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位于江苏省中北部、淮河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这里有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运河—春秋时期的邗沟运道遗址,有隋唐时期的通济渠、山阳渎两段运河遗址,有明清时期开凿的、至今依然在通航的里运河、中运河河道。历史上,淮安的水神信仰非常盛行,不仅有专祀淮河水神的淮渎庙、运河水神的金龙大王庙、黄河水神的河神庙,还有龙王庙、水母庙、纪念各种治水名人的水利人格神祠庙等,种类繁多,且随处可见。此外,这里的海神信仰也十分流行。这对于今天并不沿海的淮安来说,或许有些不可思议,却是淮安作为“运河之都”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理环境下的必然产物。

一、曾经的海港城市

距今6500万—260万年前,在地球的新生代第三纪,今天的淮安市境大部分处在海平面以下,只有西南部的一些丘岗山区是滨海陆地。后来,经过不止一次的沧桑巨变,到距今1.5万—1万年的全新世早期,在一次海浸之后,淮安大地的海岸线推进到今天的涟水县城以东一线,市境基本成陆。

那时候,发源于桐柏山的古淮河自西向东逶迤而来,从今天的盱眙县城西入境后,东北斜穿洪泽凹陷区,在今淮阴区马头镇西北与自蒙山南流而来的古泗水交汇,然后继续东流,过今淮安区城北、涟水县城南后,东行至今盐城市响水县西南的云梯关汇入大海。古淮河、古泗水的河槽低深,水量又十分充沛,是天然的优良航道。中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尚书·禹贡》记载,“淮、海惟扬州”,“沿于江、海,达于淮、泗”。意思是说,扬州(古九州之一,包括今淮河以南、长江流域及岭南地区)的贡物运到北方,首先是顺着长江进入大海,然后转入淮水和泗水逆流北上。

周敬王三十四年(前486),南方的吴国为北上争霸,在长江和淮河之间人工开挖了一条邗沟运道,不仅大大缩短了江淮之间的距离,还可避免海上航行的风险,很快成为新的交通要道。但“由海入淮”的自然航道依旧是重要的交通道路。《国语·吴语》记载,周敬王三十八年(前482),吴王夫差率大军北上黄池会盟,越王勾践趁机攻入吴国都城,“乃命范蠡、舌庸率师沿海溯淮,以绝吴路”。《三国志·傅嘏传》也记载,魏嘉平四年、吴建兴元年(252),孙吴大将诸葛恪扬言从海上进攻青州、徐州,曹魏上下顿时一派紧张之势,大臣傅嘏却认为,吴军“乘海溯淮”北上不过是虚张声势,不必焦虑。

到了隋唐时期,随着全国性大运河的贯通,淮安成为“江海通津,淮楚巨防”。当时的淮安在山阳渎和通济渠入淮处分别有楚州和泗州两座城市。楚州和泗州之间通过淮河自然航道连接,从楚州沿淮东行几十千米至云梯关(时属涟水县)可进入大海,进而北上山东半岛、前往朝鲜半岛和日本。唐代著名的日本僧人圆仁一生3次来到楚州,每次离开时都是从淮河坐船入海。楚州还有新罗坊,供朝鲜半岛和日本来的使团、商人、船员、造船工匠等集中居住,地方官设有“勾当新罗所”,管理新罗坊的各项事务。

那时候的淮河是一条独流入海的大河,每当涨潮,海水可逆流而上,一直到达今天的盱眙县城。初唐诗人李峤在《和杜学士旅次淮口阻风》诗中写道:“夕吹生寒浦,清淮上暝潮。迎风欲举棹,触浪反停桡。”海潮逆淮而上,一直上涨到通济渠入淮口附近,以致于都没有办法行船了。宋代诗人杨万里的《至洪泽》诗则云:“早潮已落水入淮,晚潮不来闸不开。细问晚潮何时来,更待玉虫缀金钗。”当时淮河右岸已开凿了复线运河,运河水位不足时,就要等到海潮上涨时引淮水入运,停泊在河港的船只才能顺利行进。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2世纪。南宋建炎二年(1128),为阻止金兵南下,东京留守杜充下令扒开了黄河南堤,造成黄河南流,开始了长达七百多年的夺淮历史。尤其是明代中后期以后,黄河全流夺淮,在今淮安市淮阴区的清口区域与淮河、运河交汇,淮安以下的淮河入海河道变成了黄河河道。黄河多泥沙,古人常说“黄河斗水,泥居其七”,巨大的泥沙量很快淤高了淮河故道,并在云梯关入海口附近不断地沉淀、淤积,形成了黄河三角洲冲积平原,将海岸线不断地向东推进。到清康熙年间,入海口已在云梯关以东二三十千米处;至咸丰五年(1855)黄河改道北徙由山东入海时,又向东移动了近50千米。淮安逐步由曾经的海港城市,演变为距离海口100多千米的内陆城市。

二、热烈的海神信仰

中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从古至今一直对海神抱有信仰和崇拜。最著名的海神,当属流行于东南沿海一带的妈祖了。传说妈祖是一位姓林的民间女子,福建莆田湄洲岛人,从小能预知祸福,28岁时为救人而死,屡次显灵于海上,救护遇难的渔民、船户及商人,被奉为神灵。宋、元、明、清历朝先后36次对其进行褒封,封号从“夫人”“天妃”“天后”到“天上圣母”,并列入国家祀典。

曾经,淮安对海神的信仰也很兴盛。流传至今的多部府、县地方志书,都有不少关于天妃庙、海神庙等的记载,其中尤以〔咸丰〕《清河县志》卷三“建置”下“惠济祠”的记载最为详细:

惠济祠,在运口。旧志:即天妃庙,在新庄闸口,明正德三年建,武宗南巡,驻跸祠下;嘉靖初,章圣皇太后水殿渡河,赐黄香白金,额曰“惠济”;雍正五年,敕赐“天后圣姥碧霞元君”。《南河祀典》则云:明嘉靖二十七年建,国朝康熙中累封“天后”,乾隆十六年改称“惠济祠”。二说不同。按,刘良卿有惠济祠碑,嘉靖二十七年立,碑云:正德初,道士袁洞明卜地河浒,建泰山行祠,及章圣太后有黄香白金之赐,改名“惠济”;于是,士女香灯,远近和会,益构杰阁,征文纪事。是明嘉靖中止祀泰山之神未尝祀天后也。本朝即其旧宇,崇祀天后,遂称“天妃庙”。乾隆中复改称“惠济祠”。纂祀典者只见有嘉靖二十七年碑文,遂以立碑之日为建庙之年,又不知有始祀泰山、今祀天后之异,通合为一,故致抵牾云尔。庙有铁鼓,又名铁鼓祠。邑人汪之藻有《天妃庙赋》。

这段资料不仅详细列出了“旧志”即〔乾隆〕《清河县志》和《南河祀典》(《南工庙祠祀典》)中关于惠济祠即天妃庙的不同记载,还结合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淮安知府刘良卿所撰的《惠济祠碑》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考证和辨析,并最终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根据这段记载,可以知道:淮安府清河县(今淮安市淮阴区)运口处有一座惠济祠。其最早是明正德三年(1508)为祭祀泰山神而建立的泰山行祠;正德十四年(1519),武宗皇帝南巡时曾在这里短暂停留。嘉靖初年,章圣皇太后水殿龙舟从祠下渡河后,赏赐黄香白金,并改名为“惠济祠”。皇家的加持,使得祠庙香火大盛,得以修缮扩建,当时的淮安知府刘良卿特意撰文记录此事并勒石成碑。淮安市博物馆考古部于2011年在惠济祠考古时,发掘出一对抱鼓石,上有文字:“徐州信士方崑进贡,泰山奶奶□宫门古一对,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吉旦,石匠张连。”可知至少从明嘉靖时起,惠济祠又有“泰山奶奶庙”之称。

到了清代康熙年间,祭祀泰山神的惠济祠原址上,开始供奉海神天妃,祠庙名称也改为“天妃庙”。雍正五年(1727),赐名为“天后圣姥碧霞元君”,“天妃”上升为“天后圣姥”,泰山神“碧霞元君”也重被提及,海神、泰山神两位神灵一同受到祭祀。到了乾隆十六年(1751),祠庙的名称又恢复为“惠济祠”。伴随着复名,是大规模的重修。今惠济祠遗址有一块《重修惠济祠碑》,为乾隆皇帝御制,记述乾隆十六年首次南巡时,过惠济祠下,“瞻谒庭宇,敬惟神功庥佑,宜崇报享,命有司鸠工加焕饰焉”。对于这次重修,民国张煦侯《淮阴风土记》记载:“建行宫于祠左,因命重修,仿内府坛庙式,火珠耀日,飞阁凌空,虽在郊原,而有皇居之美。”按照皇家祠庙规格进行修缮,且在祠旁建立行宫,可想其华丽程度。除了重修,乾隆皇帝在一生六次南巡中,还为惠济祠赐匾四、联四,为祠旁行宫赐匾二、联二,并作御制惠济祠诗数首。乾隆五十三年(1788),将惠济祠列入祀典,《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三一五记载“清口惠济祠天后神庙,岁时报祭,未著祀典……著交翰林院撰拟祭文发往,于春秋二季令地方官虔诚致祭”等语。清口惠济祠的海神天后崇祀达到鼎盛。

汪之藻的《天妃庙赋》收录在〔乾隆〕《清河县志》卷十三“艺文”,其赋首曰:“神祀坤后,器陈铁鼓。取土德以镇压河流,用金声而发扬天府。”可知惠济祠“庙有铁鼓,又名铁鼓祠”,乃是取“蛟龙惧铁”之意,以铁鼓震动发出的巨大声响,来震慑水中兴风作浪的蛟龙。可惜到民国时期,铁鼓已“不可见”。

三、看似奇怪的合理

一直到明代中期以前,淮安距离入海口不过几十千米,海口云梯关长期隶属淮安管辖。明代中后期黄河全流夺淮后,淮安距离入海口越来越远,至清代中后期已离入海口100多千米,由曾经的海港城市演变为一座内陆城市。然而,淮安的海神信仰却在明代中期以后尤其是清代中前期达到了一个非常热烈的程度。这看似有些奇怪,但细究之下,却有着非常合理的内在逻辑。

明清时期的淮安,由于黄河夺淮的缘故,成了黄河、淮河、运河三条河流交汇的城市。黄河是一条桀骜难驯的大河,以多沙善淤著称,经常危及淮河和运河。《清史稿·河渠志》载:“夫黄河南行,淮先受病,淮病而运亦病。由是治河、导淮、济运三策,群萃于淮安清口一隅,施工之勤,糜帑之巨,人民田庐之频岁受灾,未有甚于此者。”而治河、导淮、济运三策中,最根本的是“济运”,是为了使通过运河而来的南方漕粮和各种物资安全顺畅地穿越黄、淮、运交汇的清口,源源不断地运往都城北京。为此,朝廷在淮安设立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两大重臣,现场指挥河道治理和漕粮运输,在清口建起复杂的闸、坝、堤、堰等水利工程设施,通过“束水攻沙、蓄清刷黄”等一系列方略来治河保漕。人力之外,还建立了各种水神祠庙,希望通过神灵的神秘力量来庇佑河漕平安。

清口惠济祠位于黄、淮、运河交汇处的高岗之上,地势如脊。《南巡盛典》卷九十七载:“祠临大堤,中祀天后。……其神福河济运,孚应若响。祠前黄淮合流,地当形胜,为全河之枢要。”〔乾隆〕《清河县志》卷三“坛庙”也载:“神姓林,福建莆田人,殁后显神于河海,护漕有灵。”海上的神灵来到了黄、淮、运交汇的淮安清口,同样展现出神奇的灵性,“福河济运”“护漕有灵”,故而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就是说,海神在清口衍生出一种新的身份,那就是“河漕守护神”。

清口惠济祠原本为祭祀泰山神的。明代正德初年道士袁洞明“卜地河浒”,率先在黄、淮、运交汇的高亢之地建起了泰山行祠。人们从水中坐船而过,远远地看见高据大堤上的祠庙,对泰山神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然而,祠左、右、前方三面皆临水,且水位落差大,水势复杂异常,船行水中是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祈求神灵保佑平安过河,必然是更加迫切的需求。所以,从嘉靖年间章圣皇太后赐额“惠济”(意为神灵赐惠、保佑渡河)起,泰山神已经兼有了护佑河漕的功能。清代建立后,康熙皇帝对河漕治理极其重视,直接在泰山行祠原址上增祀海神天后,并将庙名改为“天妃庙”。一是因为泰山祠已经占据了绝佳的地理位置,新建天妃庙的话找不到更合适的位置;二是二者祭祀的都是女性,有相通之处。但是这么一改,时间长了,人们都忘记泰山神的存在了。所以,雍正皇帝才赐名“天后圣姥碧霞元君”,表示海神天后与泰山神碧霞元君一起祭祀,但依然是海神在前。到了乾隆时期,对天后的尊崇就更高了,仿皇家祠庙重新修缮,在祠旁建行宫居住。嘉庆皇帝更为夸张,命人直接在北京的御园按照清口惠济祠的原样新造了一座惠济祠,以便“就近瞻礼,以伸诚敬”。皇帝们一拨胜似一拨的操作,目的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祈求河漕平安。

清口惠济祠之外,明清时期的多部地方志书中,还有很多海神庙宇的记载。〔乾隆〕《淮安府志》卷二十六“坛庙”即记载:“天妃宫,在(山阳)城内西南隅之万柳池,总漕施世纶建”“镇海金神庙,新城东门外”“海神庙,清江浦”“灵慈宫,在郡西,即天妃宫,宋嘉定年建;一在清江浦,明平江伯陈瑄建,大学士杨士奇有记”“天妃祠,在察院西”“天妃庙,在(清河县)官亭镇北界,万历四十年建”……这些庙宇,大多出现于明代后期至清代中前期,有的是新建,有的是在原来基础上增祀,还有的是改祀。〔光绪〕《清河县志》卷三“建置”下“坛庙”就记载:“碧霞宫,在玉带河北,祀天后之神。旧为城隍庙,乾隆中改祀。”庙宇的功能,与清口惠济祠一样,都是祈求神灵保佑河水安流、运道畅通。

可以说,从明代后期至清代中前期,淮安虽然已经远离大海,但是对于海神的信仰却愈演愈烈,这是在南漕北运的特殊历史时期,淮安作为黄河、淮河、运河交汇的特殊地理位置的必然产物,是属于“运河之都”淮安的特殊印记。清代后期黄河北徙、漕运转海,淮安作为河、漕中心的地位消失,对庇护河漕的海神也就慢慢地失去信仰了。时至今日,当提到海神信仰的时候,只剩下错愕之感了。

(作者简介:刘志平,淮安市政协文史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