的财富河,为其带来了交通便利;洪泽湖是淮安的亮丽名片,凭此跻身于全国四大湖泊之列。淮安地处南北大运河的中间地段,诸多河湖水系在此贯通交汇,在与水的共生共存中,表现出了不南不北的中庸、人水互动的和谐、物流人流的交融以及古今辉映的积淀。

*本文为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地方志专项课题“基于地方志的江苏运河沿线湖泊地名梳理与‘水韵江苏’文化形象研究”(项目批准号:23SFZB-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德楠,淮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兼大运河专业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