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城营建于吴王阖闾时，其城市营造深受风水学影响，胡舜申称其“山在城西北，屹然独高，为众山祖，杰立三十里之外。其余冈阜累累，如群马南驰，皆其支陇。城居陇前，平夷如掌，所谓势来形止，全气之地也。如秪自城中观之，则城中之地，亦唯西北最高，是乾亥无疑”。西北地高使得苏州城水流基本“自东南贪狼，西南及正西武曲，以至西北巨门等位来”，又自“正东、东北禄存而去”，符合风水学中所谓“金局之法”。[1]

苏州相门水陆双城门正面图（宋天聪　摄）

苏州城四周共有“西阊、胥二门，南盘、蛇二门，东娄、匠二门，北齐、平二门”八座城门，但“不开东门”。[2]15东面的匠门（亦称将门）自苏州城营建便矗立城东，作为水陆双城门的主城门之一，唐代时仅存水门，[3]56宋代时则完全废弃。[2]15而同样位于东面，距离匠门南三里的葑门，虽也陆衢曾废，但“范文正公守郡，始命辟之”。[1]匠门以北的娄门，因至和塘“自郡城娄门东行”，[4]766且又有娄江、上雉渎等水道，虽有“风坏娄、齐二楼”的记载，但皆得修复。[5]

同样是位于苏州城东的城门，匠、娄、葑三门的命运却大不相同。匠门则以其名称数量之多、淤塞废弃之彻底而更显不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极有可能是城市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毕竟苏州城位置向来稳定，城池整体大致维持稳定，而作为连接城市内外的城门，则在空间环境变化中首当其冲。

一、匠门的营造

匠门的营造应与苏州城的营造同时开始。伍子胥“相土尝水，象天法地”以营造苏州城，《越绝书》载：

吴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陆门八，其二有楼，水门八。南面十里四十二步五尺，西面七里百一十二步三尺，北面八里二百二十六步三尺，东面十一里七十九步一尺。阖庐所造也。吴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

匠门的营造，《越绝书》虽未提及，但城门在一定程度上会充当参照物，故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诸如“近（匠）门外欐溪椟中连乡大丘者，吴故神巫所葬也。去县十五里”“匠（一作近）门外信士里东广平地者，吴王濞时宗庙也。太公、高祖在西，孝文在东。去县五里。永光四年，孝元帝时贡大夫请罢之”[6]9-13等记载，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苏州城营造之时匠门便已存在。

对于匠门的详细记载，直至唐代才在史书中出现。陆广微《吴地记》称：

匠门，又名干将门。东南水陆二路，今陆路废。出海道，通大莱，沿松江，下沪渎。阖闾使干将于此铸剑……

这一记载使我们对于匠门有了初步认知，陆广微称该门名称除匠门外还有一名为干将门，而《吴郡图经续记》则称其为将门：

曰将门者，吴王使干将于此铸宝剑。今谓之匠，声之变也。

除此之外，王謇在《宋平江城坊考》中提到，《红兰佚乘》云“娄、葑之间有匠门塘。匠门一名干将门，其东有欧冶庙、干将墓，此门之所以名匠也，载张楚门笔记。”但当记述中的传说和神话色彩被剥离后，匠门之名的真正来源及其变迁原因更值得深究。

二、匠门的门名考证

匠门之名，大抵如上文所说由将门之名演变而来，而究其根源，匠门或为工匠所聚集之地，并可追溯至建城之初。《吴门表隐》对匠门曾有记载，称其“东有干将墓，土宜锻铁”，顾颉刚曾前往考察，但“寻冶铁遗址，无所得”。[7]10干将于匠门铸剑，其妻以身铸剑之事难以考证，但通过对文献的解读和实地考察，我们或可窥得一二。干将作为铸剑师，可被划入工匠群体之中，而《东周列国志》称“匠门者，聚匠作于此也”，同时，20世纪60年代曾有人发现匠门外土地“土质坚硬、呈铁红色”，[8]极有可能是因该地土质富含铁元素。同时顾颉刚考证认为：“苏州娄、匠二门外殆皆当时工业区”。[7]8由此我们或可推测，匠门之名大抵是在阖闾称霸天下的抱负驱使下，基于铁器的发明，又因匠门区域土质富含铁，便以该区域作为工匠聚集区进行铁器的铸造。基于以上几点，此门被称为匠门便不足为奇。

匠门自宋时水门淤塞后便被废弃，但得益于“诸故门虽已塞，然皆刻石于右以识”，[1]使得匠门之名并未消失，而是作为地名得以留存。在龚笃清主编的《八股文汇编》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

张大受（1658—1722），字日容，江苏嘉定人，世居苏州匠门（干将门）溪上，故号匠门……

由此可见，在清康熙雍正年间，匠门之名依然存在，甚至这一名称一直延续至民国，沪嘉铁路修筑时，曾于此处设立车站一座，当时《神州日报》报道称：

本县苏嘉铁路及各公路通车后，当局为谋城东一带交通便利起见，特在填塞之匠门原址，辟为相门。

此时匠门之名仍存，但是相门已然取代匠门，成为新的门名，否则铁路部门大抵不必使用“相门”作为此处所设车站之名。

从春秋到民国，匠门门名大抵经历了以上变化，这些变化大抵是苏州本地方言的语音语调特色所致。而其门名则源于苏州城东面的自然资源与其区域分工，这也赋予了匠门独特的职能。

三、匠门的职能分析

门名变化的背后，是匠门职能的隐现。在匠门的营造过程中我们已经可以对其职能窥得一二。而其具体职能则更多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与城市规划有关。

（一）兴霸成王的防御需要

苏州城的营造，一开始就是为吴王阖闾的兴霸成王服务的。阖闾将伍子胥纳入麾下后，双方曾进行了一段对话，也正是这段对话，使得阖闾决心营造城池，以图霸业。其对话内容如下：

阖闾问：“安君治民，其术奈何？”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兴霸成王，从今制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斯则其术也。”阖闾曰：“善。夫筑城郭，立仓库，因地制宜，岂有天气之数以威邻国者乎？”子胥曰：“有。”阖闾曰：“寡人委计与子。”[9]

《吴越春秋》记述，“不开东面者，欲以绝越明也”，阐释了阖闾不开东门的意图。基于《吴越春秋》《吴地记》等所述，东面城门为娄、匠二门，在苏州城初建时，娄门与匠门是不予开启的。

从阖闾决定筑城，越国就是他认定的竞争对手之一，顾颉刚根据《越绝书》和《吴郡图经续记》得出结论：“吴筑大城于苏州，所以备越也。”[7]17匠门可“通大海，沿松江下沪渎”，而沪渎作为吴淞江下游近海处的一段，[10]正是越国溯流北上进攻吴国的重要水道，所以在吴越争霸的背景下，匠门等面向东面的城门便更多地承担了军事防御职能。

战争背景下的城门往往偏向于军事职能,城门与城墙往往构成了城池对外防御的第二道防线（第一道为护城河），城门不开是为了最大程度地防御敌人入侵。

（二）面向东方的水路要道

当战争不再是时代主题后，城门所起到的防御作用显然不再是其首要功能。苏州城在营造之初建立的水陆双城门设计，使得其能够充分利用充沛的河湖资源进行城内外交流，同时也可以利用河湖水系与其他地区进行交流。

自吴大城修筑后，吴国先后修筑了百尺渎、蠡渎等人工运河以沟通各地。在邗沟开凿之前，苏州地区若想进入淮河流域及中原地区则需借助近海航运，由都城向东，从长江口出海北上，由淮水、泗水进入中原黄河流域。[11]

既然北上必然要绕道近海，那么东面城门便不可避免地承担起了苏州城早期北上交通的出发功能，特别是匠门“东南水陆二路”，是可以“通大莱（海），沿松江，下沪渎”的，[2]25是当时的“出海道”，可最终进入东海的近海航线。

在太湖流域河湖众多、河网密集的自然条件下，加之统治者开挖人工运河沟通各水系，使得苏州交通中水路占据了极大比重，而这也就使得作为城内外河流水系联通的水门在交通体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吴地北上需借助近海航运时，附有东向入海的交通价值的匠门便担负起了极其重要的交通职能。

（三）工农混合的生产重地

匠门之名，在上文中我们已然考证是源自其为工匠聚集之处，而与此同时，匠门也毗邻苏州的农业地区，这使得苏州城中的粮食及农副产品的供应大多需经过匠门运入城中。

在阖闾建城之初，匠门附近便有被设定为农业区的趋向。《吴地记》载“匠门外沙里中，城东五里有猪坟，是吴王畜猪之所。东二里有豆园，吴王养马处。又有鸡陂。阖闾置豆园在陂东”。除此之外，《吴郡志》中还提及“鸭城，在匠门外，吴王筑以养鸭”。由此可知，以匠门为中心的苏州城东侧，分布有诸多农业场所，而这些农业场所的设立，无疑表明在官方规划中匠门所在地为农业区。而农产品在生产出来后，必然需运输至城中，此时距离城市中心更近的匠门无疑成为进出城的重要通道，而城内外发达的水网和水门相配合，也就使得大量农产品可以通过匠门快速运入城中。

古代城市规划中，大多会安排同职业的人生活在同一区域，而上文中我们在对匠门名称考证时，曾提及匠门之名源于工匠于此聚集。综合顾颉刚之考证和匠门外自然环境的分析，可知匠门的自然环境和生活人群皆体现出工业区的特征，故此我们可以认为匠门处正是当时苏州城的工农业区。

当战争不再是时代背景后，匠门作为东面城门终于可以发挥其沟通连接作用，其面向东方、偏向东南的地理位置使其毋庸置疑成为苏州东向入海的重要起点。城外的农业区和家禽养殖对于匠门的依赖也十分明显，这就使得匠门的职能在此时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可当这些需求消失或被其他城门分担后，匠门便面临疏于维护、趋于淤塞的境地。

四、匠门的废塞

匠门于唐时“陆路废”，至宋时水陆皆废，且并未重辟，究其原因，应是这一时期苏州城内外环境的双重变化。城外自然环境的变迁造成城门淤塞的同时，城内人文环境的变化又使匠门失去了被重辟的价值，以至于其淤塞废弃后仅仅“刻石于右以识”。

苏州，西临太湖，东接于海，水利问题始终是苏州城市建设中的重中之重，其分为城内水利和城外水利两个方面，城外水利又格外引人注目。自苏州城营造以来，苏州水利便成为苏州兴盛的基础，郏亶所言“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水田之美，无过于苏州”便是最好例证。[12]262但唐宋之时，苏州水利格局恶化，同时导致水文环境变化，在无形之中对城门产生影响。

苏州水利历史悠久，但唐宋时问题激增，不仅“堤防尽坏”，甚至“天雨未盈尺，湖水未涨二三尺”便使低田“一抹尽为白水”。[12]269当时“风波相凭以驰突，废民田以潴鱼鳖”，[12]260-261郏亶言“自唐末以来，经营至今，而终未见其利者”。[12]262可见当时苏州所面临的水利问题之严重。

郏亶认为苏州城所在“地皆卑下，犹在江水之下，与江湖相连。民溉（既）不能耕植，而水面又复平阔，足以容受震泽下流，使水势散漫，而三江不能疾趋于海”[12]267。这就使得苏州城难以泄水，从而在水势变大、水量增加后极易遭受水灾。古人为防水患所筑之堤防，又“因田户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12]268。破圩之后所造小泾、小浜，又因“是（堤）岸不高，遂至坏却田圩，都为白水”[12]269，常遭水患。除此之外，由于圩田堤防遭到破坏，使得民田容水，造成了“水与江平，江与海平”的局面。苏州之水东泄于海，受到海潮影响，在民田容水的情况下，港浦水流流量减少、流速减慢，以致“唯大水之年，决之则暂或东流尔”[12]276。外泄水流势力的减弱，意味着入侵海潮的力量的增强。当时海潮甚至“直至苏州之东一二十里之地，反与江、湖、民田之水相接”，这样的情况下，河中泥沙极易沉淀，以至于当时三江中“二江已塞，而一江又浅”。[12]269在此基础上，本就“远接江湖，水常暴怒”的苏州，[4]802自然无法抵御洪水，而洪水退去之后，其所携带的泥沙则淤积于河道之中。

匠门的水陆双城门构造，使其水门可连接城内水道与城外河道，并且可南下松江，至沪渎入海，是当时重要的出海通道。那么我们或可断定，水流自匠门可南下沪渎入海，海潮或松江洪浪亦可溯至匠门。加之唐宋时“水不能湍流”，其所携泥沙极易淤积，而苏州城内之水，“常自阊、盘二门入，由葑、娄、齐三门出”，[1]故匠门难以利用城内水流对泥沙进行冲刷，以至于泥沙极易于此处淤积。同在东面的葑门，在这一时期也曾淤塞，但是作为城中水流的主要泄水口，“东南长生之水乃环城而东，径由葑门之外，以出于城中”，且其距离松江及运河较近，“舟船自南来，非东入葑门，即西入盘门”，[1]故在其陆路塞后，范仲淹当政苏州后便又重辟。

唐宋之际，苏州水利体系所面临的困境及其背后的水文环境变化，极有可能是匠门淤塞的一大诱因。由于目前我们还无法直接证明当时的海潮入侵与水利环境变化对于匠门等城门的影响，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与西边阊门城洞下拥有“湍涌最急”的五泾之一不同，[3]23-24东面城门处的水流是极为平缓的，这也是为什么南来舟船可以在此入城。在这种本身就易淤塞的水文环境与海潮效果叠加下，城门淤塞便不足为奇了。

此外，与匠门以工业、农业为主不同，位于苏州城西面的阊门以商业为主。《吴越春秋》载伍子胥营造苏州城时，“立阊门者，以相天门，通阊阖风也”，阊门与匠门在当时肩负着阖闾的雄图霸业，阊门西向，因“阖闾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阊门以通天气，因复名之破楚门”。匠、阊二门分立东西，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苏州城市的东西二区，其发展与兴废存在一定的同步性，并呈现负相关态势。 

早在唐宋之前，阊门就已为苏州繁盛之地。西晋陆士衡有诗云：“阊门何峨峨，飞阁跨通波。”[13]48阊门借助运河带来的大量旅人，逐渐成为苏州最为繁盛之地。位于阊门外的枫桥，因位于运河旁，“自古有名，南北客经由，未有不憩此桥而题咏者”，[12]244其中以张继《枫桥夜泊》最为著名。除此之外，韦应物有诗曰：“凄凉千古事，日暮倚阊门。”白居易亦有诗曰：“阊门四望郁苍苍，始觉州雄土俗强。”[12]22

宋时，阊门的繁盛更加明显。《吴郡志》载“户部百万仓，在阊门里”，“望云馆在阊门河南。高丽亭二，一在阊门外，一在盘门外。旧高丽使人入朝，作此亭，以馆之，今犹仍旧名”。由此可知，此时阊门已然成为苏州城的重点区域，其不仅设置有户部百万仓，还拥有诸如望云馆、高丽亭这样的官宇，相比匠门的“鸭城”“鸡陂”，阊门的职能更为凸显商业与对外。而此时的坊市分布似乎也在体现阊门的商业色彩，据《吴郡志》载，城中共有坊市六十余处，其具体分布如下：

从数量上看，乐桥东西的坊市数量基本相同，但是细究各坊市位置我们发现，位于乐桥西边的馆娃坊、和丰坊、武状元坊、立义坊、至德坊分别位于果子行、米行和寺庙周边，而东面的坊市却并未出现这种情况。

在此基础上，运河西过苏州的情况进一步加剧了东西城区的差异化。王卫平基于《江苏金石志》中的《府学附地经界碑》认为：北宋时期，苏州的商业中心在城中部的乐桥一带，随着坊市制的解体，商业市场不断拓展，特别是临近运河的阊门一带逐渐成为人口聚集之地，发展成为新的商业区。[14]这一趋势不应至北宋才出现，在唐时或已有所表现，只不过受制于坊市制度，发展速度并不快。

以外部水文环境的变化为诱因，加之内部城市环境的变化发展，东面城门在城门中不断衰落，乃至匠门淤塞后竟无人提出重辟此门。宋初鉴于晚唐五代藩镇割据之弊，曾令江淮诸郡毁废城垣，故江南东西、两浙等南方地区，被迫或自发毁弃城壁的现象较普遍，导致许多府州县治所城市长期没有城郭，或虽有旧城而常年不加修理，使其自然废弃。[15]286南宋时苏州府因面临北方政权的压力，不修城的政令开始被打破，[16]自政和年间，苏州城的维护与修建始终在进行，据〔正德〕《姑苏志》记载，政和至咸淳年间，苏州城池数次修建，甚至一度“为一路城池之最”，宝祐年间更是“补建葑、娄、齐三门楼”。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淤塞的匠门，由于已经失去了重辟的价值和意义，并未在城池修建过程中得到重辟。

五、小结

匠门，自春秋建门至宋时淤塞，千年间的名称变化与兴废，在苏州古城的诸多城门中尤为特殊。其营造、职能以及存废，早已跳出城门个体，进而成为整座城市在这一时间段内变化的缩影。匠门在其存在期间的名称变化、职能变化，大致反映了苏州城在这一阶段的变化。唐宋以来，受到苏州城外部水文环境变化、水利设施失能的影响，苏州本身“水常暴怒”的水文特点被进一步放大。而同时城市内部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以阊门为中心的西部城区在唐宋已经展现出城市中心转移的趋势并持续发展，东面葑门的出现以及其较匠门距运河更近、泄水更为便利的特点使得其完全可以代替匠门。职能被取代，使得匠门最终在唐时废陆路、宋初废水路，最终彻底淤塞废弃。

＊此文系《苏州全书》之“苏州历史地理编著”项目（SZQS202202）资助成果。

（作者简介：宋天聪，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

栏目编辑：胡渝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