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书编修的过程中，时常浸淫了“以志存地”和“借志自显”的创作心态，明朝南京尤为典型。较北京而言，明朝南京是从京师地位陨落的陪都次中心，中央与地方尊卑等级及其衍生的不同政治待遇悬横在南北二都之间。而较其他地域行政单位而言，明朝南京又拥有着与京师相同的行政机构与政治象征，在南北分野的历史语境下，天然成为南士心目中的精神皈依与文化代表。留都建制使得南京拥有编纂职官志书的政治条件与要求，而人文渊薮的地域文化传统更使其方志纂修事业蔚为大观。南北地域的差异化与政治对抗性的交横绸缪，使得明代南京志书的纂修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意图。本文主要以明中晚期南京地方所修志书中的序跋为研究对象，考察其中体现的纂修心理及其文学隐喻。

一、明代南京志书中所涉主体的场域变化

明朝建立后，为强化国家一统和天心归汉的意识观念，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志书修撰工作，多次下诏纂修各级志书，并颁行了详细的体例与内容规范。明代南北两京所修地方志书种类繁多，据相关学者统计，南京存有地域志20部，包括南畿通志2部、南京都城志5部、应天府志1部，应天府所辖县县志12部；另南京官署修有职官志书35部。北京存地域志10部，包括顺天府志2部，辖区志8部；另北京官署修有职官志书31部。[1]出于明确的学术目的和有限的探查手段，明代两京志书存佚现状的考察无法囊括无遗，但可以推论的是修志现象在明代两京的众多领域中广泛存在，且其撰修年限大多处于嘉靖至万历间，数量与时域的重叠，不免增进了南北二京以志争胜的观感。作为明代政治与文化中心，收集与编纂相关资料不仅反映了城市身份的特殊性，也是对其历史和文化成就的一种官方认可与记录，以此加强二京在明王朝城市框架中的显赫地位。而南京国都形象在志书中的塑造与明廷的文化意图及其政策调整密切相关。

作为明初首都与随后的陪都，南京各地方资料的保存整理一直备受明朝统治者关注。迁都之后其核心关注度虽遭下降，但地域威望尚存。弘治以降，南京修志之风昌兴，嘉靖、万历、天启三朝臻于鼎盛，志书数量宏富、体例精严、类别多样。从志书所涉对象场域变化而言，明初南京因独尊地位，享受着超凡的地域考量与政治资源，此时南京志书的编纂也多带有肇基立本、宣耀新政的政治谋虑，由明政府组织推行，志书记载也多超出南京的地域范围，具有笼覆全局的核心意味。正统以下，地方属性加强，场域逐渐细化，乃至一山一寺、郎署一司皆有专志。修纂人员的身份类型亦逐渐多元，包括留都官员、地方名贤、南监生员和应聘修志者等不同群体。这一演变趋势表明，随着正统年间南北二京政治地位的定准，从京师跌落的南京有着提高地方声望的文化用意[2]，也彰显了明代南北分野与争胜的时代背景下，作为南部核心的南京文化实力的益增与彰显。藉修志行为以存名于世，既是场域得以明确沿革运转的客观需求，同时也是乡贤与游宦群体乃至专职修志者对所涉场域的倚重及借此显耀声名心理的展露。

明前的历史语境中，南京的城市记忆遍带六朝的苟全浮媚，“唐宋以来凡是有关南京的诗词佳作，几乎无一不是从六朝历史汲取灵感”[3]，立身之朝的短命丧乱给予这座城市一种遭诅的迷幻底色，故而改变固有的金陵国都形象成为明初朝野自觉的文化实践。明初文士的帝都书写普遍氤氲着一种今非昔比的感慨，以一种置身历史与国家整体的博大视野，在古今对照中畅言当下国都的宏伟雄迈，进而憧憬新朝辽阔慷慨的未来，折射出政权鼎革下时局与观念孱入文本的表现。延及后期，失去了京师的地理光环及其所系优待，南京志书深化了对地方性的考量，出现了大量的志体著录。相比京师各衙门的中枢之尊，自有国史掌录，南京各衙署普遍有着“考实缺然莫纪，将惧故老之凋夷，而见闻之渐佚”[4]4的文献散失而至身名无存的幻灭感，修志成为明职守、备征信，附名以播扬亿万斯年的不朽文化事业。涉志部门中，除留都各部、院、府、寺、垣、司大抵都有专志外，其涵盖对象还下移至次级行政单位，乃至部院所辖营造厂司，如《明南京车驾司职掌》为南京兵部四司之一的车驾司专志，《南船记》载录龙江都水分司所造船只事宜，《龙江船厂志》则为明代著名造船工场南京龙江船厂的专志。地域类志书的修纂同样呈现出细化下沉的态势，现存明代南京辖区地方志主要成书于嘉靖、万历两朝，其中既有《金陵古今图考》《南畿志》等存留帝都考量的体量宏视之作，亦有《献花岩记》《栖霞小志》《牛首山志》等存意于一山一寺乃至一景致的限区之作，空间缩小背后是地域特性的加强，借山水景物以名地望的意图愈加明显。兵、工两部所辖厂司职官资料的编撰与明中后期战患袭扰江南不无联系，而南京山寺点地志书的出现则与明中叶后江南整体文化声量日益隆盛及其派生的频繁文化活动密不可分。凡此诸种，皆指示着在观念构造和时局动态上，以南京为核心的江南地理模块与文化象征正在重新回归首要地位。迁都之后蛰伏的南京，在嘉、万年间日益尖锐的社会和民族矛盾之中，逐渐振起，间接催生了众多渗入个人之思、建构地方话语权力的志书。

二、地同时异：旧都余晖的时代色彩

志书编修的目的之一在于知沿革、明始源，历时对比也为志者所着意营构。南京志书在古今参照中自觉以突出当下为旨归，时代色彩依附并形塑着城市的气性与评价，远距的六朝与近距的明初同时参佐着当下，投射在中晚明文士对于南京的感知中。

以明初的显耀为中心，六朝南京的浮艳偏安与中晚明的沉落不甘依稀取得了某种呼应，对应着南京形象的正与变。在地理志书中，序记者刻意凸显了南京的一统国都属性，营造出圣朝首化上地的地理优越，意欲振衰起弊，涤除六朝遗想。如焦竑在给〔万历〕《上元县志》撰序时，即明言“上元，古金陵，自诸葛武侯称为天府之国，孙吴是始都焉。六朝嗣起，文物勃兴，而规摹建立，未离偏霸。至我太祖高皇帝，藉江左之力，奄甸六合，定鼎于斯。虽一再世徙都北平，而二京竝建，与丰镐争烈，非复六朝之旧矣”。虽极力喧显南京的功治，但帝权的抽离使得沉寂的六朝印象得以复发，“宇内人士齿及敝，动以东晋六朝目之，而来游来歌者，尚拾昔人慨叹之余唾……今不曰丰芑之遗休，而曰六朝之故习；不曰《卷阿》之余韵，而曰江左之流风，此非仆之所敢知也”[5]。这种拾取昔人感慨陈论的语调损害了明朝建国之初对于南京形象的修复和重塑，其中既有固有偏见的作祟，亦与时代风气密切相关。弘治而后，以盐政为代表的财政制度改革加之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催生江南高度繁荣商业活动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士人风气。“今之留都，几务参于元臣，犹古保釐也。纨绣罗谷是之自出，俗鲜由礼，犹古世禄也。都人士又伪以率之，亹亹谈道义，其实戚戚营利欲。呜呼，盍亦内省乎哉！”[6]宦民对于物质利益的热衷，使其对道德事业的追求减弱，加之政治的腐化与偏离，使得南京那种“都将盛德熙文治，殊俗全还太古风”[7]恢弘盛蔚的帝都气质愈发减淡。故而匡正南京的当下风气、补正形象成为志书纂修的重要目的之一，聚焦南京的帝都身份而彰显奠基意义成为中晚明地志序记文本的主要叙述策略，如应天属县的志书叙述中，“矧高淳王化首沐之地，尤不可无”[8]“矧古棠京辅冲衢，其关系视他邑尤重”[9]“江浦，畿南首善邑也”[10]等言论比比皆是。在为南京属地确立“王化先地”典像的同时，序记者的改化笔触溯及六朝，增进了南京的地势优越及其体脉沿承，“夫建康古称帝宅，孙吴、东晋、宋、齐、梁、陈以及南唐，虽皆偏安割据，实亦京辇神皋。况我皇明天启造锼，冠履夷夏，岂望气者而后知哉？”[11]8文本存叙与乡民仕宦的自耀心理，共同营造并维护了南京承传有序的帝都伟像。

不同于地理志，职官志书的序跋文本在描述南京官署时并没有前朝畴类用以比较，其所参考的对象只有同代的北京各衙署。而南京官署的创制及之后南北并列的体制本身即是新朝对历史之嘲的强劲回护，六朝绮丽偏狭的不堪也就未曾引起职官志者的思虑。迁都之后南京游离于权力边缘的特殊地位，掺合着明中后期思想激变及党争迭兴的时代特点，使得追溯源统以抬尊地位成为留都官署志应对落寞处境的叙述选择。“圣皇奠基创制之所”，是职官志序跋作者对留都衙署的经典造像，洪武、永乐二朝随即成为志者于煊赫世系中的日常慕想。“二百六十年以来，东朝秉元良之度，庶寮尽辅导之职，皆二祖贻谋之善也。即继此而百千万世，前星长耀，羽翼惟良，皆二祖之烈也。如是而二祖党日开府设僚、创制立法与诸臣之遗言遗事，讵可不为昭揭之”[12]462-463。明初历史充当了留都各衙署的要位，昭揭二祖功业也就成为明中后期南京职官志书标榜的核心要义。在对职署权力空间演变的叙述中，序者围绕着追忆开国奠制展开了对往日隆盛的遐想，进以抬尊本部权位。标榜创制沿革意在明晰留都官署职权所在、所尊，这种忆古自重的心理状态，与明中期兴起复古主义思想浪潮更唱迭和，化作志书序跋链接明初与其时的叙述关键。留都官署志序跋由此构筑了各衙署的显赫底色：

昔我高皇以虎臣定天下，至于立纲陈纪，恢皇王之化条，则亦惟是文学耆硕之英是咨是度。暨乎文皇，委重滋甚，心膂之寄，非是不畀焉，所谓以武克，以文宁者也。是以我朝一代之治，沨沨雍雍，有汉之质，无汉之陋，有唐之文，无唐之靡，畴其赞之，斯亦儒彦之效也已。[13]

我高皇帝定鼎南服，张官置吏，首设吏部，以纲纪百僚，其委畀最重，而操柄最一也。……二百余年来，列圣代兴，作求世德，亦惟是监于成宪，讵能舍兹丰芑旧章，而他有徵信。[14]21-22

凡志籍所载，皆高皇帝经纬之法，法至于今弗废，即大圣人之精神，历于久而弥新，岂止符司为然哉？[15]

相比于地理志书翻覆旧相、涂抹陋见的序论方式，官署志书所刻画的留都各部以忆本固初的方式承留帝都余望，其所赓续的治政意义成为序者书写的加意之处。参辅圣治、存载经纬之法等印记是序者对留都官署的主要抽绎，拓展了志书文本的异代价值，“俾后之习掌故而考宪章者知所自云”[4]10。“昭建制”与“明源演”，以超越时空的立论，重言留都官署关涉紧要的地位之尊。在其刻画之下，遗留于中央权力核心之外的南京各部司，仍然以一种主动的方式参与到政治话语权的争夺中。

三、南北争胜：留都形象的地域之思

《重修南京吏部志序》（章宇孝　提供）

不同于历史形象给予这座城市的今昔之慨，当下南北权柄偏固的现状更能引发留都士宦的怅然别思。在中晚明南京志书的序跋文本中，“在南”是作者对所处地域的特质感知，并贯透在其对南京形象的刻画中。作为一个方位名词，“南”所指代的不仅是地理划分上的帝国南部，也指代了被闲置的政治单元及其所衍生的思想心态。留都各部衙所修官署志，志名之中“南”“旧”“留”等字眼比比皆是，“曰南者，对北而言”[12]463，刻意营造了一种“宦南”心态。迁都之后，南北政治格局逐渐稳固，两地士人的心态却随之逐渐失衡。宦北者对留都及其任职官员有着自然的心理优越，言语中时常流露出对南任的不屑与清嘲。两京权重对比中，南曹职事的清简被过度刻画，并在这种偏颇认识下愈加被轻视否定，乃至有臣子奏议裁撤南京官署，[16]一种朝不保夕的危机意味由此形成。在北京语权强势的威压下，部分留都士宦进而形成一种自动调和、欣于闲逸的豁达。“翰林职亲地近，世人艳慕以为神仙。至南掌院，无朝参侍从之劳，兼山水文酒之乐，又仙中之尊且逸者。居之者或以养望，或以藏拙”[17]。这种隐逸心理的生成既是个人心性的展露，亦是地域处境使然，由此可见南曹闲冷的认知并行于南北官员间。

虽有随遇而安的达观之见，但面对南冷北炽的地域差异，南京志书还是普遍采取了一种自重的叙述态度，序跋作者对其“根本重地”身份的标举同然一辞。迁都作为南北分野的症结所在，被地、职两种志书反复提及，“太宗迁鼎于燕，而仁皇、宣皇犹以储君监国。迨至英圣，始改顺天为京师，以应天为南都，台省并设，不改其旧，夫岂能忘惟艰之业哉？”[11]12序者重在强调南京所代表的创始意义，以之冲抵北迁对南京的声望打击，并试图弥合迁都所导致的地域级差。在地理志书修饰下，两京分峙的地理格局成为本朝旷绝一世的制度安排，即所谓“南北俪壮，陋眡丰镐，劣观关洛”[18]。以周、汉并设两京自拟，南京地志试图在历史语境中寻找立论依托，将南京拔高到与京师同等的话语权位上，“两都并建，周汉以来皆然，而孟坚、平子恒原本极命，润鸿业而写怀思，岂不知国体之固然。夫亦卜瀍定鼎，有不世之奇，而一代之休明，咸发祥于根本之地矣乎！夫其地重，则事不得独轻”。

经过地志序者的反复申说，“重地”不断强化着南京的城市定位与“事不得轻”的政治属性，彰显出地志文本营构南北二京对等地理重视的努力，然而集权制度下帝王的偏离使其企图成为妄念。同时，南京有着“川岳灵秀，佳丽甲于寰宇”的形胜之佳与“奇气所钟，文人才士斌斌焉”[20]的人杰之美，单纯从地理因素出发，南京有着北京尚且无法企及的地利人和，故而地志中对当下清冷的陈述偏少，它体悟到仍是时代更替而造成的待遇落差。

相比而言，留都官署志对于南北境遇之别的感受更为细致具体。明代政治文化对官员南任这一近贬的仕途调动常以“诗酒乐地”为宽慰之词[21]，这即是对南曹轻闲实况的描摹，也表明留都职官拥有着充裕的创作空间和时间，继而促成了别有寄托的书写传统，这种传统在职官志书中亦可探寻一二。

自燕都嗣建，吏部事权稍移而之北，学士大夫，至视南曹，若宋之洛下，为仕窒回翔之地，势之所趋固尔。若乃太府之所藏，师氏之所掌，令甲故典，则班班具在矣。

自铨衡之柄移而之北，南铨几号为闲曹，四司职掌半属文具，独留都内计仍在南铨。自来南计夙称平允，朝野厌服，以为衡鉴之宗，则知优闲养望之地，故多简要清通之品乎。

自燕都肇建以后，铨选黜陟之权，虽稍移而之北，而煌煌祖训，南国实首奉丝纶。况权有重轻，职无同异，遵而守之，何敢二焉？[14]

“职无轻异”是职官志于地理志营构的“肇基之地”外赋予南京的城市品格，序者的论述不再囿于标举太祖创制的烜赫，进而立足当下，在职言职，以南北二京的不同遭际为端由，针砭世风。上引《南京吏部志》所述留都吏部事宜在承认事权清简的同时，以司职平允、典藏掌故为根柢反驳士宦对南曹“仕窒回翔之地”的刻板印象，既树立起不得二视南北的权职分论置评范式，也成为志者托重署职、以南争胜的表述策略。“自永乐十八年成祖皇帝迁都于燕，政务尽归北司，南曹似属清简。然太祖高皇帝缔造之初，诸凡规制，尽在南中，圣子神孙，法祖攸行，羹墙陟降，何敢忽之而不讲？”[22]

在南京地理紧要性的呈现上，序者除了叙述官署未必闲散的实况外，亦依仗时局抬隆地位。嘉靖以降，东南倭患骤起，南直隶作为帝国南部核心首当其冲，以嘉靖壬子(1552)至戊午(1558)间受倭袭扰最为昌炽[23]。临战之世，南京与战备相关的兵马钱粮各司成为要津，留都官署志及时把握了这一时政热点。修成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的《南京太仆寺志》即反映了这一动乱，在其序言中，南京太仆寺少卿章焕谨言“国朝建北寺南署，颇称燕闲，士大夫咸缓带舒绅，乐其无事。顷者，虏骑猝至，军需告急，有司犹怠散因循”。由此可见成说旧习对南曹形象认知与官员履职方式的影响，以及动乱时局下悠游闲逸导致的职署怠散的窘迫。官署志序者对虏寇侵袭的叙写，多为凸显本署紧要的背景伏笔，故有“夫牧寺介在江淮，联络南比，以控驭中原，无事散之民，有事朝发而夕至耳，此贻谋之意，万世之利也”[24]的自耀，而此后续修的兵工两部职掌条例、所司营造资料何尝不是受兵戈扰攘时局的促成。武事的推重外，南畿文事的昌隆亦为留都官署志所倚重，南畿的经济、文化一直为全国翘楚，以科举表现而言，明代南直隶鼎甲进士人数接近全国鼎甲进士总数的四分之一，名列前茅[25]，遑论进士之数。“人文甲天下”的地域胜场催生了《南国贤书》这样载存南畿人杰的资料，同时积淀为留都人文荟萃的地域人格，并为志书所增益。“金陵自六代来，士多游丽辨论，弹射臧否，剞析豪厘，擘肌分理，故海内以清议归南都，而台实衷其是。”[26]将官署职能与南京地域品格相依附，序者对于留都官署的推许进而附着了倚重南京的言外之意，“此志之刻也，于以重南台，因以重南都也”[27]。职、地一体共荣的类聚效应，加之南京优渥的人文地理条件，促推了职官志书的地域自信，“成祖徙都北平，虽台制无改，而宪务稍希，然倚天堑为险阻，特设操巡秉宪，六军万姓，蒐练拊循，以壮我根本重地。至南床白简，朝发夕驰，举朝奉为功令，则南又觭重于北矣”[28]。较之并重南北的地志文本，官署志对于南京形象的拔高显得更为强劲。两者叙述差异的形成导源于两类志书的载录对象、修行空间以及结构模式的不同，同时也提示了南北争较的核心仍是政治权力的分配。

四、志以名地：文枢显耀的体例别思

《洪武京城图志》中的皇城图（章宇孝　提供）

志书以存史、资治、教化为要务，良史传统使持正客观成为志书显扬的书写态度，驰骋才思的文学性笔触便为其所排斥。然而在具体纂修过程中，以志耀政的自矜心理与“春秋笔法”的叙史传统又使个人之思渗入志书各处，通过体例编排传递作者己意为中晚明南京志书所聊赖。艺文作为史体著作的重要内容，亦是地方志书的应有之义，从其编纂目的来看，不脱“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考量[29]，而入志艺文大多为地方文献文本的罗列整合。志书纂录艺文以备考征为首要目的，关乎风土的系地性则是诗文择取主要标准，在志书比重上受到志者有意限制。然而地理优裕加之记述范围有限，使得凸显风土形胜成为部分南京志书收录艺文的要旨，尤以山寺等志为突出。“有谓是山诗不少，志似赘者，抑岂知夫古今事殊，有难并论乎？且自采诗之典废，世之作者散在四方，其人不恒存，其诗未必皆传，孰与辑为一书，可要之久远哉？”[30]此类志书记述对象的限狭使其没有宏大的历史铺展与体量，所依仗的就是关涉地点的诗文，构成了志书的主体。同时，诗文作为存续地点的载体，巩固并强化了记述对象的籍录价值。《献花岩志》即因其“一则品题山川宗庙之琳琅，一则激扬材美东南之竹箭”[31]的吟咏之盛，书成隔代之后方为乡人刻印成书。对于志者而言，诗文是弘奖风雅绝佳材料，有意收集名公硕望的关涉诗文成为志者鼓吹治地、彰显良史风范并附之以自重的捷径。

显耀风雅形胜的同时，由于留都特殊的政治地位，志书收录艺文时又偏重政治因素的附着：“江宁形胜，故甲天下，词人墨卿所咏，不可偻指。今唯录其关邑治者于各类下，以便考境。其金石大篇，唯系政治之大者，随事分注，余止名于碑碣中，因文繁弗能载也。”[32]有限的存量下，关乎治政成为诗文载录的唯一考量，以艺文佐证治功的同时，表明皇权依附对南京地域权望生成的意义。《南京都察院志》《南京吏部志》《南京太常寺志》《南京太仆寺志》《续南雍志》等留都官署志以帝训圣谕列之书首，单列一卷，以尊王自道，其深层考量仍是借重皇权以自显，是志书辑录系政诗文行为的深化与变体。留都官署志对于诗文的处理方式不一，或单独成卷，或于各卷首附以相关作品，其目的大都为与史较异、以备稽考。但也偶见文学艺术之考量，王逢年在《南京吏部志》的提纲中展示了《艺文志》辑录标准，意在指明本署作文一贯切合中央政府对于文风的倡引，自耀之情溢于纸上。志者以“诗文”作为文本展示样式，在艺文量与质的两重增广中，深化地域政治属性的同时，也诠释着地域自带秉性，高度强化了南京的古今紧要与文质兼胜。

人物传记的别出心裁同样显示了南京志书作者在借志隆地上的良苦用心。士宦人物是南京情状的直接见证和参与者，其经历则是地域记录的绝佳材料，志书对其偏重成为必然。在人物涉南经历的编排上，严格择取资料是志者传递切实客观精神的首要论述。

宦迹惟传，守令而下有迹可纪者书之，监司部使，非郡所得专，皆不传。……一行列女虽并传外郡人，然惟守土臣及名节显著者，余不敢滥及。[33]

宦迹有传录，循吏也。其治行卓异，敭历未艾者，法不得入。[34]

列传随职官次第年任先后，凡未履任者，即理学如蔡公淸，文章如王公维桢，亦不入传。其他致位台鼎而任本监，不二三月遽转北者亦然。[35]

志者于传主和志书之间的关系有着清醒的认识，着意于人物品行功业，名宦人物的经历叙写是志者以别视的角度传递地望、标榜治政的有效方式，职专成为其择选人物的要务。而言说的有效呈现，除了志者客观表述外亦有赖于志体内容的精审。因此，在突出入志人物职专的同时，品贤成为志者在修纂人物传记时的叙述侧重。不同于史体人物传记兼载善恶的典范，留都志书仅“采人之所长，汇而成之”[36]的背道行为无疑强化了志体的目的性，体现志者的功用心态。

艺文与志传编排的体大思深，使得留都志书在存留史实、资佐治政、表彰风化之余，闪耀着文藻与思辨之辉，使其于客观典范的志书体例中有所突破。而序跋凡例中议论的频现，与客观叙述的志体正文相裨补，传递着志书的深层内蕴，指涉志者别思，共同功用于留都名望的扩充与抬升。

（作者简介：章宇孝，浙江大学文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及文献。）

栏目编辑：计欣然

参考文献

[1]罗浩.明代北京地方志中医药文化发掘研究[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19.张英聘.明代南直隶方志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吴恩荣.明代两京官署志的纂修及其政治文化解读[J].历史档案,2015（2）. 

[2]方骏.明代南京诸司的官署志[C]//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余来明.从南京到北京:明代前期的政治、历史和文学想象[M].北京:三联书店,2023.

[4]孙玮.重修南京吏部志序[M]//王逢年.南京吏部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15.

[5]李登.后序[M]//李登,等.〔万历〕上元县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10.

[6]黄佐.庸言 14卷[M].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刻本.

[7]曾燠.江西诗征[M].清嘉庆九年（1804）赏雨茅屋刻本.

[8]贾宗鲁.后序[M]//刘启东,等.〔嘉靖〕高淳县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15.

[9]王宗圣.六合县新志序[M]//董邦政,黄绍文.〔嘉靖〕六合县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13.

[10]周一经.序[M]//沈孟化,张梦柏.〔万历〕江浦县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

[11]陈沂.序[M]//闻人诠,等.南畿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17.

[12]丁绍轼.南京詹事府志序[M]//邵点,南京詹事府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16.

[13]周应宾.旧京词林志序[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 第259册.

[14]王逢年.重修南京吏部志跋语[M]//南京吏部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15.

[15]傅宗皋.南京尚宝司志序[M]//潘焕宿.南京尚宝司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16.

[16]朱忠文.论明代官员的留都衙门观[J].安徽史学,2023（4）.

[17]冯梦祯.旧京词林志序[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 第259册.

[18]闻人诠.南畿志叙[M]//闻人诠,等.南畿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17.

[19]石允珍.刻江宁志后跋[M]//李登,等.〔万历〕江宁县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12.

[20]康大和.序[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 第104册 省中稿.

[21]朱忠文.论明代官员的留都衙门观[J].安徽史学,2023（4）.

[22]潘焕宿.凡例[M]//南京尚宝司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16.

[23]冯贤亮.城市重建及其防护体系的构成——十六世纪倭乱在江南的影响[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1）.

[24]雷礼.南京太仆寺志序[M]//雷礼,等.南京太仆寺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16.

[25]管宏杰,郭培贵.明代南直隶鼎甲进士地域分布与社会流动[J].历史档案,2022（1）.

[26]祁伯裕.南京都察院志序[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史部 第73册 南京都察院志.

[27]王永光. 南京都察院志序[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史部 第73册 南京都察院志.

[28]施沛.南京都察院修志始末[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史部 第73册 南京都察院志.

[29]马春晖.中国传统方志艺文志研究[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

[30]盛时泰.牛首山志序[M]//牛首山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12.

[31]焦竑.献花岩志序[M]//陈沂.献花岩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12.

[32]李登,等.〔万历〕江宁县志[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2.

[33]程嗣功,等.〔万历〕应天府志[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1.

[34]沉孟化,等.〔万历〕江浦县志[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

[35]黄儒炳.续南雍志[M].明天启六年（1626）刻本.

[36]汪宗元.南京太常寺志[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6.